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早期組織，是在上海產生的。她的產生又與共產國際派出的代表的直接指導有一定的關係。

中共一大油畫

共產國際是一個世界無產階級政黨的聯合組織，1919年3月由列寧領導成立，總部設在莫斯科。共產國際成立後，列寧十分關注中國革命的進展，並決定派出共產國際代表來中國指導工作。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第一位正式代表是維金斯基。1920年3月，他和妻子庫茲涅佐娃、俄語翻譯楊明齋一行到達北京。維金斯基來中國的目的，主要是爲了考察中國的革命形勢，聯絡有共產主義傾向的代表人物。維金斯基到北京後，經北京大學一位俄籍教員柏偉烈（又譯爲鮑立威）的介紹，見到了李大釗，李大釗請他在北大圖書館作了場講座。隨後李大釗又推薦他去上海見陳獨秀。

維金斯基到上海後，向陳獨秀介紹了共產國際、俄共以及十月革命後的蘇俄情況，與陳獨秀一起起草了黨綱草案。在維金斯基的推動下，陳獨秀開始籌劃建立黨的早期組織。1920年6月，陳獨秀同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和陳公培等人開會，決定成立共產黨組織。在陳獨秀看來，“研究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現在需要立即組織一個共產黨”。至於這個組織叫什麼名稱，是叫“社會黨”好，還是“共產黨”好，他一時拿不定主意，乃寫信給北京的李大釗、張申府，徵求他們的意見。李、張一致認爲，新組織叫“共產黨”好，陳獨秀對此表示完全同意。8月底，在陳獨秀家裏正式成立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場的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楊明齋和李達等人，明確表示正式參加中國共產黨。當時只有一個人表示不加入共產黨，此人叫戴季陶，後來成爲國民黨內有名的右派。他說自己是國民黨黨員，孫中山在世一日，他就不能加入別的政黨，說着說着哭了起來。會議推陳獨秀爲書記，並寫信給各地的社會主義分子在各地成立黨組織。在建黨過程中，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實際上成爲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成爲各地共產主義者進行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

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今安慶）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等人在北京成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任書記。11月，張申府去法國留學，他先後介紹劉清揚、周恩來加入共產黨，並與後來到法國的黨員趙世炎、陳公培在巴黎成立了歐洲第一個中國共產黨小組———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此後，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先後建立起來。從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漢，毛澤東、何叔衡在長沙，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在廣州，都先後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這些中共早期組織，也就是後來所說的共產主義小組。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織的成員施存統、周佛海到日本留學，也成立了東京共產主義小組。

不過，要把各地分散活動的共產主義小組，聯合組成一個全國性的無產階級政黨，在當時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時，上海小組義不容辭地擔當起組黨的籌備工作。

從1920年下半年起，陳獨秀、李漢俊便通過各種關係，與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建立聯繫。1920年年底，當時擔任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的陳炯明，標榜進步，邀請陳獨秀任廣東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陳獨秀接受了邀請，於同年12月中旬從上海到廣州。他的上海小組書記的職務，交由李漢俊擔任。

陳獨秀到廣州後，一面處理廣東政府的教育工作，並幫助廣州的共產主義小組整頓組織，一面把較多的精力用於籌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1年2月，陳獨秀起草了黨章，寄給上海的李漢俊。李漢俊看到黨章草案上主張黨的組織採取中央集權制，對此極不滿意，說陳獨秀要黨員擁護他個人獨裁。於是也寫了一個黨章，主張地方分權，中央只不過是一個有職無權的機關。李漢俊原本信仰無政府主義，看了考茨基的著作轉而信仰馬克思主義，但他想做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參加議會去宣傳無產階級的政見，所以主張地方分權也不奇怪。

