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報告的起草者向毛澤東彙報說，大部分同志要求把林彪作爲主席的接班人寫進黨章，寫進九大的報告和決議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8年10月27日討論黨章時，江青再次堅持，要把林彪作爲毛澤東主席接班人這一條寫入黨章。

"\u003Cdiv\u003E\u003Cp\u003E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本文摘自《人民大會堂往事追蹤報告》馬祥林編著，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毛澤東\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查覺\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林彪集團的陰謀\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中國共產黨的九大預備會上，爲推選大會主席團主席，在人民大會堂發生了意外的小插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突然提議，推舉坐在身邊的林彪當大會主席團主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本來這個位置是非毛澤東莫屬的，林彪絲毫沒有精神準備，幾乎是出於本能地慌忙喊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再次向臺下的代表建議：“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副主席，好不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次不等代表們回答，林彪就先喊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好！毛主席當主席，大家同意請舉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說完，林彪帶頭把手高高舉了起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於是，人民大會堂內的全體代表，除了毛澤東之外，全都高高舉起了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一看，也就同意自己當大會主席，並立即提議林彪爲大會主席團副主席，周恩來爲主席團祕書長，也獲得代表們的一致通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致完開幕詞後，按照大會議程，由林彪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政治報告》共分成8個部分，系統論證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全面肯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方針、政策與實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從4月2日起，至14日，代表們在人民大會堂裏進行了分組討論，主要內容是林彪作的政治報告和張春橋、姚文元主持起草的《黨章修改草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月14日下午，由毛澤東主持，在人民大會堂大禮堂召開了九大第二次全體會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在全體會議上分別講了話。這預示着，講話的5個人將是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選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陳伯達在講話中，讚揚毛澤東“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開拓了前人沒有探討過的各個領域，把馬列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從來沒有一個會議像我們這個大會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和震動。世界共產主義者和革命人民都爲我們而歡欣鼓舞，帝、修、反、蔣匪卻爲之膽戰心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康生先是介紹了新黨章的起草和修改經過，然後用大量篇幅稱讚毛澤東“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列主義，把馬列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康生還說，新黨章明確規定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關係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運的大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新修改的黨的章程中，破天荒地將林彪作爲毛澤東接班人的內容，寫進了黨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個建議，最初是江青提出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早在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黨章的時候，江青就提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林彪同志很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風度。他那樣謙虛，就應該寫在黨章上，作爲接班人寫進黨章，一定要寫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8年10月27日討論黨章時，江青再次堅持，要把林彪作爲毛澤東主席接班人這一條寫入黨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九大會議討論修改黨章時，江青作了如下的說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林彪的名字還是要寫上。我們寫上了，可以使別人沒有覬覦之心，全國人民放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負責黨章修改草案起草工作的張春橋，更是第一個響應江青：“是這樣，寫在黨章上，這就放心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康生也同意把這件事寫進黨章。他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林彪同志爲毛主席的接班人，是關係到我黨、我國今後命運，關係到我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謙虛，他要求把黨章草案提到他的那一段刪去。我們的意見，這一段必須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這是會上公認的，是當之無愧的。我的意見，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應當寫入黨章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報告的起草者向毛澤東彙報說，大部分同志要求把林彪作爲主席的接班人寫進黨章，寫進九大的報告和決議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關於林彪的名字是否寫進黨章的問題，毛澤東整整考慮了一個晚上，最後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既然大多數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寫進去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於是，作爲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的名字赫然寫進了黨章第一篇。