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div\u003E\u003Cp\u003E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本文摘自《毛澤東與國民黨愛國將領》，李濤編著，長征出版社出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時光飛逝，轉眼到了1948年秋，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戰略決戰階段。至年底，國民黨軍精銳已損失殆盡，蔣家王朝的喪鐘已經敲響。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遼瀋戰役解放了東北全境，淮海戰役激戰正酣，解放了華東大部，平津戰役勝利在即，華北地區已基本解放，北平、天津幾座孤城均處於解放軍的重重包圍之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正當蔣介石被前線戰事搞得焦頭爛額之際，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領乘勢而起，以“籲和”爲名，仿效古人“逼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2月24日，國民黨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給蔣介石發了一封意味深長的“亥敬”電，請求停戰以議和，同時宣稱非蔣介石下野不能和談。在南京，時任國民黨政府副總統李宗仁也不失時機地發表和平主張，與白崇禧一唱一和。隨後，湖北省參議會、河南省參議會，以及湖南省主席程潛等也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授意下，相繼來電促蔣介石引退，爲與共產黨和談掃平道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49年1月1日，蔣介石發表元旦《文告》，發出了“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的哀鳴，並聲稱爲“以冀弭戰消兵解人民倒懸於萬一”而甘願“引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1日，內外交困的蔣介石正式宣佈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爲代總統。當日，蔣介石在寫下“冬日飲寒水，雪夜渡斷橋”的詩句後，黯然神傷地離開總統府，回老家奉化溪口“歸隱”去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蔣介石走了。但他並非真的退而爲山野之人，只不過是由前臺轉到了幕後。在奉化溪口，當他逗留在雪竇寺中，或流連於山林泉石之間時，他仍操縱着一切，甚至比在南京時公務更繁忙更緊張了。蔣介石成了世界上最忙的“閒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李宗仁終於如願以償當上了代總統。然而，他費盡心思得到的卻是一個一國三公、四分五裂的爛攤子。自稱“從一位閒散的副總統於一夕之間變成‘日理萬機’的國家元首”的李宗仁，上臺伊始便陷入捉襟見肘的尷尬境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原來，蔣介石前腳走，最高軍事統帥部後腳就跟到了溪口，孫科的行政院則自動宣佈“遷政府於廣州”。而顧祝同、何應欽等一班黨國干將要員乾脆搬到溪口辦公，在那裏部署長江防禦戰。軍機大事固然惟溪口之命是從，政府各部門一應事務也都要溪口點頭，沒有蔣介石的認可什麼事也辦不成。一時間，京滬杭公路上轎車川流不息，各方大員有事無事便往溪口跑。這樣，李代總統被孤零零地扔在南京城，成了名副其實的“光桿司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更叫李宗仁大爲光火的是，蔣介石將國庫銀元美鈔統統運到臺灣，弄得這位李代總統在“執政”期間竟不名一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儘管如此，李宗仁仍有信心，因爲他背後有美國人的支持，手裏還有一張“和談”的擋箭牌。他對劉斐頗爲自信地說：“我想劃江而治，共產黨總滿意了吧！只要東南半壁得以保全，我們就有辦法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時，李宗仁的最大願望就是企圖與共產黨兩分天下，劃江而治。因此，上臺伊始，李宗仁就積極籌備與共產黨的“和談”，藉以延緩國民黨政權的滅亡。同時加緊整頓軍隊，擴充實力，妄圖與人民解放軍隔江對峙，分庭抗禮。然而，這僅僅是他個人的天真幻想，蔣介石是決不答應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李宗仁認爲當前面臨三大要務，丞待處理：第一，要立即與中共聯繫，迅速舉行和平談判，結束內戰。第二，謀求內部團結，加強民主改革，收拾民心，並阻止解放軍渡過長江，求取光榮和平。第三，尋求美援，抑制通貨膨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爲此，李宗仁立刻致電宋慶齡、李濟深以及張瀾、章伯鈞、張東蓀等民主同盟和一些小黨派的領袖們，想通過這些平素與他交善的民主人士，對中國共產黨施加壓力，增加和談的砝碼，“庶幾使中共不致毫無顧忌，而將此毫無意義的內戰進行到底”。然而，大大出乎李宗仁的意料，這些民主人士早就“無心再來燒國民黨的冷竈了”。相反，中國共產黨的統戰工作更爲活躍，在香港的李濟深等人紛紛前往北平，參加即將召開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爲試探共產黨對和談的反應，李宗仁轉而策動南京、上海一帶的教育界領袖和顏惠慶、章士釗等社會賢達，組成“人民代表團”，乘專機飛往北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月27日，李宗仁發表文告，表示願意接受毛澤東主席在1月14日時局聲明中提出的八項條件爲基礎，進行和談。電文如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潤之先生勳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自政協破裂，繼八年對外抗戰之後，內戰達三年有餘。