"\u003Cdiv\u003E\u003Cp\u003E來源：遼寧日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劉少奇在中共滿洲省委雖然僅僅工作了8個月，卻領導了震驚中外的中東鐵路工人鬥爭，指導了北寧路工人爭“花紅”的鬥爭，把黨的工作推動到東北的城鄉，深入到學生、士兵等各個羣體，滿洲省委成爲黨領導白區鬥爭的重要地方組織，開創了東北革命鬥爭的新局面，積累了寶貴的白區鬥爭經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分清公開工作與祕密工作\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省委黨史研究室徵研一處的劉欣說：“劉少奇同志後來被全黨確立爲白區鬥爭正確路線的代表，有他在滿洲省委期間工作成果的因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劉少奇來到滿洲省委時注意到，當時由於受“左”傾機會主義影響，黨員幹部常常把公開工作與祕密工作混爲一談，在他主持制定的 《最近一月來工作的總結與今後的計劃》中明確提出：公開團體內及羣衆中不許談黨的事，不許有祕密文件，在形式上公開的工作與祕密工作完全分開，不能使敵人從公開活動的同志方面，找出黨的任何證據和組織關係，同志的被捕必須是爲羣衆利益而鬥爭的被捕。公開羣衆的發展，必須與黨的祕密工作同時進步纔行，不然就是羣衆運動的破壞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滿洲省委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做好保密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處理好祕密工作與公開工作的關係，既保護了組織的安全，又密切了羣衆關係，發展壯大了革命力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政治鬥爭與經濟鬥爭相結合\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時黨內“左”傾路線的領導者不懂得白色恐怖下利用合法鬥爭的重要性，強調公開活動，強調赤色工會獨立領導等，劉少奇爲此與他們進行過激烈爭論，他指出，在當時中國的條件下，整個黨不能不處在非法的地位，所以問題只在於如何利用合法的組織和合法的鬥爭去爭取和領導羣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針對“左”傾路線的領導往往忽視經濟鬥爭，過分強調政治鬥爭、政治罷工，如在紀念節運動中，單純以遊行示威爲目的的做法，劉少奇事後曾專門指出這“常常不能使羣衆走向我們，反而更離開了我們”，從而孤立了自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劉少奇提出把政治鬥爭與經濟鬥爭相結合的做法在中東鐵路鬥爭體現得非常突出，而在北寧路的“花紅”鬥爭中，劉少奇也注意把羣衆的“普遍加薪八分”“補發兩年花紅”等要求同反對軍閥戰爭的政治口號聯繫起來，通過這種鬥爭方式，黨的政治主張與羣衆的切身利益緊密聯繫起來，極大地提高了羣衆鬥爭的積極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輸送“學生”到中央\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29年12月，劉少奇去上海彙報工作，提出了送“學生”到上海中央訓練班和在撫順組織訓練班的形式，加強對幹部的培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時有的中央同志認爲這是和平發展的取消主義。但是經過劉少奇的積極努力，最後獲得了中央的理解和支持。劉少奇“回到滿洲將組織名冊全部清理，確定了20人的候選名單，調到省委考察後陸續派到中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時中央訓練班是以作報告的形式進行的，課程安排了政治、組織、工運、農運和軍運等方面的報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據介紹，保存下來的資料顯示，“訓練班回去的同志結果都很好，的確相當的擔負工作，情緒也比較好，就是臺安派來的三人，中央只和他們談了幾次，回去就工作，反帝同盟就組織了百餘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0年初，劉少奇派到中央訓練班受訓的幹部有任國楨、趙尚志、張幹民、李維舟、郭任民等10餘人，其中大部分回到東北後都擔負了重要的黨團領導職務。\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3739360346309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