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的演说中宣称：“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方觉慧1940年所撰《明太祖革命武功记》，对朱元璋的民族革命胜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太祖奋起淮甸，兴师北伐，驱逐胡虏，卒能恢复中华，蔚成大业。

"\u003Cdiv\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h1\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df803d08921b4d398c851ee9295cf28b\" img_width=\"500\" img_height=\"254\" alt=\"明人蒙元史观前后为何大相径庭？\"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文：刘浦江 原题：《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原载《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元明嬗代是否有异于一般的改朝换代？明中叶以后，尤其是清末民初以降，人们久已习惯视之为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的演说中宣称：“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同年《民报》刊载朱元璋像，称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很长一个时期里，元明民族革命的性质俨然成为史学定论，最能反映这一普遍思维定势的，莫过于20世纪上半叶的各种历史教科书。\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39年钱穆《国史大纲》引论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下层革命鲜有进步意义，惟秦末刘项之争和元明革命算是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将朱元璋“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之举视为元明鼎革进步意义之所在。\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金毓黻写成于1941年的《中国史》，称朱元璋建立明朝是“汉族的复国运动”，又谓“明太祖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为汉族重光，所以他也是我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吕思勉的名著《中国通史》第四十六章的主题是元明嬗代，题之为《汉族的光复事业》，显然也是将其定位为民族革命。\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直至上世纪50年代，李洵在东北师大的明清史课堂讲义中，仍沿袭这种传统观点，称朱元璋在元明之际“成为一个勇敢的民族斗争战士”；当写到徐达攻克大都时，作者有这样一段评价：“自石敬瑭割燕云于契丹，沦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名都燕京又光复了……汉族人民反元民族斗争胜利的完成了。”\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可见，元明鼎革的民族革命性质乃是那个时代历史学家的一种极为普遍的认知。\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不过，自上世纪30年代始，就不断有学者对这一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结论进行质疑和反思。\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最早提出异议的是吴晗，他在1936年发表的《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一文中指出，元末群雄起事，“动机是民众不堪经济的、政治的压迫而要求政权的让与，最后才一转而喊出民族革命的口号。……表面上，尽管是揭出政治的民族的解放口号，而在实质上却完全是农民和地主的斗争”。他显然是将元明鼎革的性质定义为阶级斗争而非民族革命。\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更值得注意的是蒙思明1938年在燕京大学的硕士论文《元代社会阶级制度》，认为元明鼎革是由阶级矛盾引起的社会革命，而非族群矛盾引起的种族革命，指出元明革命“以阶级斗争发其端”，“以种族斗争终其局”，“历来治史者之均以民族革命目元末之民变者，盖皆由结果而断定其性质者也。要之，元末之革命运动，虽不免有若干之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之非革命之主因则可断言”。\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元明鼎革作为民族革命的象征，常被拿来与辛亥革命相比较，在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看来，两者间实有很大的区别，后者确实具有强烈的民族革命色彩，前者则不然。与其说元明鼎革是一场民族革命，毋宁说更多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成功，知识分子起了关键作用，但元末民变时士人不屑参加叛军，叛军也很少利用士人，这是元明革命攘夷色彩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早年力倡元明民族革命论的钱穆，后来也对此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在他晚年所写的《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一文中，得出的竟完全是另一种印象：\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胡元入主，最为中国史上惊心动魄一大变，元人用兵得国之残暴，其立制行政之多所剧变，而中国全境沦于异族统治之下，亦为前史所未遇。未及百年，乱者四起，明祖以平民崛起为天子，为汉高以下所仅有，读史者岂不曰驱除胡虏，重光中华，其在当时，上下欢欣鼓舞之情当如何？