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是在世界上举世闻名的奇迹，是中国最致命的名片之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防备北方的胡人，于是将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在一起，建立了绵延万里的防御体系。

纵观地图，万里长城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巧妙，大体与400毫米降水线相吻合。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华夏诸国就不断向北方开疆拓土，从胡人手中夺取土地。

为了守住新征服的疆土，各国均竞相修筑长城。秦始皇统一后，他连接三国长城，让北方防御变得密不透风。诸侯争霸时，胡人们可利用各国的矛盾已经各国长城的未连接处，杀入中原抢掠。然而长城建立后，胡人们就隙可乘，生计受到极大影响。

众所周知，游牧经济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经济形式。在中原，一亩地就足以保证一个人的生存；但在草原，数十顷的草地都未必能保证一个人生存。游牧经济，必须依靠牛羊马的肉和奶，产出比十分低下。相对于能够保存在粮仓里的粮食，暴露在野外的牲畜很难抵御旱灾、雪灾以及瘟疫的侵袭。只消一场暴风雪，就能将一个拥有上万牲畜的富人，变成一文不明的穷光蛋。

因此，胡人除了从事畜牧业以外，必须从事狩猎、采集乃至于农业等辅助经济，否则就会饿死。当然，掠夺也是胡人重要的生产手段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匈奴人：

“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

也就是说，匈奴人将掠夺视为获取牲畜和奴隶的最佳手段，因此他们特别喜欢打仗，“利则进，不进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而反观华夏人，打仗对他们并无过大的好处，反而还可能误了农时，导致家人陷入饥寒。

因此，秦始皇修筑长城，有效地限制了胡人的抄掠行为。长城不仅是军事要塞，同时也是经济的封锁线。有了长城作为凭依，中原政权可以利用互市来要挟胡人，换取他们的臣服。

因此可以说，秦始皇修长城，虽然加重了人民负担，却立在千秋。除了唐朝、元朝、清朝以外，历代政权都需仰仗长城的保护。

在长城的强大压力下，分布于漠南漠北的诸胡人部落生计发生严重困难，而这也开始促使他们进行整合——如果不联合起来，就会被秦朝各个击破。因此，在中原实现统一的同时，曾经部落林立的漠北草原也在实现着统一。

因此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巴菲尔德说道：“匈奴帝国因应秦汉帝国之统一而形成，因此它也与东汉帝国同在一世代间衰亡……草原游牧帝国的存在，需要一个稳定的华夏帝国供其剥削。”

果然公元前209年左右，匈奴冒顿单于一统漠北，“诸引弓之士成为一家”。与此同时，秦朝因农民起义而发生内乱，虚耗了华夏的国力。之后刘邦建立汉朝，实力完全不能与秦朝鼎盛时相比。最终，刘邦在平城之战中败给冒顿单于，被迫实现屈辱的和亲政策。

实际上，和亲政策是一种变相的纳贡，汉朝每年都要“赐予”匈奴大量的金银、粮食、牲畜以及布帛。而这些财物，足以让匈奴避过灾荒，甚至实现富强。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韬光养晦，汉朝逐渐恢复了元气。汉武帝时，汉朝以长城防线为基础，派卫青、霍去病大规模出击匈奴。同时，汉朝开始修筑汉长城和受降城，甚至将匈奴游牧的漠南变为汉朝的势力范围，匈奴人不再敢在水草丰美之处游牧。

最终，匈奴败给了汉朝，也败给了长城。在汉长城的防御下，匈奴人再也无法南下劫掠，也没法向汉朝勒索。失去了掠夺和贸易这两种重要的经济手段，匈奴帝国最终分崩离析。公元前60年左右，匈奴遭遇史无前例的大雪灾。《汉书·匈奴传》记载：

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

在超级雪灾之下，匈奴人完全失去了抗灾能力，人民损失了百分之三十，牲畜损失了一半，所有的被征服的国家全部独立，而汉匈战争也以汉朝的全胜而告终。

在中国人眼里，秦始皇是高瞻远瞩的强者。但在西方学者眼里，秦始皇却将他们害惨了，曾有多个西方学者抱怨过秦始皇修长城的行为。例如前文提到的巴菲尔德教授就曾说：“秦始皇修筑长城，使游牧帝国不得不将关注点放在曾经不屑一顾的欧洲诸国身上，从而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侵略之潮。”

的确，当时游牧帝国发现自己过不了长城这道关，就必然会向西侵袭，多次引发欧洲人口中的“黄祸”，匈奴人、柔然人、突厥人、马扎尔人都曾向西侵袭，给欧洲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因此美国学者Robert B.Ekvall戏谑道：“对于西方文明，秦始皇确实是个祸水西引的讨厌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