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绩期来临之际，有个问题值得一问：当今企业是否还像过去那样创造价值？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有迹象表明，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企业的创办率已大幅下降。经济学家彼得·奥萨格(Peter Orszag)和杰森·弗曼(Jason Furman)认为，经济收益带来的利润已经让投资和创新退居二线。不仅如此，随着新法规为现有公司提供助益，政治因素似乎越来越多地会在推动企业利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对经济效率显然又是一个打击。

怎么会这样？令人惊讶的是，一位人类学家给出了更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超越了狭隘的经济推理，对当今服务和知识经济中许多工作发挥的实际社会或心理效用进行了研究。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大卫·葛拉伯(David Graeber)在最近一本书中指出，关于资本主义效率的普遍迷思让我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部分的经济现实是因为争夺权力和地位而形成的，其实压根不具备经济功能。

“商业或许就是浪费”

当然，“商业或许就是浪费”这种想法并不新鲜。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 30年前就提出，资本主义的未来很可能属于非生产性企业，这些企业通过权力和影响力获利，对社会却不一定有益。他担心“非生产性企业家”的崛起：非生产性企业家通过收购竞争对手或是利用法规来抑制竞争，是经济生产部门的寄生虫，靠吸取后者的营养茁壮成长。最近，经济学家罗伯特·利坦(Robert Litan)和伊恩·海瑟薇(Ian Hathaway)对记录这种趋势（尤其是近30年的情况）的证据进行了回顾。

诚然，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粉碎了“现代市场是经济效率和价值创造的模型”的观念。许多所谓复杂的金融工程只是用来隐藏风险，或者将风险转嫁给毫无戒心的投资者，常常还放大了风险（对外宣传的却恰好相反）。2012年英国政府资助的一项金融市场评估得出，许多金融活动是毫无意义的零和活动，会分流生产型企业获得的投资。

即便撇开金融市场不谈，从企业活动的目的看，如今很多企业都不是想创造经济价值，而是为了在现有财富版图中攫取更大的份额。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家泽维尔·加贝克斯(Xavier Gabaix)已经表明，近年来最富有的群体确实让竞争环境朝着更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设法（比如获取更好的信息、法律或税务规划服务）从生产性工作中获得更多利润。路易吉·金格尔斯(Luigi Zingales)认为，随着企业成长到这么大的规模，企业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公司现在认为，通过竞选捐款或游说来发挥政治影响力是获得经济优势的一个重要部分。

人类学角度

加贝克斯的独特贡献是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解释了为什么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是理所当然的。他在五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做了一个看似奇怪的断言：也许多达30%的工作对社会其实都毫无用处。如果不是有很多人现身说法，自愿证明自己的工作毫无价值，那这种说法真有讨打之嫌。2015年英国的一项调查发现，37%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没有对世界做出有意义的贡献”，随后在荷兰的一项调查中，40 %的人说了同样的话。

更让人惊讶的可能是这些“没啥屁用”（加贝克斯原话）的工作的性质。这类工作不是教学、清洁、垃圾回收或消防这种，而主要集中在专业服务行业。从上面那篇文章开笔以来，已有数百人联系了葛拉伯，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他们从事毫无意义的工作，这些工作完全砍掉也不会对社会有任何影响——他们主要从事人力资源、公共关系、游说、电话营销、金融和银行、咨询、管理和公司法等工作。当然，一项工作有用与否，无论葛拉伯还是其他任何人都当不了最终裁判，但认为自己工作无用的人确实经常来自服务行业。

以埃里克(Eric)为例，他是历史系毕业生，被一家大公司聘去监督一个软件项目，这个项目表面上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公司中各团队的工作。然而在那里工作了几年后，埃里克发现，这个项目是公司一位合伙人发起的，其他几位合伙人都不同意，并从中作梗。他的工作——以及他手下一大批雇员的工作——是一项毫无意义的努力，为的是实现公司大部分人都不想看到的改变。

“假”资本主义

葛拉伯在书中还写了一个高级经理的例子。这位经理就职于一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事务所为银行提供服务，他负责监督误售保险索赔的资金划拨。这位经理声称，事务所故意以错误的方式培训会计人员，让他们承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而使得工作没能及时完成，合同需要延期。换句话说，这项工作是有意安排成这样的，如此一来会计事务所就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可用资金。该事务所将自己定位成资金和预期接受方之间的提取机。

葛拉伯认为，这些典型例子生动表明了，公司管理层在争夺影响力、地位和对资源的控制权的过程中是如何自然而然产生就业机会的。

正如葛拉伯指出的，这离真正的资本主义还差得很远，更像是经典的中世纪封建主义。在现代企业中，更重要的是争夺资源流动控制权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制造东西或解决问题。其结果就是，一些不含实际经济功能的就业机会激增，这些工作只有从寻租和权力关系的角度看才有意义。许多人喜欢嘲笑苏联荒谬的低效率——苏联有很多人假装在做有用的工作，其实西方经济在这一点上也不遑多让(不同的是在西方他们能真正得到报酬)。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我们对现代商业世界的思考完全错了。或许生产率下降不值得大惊小怪。它们可能只是反映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完全从利润最大化出发，而不是为了真正解决人类的问题。

本文内容不代表彭博编辑委员会、彭博有限合伙企业、《商业周刊/中文版》及其所有者的观点。

撰文：彭博新闻社 编辑：周学彦 翻译：杨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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