國家元氣大傷，人民痛苦萬狀，弭戰謀和已成爲今日全國一致之呼聲。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決心以最高之誠意，盡最大之努力，務期促成和平之實現。弟於二十二日所發出之聲明，及所致任潮、衡山、伯鈞、東蓀諸先生之電，計均已早邀亮察。國家今日殘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園城市之摧毀，無辜人民之死傷，不可勝計，而妻離子散，啼飢號寒者，復隨處皆是。此悉由於戰爭所招致。以往國共兩黨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曾共同致力中國革命，不幸現因政見分歧，鬩牆鬥起，致使國家人民遭此慘禍，撫今追昔，能不痛心？吾人果認爲革命之目的在於增進人民與國家之利益，革命之動機基於大多數人民之意旨，則無論國共兩黨所持之主張與政見如何不同，在今日之情勢下，決無繼續訴諸武力，互相砍殺，以加重人民與國家痛苦之理由。現除遵循全國民意，弭戰謀和，從事政治解決之外，別無其他途徑可循。否則吾人之罪誠將百身莫贖。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願意尋求和平解決。現政府方面已從言論與行動上表明和平之誠意，所有以往全國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釋放政治犯，開放言論，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實施，事實俱在，何得謂虛？務望先生號召貴黨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談，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點，開始談判。戰爭能早一日停止，即保存萬千之國民生命，減少萬千之孤兒寡婦。果能共體時艱，開誠相見，一切當可獲得解決。貴方所提八項條件，政府方面已承認可以此作爲基礎，進行和談，各項問題自均可在談判中商討決定。在雙方商討尚未開始之前，即要求對方必須先行執行某項條件，則何能謂之爲和談？以往恩怨是非倘如過分重視，則仇讎相報寧有已時？哀吾同胞，恐無噍類。先生與弟將同爲民族千古之罪人矣！抑尤有進者，貴方廣播屢謂政府此次倡導和平，爲政府與某國勾結之陰謀，此種觀點顯系基於某種成見而來。弟自抗戰迄今，對外政策夙主親仁善鄰，無所軒輊，凡有助於我國之和平建設，均應與之密切合作。今後亦唯有循此原則，以確保東亞和平與我國家之獨立自主。先生明達，當引爲然。總之，今日之事，非一黨一人之榮辱，而爲國家命脈，人民生死之所繫。弟個人亦決無絲毫成見與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召致祥和，俾得早卸仔肩，還我初服，固所時刻馨香禱祝者，掬誠布悃，希卓裁見覆爲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弟李宗仁子感京祕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也就在這一天，顏惠慶、章士釗、邵力子和江庸組成的“人民代表團”在北平活動了兩個星期之後回到南京。李宗仁立即召見他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顏惠慶等4人詳細向李宗仁彙報了在北平與中共領導人的接觸情況，表示中共領導人十分有誠意與南京政府合作，但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是南京政府與美國完全斷絕關係；二是解決蔣介石反動政府的殘軍餘黨。此外，他們還帶回了毛澤東寫給李宗仁的信件，並轉達了毛澤東的口信，“劉仲容先生是桂系的親信，又是中共的朋友，我們歡迎他前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劉仲容，湖南益陽人，生於1903年。早年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長期任李宗仁、白崇禧的高級參議。抗日戰爭期間，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曾多次前往延安，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暢談建議抗日民主統一戰線問題，參與發起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由於劉仲容與共產黨聯繫密切，以至於蔣介石、白崇禧甚至連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潔都視他是共產黨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李宗仁沉思良久，決定派劉仲容前去與中共接洽，商議和談的事項，並親自擬定了五項談判要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是政府同意以政治方法解決國內一切問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二是雙方立即組織正式代表團恢復和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三是和談期間停止一切軍事行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四是今後國家建設應遵循政治民主、經濟平等、軍隊國家化、人民生活自由等原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五是今後外交方針應遵守平等互惠之原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劉仲容臨行前夕，白崇禧面授機宜：李宗仁代總統後，國共雙方都表示願意和平解決爭端，和平氣氛有了，希望早日舉行和平談判；今後可以有一個“劃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希望中共軍隊不要渡過長江。國民黨軍隊的主力雖然部分被殲滅，但還有強大的空軍、海軍和數十萬陸軍，如果中共硬要渡江，是會喫虧的。而且，既然雙方表示願意和談。