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長城，是在世界上舉世聞名的奇蹟，是中國最致命的名片之一。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爲了防備北方的胡人，於是將秦、趙、燕三國的長城連在一起，建立了綿延萬里的防禦體系。

縱觀地圖，萬里長城所處的地理位置非常巧妙，大體與400毫米降水線相吻合。自春秋戰國時代以來，華夏諸國就不斷向北方開疆拓土，從胡人手中奪取土地。

爲了守住新徵服的疆土，各國均競相修築長城。秦始皇統一後，他連接三國長城，讓北方防禦變得密不透風。諸侯爭霸時，胡人們可利用各國的矛盾已經各國長城的未連接處，殺入中原搶掠。然而長城建立後，胡人們就隙可乘，生計受到極大影響。

衆所周知，遊牧經濟是一種極其不穩定的經濟形式。在中原，一畝地就足以保證一個人的生存；但在草原，數十頃的草地都未必能保證一個人生存。遊牧經濟，必須依靠牛羊馬的肉和奶，產出比十分低下。相對於能夠保存在糧倉裏的糧食，暴露在野外的牲畜很難抵禦旱災、雪災以及瘟疫的侵襲。只消一場暴風雪，就能將一個擁有上萬牲畜的富人，變成一文不明的窮光蛋。

因此，胡人除了從事畜牧業以外，必須從事狩獵、採集乃至於農業等輔助經濟，否則就會餓死。當然，掠奪也是胡人重要的生產手段之一。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匈奴人：

“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滷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

也就是說，匈奴人將掠奪視爲獲取牲畜和奴隸的最佳手段，因此他們特別喜歡打仗，“利則進，不進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而反觀華夏人，打仗對他們並無過大的好處，反而還可能誤了農時，導致家人陷入飢寒。

因此，秦始皇修築長城，有效地限制了胡人的抄掠行爲。長城不僅是軍事要塞，同時也是經濟的封鎖線。有了長城作爲憑依，中原政權可以利用互市來要挾胡人，換取他們的臣服。

因此可以說，秦始皇修長城，雖然加重了人民負擔，卻立在千秋。除了唐朝、元朝、清朝以外，歷代政權都需仰仗長城的保護。

在長城的強大壓力下，分佈於漠南漠北的諸胡人部落生計發生嚴重困難，而這也開始促使他們進行整合——如果不聯合起來，就會被秦朝各個擊破。因此，在中原實現統一的同時，曾經部落林立的漠北草原也在實現着統一。

因此美國波士頓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巴菲爾德說道：“匈奴帝國因應秦漢帝國之統一而形成，因此它也與東漢帝國同在一世代間衰亡……草原遊牧帝國的存在，需要一個穩定的華夏帝國供其剝削。”

果然公元前209年左右，匈奴冒頓單于一統漠北，“諸引弓之士成爲一家”。與此同時，秦朝因農民起義而發生內亂，虛耗了華夏的國力。之後劉邦建立漢朝，實力完全不能與秦朝鼎盛時相比。最終，劉邦在平城之戰中敗給冒頓單于，被迫實現屈辱的和親政策。

實際上，和親政策是一種變相的納貢，漢朝每年都要“賜予”匈奴大量的金銀、糧食、牲畜以及布帛。而這些財物，足以讓匈奴避過災荒，甚至實現富強。然而經過一段時間的韜光養晦，漢朝逐漸恢復了元氣。漢武帝時，漢朝以長城防線爲基礎，派衛青、霍去病大規模出擊匈奴。同時，漢朝開始修築漢長城和受降城，甚至將匈奴遊牧的漠南變爲漢朝的勢力範圍，匈奴人不再敢在水草豐美之處遊牧。

最終，匈奴敗給了漢朝，也敗給了長城。在漢長城的防禦下，匈奴人再也無法南下劫掠，也沒法向漢朝勒索。失去了掠奪和貿易這兩種重要的經濟手段，匈奴帝國最終分崩離析。公元前60年左右，匈奴遭遇史無前例的大雪災。《漢書·匈奴傳》記載：

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

在超級雪災之下，匈奴人完全失去了抗災能力，人民損失了百分之三十，牲畜損失了一半，所有的被征服的國家全部獨立，而漢匈戰爭也以漢朝的全勝而告終。

在中國人眼裏，秦始皇是高瞻遠矚的強者。但在西方學者眼裏，秦始皇卻將他們害慘了，曾有多個西方學者抱怨過秦始皇修長城的行爲。例如前文提到的巴菲爾德教授就曾說：“秦始皇修築長城，使遊牧帝國不得不將關注點放在曾經不屑一顧的歐洲諸國身上，從而引發了一輪又一輪的侵略之潮。”

的確，當時遊牧帝國發現自己過不了長城這道關，就必然會向西侵襲，多次引發歐洲人口中的“黃禍”，匈奴人、柔然人、突厥人、馬扎爾人都曾向西侵襲，給歐洲帶來了極大的麻煩。因此美國學者Robert B.Ekvall戲謔道：“對於西方文明，秦始皇確實是個禍水西引的討厭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