李漢俊起草的黨章寄到了廣州，陳獨秀看後大發雷霆，就從廣州寫信責備李達，說上海的黨員反對他，其實李達根本不知道這回事。不過陳獨秀在黨內也確有些家長制作風，他原本與李漢俊就有一些意見和分歧，這件事又加深了他倆的裂縫。李達夾在中間，擔心由此造成組織的分裂，只得調停於兩者之間。但是，李漢俊的脾氣很倔強，不肯接受調停，甚至放下書記不做，負責的《新青年》也不編了，還把黨組織的名冊和一些文件交給了李達，要李達擔任書記。李達爲維護黨組織內部的團結，只好接受了。就這樣，李達負責起上海小組的工作，並籌備召開黨的一大。

1921年6月初，爲了幫助中國共產黨成立，共產國際派荷蘭人馬林作爲駐中國的代表來到中國。幾乎與此同時，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和赤色職工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俄國人尼科爾斯基也到了上海。

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到上海後，在與李達、李漢俊的接觸中瞭解到，自維金斯基來華後一年多的時間裏，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已建立了黨的組織，並開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工人運動。兩人據此認爲，中國建立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條件已經成熟，建議及早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

李大釗公務繁忙，抽不開身。張國燾成爲外地最先到達上海的代表。

根據共產國際代表的建議，李達分別與廣州的陳獨秀和北京的李大釗進行聯繫，並確定在上海召開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接着，李達和李漢俊分別寫信給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及日本留學生中的黨組織或黨員，通知各地派代表到上海開會。同時，從馬林帶來的共產國際給中國革命的經費中，給每一位代表寄了100元路費。當時，中國處在反動軍閥的統治之下，黨組織只能祕密開展活動，加之一切都在草創階段，既無現成經驗，也無章程可循，各共產主義小組的人數又多寡不一，多的如北京小組有十幾人，少的只有幾人，而日本的留學生中，黨員實際上只有施存統和周佛海兩人。各地小組在接到上海小組的通知後，多數沒有進行代表選舉，有的由領導人指定，有的由協商產生，當時也沒有代表資格審查的程序。萬事開頭難，在連黨的中央機構都未建立的情況下，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北京小組接到上海小組的通知後，張國燾、劉仁靜、羅章龍、李梅羹、鄧中夏等幾個黨員開會，研究推選出席一大的代表。當時已是暑假，這幾個人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辦了一所補習學校，爲報考大學的青年補課。推選代表的會議就是在這所學校開的，李大釗沒有參加會議。

李大釗作爲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北京小組的創始人，各地黨員自然都希望他能出席一大。但是，李大釗這時擔任北京大學的圖書館主任兼北大教授，同時還兼任北京八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主席，此時正值兩個學年交替時間，公務繁忙，抽不開身。而且李大釗是全國名人，行蹤爲各方所注意，南下滬上也有諸多不便。根據這種情況，會議沒有推舉李大釗作爲一大代表。

在這幾個人中，張國燾頗爲活躍，他既參與了北京小組的創建，又到長辛店開展過工人運動，所以被一致推舉爲代表。在推舉另一位代表時，有人叫鄧中夏去，鄧中夏說有事不能去，羅章龍也說不能去，於是便決定由劉仁靜去。

張國燾作爲北京小組的代表，需要參加大會的籌備工作，在這次會後不久，即動身前往上海，成爲外地最先到達上海的代表。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一書中，曾這樣談及他剛到上海的情況：下車後我就去看李達。他告訴我許多有關上海方面的情形，指出上海支部的工作沒有以往那麼緊張，有些事都陷於停滯狀態；這是因爲李漢俊和其他的同志們多忙於教書和寫作，不能像陳獨秀先生在這裏時那樣全神貫注地工作。他又提到新近來了兩位共產國際的代表，一名尼科羅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說話，像一個老實人；另外一位負主要責任的名叫馬林，這個洋鬼子很驕傲，很難說話，作風與威金斯基迥然不同。劉仁靜在6月底才從北京動身，先到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然後於7月上旬到達上海。長沙小組的代表是毛澤東和何叔衡。

