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WyBWthsjVCX\" img_width=\"500\" img_height=\"491\" alt=\"劉子凡：敦煌文書展現唐代西域風貌\" inline=\"0\"\u003E\u003Cp\u003E如果說唐朝是中華文明史中的一篇燦爛華章，那麼西域就是這一華章中絢麗的一頁。自\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4\"\u003E太宗\u003C\u002Fi\u003E貞觀年間（627—\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64\u003C\u002Fi\u003E9）攻滅高昌、建立伊西庭三州，至德宗貞元年間（785—805）北庭、安西相繼被吐蕃攻陷，唐朝對西域的經營達百餘年。興盛繁榮的絲綢之路，如同徑流豐沛的大河，將西域滋養成一片豐美多姿的文明沃土。這裏既是唐、突厥、吐蕃等政權相互角逐的政治舞臺，也是東西商貿往來的交通樞紐，各類文明交流融匯，催生出豐富多彩的西域文化。然而，由於特定的自然環境因素和世事變遷，能夠直接反映唐代西域面貌的史料十分稀少。敦煌文獻的面世，則爲我們探尋這幅精彩的歷史畫卷打開了一扇大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地誌殘卷展示交通情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廣義上來說，玉門關、陽關（今甘肅敦煌西）以西的地區都可稱作西域，狹義的西域通常指今塔里木盆地及其周緣。這一地區自漢代以來就是絲綢之路的要衝，也是商旅往來的重要樞紐。由於高山沙磧阻隔，西域的綠洲城市之間通常是由特定的道路連接，這種地理形勢也造就了西域複雜的政治格局和商貿網絡。敦煌文獻中的地誌殘卷爲我們細緻地展現了絲綢之路交通的實態。法藏P.2009《西州圖經》詳細記載了西州向外輻射的路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唐代西州位於今吐魯番盆地，是唐朝最西面的正州。通過《西州圖經》可知，以西州爲起點，伸向四面八方的11條道路將西州與周邊各地連接在一起。東面：赤亭道和新開道通往伊州（今新疆哈密）；北面：花穀道、移摩道、薩捍道、突波道、烏骨道、他地道翻越天山通往北庭（今新疆吉木薩爾縣）；東南：\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大海\u003C\u002Fi\u003E道穿越沙磧通往沙州（今甘肅敦煌）；西北：白水澗道通往諸蕃部落；西南：銀山道通往安西四鎮（今塔里木盆地一帶）地區。由此可見，西州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樞紐。這也提示我們，絲綢之路不僅僅是地圖上城與城之間的簡單連線，而是由多條道路組成的交通網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更爲可貴的是，《西州圖經》對每條道路的里程、水草和可通行情況都有詳細記載。比如通往北庭的花谷、移摩等四道，路況和環境各不相同。移摩道“足水草，通人馬車牛”；而花穀道“豐水草，通人馬”；烏骨道則“峻嶮石粗，唯通人徑，馬行多損”。這不僅有利於當時人們根據自身情況來選擇最佳交通路線，亦爲我們瞭解這一地區的自然地理及生態變遷提供了寶貴信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意外發現揭祕西域史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貞觀十四年，唐朝攻滅高昌國，在天山東部設立西州和庭州。此後，唐朝在與西突厥的角逐中，進一步控制了天山以南的綠洲國家，並設立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鎮。然而，唐朝在西域的經營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始終面臨草原諸部和吐蕃的威脅，敦煌文\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1\"\u003E書記\u003C\u002Fi\u003E錄下了長期不爲人知的歷史細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法藏P.2754判集文書集錄了唐麟德年間與安西、西州、伊州相關的一組判詞。其中有兩則判詞，都涉及安西都護裴行儉。唐高宗顯慶二年（657），時任長安令的裴行儉因捲入“廢王立武”事件而被袁公瑜告發，貶官西域。此後不久，袁公瑜也左遷西州\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都督\u003C\u002Fi\u003E府長史。在P.2754的判文中，袁公瑜接連追問時任安西都護的裴行儉爲何將西州鎮兵遣回。這件事實際上大有背景。自龍朔二年（662）起，新崛起的吐蕃開始侵擾安西四鎮。次年，安西都護高賢救援于闐受挫。麟德二年（665），西州\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都督\u003C\u002Fi\u003E崔智辯再次出兵征討。P.2754判文的時間點剛好是在出兵之後。從判文內容看，安西都護裴行儉先前將西州鎮兵帶至安西，要奏聞朝廷，而不是直接與西州商量。西州方面的判文也提到“得使兩州安穩”，兩州即是指西州和安西。