九大制定的新黨章，將林彪作爲黨中央主席的接班人寫進黨章，不僅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除了未來的5位常委，還有幾位工農兵代表在大會上發了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們是：代表軍隊的黃永勝、代表工人造反派的王洪文、代表農民的陳永貴、代表珍寶島前線解放軍官兵的孫玉國、代表婦女界的尉鳳英、代表革命幹部的紀登奎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其中孫玉國的發言尤爲引人注目，當時中蘇兩國在珍寶島地區發生了嚴重的武裝衝突，中國軍隊進行了珍寶島自衛反擊作戰，取得了初步的勝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代表們聽了孫玉國介紹的前線解放軍指戰員英勇戰鬥、不怕犧牲的事蹟後，非常激動。毛澤東從主席臺的座位上站起來，帶頭熱烈鼓掌，並與孫玉國握手，還發表了即席講話，強調要發揚50米拼搏的革命精神，準備打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最後，大會進行了表決，一致通過了林彪作的政治報告和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九大標誌着“文化大革命”中得勢的林彪、江青兩個政治集團的階段性成功，也是這兩個集團爲爭奪權利而分裂鬥爭的開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選出的21名政治局委員中，屬於林彪集團系列的干將及其盟友達12名之多，佔60％，穩操多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九大通過了林彪所作的政治報告和新黨章以外，另一項重要議程就是選舉新的中央委員。這關係着今後由誰來主宰中國命運的問題，因而歷來引起與會者的廣泛關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按照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的規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黨的選舉必須能夠充分表現選舉人的意志，黨的組織和選舉人所提出的候選人名單，應當經過選舉人的討論。選舉採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並且必須切實保障選舉人有批評、不選和調換第一個候選人的權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些保障黨員和黨代表民主權利的規定，在九大修改之後的黨章裏都找不見了，而用這樣一句話作了概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黨的各級領導機關由民主協商、選舉產生”，把協商放在選舉之前，並取消了“無記名投票”的規定，從而爲陰謀家和陰謀集團玩弄權術、操縱選舉開了方便之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9年4月15日，九大開會期間，大會主席團祕書處發出了關於第九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選舉辦法：中央委員加候補中央委員的總人數不超過250人；各類人員的比例，毛澤東、林彪爲當然候選人；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羣、汪東興、溫玉成等中央文革碰頭會的12人，以及軍委辦事組的李作鵬、邱會作、劉賢權爲一致通過的候選人；原八屆中央委員97人和候補中央委員73人被提名爲九屆候選人的，限爲53人。這樣，大多數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的被選舉權就被剝奪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各小組醞釀候選人提名過程中，也充滿着錯綜複雜的鬥爭，即使是造反派內部，各陣營之間也爭得不可開交。張春橋、姚文元等極力爲上海的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馬天水、金祖敏等爭得了候選人的資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而一些沒有造反背景的代表，如紡織工人出身的郝建秀，是著名的勞動模範，受過高等教育，有文化，有才能，本來山東代表團提名她爲候選人，但康生等卻以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不好爲由，堅決反對把她列入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名單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月11日，在大組召集人會議上，毛澤東特別指出，當前主要問題是一種傾向掩蓋着另一種傾向，一方面把敵人揪出來了，另一方面掩蓋了打擊面寬和擴大化問題。毛澤東的意思是把一批老幹部列入候選人名單。結果，經過有意的安排，一些老幹部當選了中央委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九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比原計劃要選的要多，這是因爲各派政治勢力妥協的結果。進入候選人名單的達到279人，超過計劃29人。經過投票，這279人全部當選，其中中央委員170人，候補中央委員109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月24日，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由林彪主持，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最後一次全體會議，投票選舉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在大會堂主席臺前排，毛澤東坐在中間，一邊依次是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羣、汪東興、溫玉成，另一邊依次是周恩來、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李富春、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形成了政治上極富暗示性的局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選舉結束後，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隨後，新一屆中央委員會於4月28日，舉行了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了中央領導機構。毛澤東當選爲主席，林彪當選爲副主席。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當選爲政治局常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除這5人常委之外，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還有：葉羣、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姚文元、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選爲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是紀登奎、李雪峯、李德生、汪東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後來，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九大作了這樣的評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71年9月12日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裏召開的中央會議，實際上已經陷於停頓。主持會議的周恩來總理，已經把注意力放到了林彪身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71年8月中旬，毛澤東離開北京乘火車去南方視察。他每到一個省、市都要找黨政軍負責人談話，幾次談了九屆二中全會的鬥爭問題，點名批評林彪、陳伯達和黃永勝等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還不點名地批評了林立果：“二十幾歲的人就捧爲超天才，這沒有什麼好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重申了“三要三不要”的觀點：“希望你們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裏的周恩來，已經接到葉羣不久之前從北戴河打來的電話，說林彪要動一動，並謊稱山海關機場沒有專機，而事實上林彪的專機256號，就停在山海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時22分，林彪的紅旗轎車從北戴河住地，飛速馳到山海關機場，直接停到了林彪的專機三叉戟256號附近。