1936年，毛澤東對訪問陝北蘇區的美國記者斯諾說：“1921年5月，我到上海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這裏的5月，應該是指農曆。毛澤東具體動身的日期是6月29日。謝覺哉在這天的日記中寫道：“午後六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謝覺哉日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頁)

毛澤東、何叔衡祕密前往上海。陳獨秀爲籌款而未與會。

毛澤東、何叔衡是祕密前往上海的，謝覺哉是何叔衡的同鄉兼好友，也不知他去上海乾什麼。解放後，謝覺哉回憶說：“一個夜晚，烏雲蔽日作欲雨狀，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赴上海，我頗感他倆行動的‘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後來才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大會。”（謝覺哉《第一次會見毛澤東同志》，《謝覺哉雜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4月版）7月4日，毛澤東和何叔衡抵達上海。

武漢小組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陳潭秋，他們於7月15日左右動身，到上海時爲20日左右。濟南小組的代表爲王盡美、鄧恩銘。張國燾赴上海途中，曾在濟南逗留了一天，在大明湖的遊船上同王和鄧談了將召開一大的情況。在張國燾離開濟南不久，他倆也乘車南下，於6月底到了上海。陳獨秀既是上海小組的發起人，也是廣州小組的實際負責人，加上他在新文化運動的巨大影響，各地代表都希望他能出席黨的成立大會。可是，在接到上海方面的來信時，正值他爲兼任校長的預科大學爭取到了一筆款子，一旦他離開廣州，這筆款項就可能泡湯，便表示此時不便赴上海開會。

坦率地說，黨剛剛創立的時候，陳獨秀等人並未預想到，黨的成立大會在中國歷史上將產生劃時代的巨大影響，也並未想到要以此來功彪史冊。黨的創始人基本上都是知識分子，開始時，他們均不是職業革命家，從事共產主義的宣傳和組織活動，都是業餘的，所以陳獨秀等人並沒特別注重這次大會。陳獨秀乃提議，派陳公博作爲廣州小組的代表，又委派包惠僧代表自己前往上海出席一大。

包惠僧本是武漢小組的成員。1921年1月，他準備到蘇聯留學。從武漢到上海以後，就住在漁陽裏六號《新青年》編輯部。後因海路中斷，又無路費，蘇聯沒有去成。五四運動中，包與陳獨秀相識，後來又有書信來往，在上海滯留了幾個月後，李漢俊因上海小組的經費沒有着落，就讓他去廣州找陳獨秀，要麼請陳獨秀回上海，要麼把黨的機構搬到廣州，於是包就到了廣州找陳獨秀。陳獨秀以廣州環境不好爲由，不同意將黨的機構搬來，並將包惠僧介紹到一家報館做事，以解決生活來源。

對於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資格，歷來有不同的說法。毛澤東、陳潭秋回憶包是會議代表。張國燾也在回憶中說包是代表，不過卻說是代表武漢小組，這顯然有誤，因爲上海通知各地小組派兩名代表，武漢小組已派來了董必武和陳潭秋。董必武則在1971年回憶說，包惠僧是列席的，不是代表。李達在回憶錄中也沒有提到包惠僧是代表。

包惠僧自己回憶說：“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裏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支部派兩個人出席會議，還寄來了二百元路費。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現在不能去，因爲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陳公博是辦報的，又是宣傳員養成所的所長，知道的事情多，報紙編輯工作可由譚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黨組織的人，開完會後就可以回去（會前陳獨秀和我談過，還讓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經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幾個人都很忙，離不開。陳獨秀年長，我們又都是他的學生，大家就沒有什麼好講的了。他說了以後，同意了他的意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6頁）

不過，說包惠僧是一大代表也不算爲過。一大召開的時候，並沒有代表資格審查程序，會議也沒有設立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談不上合格不合格的問題。

包惠僧和陳公博於7月15日動身，乘海船於7月20日到了上海。陳公博還把新婚的妻子也帶來了。

上海小組還向日本的留學生黨員發了通知。當時，留日學生中只有在鹿兒島的周佛海和東京的施存統是黨員。施存統到日本的時間不長，功課又緊，便推周佛海作爲代表。周佛海等課程結束放暑假後才動身，加之途中耗費了一些時日，到上海時已是7月下旬了。

