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本庶佑（Tasuku Honjo）因對“對腫瘤負性免疫調節的抑制治療方法”獲2018年諾貝爾醫學獎。至此，已經有26名日本或日本裔學者獲得諾貝爾獎。

這兩天，國內的媒體和學者從各方面對照中國與日本在產生諾貝爾獎的土壤方面的差距。但是，唯獨很少從日本高校培養大學生具有很強汲取和交流專業領域裏國際前沿信息的能力方面分析。諾貝爾獎與英語能力有何關係？其實，關係很大！

1996年，日本國會通過了《科學技術基本法》，提出將日本建設爲偉大的科技國家。2001年，日本政府推出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制定日本50年拿30個諾貝爾獎的目標。在過去的18年裏，日本一步一個腳印，一年一個，18年有18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日本已經成爲繼美國之後，成爲世界上獲得諾獎次數第二多的國家。

自本世紀來，英語已成爲國際學術和科技交流的世界通用語。以SCI即“科學引文索引”爲例，這個覆蓋生命科學、臨牀醫學、物理、化學、農業、生物、獸醫學、工程技術等176個學科的5000多種國際最頂級的期刊，用英語寫的佔到了95%。這告訴我們，只有能夠具備閱讀和汲取這些專業期刊上的科研成果信息的能力，纔有科技創新的可能；只有用英語在這些期刊上發表成果，才能在世界範圍內獲得最多的讀者，得到最多同行的引用。

我國科學家屠呦呦曾在2011年獲得了年度國際醫學拉斯克獎，即“美國諾貝爾醫學獎”，儘管當時她是有史以來離諾貝爾獎最近的一箇中國大陸科學家（拉斯克獎項的一半得主都獲得了年度諾貝爾獎），但最終拖了四年才成功。據說，在湯森路透公佈的2011年度科學論文“引用獎”中沒有屠呦呦名字是其中主要原因。實際上屠呦呦課題組對青蒿素的發現是在上世紀的70年代，但由於她包括她的團隊很少在國際期刊交流成果，較少同行知曉和引用。

根據學者喻海良對諾貝爾獎網站的統計，發現國際期刊論文對候選人論文的引用“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對評獎委員會認定成果起到了關鍵作用”。如2016年物理學、化學、生理學或醫學三個獎項，分別有54、58和50篇國際期刊如Nature、Science，尤其是各自專業期刊的論文引用了該獎項人的論文。

也就是說，一個科學家只有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國際期刊論文上發表，並獲得同行的大量引用，才能得到同行科學家的承認。根據清華大學醫學院教授董晨的介紹， 本庶佑團隊中，審良靜男(Shizuo Akira)就是全世界關於免疫方面論文引用最高的生命科學家之一。

這種用來汲取學科前沿最新信息，並能撰寫和發表國際期刊論文的英語就是學術英語或專門用途英語。爲了配合國家《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日本高校的公共英語（即我國的大學英語）的教學定位、目的和內容從本世紀初開始從文學經典和語法翻譯教學開始了向學術英語轉移的改革。日本高校英語界在1998年和1999年分別邀請專門用途英語的鼻祖和泰斗式學者John Swales, Tony Dudely-Evan 和V.J. Bhatia到日本作演講。在專門用途英語理論指導下，日本高校紛紛開設學術英語和科技英語的課程，幫助學生掌握能用英語從事專業學習和研究的語言能力。

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的非英語專業學生的英語教學。一年級主要是學術英語閱讀和寫作兩門課程，教材由教師自行選定，多以研讀原版英語學術著作爲主。如醫學生讀Because We Care——English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理工學生讀Getting to Know SciTech Genres，社會科學學生讀The Real World Today等。二年級則開設學術英語閱讀、學術英語寫作和學術英語陳述。這些課程都是結合學生的學科專業內容，提升專業領域內的英語綜合讀寫能力。

他們還有交叉學科的科技英語課程如“工學與經濟”、“工學與生態”等這類課是要求學生用英語在交叉領域裏選擇課題, 然後查找資料, 進行閱讀、討論、寫項目報告和展示。

名古屋大學是排在東京和京都大學後產出最多日本諾貝爾獲得者的高校，也是日本諾貝爾獲得者在本科或研究生期間就讀最多的大學。他們的公共英語除了給少數基礎較差的學生開設一個學分的survival英語，面向大多數學生是學術英語讀寫課程,主要訓練學生汲取信息的快速閱讀能力和論說文的寫作能力。閱讀材料是專業期刊上的文章，寫作課上進行科研論文的寫作訓練與發表，內容包括資料搜索, 文獻綜述，數據收集和處理，圖表運用，論文摘要，以及語言風格和學術規範。教師根據學生自帶科研項目，針對性地提高他們論文宣讀、交流和發表的技能。

對照我們的大學英語，我們發現下面差異。

第一，教學定位。日本高校把大學英語當做一門工具，主要幫助學生用來汲取專業信息，交流科研成果。我們把大學英語定義爲“人文教育的一部分”，致力於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質和跨文化交際能力。

第二、 需求滿足。日本高校的公共英語是致力於滿足學生的專業學習和研究對外語的需求。我們提倡滿足學生個性化需求，如應試、出國，文學欣賞。

第三、課程設置。日本的大學英語課程除了學術英語就是科技英語，沒有其他文化文學課程，中國除通用基礎英語，剩下是英美概況、英美文化、英美小說、英美詩歌，西方影視文化、二外三外等。

第四、學科重點。日本高校重視的是公共英語。英美文學語言研究是少數高校開設院校研究的，中國高校重視的是英語專業，幾乎每個高校都有，英美語言文學研究是每個高校外語學院的發展重點。

第五，行政體制。日本把公共英語設置到綜合學部或教養系（如東京、京都大學），或劃到專業院系成立英語語言教學中心（如早稻田大學）。我們絕大多數高校把大學英語設置在外語學院，讓英語專業教師去客串大學英語。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學科，讓教文學語言的教師教公共英語，好比讓化學老師去教物理學生一樣可笑。

第六、學習要求。日本高校一進入大學，就培養他們閱讀與專業學習相關的科普原著，要求寫讀書報告，做項目。我們強調 “趣味性和可思性”散文，教材要選久百讀不厭的文學範文和經典，追求語言的地道性和優美性。

第七，能力要求。日本重視大學生信息汲取的專業閱讀能力和科研成果交流寫作能力培養，聽說一般，翻譯教學更是淡化。而我們要求是聽說讀寫譯樣樣精，並設計九級能力量表，對每級的五種能力極其細化並設計對應考試，嚴格把關，引導學生達到英語本族人的平均水平以上。

早在40年前改革開放時，我國著名外語教育專家許國璋就說“日本外語教學的特點不搞花架子”，紮紮實實在爲推進他們的科技經濟建設服務，呼籲我國外語教學轉型，以英爲工具，“培養各行各業掌握外語的人材”。但是40年來，能夠理解並實踐這一真知灼見的學界人士還是太少。我國整整一代科技人員和工程人員無法用英語熟練地汲取他們學科領域的信息，無法用英語在工作中進行有效的交際。

培養新一代的科技創新人才，已成爲國家戰略。在筆者看來，在培養科技人才的外語能力上，我們不妨參考日本的做法，去改變公共英語的人文教育屬性，朝專門用途英語發展，才能對國家戰略的實現做出貢獻。

（作者蔡基剛爲復旦大學教授，中國學術英語教學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