而夷考其实，当时群士大夫之心情，乃及一时从龙佐命诸名臣，其内心所蕴，乃有大不如后人读史者之所想象。”\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钱穆从明初开国诸臣诗文中所看到的汉族士人的真实心境，与他过去对元明革命的认识大相径庭，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尤其让他难以理解的，是明初士人普遍具有的遗民心态：“当时文学从龙诸臣……或则心存鞑庭，或则意蔑新朝。”\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虽然很不情愿，但钱穆不得不承认明初汉族士人颇多故国旧主之思而昧于《春秋》大义的事实。后人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钱穆的这种印象。\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劳延煊据元明之际士人诗作之所见，指出明初士人皆以蒙元为正统王朝，在时人诗赋中常常可以看到对于元朝的惓惓故国之思。\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郑克晟注意到，元末明初的江南士人，不论是伊始依附张士诚吴政权者，或加入朱明政权者，乃至超脱于元末群雄之间者，他们的政治态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即都在不同程度上怀念元朝。\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近年萧启庆就元明之际士人的政治选择做过一个很有意义的统计，在列入统计对象的元明之际进士144人中，“忠元”型计87人，占60.4%；“背元”型计45人，占31.3%；“隐遁”型12人，占8.3%。统计结果表明，“忠元”型进士远多于“背元”者，且以汉人和南人为主。作者据此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是“君臣大义”而非“夷夏之辨”。\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这为我们重新认识元明革命的性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综上所述，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历史学家已经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元明鼎革的性质主要是由阶级矛盾引起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并非像人们过去惯常理解的那样是一场民族革命。\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那么，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自明朝直至近代，元明嬗代所带有的非常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究竟是如何被后人涂抹上去的呢？\u003C\u002Fh1\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64f3a102c1354710ac8919a1e664dece\" img_width=\"356\" img_height=\"500\" alt=\"明人蒙元史观前后为何大相径庭？\"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一般人印象中，明朝似乎是中国历史上华夷观念最为强烈的一个时代。事实上，明朝开国君臣对于蒙元王朝常怀感念之情。\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太祖朱元璋就自称“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又谓“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洪武三年（1370）太祖还说：“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明史》卷三《太祖纪赞》称朱元璋对待前朝的政策是“加恩胜国”，也基本符合事实。\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朱元璋称帝建国后，总是强调他的天下不是取自元朝手中，而是得自群雄之手。他曾做过这样一番表白：“（元末）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域。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显然没有把元朝视为复仇对象的意思，何曾有什么“民族革命”的气氛？\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明初士人其实很少关注华夷之辨这一类的话题。\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钱穆发现明初士人“心中笔下，并无夷夏之别”，诗文中谈及元明革命时“皆仅言开国，不及攘夷”。这种情形让他颇为愤激，觉得难以理解：“所谓民族大义，光复汉唐旧统，诚千载难遘一机会，而明初诸儒似无此想。”但这确实是明初士人的真实心态。\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明代民族情绪之高涨，大抵在15世纪中叶以后，与当时的内外形势和民族冲突直接相关。\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北虏”之患是导致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根源，其中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更是明蒙关系恶化的两个标志性事件。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尘封已久的元明鼎革的历史记忆被重新唤起，自然而然地被解读为一场光复华夏的民族革命。\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历来将元明鼎革视为民族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便是朱元璋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遣徐达北伐时发布的《谕中原檄》，檄文中有一段文字被后人反复提及：\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其中“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一语，被后人赋予了极为鲜明的民族革命寓意。