上海小組的代表是李達和李漢俊。

上海小組是中國共產黨的發動組，一大召開的地點又在上海，李達和李漢俊也就義不容辭地承擔起了會議的籌備和會務工作。

各地的代表大多是教師或學生，收入有限，李達便由夫人王會悟出面，以接待北京大學師生暑假旅行團的名義，租了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學校作爲外地代表的住所，除了陳公博外，其餘的外地代表都住在這裏。陳公博是廣東法政專門學校的教授、廣東宣傳員養成所的所長、《廣東羣報》總編輯，加之又是新婚燕爾，便下榻在大東旅社。

大會正式召開之前，各地代表曾在博文女校舉行了一次簡短的預備會議，相互交換意見，確定大會馬上召開。

一大會議中的爭論

一大的會址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樹德里3號（今興業路76號），這是一棟兩層的樓房，爲李漢俊的胞兄李書城所有。

7月23日晚8時，各地中共早期組織的代表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陳公博、張國燾、劉仁靜、周佛海、包惠僧，以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科爾斯基來到會場。會場的陳設十分簡單，一張長方形的餐桌旁放着十幾把椅子，代表們圍坐在四周，大會就這樣正式開始了。

會議原定由陳獨秀主持，因陳獨秀未能到會，臨時改由張國燾主持。爲此，張國燾在其回憶中曾自鳴得意地說：“我被推爲主席，首先宣佈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接着通過原擬訂的四項議事日程，決定每日分上下午舉行兩次會議，並即開始第一項議程的討論。”(張國燾《我的回憶》，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頁）實際的情況是，由於會議主持者須同共產國際的代表經常聯繫，李達、李漢俊都是書生味很濃的人，不喜交際，加之同馬林的關係也不融洽，而張國燾卻很活躍，於是代表臨時推他主持會議，由毛澤東和周佛海擔任記錄。

大會開始後，先由張國燾報告會議的籌備情況，介紹這次會議的意義，提出要討論和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制訂黨的綱領和實際工作計劃。

會前，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等曾就黨綱和政綱進行過幾次商討。李漢俊指出，世界上有俄國的十月革命，還有德國的社會黨革命，中國共產黨採取何種黨綱和政綱，應先派人到俄、德兩國去考察，在國內成立一個機構如馬克思主義大學等，在從事精深的研究後，才能作出決定。他還認爲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尚未成熟，目前共產黨人應着手研究和宣傳工作，並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在孫中山的革命成功後，共產黨員可以參加議會。

李漢俊的觀點遭到了劉仁靜的反對。劉仁靜主張中國共產黨應信仰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以武裝暴動奪取政權，以實現共產主義爲最高原則。因此，反對西歐社會民主黨的議會政策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中國共產黨不應該只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團體，也不應對國民黨和議會活動存在幻想，應積極從事工人運動，爲共產革命做準備。

由於起草人之間的意見分歧，黨綱和政綱的草案實際並沒有起草好。

張國燾講完話後，由共產國際代表致詞，李漢俊和劉仁靜翻譯。馬林致詞的大意是：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共產國際增添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爾什維克增添了一個東方戰友，希望中國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產國際指導，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作出自己的貢獻。目前中國黨基本是由知識分子所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馬林說的確是實情。在當時中國共產黨的50餘名黨員中，只有武漢小組有兩名失業工人，出席一大的代表也全都是知識分子。不過，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有知識分子纔可能較早地接觸、研究馬克思主義，從而轉變爲馬克思主義者，然後才能由他們去向工人羣衆宣傳馬克思主義），因此黨要特別注意開展工人運動，把工人中的積極分子吸收到黨內來。尼科爾斯基也講了話。他首先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表示祝賀，然後介紹了赤色職工國際和共產國際遠東處的情況，並建議中國共產黨將大會的進程及時報告遠東處。儘管尼科爾斯基講話很短，但由於馬林講話時間長，此時時間已不早了，當天的會議便告結束。