如果中共過了江，打亂了攤子，那就不好談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見到毛澤東的時候，一定要把這層意思講清楚，陳明利害。”說到這裏，白崇禧再三強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隨後，白崇禧拿出了他寫給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筆信，交給劉仲容，並說：“你跟我們十幾年，你是我們辦外交的能手，相信你這次一定不辱使命，會爲我們打算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共中央與毛澤東對李宗仁的和談要求十分重視。3月21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了致中原局的電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劉仲容十六日到漢口，與白崇禧大約需有幾天商量，約定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到駐馬店，請你們迅即命令盧聲濤科長速往駐馬店迎接。劉仲容到時，立即派妥人陪同乘車經徐州、濟南、天津至北平市政府葉劍英市長處，愈快愈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月下旬，劉仲容到達北平。當天，周恩來接見了他，並安排他住在中南海的豐澤園裏。當晚，一輛吉普車把劉仲容悄然送到北平西郊的香山腳下，毛澤東要接見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雙清別墅裏，毛澤東談笑風生。兩位湖南老鄉親熱地問候寒暄了一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話題很快轉到和談上。毛澤東首先詢問到南京政府的動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依我看，南京政府有三種人，一種是認識到國民黨失敗的命運已定，只好求和罷戰，這是主和派；一種是主張‘謀和備戰’者，他們認爲美國一定會出面干涉，和是爲了贏得時間，準備再打，這是頑固派；還有一種人，既不敢得罪蔣介石，又不相信共產黨，動搖徘徊，非常苦悶，這可以說是苦悶派吧。”劉仲容如實地回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輕輕點頭表示讚許，笑着又問：“李宗仁、白崇禧的態度怎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劉仲容繼續說：“從歷史上看，蔣桂多次兵戎相見，宿怨甚深。現在兩家又翻了臉，彼此懷恨。李宗仁、白崇禧知道蔣介石是不甘罷休的，他們既要防範蔣介石的‘暗箭’，又怕共產黨把桂系軍隊喫掉。在這種情況下，只好被迫主張和談，以謀取‘劃江而治’的局面。因此，白崇禧極力希望解放軍不要渡江。他估計解放軍能夠抽出參加渡江作戰的不過60萬人。認爲依據着長江天險以海陸空軍固守，解放軍想渡江是不那麼容易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白崇禧要我們不過江，這是辦不到的。”毛澤東的回答斬釘截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吸了口煙，然後接着說：“我們能用於渡江作戰的解放軍不是60萬而是100萬，另外還有100萬民兵。我們的民兵可不像國民黨的民團，我們的民兵是有戰鬥力的。等我們過了江，江南的廣大人民都擁護我們，到那時共產黨的力量就更強大了，這是白崇禧沒有估計到的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談話從晚上8時一直到第二天凌晨3時才結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月3日晚，毛澤東再次接見了劉仲容。會談中，毛澤東要劉仲容返回南京，繼續對李宗仁、白崇禧做工作，爭取他們在此重要歷史時刻，能認清形勢，向人民靠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笑着問：“你敢去嗎？我可以對你打保票，保證你平安回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劉仲容當即表示：“請毛先生放心，這是我責無旁貸的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轉向一旁的周恩來：“他們去南京的事，你給安排一下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隨後，毛澤東鄭重要求劉仲容轉告李宗仁和白崇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關於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暫時不動，還是當他的代總統，照樣在南京發號施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二、關於桂系部隊，只要不出擊，解放軍也不動他，等到將來再具體商談。至於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也是這樣，如果他們不出擊，由李宗仁做主，可以暫時保留他們的番號，聽候協商處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三、關於國家統一問題，國共雙方正式商談時，如屆時李宗仁出席，毛澤東也親自出席；如果李宗仁不願來，由何應欽或白崇禧當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則派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參加，談判地點在北平，不能在南京。雙方協商取得一致意見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四、現在雙方已經開始和平談判，美國和蔣介石反動派是不會甘心的，他們一定會插手破壞，希望李宗仁、白崇禧要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話鋒一轉，說：“白崇禧是喜歡帶兵的，他的桂系部隊只不過十來萬人，將來和談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國防軍時，我們可以請他繼續帶兵，請他指揮30萬軍隊，各盡其才，對國家也有好處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白崇禧要我們的軍隊不過江，這辦不到。