钱穆谓元明“易代之际，而正式提出中国夷狄之大辨者，今可考见，惟此一文”。萧公权亦称此檄“明揭攘夷之口号，……实为二千年中创见之民族革命宣言，而亦中国最先表现之民族国家观念”。\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大约自弘治以后，这篇檄文开始受到士人的强烈推崇。\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弘治间，程敏政在编辑明人总集《皇明文衡》时收入此文，冠于全书之首，题为《谕中原檄》，作者署名为宋濂。取与最早载有此文的《太祖实录》对勘，知此本有若干文字脱误，恐系辗转传抄者。目前看来，这大概是该文最早引起明代士人的特别关注，后来诸本大都出自这一系统。\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有意思的是，后来《皇明文衡》、《皇明名臣经济录》和《弇山堂别集》在被清人收入《四库全书》时，其中所载《谕中原檄》又都被四库馆臣心照不宣地删去了。\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我在乾隆四十七年编成的《军机处奏准抽毁书目》中，找到了馆臣对《明名臣经济录》一书的审查意见：“查此录系明陈九德删次，……自明初迄正德末而止。中间惟宋濂《谕中原檄》及他文内词意偏谬者应行删毁外，其余尚无干碍，应请毋庸全毁。”\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此段文字明确透露了四库馆臣忌讳《谕中原檄》的消息，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后人对此文特有的民族主义印记的一种固有印象。\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自15世纪中叶以后，明朝士人开始对元明革命进行重新解读。成书于成化十七年（1481）的丘濬《世史正纲》，在洪武元年正月“太祖即皇帝位，复中国之统，国号曰大明”条下有一段十分激昂的议论：\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自有天地以来，中国未尝一日而无统也。虽五胡乱华，而晋祚犹存；辽金僭号，而宋系不断。未有中国之统尽绝，而皆夷狄之归，如元之世者也。三纲既沦，九法亦斁，天地于是乎易位，日月于是乎晦冥，阴浊用事，迟迟至于九十三年之久！中国之人，渐染其俗，日与之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语，家其伦类，忘其身之为华，十室而八九矣。不有圣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厌，驱其类而荡涤之，中国尚得为中国乎哉？”\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明朝中后期社会中普遍弥漫着一股仇恨蒙古的情绪。尤其是嘉靖以后，因明蒙冲突加剧，这种情形愈发明显。据说明世宗“苦虏之扰，最厌见夷狄字面……晚年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世宗的这种心态，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表情。\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明人笔记中的某些传说相当真实地流露了这种民族情绪。\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余家先世分关中，写吴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国初恶胜国之号而避之，故民间相习如此。史书无所考见，姑记之以询之熟典故者焉。”\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万历野获编》也有类似的说法：“尝见故老云，国初历日，自洪武以前，俱书本年支干，不用元旧号。又贸易文契，如吴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盖又民间追恨蒙古，不欲书其国号。如南宋写‘金’字俱作‘今’字，曾见宋列帝御书及妃后翰墨皆然，则又不共戴天仇也。”\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有学者指出，这其实是明人的一个误解。明初确实多有讳“元”字而更名者，实系避朱元璋名讳。明中后期笔记中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误解，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明朝避讳不严，故李诩、沈德符没有想到这一层并不奇怪。第二，李诩、沈德符两书成于嘉靖、万历间，由于嘉靖时期俺答汗给明朝带来的严重边患，明人对鞑靼深恶痛绝，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人误以为明初讳改元字是“恶胜国之号而避之”，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上述误解并非孤例，其实在时代更早的明人笔记中已有类似的情况。陆容《菽园杂记》：“国初，江岸善崩，土人谓有水兽曰猪婆龙者，搜抉其下而然。适朝廷访求其故，人以猪与国姓同音，讳之，乃嫁祸于鼋。上以鼋与元同音，益恶之，于是下令捕鼋。大江中鼋无大小，索捕殆尽。”\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陆容是成化二年进士，此书则成于弘治年间，我对他讲述的这个“国初”故事的真实性不无怀疑。所谓“上以鼋与元同音”者，此“元”当是指元朝，这个故事想必也是中明时人在仇恨蒙古时代氛围之下的一种想象。\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还有一个例子可能也与此类误解有关。\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代表初始之意的“元”字，自明以后多写作“原”，何以如此？明代文献中缺乏相关记载。乾嘉学者郝懿行对此有一个推断：“论事所起，或言元起，或言元来，或言元故，或言元旧，皆是也。今人为书，元俱作原字，……推厥所由，盖起于前明初造，事涉元朝，文字簿书率皆易元为原。”照此说法，似乎亦可理解为明初人因憎恶或避忌元朝而讳改为“原”，这一理解大概仍是源自明朝中后期以后的仇元心理。