7月24日，大會舉行第二次會議，主要是由代表們彙報各小組成立的經過、開展的主要活動、進行工作的方法和經驗。由於各地小組成立的時間不長，黨員人數不多，開展的活動也有限，所以各小組的報告都不很長。這天的會議馬林和尼科爾斯基都沒有出席。

7月25日、26日，大會休會兩天。由於李漢俊和劉仁靜之間的分歧，會前沒有起草好黨的綱領和工作計劃，馬林乃建議由董必武、張國燾、李達組成一個起草委員會，起草這些文件。

7月27、28、29三日，大會繼續開會，討論起草委員會擬就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

與會代表對黨綱和決議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會議確定以中國共產黨作爲黨名，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神經中樞。黨綱的要點是：

（一）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必須援助工人階級，直至消滅階級差別。

（二）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

（三）消滅資本傢俬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

（四）聯合第三國際。這些表明，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在自己的旗幟上寫明奮鬥目標———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且堅持用革命手段來實現這個目標，從而同崇拜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主張走議會道路的第二國際劃清了界限。

黨綱還規定了吸收黨員的手續和條件：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並願意成爲忠實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國籍，均可接收爲黨員，成爲我們的同志。但在加入我們隊伍之前，必須與企圖反對本黨綱領之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繫。

對於這些內容，會議在討論時並沒有多大的意見分歧。因爲中國共產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誕生的，一大又是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指導下舉行的，代表們對於按照列寧的建黨原則，組成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認識是一致的，就連李漢俊和劉仁靜在這個問題上也沒相互抬扛。包惠僧回憶中說：“李漢俊是日本帝國大學畢業，他是河上肇的得意門生，他對於書本的馬克思主義有些研究，對於蘇俄十月革命以後的材料也看得較多。他的性情很強悍，可是聰明伶俐，在這個場合大煞風景的話，他是不會說出來的，所以他對於中國共產黨總的任務和總方向，並沒有突出與大家不同的意見……再說劉仁靜，他此時還是個十九歲的小孩子，他在北京大學讀書，看了幾本馬列主義的書籍，他如在會場或和別人談話時，好搬教條，好擡槓，所以大家叫他‘小馬克思’，是諷刺他的。他在這次會上，也沒有什麼成套的意見。”（《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頁）但是，大會在討論黨員是否可以到現政府做官和做國會議員的問題時，發生了激烈的辯論。一種意見認爲：採納國會制會把我們的黨變成黃色的黨，黨員不應當參加國會，而應當在國會外進行鬥爭；另一種意見主張：必須把公開的和祕密的工作結合起來。如果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時內可以把國家消滅掉，那麼政治活動就是必要的。起義的機會不會常有，它很少到來，可是在平時要做準備。應該改善工作的狀況，擴大他們的眼界，引導他們參加革命鬥爭和爭取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的鬥爭。

陳公博和李漢俊是認爲可以到資產階級政府做官或做國會議員的。這與他們倆當時所處的情況有關。陳公博從北京大學畢業後，憑藉陳獨秀的關係，年紀輕輕就當上了廣東法政專門學校教授、宣傳員養成所的所長，可謂少年得志，官場前景看好。李漢俊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畢業生，哥哥李書城又是當時軍界和政界有影響的人物。憑藉這個關係，要在官場中求得個一官半職也不是難事。所以，他們對黨章中規定不得做官或當議員這一條不但很敏感，而且反對態度也堅決。

如果是別的代表對這個問題提出異議，還有討論的餘地，由於這個反對意見出自他倆之口，因而遭到了一些代表的反對。其中，尤以張國燾、劉仁靜反對最爲激烈。雙方爭論的結果是誰也沒有被說服，這個問題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在修改綱領條文時，雙方都作了一些讓步。於是，會議決定，黨員一般不應當擔任重要行政職務，不應當議員、部長、省長，但是“允許我們的同志做類似廠長這樣的官”。