汽車還沒有停穩，葉羣等人就跳下來，慌慌張張地從駕駛艙門底下，攀着駕駛艙的小梯子爬上了飛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時針指向13日零時32分，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256號飛機，在飛機還沒加滿油，機組人員還沒上齊，副駕駛員、領航員、通訊報務員都沒上飛機，甚至機艙門還沒來得及關上，機場的滑行燈也沒有開的情況下，在一片漆黑中，強行起飛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周恩來向毛澤東主席做了請示，毛澤東沉痛地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沒法子的事，由他去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9月13日凌晨1點55分，256號飛機在中蒙邊界414號界樁上空，進入蒙古境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又過了一會兒，256號飛機在雷達的熒光屏上消失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71年9月13日凌晨2點30分左右，三叉戟256號飛機墜落在蒙古境內溫都爾汗附近。墜機的現場發現了9具屍體，後來經過辨認，有林彪、葉羣、林立果，以及其他6個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9月13日下午，當中國外交部接到從蒙古國傳來的消息，一架中國飛機在蒙古國境內失事時，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剛剛服過安眠藥，在人民大會堂裏入睡，周恩來按習慣要4個鐘頭以後才能醒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由於事關重大，周恩來被工作人員叫醒。\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隨即，周恩來交辦的幾件事，要外交部立即去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周恩來的指示分3點：將今天收到的我駐蒙古大使館的報告用3號鉛字打印18份，下午6時由符浩親自送到人民大會堂北門內，交中辦王良恩副主任；從現在起，指定專人譯辦我駐蒙使館來的電報，由符浩親自密封后送周恩來親啓；今天的報告，凡經辦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絕對保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日下午5點58分，符浩提前兩分鐘按指定入口處走進人民大會堂北門，把周恩來要的文件交給站在走廊等候的王良恩。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的人，已經齊聚人民大會堂，就連平時不參加會議的董必武也來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9月15日下午3時30分，中國駐蒙古國大使館報告，許文益大使及隨行人員已於下午2時乘蒙方專機，前往林彪飛機墜毀地蒙古人民共和國肯特省省會溫都爾汗進行現場觀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9月18日凌晨1時，使館報告，決定派二等祕書孫一先送現場照片、目測示意圖和有關材料回國，並當面彙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9月21日下午3時30分，從蒙古烏蘭巴托開來的國際列車準時到達北京車站。孫一先被安排在外交部招待所，他把從使館帶來的文件和現場拍攝的膠捲拿出，交給符浩，馬上進行了沖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天晚上11時許，符浩和姬鵬飛、韓念龍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周恩來早已到了，正伏案批閱文件。他們儘量在離周恩來較近的沙發坐下，低聲彙報了有關問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大約半個小時後，孫一先被領進了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周恩來和他握手，孫一先彙報完情況後，時間已是22日凌晨2時多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大會堂餐廳的服務員送來了夜餐——每人一碗熱湯麪，周恩來叫服務員另外加了一小碟花生米。喫過宵夜，會接着開下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周恩來派人把李德生、鄺任農、吳法憲等人找來，把大使館拍下的現場照片交給他們傳看，同時把另一套照片交給楊德中，讓他主持研究飛機究竟是怎樣墜毀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楊德中等人來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此時公安部長李震、北京軍區空軍司令李際泰等已坐在那裏等候。等他們仔細看過照片和示意圖後，再根據孫一先帶回的使館彙報材料，一致認爲飛機是因燃料將要耗盡、被迫做緊急着陸時，不慎墜毀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凌晨4點多鐘，楊德中又轉回大會堂福建廳，向周恩來總理彙報了分析結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周恩來命人把蒙方提出的兩份文件稿子各抄寫一份，字要寫得大一些，然後親自將稿子和那些現場的照片，送給了住在人民大會堂118廳的毛澤東主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等符浩他們走出人民大會堂北門時，東方的天色已經泛起了魚肚白。回頭望去，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的燈光從窗紗中透出，周恩來仍在不倦地工作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0天之後，中共中央決定在人民大會堂，對林彪的同黨進行逮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9月24日上午9點，黃永勝、李作鵬都依照到人民大會堂開會的通知，準時來到大會堂福建廳。邱會作是周總理在機場親自告訴他的，所以他緊跟着周總理到了人民大會堂，是第一個到場的。只有吳法憲磨蹭到了9點10分，才進入福建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黃、吳、李、邱都是軍人，爲了防止他們反抗，警衛戰士在行動前就把福建廳裏的菸灰缸、茶杯都拿走了。在“四大金剛”到齊後，周總理對他們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限你們10天坦白交代，爭取從寬處理，你們不聽。這個事還小呀，還有什麼事比這個事更大！你們對黨對人民是犯了罪的。現在宣佈對你們實行隔離審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據中央警衛局當時的副局長鄔吉成回憶，林彪事件之後，中央警衛部隊進入甲級戰備。因爲得知林立果小艦隊曾策劃謀殺毛主席，方案中有利用空軍從空中進行襲擊的設想，爲了防備來自空中的打擊，中央核心的警衛部隊增加了防空能力，新成立了一個由高射機槍、高炮部隊組成的“機炮”大隊，並在毛主席等中央核心領袖辦公及住所附近佈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機炮大隊原準備分佈兩處：一處在故宮，一處在釣魚臺。預定將機槍和高炮架設在故宮的西華門邊上的屏風樓上，在實施安裝時發現根本弄不上去。釣魚臺的點部署比較順利，高射武器就架設在國賓館的南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深受刺激和震動，害了一場大病。這期間他對“文化大革命”以來發生的一切做了反覆的審視和思索，曾幾次做出自我批評，公開承認自己的一些錯誤並親自提出對一些冤、假、錯案要予以糾正。例如爲“二月逆流”平反，出席陳毅的追悼會，讓一些老同志恢復工作等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林彪集團的覆亡，宣告“文化大革命”從理論到實踐的破產。\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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