我們大軍過江以後，如果他感到孤立，也可以退到長沙再看情況；又不行，他還可以退到廣西嘛。我們來一個君子協定，只要他不出擊，我們三年不進廣西，好不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說到這裏，毛澤東問劉仲容：“你看，我們是不是煞費苦心呢？之所以這樣做，不是我們沒有力量打敗他們，而是讓人民少受點損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劉仲容十分真誠地說：“這樣安排，對他們是仁至義盡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坐在一旁的周恩來補充到：“此次去南京，總的原則是：他們同意我們過江，什麼都好談，要抵抗，那是不行的。對他們講清楚，不要以爲我們過了江會孤立，廣大人民是站在我們這邊的，羣衆是擁護我們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劉仲容到達北平之後，4月1日，以張治中爲首的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也到達北平。代表團成員還有黃紹竑、邵力子、章士釗、李蒸和劉斐。中國共產黨則派出了以周恩來爲首的和談代表團，成員有林祖涵、林彪、葉劍英、李維漢和聶榮臻。因爲劉仲容這次來北平是祕密的，所以同南京的和平代表團並無接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月5日午後，南京方面派出中國航空公司飛機飛抵北平。當天下午1時許，劉仲容搭乘這架飛機，在暮色蒼茫中到達南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下飛機，劉仲容就馬不停蹄地趕到傅厚崗，面見李宗仁，向他一五一十地報告了此次北平之行的經過，並如實地轉達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談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接着，劉仲容把一張報紙遞給李宗仁。那是4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是我特意從北平帶來的。這篇文章很重要，它表達了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指明瞭方向。”劉仲容指着頭版一篇名爲“南京政府向何處去？”的社論解釋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李宗仁認真地看完了文章，一言不發，重重地嘆了口氣，隨即叫祕書給何應欽打電話，請他馬上過來聽一聽劉仲容在北平同中共接洽的情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好嗎？”劉仲容滿腹疑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敬之(何應欽的字)是行政院長，應該讓他也聽聽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一會兒，何應欽出現在門口。一進門，人還未坐下，就問劉仲容：“這次你帶回什麼消息呀？在那邊你見到文白、邵老了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沒有見面，我是德公(李宗仁)派出去瞭解情況的。我剛到，正向德公彙報。”劉仲容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據你看，共產黨有沒有誠意？你見到毛先生沒有？”何應欽接着追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劉仲容如實回答：“見到了，毛先生說，國共兩家打了這些年的仗，該歇歇手了，談總比打好，這並不是共產黨沒有力量，而是爲了早日結束內戰，使地方和人民少受損失。毛先生還說，解放軍一定要過江，誰也不能阻擋。他歡迎你和德公到北平直接商談，協商解決一切問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的代表團不正在那邊同他們談嗎？”何應欽一副不以爲然的表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因摸不清何應欽的心思，劉仲容只好含糊其詞，“雙方最高當局直接會談，可能更直截了當些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月7日，李宗仁懷着一種極其複雜的心情給毛澤東發出卯陽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張長官文白兄轉潤之先生有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自宗仁主政以來，排除萬難，決定謀和，悱惻之忱，諒貴黨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屆和談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遭邀茬平，協談問題，亦已採納貴方所提八條爲基礎。宗仁懍於戰禍之慘酷，蒼生之憔悴，更鑑於人類歷史演成之錯誤，因以慮及和談困難之焦點，願秉己飢已溺之懷，更做進一步之表示：凡所謂歷史錯誤足以妨礙和平如所謂戰犯也者，縱有湯鑊之弄，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辭。至立國大計，決遵孫總理之不朽遺囑，與貴黨攜手，並與各民主人士共負努力建設新中國之使命。況復世界風雲，日益詭譎，國共合作，尤爲迫切。