另一個爭議的問題是共產黨對於其他政黨的態度。一種意見認爲，不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無產階級應當永遠與其他黨派進行鬥爭。另一種意見主張，黨在行動上要與其他黨派合作反對共同的敵人，同時，我們不能失掉原則，在我們的報紙上要批評他們。應當說，第二種觀點是有可取之處的，但由於黨還剛剛成立，不懂得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重要性，結果大會採納了第一種建議，明確規定：“對於現有政黨，應當採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在政治鬥爭中，在反對軍閥和官僚制度的鬥爭中，在爭取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的鬥爭中，我們應始終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上，只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係。”(《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頁)會議在討論黨的實際工作計劃時，“因爲黨員少”，關於“組織農民和軍隊的問題成了懸案”，年輕的共產黨人還沒有充分意識到，在中國，農民問題和武裝鬥爭有着極端重要性。

突然來了一個陌生人，打斷了會議進程。

大會決定，黨在當前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在工會里灌輸階級鬥爭精神，派黨員去工會工作。作爲無產階級政黨，一成立就注意到要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還應注意密切同本階級的聯繫，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優點。

7月30日晚，大會繼續舉行第六次會議，馬林和尼科爾斯基也出席了，只有周佛海在這天下午肚子忽然大痛大瀉，不能出門，一個人躺在博文女校的地板上，未能參加會議。按照預定的程序，會上先由共產國際代表講話，對創建中國共產黨的一系列問題發表意見和提出建議，然後再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

晚飯後，代表們陸續來到會場。晚8點多，代表到齊了，正要宣佈開會的時候，突然來了一個陌生人，打斷了會議進程。對於這緊張的一幕，幾位與會者都有具體的回憶。

包惠僧後來接受黨史工作者訪問時說：“第四天，馬林、李克諾斯基（即尼科爾斯基———引者）到會，我們剛坐下，突然有一個穿灰色長衫的陌生面貌的中年男子闖了進來，對我們看了一下，說：‘對不起，我走錯了。’說着就走了。面對門口坐的馬林很機警，隨即問我們認識這個人嗎？我們說不認識。馬林說這一定是個包打聽，叫我們立即解散。我們就馬上散了。上海的房子前門是常關着，走後門。差不多大部分代表都到了漁陽裏二號李達住的亭子間。出去後不久，張國燾要我到李漢俊家去看看。我去看時，李漢俊、陳公博尚在，未散。李漢俊對我說：‘你怎麼又回來了？你們走後，就來了十幾個包打聽和巡捕，搜查了一番，我對他們說是北大幾個教授在這裏商量編現代叢書的問題。僥倖的是一份黨綱放在李書城寫字檯的抽屜內，竟沒有被發現。’根據這情況，他認爲不能再在這裏開會了，必須改換地點。”

陳公博在1944年寫的《寒風集》一書中，則這樣說：“因着國燾個人和漢俊爲難，恐怕其中代表還有附和國燾的主張罷，連日開會均沒有更換地點，終於一天晚上，變故遂降臨了。我們在漢俊樓上開會，人還沒有到齊，俄代表馬令和吳庭斯基也到了，忽然一個僕人跑上樓來報告，說有一個面生可疑的人問他經理在家否，這個僕人也算機警，急急上樓報告。俄代表一聽這樣說，或者因爲長期經驗關係罷，立即主張解散，我看各個人本來已有些慌張，一聽馬令主張解散，都開前門分頭逃走，上海的弄堂房屋本來是慣走後門而不走前門的，大家往前門走，等於事急走太平門的辦法。”

