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屯后山遗址

公主屯后山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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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屯后山遗址位于新民公主屯后山台地上。坐落于新民北境，东北紧依辽河右岸支流秀水河南岸，东南毗邻新民至法库公路，其地理位置恰处在辽河与养息牧河与秀水河三河交汇的冲积平原北缘台地，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条件。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79年发现，面积约15万平方米。地表暴露大量的陶片、器耳、器足，在东南部的断崖上发现有远古时代的房址、灰坑、墓葬。该遗址文化层堆积厚达2米，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一种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以夹砂红陶、红褐陶为主，火候较高，素面无纹饰。器耳一般以板状、桥状耳为多上面饰网格划纹，器足多见圆锥形和扁状实足，可辨器形有鼎、鬲、壶、甑、罐、钵、碗、纺轮等。此外还发现新石器早期的压印“之”字纹和划纹陶片，数量较少。墓葬为单人土坑竖穴墓，葬式有屈肢、直肢两种，随葬品多为一壶一钵。另一种是青铜时代文化，为郑家洼子类型，出土有陶器、磨制石斧、石剑柄等，多为夹砂褐陶，器形有深腹大口圆沿平底罐，空足鬲、陶盆等。遗址上层还有大量汉代和辽金时期的遗物。该遗址为研究高台山文化和郑家洼子文化提供了线索，对研究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在新民县(今新民市)境东北的辽河支流秀水河畔，于20世纪70年代末，发现了一支青铜时代早期的重要部族聚居区——新民“公主屯后山遗址”。这是辽河右岸河谷台地中发现的一处重要的青铜时代部族聚落区或城邑建筑。

在已发现的南北长500米、东西宽300米，占地约15万平方米的遗址中，堆积的文化层及其文化内涵丰富。从地表分布看，即有大量陶片、陶器耳和器足。在遗址东部靠近秀水河的临河断崖处，发现诸如房址、灰坑、古墓葬等厚达2米以上丰富的文化堆积层。经考古探查，按照堆积的文化特征，可分为四种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即青铜时代早期相当于“高台山类型”的辽河中游早期青铜文化;青铜文化晚期、汉代文化层和辽金时期文化层。其中遗址堆积的最早期和典型器物，为青铜时代早期，相当于同县境的“高台山类型”文化。其更早的遗物，则还有属于“新民偏堡类型”的新石器晚期的夹滑石褐陶划纹陶片，反映出该遗址延续久远的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

在公主屯后山典型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层中，发现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灰褐陶为主，陶器多素面无纹饰，表面多经打磨光滑。器耳多板耳和桥状横耳。可分辨的器形有鼎、鬲、瓶、壶、罐、甑、钵、碗、纺轮等。与沈阳“新乐遗址”上层青铜时代的某些器物相同，具有辽河中游北方素面褐陶系统与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文化因素。

在公主屯后山遗址的青铜文化晚期遗存中，发现有相当于沈阳“郑家洼子类型”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堆积。已发现的房址多为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址中出土的陶器多为夹砂褐陶质，以深腹大口沿平底罐为主，还有少量空足鬲、陶盆等。其陶器多胎质粗糙、火候较低并素面无纹饰。而房址中石斧和仿铜石剑柄的发现，证明了这一时期应属于辽河中、下游及辽东半岛上的青铜时代发展阶段。而公主屯后山青铜时代遗物的发现，由于其地处辽河中游的古、今交通要道上，其辽东和辽西不同部族文化交融的特征尤为突出。辽东土著的夹砂素面褐陶与辽西的鼎、鬲文化共存，显示其中间地带青铜时代独特的文化风貌。

新民县公主屯后山遗址，其不同内容和时代叠压的丰富文化遗存，为寻找沈阳地区继“新乐文化”和“偏堡类型”之后，青铜时代早、晚两期文化及其人类居住址，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人类学信息。这一历经千年有着连续堆积的下辽河文化，对研究和复原沈阳地区的早期青铜时代区域文化史，其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高台山文化，是下辽河流域早期青铜时代的一支考古学文化，最早发现于沈阳新民县高台山，1988年彰武平安堡遗址发掘后，被改称为“高台山文化”，主要分布于沈阳市新民县，法库县，彰武县。根据碳十四测年，距今3335年-4355年，典型的遗址有新民公主屯后山、新民高台山遗址，彰武平安堡等，遗存多为墓葬，灰坑，房址并存，一处陶窑，出土了大量的生活工具，生产工具，动物遗存等。高台山文化是辽西地区魏营子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主要来源。

关于高台山文化经济形态，限于资料匮乏，探讨较少，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发表的《新民高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1976年发掘简报》提到“这种文化类型或可属夏家店上层，是沿辽河、浑河流域分布最广，延续年代最长的，以定居、农耕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陈明焕从人地关系角度探讨，认为“该地区的地形地貌条件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出土的家猪和家犬比例最高，说明有以家畜饲养为主的畜牧业，还有少量的野生动物，也有狩猎活动，食物来源总体来说比较匮乏，高台山文化时期是以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定居农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主的畜牧业为辅，此外还有比重较小的狩猎、采集经济。”[27]曹钰笛从下辽河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生业与技术角度分析，认为“下辽河地区处于北温带，周围河流众多，物产丰富，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青铜时代早期出土的生产工具中石器最多，出土的生活用具也较多，出土的狩猎、捕鱼的工具有石镞、石锤、棍棒头、石球、网坠、石刀、石斧等，大量陶器的发现不仅反映出了此时制陶业的发展，同时也显示出农业的发达，正是为了满足丰收食物的盛装与烧煮，陶器才大量制作，当时居住在下辽河地区的先民们过着以农业为主，狩猎和捕鱼为辅的生活，渔猎业较为成熟。”[28]汤卓炜从人地关系角度分析认为，“出土的石质生产工具发现的不多，主要有半月形穿孔石刀、石镰、石刀等。而骨器制作却非常精细，出土大量骨器，其中用猪、牛、鹿肩胛骨或下颌骨冠突部分制作的骨铲最具特色，更适合于非旱地农业耕作活动，辽宁阜新勿观池遗址发现的一些水渠遗迹，推测可能用于稻作农业的灌溉，联系大连大嘴子发现的同时期水稻的考古资料可以推测，这里也应当于古代稻作有关，这些干渠、支渠和毛渠的组合说明，3.5kaBP这里曾经存在一套属于高台山文化的农田灌溉系统。

公主屯后山遗址于辽河流域，处于辽西地区与辽东山地之间，为它们之间的文化传播起到了纽带的作用，因此下辽河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呈现出或此或彼，既此又彼，又独具特色，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气候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使这一地区在史前时期、早期青铜时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畜牧、采集、渔猎并存的经济形态，同时这一区域的经济结构与黄河、长江流域有明显的不同，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深入探讨该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经济形态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下辽河流域古代文明产生的动因与过程的探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