如彼此同守此義，其他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爲玉帛，登斯民幹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電布悃，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陽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8日上午，毛澤東、周恩來在香山接見南京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張治中，就談判的有關事宜進行了長達4個小時的會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下午，李宗仁接到了毛澤東的覆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南京李德鄰先生勳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卯陽電悉。中國共產黨對時局主張，具見本年一月十四日聲明。貴方既然同意以八項條件爲談判基礎，則根據此八項原則以求具體實現，自不難獲得正確之解決。戰犯問題，亦是如此。總以是否有利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是否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爲標準，在此標準下，我們準備採取寬大的政策。本日與張文白先生晤談時，即曾以此意告之。爲着中國人民的解放和中華民族的獨立，爲着早日結束戰爭，恢復和平，以利在全國範圍內開始生產建設的偉大工作，使國家和人民穩步地進入富強康樂之境，貴我雙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協定。中國共產黨甚願與國內一切愛國分子攜手合作，爲此項偉大目標而奮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49年4月8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晚，張治中打電話向李宗仁報告和談情況：關於戰犯問題，中共已做出了讓步，毛澤東表示可以不在和平條款中提出戰犯的名字。關於懲治戰犯問題，中共也做出了較大的讓步，在和平協定中改寫成：一切戰犯，不問何人，如能認清是非幡然悔悟，出於真心誠意，確有事實表現，因而有利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者，准予取消戰爭罪犯，給寬大處理。此外，毛澤東對南京方面特別是李宗仁代總統目前的處境和困難，表示諒解。關於和談方案，毛澤東表示先由中共方面草擬，拿出方案後，正式談判就比較容易了。將來簽字，如李宗仁、何應欽、于右任、居正、童冠賢等都來參加則更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接着，張治中向李宗仁請示：代表團一致認爲中共方面已做出了極大的讓步，但在解放軍過江的問題上卻沒有絲毫的改變。能否接受這個和平協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聽到此，李宗仁剛剛燃起的希望之火一下子被澆上了一瓢冷水，這樣看來，和談成功是非常渺茫的。因爲中共堅持要過江，而這一條連他的親信白崇禧都不能接受，更何況蔣介石了。於是，他再三強調要張治中在談判中繼續堅持“就地停戰”、解放軍不渡江、不追究戰爭責任等要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9日，白崇禧從武漢匆匆趕到南京後，立即把劉仲容找來問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劉仲容又把北平之行的前後經過向白崇禧詳細敘述了一遍，說：“當初受您交付的使命，向中共方面提出了關於政治可以過江、軍事不要過江的建議。但中共方面態度堅決，堅持政治要過江，軍事也要過江，而且很快就要過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們一定要過江，那就非打下去不可了，這還談什麼？”白崇禧氣呼呼地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劉仲容便又把毛澤東的話講給白崇禧，特別提到如果和談成功，成立人民政府，毛澤東將請他指揮國防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個人出處，現在不是我考慮的時候，目前要緊的是共產黨如果有和平誠意，就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不要過江，能讓步的我們儘量讓步，不能讓步的絕對不能讓。過江問題爲一切問題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戰鬥過江’，和談的決裂。就不可避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白崇禧自恃尚有實力，認爲他的桂系軍隊能征善戰，未傷元氣，加之憑藉長江天險足可以抵擋解放軍過江，對劉仲容的講話顯得十分不耐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德公和敬之有什麼看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劉仲容馬上答道：“他們兩位都沒有表示，就是要同你商量一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還有什麼好商量的？你馬上就回北平通話，把我所說的意思轉告他們。就這樣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見白崇禧有些氣急敗壞，劉仲容極力勸阻：“就當前的形勢看，我們位處下風，共產黨是戰勝者，進行和談本來就不易，現在好容易開始談判，和平還有一線希望，千萬要把握這寶貴的時機，不要錯過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白崇禧仍一意孤行，過分迷信他的軍事實力，並幻想美國插手援助，甚至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因此對劉仲容的規勸置若罔聞，根本就聽不進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見此情景，劉仲容也就不好再談下去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月12日，劉仲容飛抵北平，立即驅車直駛香山雙清別墅，向毛澤東彙報南京之行的情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見到劉仲容，毛澤東笑容滿面，風趣地說：“我給你打過保票，現在你不是平安歸來了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李宗仁、白崇禧的態度有轉變沒有？”