張國燾也在《我的回憶》中說：“大約是七月八日晚七時（按：時間有誤———引者），當時我們圍坐在李家樓上書房的一張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告開會的時候，突然有一個陌生人揭開書房的門簾，窺了一下，說聲‘我找錯了人家’，就轉身走了。我們都警覺到這人可能是法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請大家將文件收拾好，準備立即離開，並將此事翻譯給馬林和尼科羅夫斯基聽。馬林十分機警，從座位上一躍而起，以手擊桌說：‘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走開。’……”

雖然這幾個人的回憶在細節上有些出入，但會議被中斷是不爭的事實。事情發生後，李漢俊聲言他是屋主，不能離開，陳公博表示自願留下來陪李漢俊。

代表們離開會場不久，一個法國巡捕帶了一批便衣密探圍住了李家，先將李漢俊和陳公博監視，並問房子的主人是誰，李漢俊很鎮定的承認自己是房主。然後，警探們在房間中搜查。搜了一個鐘頭，沒有找到什麼可疑之物。其實桌子的抽屜裏有一份黨章草案，大約是因爲寫在一張薄紙上，又被改得一塌糊塗，警探們認爲不過是一張無關緊要的廢紙，竟沒引起注意。

搜查過後，這些人便問李漢俊家裏藏有什麼書？李略懂法語，便回答說，自己是學校的教員，藏書是用來供教學和研究參考的。又問爲什麼有許多社會主義書籍，李漢俊說他兼任商務印書館的編輯，什麼書都看。又問兩個外國人是什麼人，李說，是英國人，北京大學的教授，這次暑假來滬常常來敘談。

接着便訊問陳公博。大約是陳公博一口廣東話，巡捕便以爲他是日本人。陳公博說，自己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又問從哪裏來，到上海乾什麼。陳公博答稱，從廣東來，是廣東法專的教授，暑假來上海玩的。

巡捕見此，就用法語嘰裏咕嚕地向李漢俊說了一番，大意是說知道你們這些人是知識分子，大概想有某種企圖，但中國教育還未普及，什麼都談不到，以後要在教育上用功，今天既然找不到證據，只好便宜你們了。說畢，一干人悻悻地走了。

代表們意識到會議已引起了租界當局的注意，不宜再在上海繼續舉行了。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是浙江嘉興人。嘉興離上海不遠，有火車直達，只需一個多小時的旅程，且嘉興的南湖風景優美。當李達、張國燾等人商量另找會址時，王會悟提出，如果上海找不到合適的地點，可到她的家鄉去，利用遊湖的名義繼續開會。於是，代表們決定大會在嘉興繼續舉行。

當天晚上，李達就讓王會悟到上海北站了解到嘉興的火車班次。第二天一早，代表們便分兩批出發，到嘉興已是上午8點多鐘。先在張家弄的鴛鴦旅館落腳，開了兩個房間休息，洗臉喫早飯，並叫旅館賬房僱船。

共產國際的代表沒有去嘉興，廣州代表陳公博也沒有去。所以南湖上的會議只有12人蔘加。陳公博這天晚上繞了幾個彎回到大東旅社後，趕忙關好房門，打開箱子，將隨身攜帶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籍焚燬，全擱在痰盂裏，然後將當天晚上的情形詳細地告訴了妻子。

這天晚上，陳公博夫婦怎麼也睡不着，便將牀上的席子拖到地板，這才睡着。到了半夜，天下起了大雨。臨近黎明的時候，在朦朧中忽聽到一聲槍響，同時又傳來一聲慘叫。

第二天早上，茶房跑來告訴說，隔壁住的一個女子被人謀殺了。原來，隔壁的那位女子是絲廠的一名叫孔阿琴的女工，與洋行的一名買辦戀愛，倆人不能結合，便相約同死。男的偷來了一支手槍，到天明時向女方開了一槍，沒有打死，就用毛巾去勒，女方死了後，他卻不願死了，便寫了一封自白的長信，揚長而去。

陳公博得知隔壁出了兇殺案，唯恐此案牽及自己，加之妻子又非常害怕，就匆匆地結了賬，離開大東旅社，另找一旅館住下。又跑去把昨夜的經過告訴了李達，並說他下午要去杭州，不打算再參加會議了。其他代表得知這一情況後，開玩笑說，陳公博是個弱不禁風的花花公子。