今人甚至更附会为明太祖顾忌元朝卷土重来，故讳称“元来”之类的说法云云。\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顾炎武则提出了另一种推论：“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来曰元来。唐、宋人多此语，后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或以为洪武中臣下有称元任官者，嫌于元朝之官，故改此字。”意谓明初称“元任官”易被误解为在元朝所任官职，恐有贰臣之嫌，故改作“原”。这一推论似较为可信。\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总之，“元”之改为“原”，不大可能是由于明初人憎恶元朝的缘故。\u003C\u002Fh1\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51d5867d9f2f40fe8fae47c46c4cd7e6\" img_width=\"509\" img_height=\"384\" alt=\"明人蒙元史观前后为何大相径庭？\"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从洪武间以元世祖入祀历代帝王庙，到嘉靖黜祀元世祖，明人对蒙元态度的前后变化，在明朝的庙祀制度中看得十分清楚。\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明南京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洪武六年，据正德《明会典》说，“祭三皇至元世祖凡十六位，皆开基创业、有功德于民之主”。\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明朝历代帝王庙的入祀标准相当严格，洪武二十二年重建的历代帝王庙，总共只有16人得以列入庙祀，其中秦汉以下帝王仅有汉、唐、宋、元四朝，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五人而已。入祀帝王庙的主要标准是“混一寰宇，绍正大统”，但秦、晋、隋诸帝则因其功德有愧而不得入，甚至一度列入庙祀的隋文帝后来也被罢黜。然而就在秦汉以后有幸入祀的五位帝王中，居然包括一位出自异族王朝的君主元世祖！\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由此可以看出，明初君臣对于蒙元一朝似毫无恶感可言。\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然而，嘉靖二十四年，礼科右给事中陈棐两度上疏，极言当黜祀元世祖。其疏文字冗长，略无伦次，但其中最要害的是下面这段话：\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胡元为中国之所当驱，是中国决非胡元之所当居矣；中国非胡元之所当居，是胡元决非中国之所当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后驱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顾不自小圣祖驱胡之功耶。……臣固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庙者，非皇祖之本心也，是则当黜也。”\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陈棐力倡严夷夏之大防，并将黜祀元世祖的主张与标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元明革命联系在一起，反复强调“必除胡君之祀”乃是为了彰显太祖驱胡攘夷之功。在朝野内外充满仇元气息的嘉靖时代，这种说辞无疑是最能煽动君臣上下的民族情绪的。于是，自洪武以来入祀历代帝王庙近二百年的元世祖，至此终遭罢黜，同时“并罢从祀木华黎等五人”。\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对于嘉靖黜祀元世祖君臣，当时人的解释是：“至世宗并元君臣俱去之，时恨虏寇入犯，用汉武帝诅匈奴故事也。”说到底，还是嘉靖间边患日重、民族矛盾激化所造成的结果。较之明初，明人对于蒙元的政治态度可以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明人对于蒙元王朝正统地位的认识与评价，也经历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的转变过程。\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明初对蒙元王朝的正统地位一贯给予明确承认。朱元璋《谕中原檄》中就说：“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宣称元朝王权“天授”，无异于承认其入主中国的正当性。\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洪武元年《即位诏》也公然表明了朱元璋对前朝正统地位的认可：“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将元世祖称为“天命真人”，依然认为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天授王权。洪武六年以元世祖入祀历代帝王庙，也是明初承认元朝正统的一个明确信号。\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明前期所修的两部元史，同样可以反映出当时朝野对元朝地位的肯定性评价。\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成书于洪武初年的官修《元史》，完全将蒙元当作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来看待，与后来《续资治通鉴纲目》、《历代通鉴纂要》等编年体史书在南宋亡国以后始以元朝纪年所不同的是，《元史》一书将元朝历史上溯到了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故首卷即为《太祖纪》。\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宋濂等人对于蒙元历史的这种处理办法，遭到后人的严厉批评。嘉靖间，周复俊撰《元史弼违》二卷，专以纠驳《元史》的书法义例为目的，指出“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史臣大书元太祖，与宋宁宗并称”，因谓“是书也贱夏尊夷，乱名没实，蔑万古帝王之正统，紊万世是非之公议”。