毛澤東邊說邊點燃了一枝香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白崇禧還是頑固地堅持反對解放軍渡江，我看是沒有什麼希望了。”劉仲容的回答有點無可奈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李宗仁呢？”毛澤東吸了口煙，緊跟着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還有爭取的可能性。主席，我沒能很好地完成您交我的任務……”劉仲容內疚地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打斷了劉仲容的話，“那不關你的事。中共中央已經決定，解放軍就要渡江。希望德鄰先生在解放軍渡江時，不要離開南京，如果認爲南京不安全，可以飛到北平來，共產黨會以貴賓款待他，那時和談仍可以繼續進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難看出，毛澤東對李宗仁仍寄予希望，並表示了十分寬大的態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3日晚，國共和談代表團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議。周恩來作《國內和平協定草案》的說明，並重申了中共對這個草案所持原則。張治中表示願意就中共所提草案再加研究，並將提出修正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5日晚，國共和談代表團在中南海舉行第二次正式會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會上，周恩來指出：經過第一次正式會議後，我和文白先生就協定草案全部內容要點再度具體交換了意見。中共代表團儘可能地吸收了南京政府代表團的許多意見，凡是與推進和平事業有利、與中國人民解放有利的意見，我們儘量採納。並宣佈4月20日爲簽字的最後期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經研究，南京政府代表團表示接受《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並決定派黃紹竑和屈武攜帶文件於次日返回南京請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6日，李宗仁召集桂系核心人物開會研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會上，李宗仁首先作了悲憤激昂的講話。他對黃紹竑說：“你回北平告訴張文白(張治中字文白)，叫他向中共代表團力爭取消逮捕戰犯這一條，我願意以國民政府代總統的身份去北平負荊請罪。內戰罪責，由我一人承擔，但不要再追究國民政府所屬的軍政人員過去的罪過。其他條款我們都願承認，並認真執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在“解放軍過江”這一關鍵問題上，李宗仁仍是舉棋不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然而，手握重兵的白崇禧早已下定“只要中共堅持渡江便不能接納和議”的決心，同黃紹竑圍繞簽字與否，激烈交鋒。結果雙方各執己見，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李宗仁坐在一旁，聽由雙方爭吵，一言未發。他心裏明白，如果他表示同意，就會同軍方發生衝突。仍在幕後操縱的蔣介石只要一句話，就會把他轟下臺，甚至有生命之危。如果他不同意，則是自食其言，失信於民。退一步說，即使他批准代表團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也不能保證貫徹實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思前想後，李宗仁還是不敢接納和議，只得將簽字權推給了“和談指導委員會”。同時，爲了免受蔣介石迫害，他又派張羣攜帶《國內和平協定》到溪口給蔣介石過目。這實際上等於拒絕簽署和平協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後來，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在南京出任代總統的三個月期間，本抱‘死馬當活馬醫’的態度，欲爲不可收拾的殘局盡最後的努力，期望息兵，達成和平局面，解人民於倒懸。古人說：‘盡人事而聽天命’。但是因環境特殊，蔣先生處處在背後牽制，使我對這匹‘死馬’實未能盡應有的努力。”可見，李宗仁當時的苦悶與無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日，李宗仁、何應欽正式覆電北平國民黨和談代表張治中等人，聲明不同意簽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1日，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發出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強渡長江，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迅速摧毀國民黨軍號稱“固若金湯”的千里江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3日清晨，在人民解放軍的隆隆炮聲中，李宗仁倉皇逃離南京，乘專機飛往桂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此時此刻，李宗仁心情淒涼無比，“默坐機上，只聞機聲隆隆，震耳欲聾，除此之外，則又似萬籟俱寂。瞻前顧後，不覺百感叢生，悲憤無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晚，人民解放軍攻佔了國民黨反動政府所在地—南京，宣告蔣家王朝的覆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桂林，李宗仁召集廣西軍政首腦商討時局。