再說代表們到嘉興後，原本打算租一艘大船，但旅館賬房說，要僱大船需提前一天預訂，現在只有中號船了。於是，王會悟便僱了一中號船，船費4元5角，中午飯一桌3元，連小費總共8元。代表們上船開會時，已是11點多鐘了。據王會悟回憶：開會那天遊客並不多。約五點鐘左右，湖中游船已有五隻了，並有一隻小汽艇（是城內葛姓士紳私有的），當時看到疑爲政府巡邏，曾引起警惕，臨時休會，後來知道是私艇才放心。到這時候，到處留聲機唱京戲，湖中已熱鬧非常，到六點多鐘，我們就離開南湖準備回上海了。

代表們在船上討論了些什麼呢？據包惠僧回憶，中飯之前，通過了黨綱和勞動運動計劃，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飯後討論大會的宣言。討論過程中，圍繞孫中山的評價，代表們的意見不一致。包惠僧說，孫中山好說大話不擇手段，廣州軍人橫行，賭場遍地，到處是妓院、煙館，哪裏有一點革命的氣味，不能對孫中山表示絲毫的妥協。包惠僧的意見爲不少代表附和，但董必武明確表示反對。經過討論，多數代表認爲，孫中山的政府與北洋政府相比是進步的。這個宣言總共千把字，大體上是按照《共產黨宣言》寫的，最後一句是“工人們失掉的是鎖鏈，得到的是全世界”。會議對宣言沒有作結論，確定將之交給即將成立的中央局處理。

據李達回憶，這個宣言並沒有發表，而是交給了陳獨秀。陳將之放在包裏，後來不知下落。

紅日西沉的時候，會議進行最後一項議程，選舉黨的中央機構。會議決議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爲委員，由三人組成中央局。由於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巨大影響和黨的創立過程起了重要作用，被代表們一致推舉爲中央局書記，在陳獨秀未返回上海前，由周佛海暫代。同時推選李達爲宣傳主任，張國燾爲組織主任。會議在齊呼“第三國際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聲中閉幕。

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寫到這裏，還有一個問題需交代一下，這就是黨的一大是7月23日開幕的，爲什麼卻把7月1日作爲黨成立的紀念日？

把這一天作爲黨誕生的紀念日，是毛澤東於1938年5月首先提出來的。

當時，在延安的出席過一大的，只有毛澤東和董必武。他們只記得大會是在7月份召開，由於相距十幾年，已記不清開會的具體日期了，又無檔案可查，於是，就把7月1日這一天，象徵性地作爲黨的生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誕辰廿週年抗戰四週年紀念指示》，正式將7月1日作爲中國共產黨的誕辰紀念日。

在出席黨的一大的代表中，後來的結局各不相同。毛澤東成爲黨和人民的偉大領袖，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勳。董必武一直是黨的重要領導人，去世前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主席。王盡美1925年因積極爲黨工作，積勞成疾，英年早逝。鄧恩銘、何叔衡、陳潭秋在不同時期爲革命事業而遭反動派殺害。李達、李漢俊在黨成立後不久，因與陳獨秀意見不合退黨。李漢俊1927年在武漢被桂系軍閥殺害，李達長期擔任大學教師並積極譯介馬克思主義著作，1949年重新入黨。包惠僧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退黨。劉仁靜在大革命失敗後脫黨，後參加過託派組織的活動。陳公博、周佛海本來就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黨成立後不久就被清除出黨，後來追隨汪精衛成了可恥的漢奸。張國燾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一直在黨內擔任要職，爲革命也做過一些工作，但1935年紅軍長征途中個人野心膨脹，企圖分裂黨和紅軍，1938年春逃到國民黨統治區，成爲國民黨特務。

一大代表的分化，是不足爲奇的。大浪淘沙，方顯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