\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可见明人蒙元史观，前后如此之大相径庭。\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明朝前期还有一部编年体的元史，即胡粹中《元史续编》，撰成于永乐元年，所谓“续编”，是指续陈桱《通鉴续编》，故记事始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全仿《通鉴纲目》之例。此书秉承明初官方承认元朝正统地位的态度，坚持书顺帝年号直至至正二十八年（1368）而止。\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这种蒙元史观亦体现在普及性的历史读物中。\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初刻于宣德七年（1432）的刘剡《资治通鉴节要续编》，是明朝前中期最为流行的一部历史教科书，屡次增修或重刻，至今尚能见到十余种翻刻本。此书三十卷，卷一至二六为《宋纪》，卷二七至三○为《元纪》。卷首宣德四年张光启序即表明了该书的正统观：“以宋为统，辽金分书之，元则直续宋统。”主张元承宋统的正统谱系，明确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与明初官方的蒙元史观是完全吻合的。\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明初正统论最看重的是“混一寰宇”之大一统，而明中叶以后的华夷之辨则强调的是正统之“正”，这种思潮滥觞于方孝孺。早在明初，方孝孺就在《释统》一文中首倡“变统”之说，后来又明确地将“变统”归纳为以下三类情况：“有天下而不可比于正统者三，篡臣也、贼后也、夷狄也。”\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方氏论正统，看重的是“正”而不是“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明人最早强调华夷之防的正统论。但方氏的主张在当时显然并不受待见，他在《后正统论》一文后有跋云：“自予为此文，未尝出以示人，人之闻此言者，咸訾笑予以为狂，或阴诋诟之。”\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方氏“变统”说在明初之所以遭人“訾笑”和“诋诟”，主要就是因为他在元朝正统问题上所持有的不同见解。因为元朝的正统地位在明初得到朝野内外的普遍肯定，方孝孺这种不合时宜的见解在当时还很难为人们所接受。\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然而方孝孺没有想到的是，时过境迁之后，他提出的“变统”说却对后来明人的正统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饶宗颐先生将其与欧阳修《正统论》相提并论：“方氏《释统》之作，足与欧阳修媲美，实为正统论之后殿。”土木之变以后，明人民族情绪持续高涨，华夷之辨开始兴起，方孝孺的正统论在这种新的时代氛围下理所当然地成为明朝士人最倚重的思想资源。\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丘濬成化间所作《世史正纲》，代表着明人蒙元史观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书本明方孝孺《释统》之意，专明正统”，明确提出否定元朝正统的主张。丘濬曾参与官修《续资治通鉴纲目》一书的编纂，对该书仍然沿袭元朝正统的书法很不满意，于是退而私撰《世史正纲》。这部充满了华夷之辨的历史著作，其正统观念深受方孝孺的影响，全盘接受了方孝孺重“正”而不重“统”的价值观念，并以之作为否定元朝正统地位的一个重要理据。\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不过，明中叶的某些官修史书仍在继续沿袭传统的蒙元史观。如成化间官修的《续资治通鉴纲目》。\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成化九年，敕纂《宋元资治通鉴纲目》；十二年书成，更名《续资治通鉴纲目》。关于此书所持的正统观念，商辂《进续资治通鉴纲目表》有明确的表述：\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若胡元之主中华，尤世运之丁极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纲既沦，九法亦斁。第已成混一之势，矧复延七八之传，故不得已大书其年，亦未尝无外夷之意。” \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进书表虽对元朝多有指斥，但因其有“混一寰宇”之大一统天下，故仍不得不尊为正统。明人蒙元史观的根本转变，元朝正统体系被彻底颠覆，乃是嘉靖以后的事情。\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成书于嘉靖二十五年的王洙《宋史质》，最能代表当时士人竭力否定蒙元正统的强烈态度。此书本是明人重修《宋史》之一，但因作者主张“胡元者，赵宋之闰位”，故亦附记元朝一代事。作者将两宋诸帝本纪列为《天王正纪》，而将元朝列为《天王闰纪》，“于宋益王之末，即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称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统；大德三年，以太祖之曾祖追称懿祖恒皇帝者继之；延祐四年，以太祖之祖追称熙祖裕皇帝者继之；后至元五年，以太祖之父追称仁祖淳皇帝者继之；至正十一年，即以为明之元年”。可以说，这是明人对元朝正统地位所给予的最彻底的否定。\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自15世纪中叶以后，蒙元正统之辨已成为明代士人华夷观念的一种惯用表达方式，而对明初蒙元史观的批判和清算，则在这场正统之辨中主导了士人阶层的主流话语。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明朝中后期士人有关元明革命的记忆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明代士人对元明革命的重新解读，奠定了后来历史书写的基本框架，而清末反满排满的时代思潮，则使元明嬗代呈现出愈益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清末革命党人从一开始就以“光复中华”相号召，故推翻蒙元政权的明太祖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精神偶像。