這種文書運行關係及“兩州”並稱的語氣，也印證了此時西州\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都督\u003C\u002Fi\u003E府是一個獨立的軍政建制，與安西都護府之間並沒有直接的統屬關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景龍二年（708）十二月，突騎施與唐朝交惡，派兵侵擾四鎮。來自沙州敦煌縣的張君義參與了景龍三年四鎮經略使前軍救援龜茲、焉耆的軍事行動，因作戰有功而獲得告身與立功公驗。然而，不等他衣錦榮歸，卻戰死沙場。張君義的頭顱被2件告身1件公驗以及1件乘馬文書包着，埋葬在其故鄉敦煌莫高窟附近沙丘，直到1941年，被張大千在石窟外意外尋得。這批張君義文書不僅成爲研究景龍年間西域局勢的重要文獻，亦讓我們對唐人“古來征戰幾人回”的戰場豪邁與悲情有了更爲直接的認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法藏P.2942《河西節度使判集》則展現了另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安史之亂”後，西北邊兵入關勤王，安西、北庭、河西、隴右四節度使防禦空虛，吐蕃趁勢而入，於廣德二年（7\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64\u003C\u002Fi\u003E）攻陷河西走廊重鎮涼州，切斷了西域與中原的聯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資治通鑑》與《新唐書》僅簡略地提及河西節度使楊志烈隨後遇害，而P.2942判集詳細記錄了這一重要事件的始末。涼州失守後，楊志烈赴北庭求救。不料北庭節度留後周逸勾結沙陀，於長泉驛殺害楊志烈。國家有難，北庭軍將卻背國自保，襲殺忠良。幸運的是，新近在明人文集中發現的《唐李元忠碑》讓我們看到了事件結局：楊志烈遇害後不久，河西軍將佔領北庭，將周逸梟首。此外，史書中關於安西與北庭何時陷落並沒有明確記載。法藏P.3918《佛說金剛壇廣大清淨陀羅尼經》題記則提及，“至今大唐貞元九年……其經去年西州頃陷，人心蒼忙，收拾不着”。可見西州陷於吐蕃的時間，很可能是貞元八年（\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5\"\u003E79\u003C\u002Fi\u003E2）。根據P.2\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132\u003C\u002Fi\u003E《金剛般若經宣演》的內容來看，西州可能在貞元十九年才被迫放棄使用唐朝年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揭示西域唐軍兵源軍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唐朝在西域地區的統治主要採取兩種方式，一是設立直轄中央的正式州縣，如西州；二是羈縻府州結合鎮守軍的體制，如安西四鎮。與之相關的邊防體制也歷經變革，唐初主要是以鎮戍爲主的防禦性軍事體系，之後逐漸建立較大規模的軍鎮系統。敦煌文書爲我們瞭解這些複雜的制度變化提供了資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前述敦煌研究院藏《唐景雲二年張君義告身》，是因安西鎮守軍兵募在鎮多年，準敕爲其授予勳官的告身。包括來自沙州的張君義在內，告身一併列舉了同時授勳的238人的籍貫。從分佈上看，安西鎮守軍來源不僅涵蓋了內地諸道，還有少量來自羈縻州的龜茲人以及六胡州粟特人。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吐魯番出土《唐李慈義告身》載有北庭瀚海軍的受勳人員，顯示出瀚海軍兵士可能主要來自關內與河東兩道。這說明唐代邊軍的兵士來源和結構可能不盡相同，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大軍鎮的整體差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英藏S.1\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145\u003C\u002Fi\u003E3與S.1\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145\u003C\u002Fi\u003E9爲一組揭自佛經的瀚海軍文書，都鈐有“瀚海軍之印”。文書內容基本上與勘印和請印有關，大多是按日期列舉瀚海軍相關文書的事目。故而，從這一組瀚海軍文書中，我們不僅能夠了解瀚海軍基本的組織機構和軍力佈置，也能看到瀚海軍的日常事務與職責範圍。從文書內容看，雖然在節度使時代北庭都護府與瀚海軍的長官大多由節度使兼任，但兩個機構有各自不同的職能，並行不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總之，敦煌文書豐富了我們對唐代西域史的理解，甚至重新構建了對於很多重要問題的認知。自藏經洞開啓的那一刻，塵封的故事也被重新喚醒，無論是絲綢之路上的胡商，還是捐軀沙場的健兒，都使得這一段歷史變得更加鮮活。\u003C\u002Fp\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6521145320866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