與會人員一致認爲，國民黨政權已至末日，積重難返，遲早必然崩潰，決無挽回的可能。因此，紛紛建議李宗仁在廣西與中共言和，實現局部的和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白崇禧的老師李任仁更是語重心長地規勸李宗仁：“德公，蔣先生在大陸上垮臺，尚有一臺灣可以負隅，你如在大陸上失敗，則一條退路都沒有，又何苦堅持到底呢？失敗已經註定，我們爲什麼不能放下屠刀，卻要把這害國害民的內戰堅持到底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李宗仁內心十分矛盾，自覺國民黨在“內政、外交、軍事、財政，同處絕境，斷無起死回生之望”，卻又依舊堅持“不成功則成仁”，想做“斷頭將軍”。於是，李宗仁斷然拒絕了與中共再度和談的建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久，白崇禧、李品仙等人也來到桂林，一致反對與中共和談。白崇禧更是聲色俱厲，大罵這些人是投降論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何應欽、閻錫山等人軟硬兼施下，李宗仁於5月7日南飛廣州，決心“爲防止中國赤化，作最後五分鐘的努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1日，李宗仁發表《告全國同胞書》，重申“戡亂到底”的決心，號召“反共到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然而此時，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如疾風掃落葉。上海解放，長沙起義，中國人民解放軍通往廣州的大門已經打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國民黨政府風聲鶴唳、大廈將傾的岌岌可危關頭，蔣介石在暗地裏緊鑼密鼓，準備第三次“復出”。李宗仁日感孤掌難鳴，決意同蔣介石分道揚鑣，各行其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6月13日，中華北路廣州市政府的迎賓館，時爲李宗仁官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李宗仁與白崇禧派人把剛由北平來到香港的原桂系首領劉斐請來面談。三人從早上一直談到深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此時，劉斐已決心與國民黨政權徹底決裂，便力勸李宗仁、白崇禧二人不要再執迷不悟，趕快走和平起義的道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劉斐對白崇禧說：“爲今之計，只有德公下野，因爲他已失去代表講和的資格，而由你率領湘、桂兩省軍政人員和部隊舉行局部起義。這樣，不僅你們在政治上有出路，而且還可救全多年追隨你們的部下，使他們也好有個安頓；否則，你們失敗了往國外一跑，他們往哪兒跑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本是一個兩全其美的良策，但忠言逆耳，白崇禧根本聽不進去，脫口而出：“漢曹不兩立，我除同他們拼到底而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失敗就失敗，算了！投降起義我不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見此情景，劉斐知道事情已然如此，不能強求，便意味深長地說：“好罷！士各有志，你既寧願失敗，我也不能勉強。不過，我們同過生死，共過患難，在這風雨飄搖船將下沉的時候，我還要向老朋友最後進一忠告：你們如果失敗了，就千萬不要再到臺灣去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聽罷此言，李宗仁勃然變色，暴跳起來，用勁往那張橫在他面前的長條桌上猛地一拍，大吼道：“哪個王八蛋纔到臺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49年10月1日，北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莊嚴的時刻到來了。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伴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隆隆禮炮聲，五星紅旗冉冉升起，召喚着海內外的炎黃子孫，激動着億萬中華兒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此時，在廣州的李宗仁正通過無線電波傾聽着來自北京的聲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1月間，白崇禧指揮的華中部隊徹底潰敗，李宗仁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賴以生存的最後一點資本血本無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1月20日上午，在新中國誕生的歡呼聲中，在人民解放軍揮師南下解放全中國的隆隆炮聲中，李宗仁懷着無限的惆悵，悽然地離開了祖國，乘專機飛往香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2月5日，李宗仁以醫治胃病爲名飛往美國。不久，定居美國新澤西州，自此開始了長達16年的海外流亡生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臺灣宣佈“復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4年3月10日，國民黨在臺北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宣佈罷免李宗仁的副總統職務。\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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