可想而知，将明朝的建立定性为一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伟大民族革命，对他们来说有着多么重要的现实意义。\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清末革命党人，其反清口号的提出及革命纲领的逐步形成，直接受到明太祖《谕中原檄》的启示。1893年孙中山首次提出要建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次年创立兴中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1903年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遂以此十六字口号作为同盟会誓词；同年，在《民报》发刊词中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关于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以上各个版本的表述虽有所不同，但显然都是《谕中原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一语之翻版。而辛亥革命之前，在三民主义所标举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三者之中，又始终是以民族革命为核心的。\u003C\u002Fh1\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979b7dbda07c49939a2eb2b958cf66f3\" img_width=\"330\" img_height=\"220\" alt=\"明人蒙元史观前后为何大相径庭？\"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清末革命党人对于明太祖《谕中原檄》的极力推崇，在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一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此书在戊午年《真天命太平天国》檄文后，有一段作者的议论：\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自明太祖传檄驱胡，汉遗民得重见汉官威仪者，传诵弗衰，几与六经媲。尊严汉族，光复武功之盛，即斯可见，而流风遗韵，沁渍于人心。读是檄者，每不胜低徊之情甚矣，高曾矩获，启迪后人者深也。”\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刘成禺(1875—1952)，早年加入兴中会，为辛亥革命元老。《太平天国战史》经孙中山提议编撰，成书于1903年，并由孙中山亲自作序。刘成禺在此书中借题发挥，对明太祖《谕中原檄》称颂不遗余力，至以谓“几与六经媲”云云。其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首倡“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因而在清末革命党人的眼中具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清末排满运动中，元明鼎革的民族革命性质常常被人们刻意加以强调。1903年，章太炎在为邹容《革命军》所作序中，对“革命”的概念进行辨析：\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 \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后来他又在《民报》第8号上撰文重申“革命”与“光复”的区别\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章太炎看来，“革命”一词不足以彰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性质，因此需要改用一个专门的词汇来加以指称，是即所谓“光复”者也。在当时革命党人的心目中，无论是元明鼎革还是清末排满运动，论其性质都属于光复而非革命。\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孙中山也曾在各种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明朝驱逐蒙元所具有的种族革命性质，如1906年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指出：“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当谈及元明革命性质时，孙中山与章太炎的关键词完全相同，他笔下的“光复”也是专指种族革命而言。1913年，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说到：“迨至明朝，驱逐元胡，创种族革命。”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创”字，孙中山特别强调是明太祖“开创”了种族革命，这种观念给后人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影响。\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孙中山早在创立兴中会以前，就已将朱元璋、洪秀全二人尊奉为历史上的民族革命英雄，而前者更因达成“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伟大目标而受到格外的尊崇。孙中山说：“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对于以推翻满清政权为首要目标的革命派来说，明太祖不啻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1906年，《民报》第五号卷首同时刊载朱元璋、洪秀全、孙中山三人像，题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肖像”。这当然是为了表明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及其与朱、洪二人一脉相承的关系，同时也说明朱元璋已经成为革命党人顶礼膜拜的对象。\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据说袁世凯民国初年“尝得明太祖画像一幅，悬之密室，朔望顶礼，并私祝太祖在天之灵，祐其平定天下，复兴汉业，意至诚恳”。可见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家心目中，明太祖几乎已经到了被神化的地步。\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家对明太祖在精神上的顶礼膜拜，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胜利后的拜谒明陵。\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在清帝宣布退位后三天，携南京临时政府官员公祭明孝陵，并以他个人的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两篇文告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以明太祖民族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身份，向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报告“光复中华”已大功告成的消息。\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我们知道，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是连接孙中山与明太祖之间的精神纽带，而今这个他为之奋斗多年的目标终因辛亥革命的胜利而得以实现；在他看来，清帝退位、民国建立与明太祖“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的成功，其性质毫无二致，其意义可以相提并论，是以特意昭告于明太祖陵前。\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清末革命党人对明太祖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其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1935年3月，国民政府为“提高民族意识”，规定每年清明日为“民族扫墓节”，由国府派员前往祭扫中华民族始祖黄帝陵。次年4月，经邵元冲、于右任、戴传贤三人提议，国民政府决定将明太祖陵列入民族扫墓节祭扫范围。1936年4月3日发布的国民政府训令第319号，转引了邵元冲等人的提议内容： \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明太祖为民族光复之伟人，功勋灿然，故总理于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政府成立之日，亲率文武官吏及本党同志恭谒明陵，举行建国告成典礼，示民以光复之大义，意至深远。今孝陵近在京市，毗连总理陵墓，当此中央提倡民族复兴之际，所有春季孝陵祭典，似亦应决定由中央及国府两方面一并派遣代表敬谨举行，并以大禹劳身为民史实，及明太祖光复伟迹，广事宣传，于提倡勤劳风气、振作民族精神者，关系至大。”\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36年4月5日，国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祭谒明孝陵典礼，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祭，时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等陪祭。林森《祭明孝陵文》曰：“惟帝天授智勇，奄奠寰区，奋民族之威灵，复黄炎之疆域。”\u003C\u002Fh1\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c90faea4850c469384b54ba316951160\" img_width=\"296\" img_height=\"220\" alt=\"明人蒙元史观前后为何大相径庭？\"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抗日战争时期，在救亡的时代主题下，明太祖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方觉慧1940年所撰《明太祖革命武功记》，对朱元璋的民族革命胜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太祖奋起淮甸，兴师北伐，驱逐胡虏，卒能恢复中华，蔚成大业。夫汤武以诸侯而革君主之命，太祖以匹夫而革胡元之命，其武功不在汤武下矣。”将元明革命与汤武革命相提并论，主要是看重它所具有的种族革命开创之功。\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蒋介石为该书作序，也极力表彰明太祖光复华夏的伟业：“明祖崛起草莱，志期匡复，收揽豪俊，剪刈群雄，十五年间，遂成光复华夏之大业。”\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方觉慧是早期同盟会会员，一生出入军政两界，他为何要在此时撰写这部《明太祖革命武功记》呢？卷首《编纂经过》对此做了详细解释：\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溯自九一八事变以还，忠志之士，每引宋明致亡之轶事，警惕国人，以期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挽救危亡，其用心可谓良苦矣。然此不过一时之激励，徒供嗟叹恸哭而已。何若将明太祖革命武功，及其恢复中华之史实，详加阐扬，俾得以提高国民自尊自信之决心，……此余编纂《明太祖革命武功记》之动机也。”\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方觉慧之所以要在抗战时期撰写此书，无非是想借助明太祖的民族英雄形象来激励国人，以“提高国民自尊自信之决心”。在抗日战争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明太祖又一次充当了国人的精神偶像。\u003C\u002Fh1\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关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像以及明太祖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再次向我们诠释了这一命题。\u003C\u002Fh1\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7254004205683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