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为使中央军委作战部进驻新驻地后能够迅速顺利开展工作, 1948年3月12日, 参谋长叶剑英和作战部长李涛率中央后委机关离开双塔村, 于3月20日前后到达西柏坡, 为恢复军委各机关的正常业务做准备。\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西柏坡时期, 正处在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时期, 军委作战部作为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个重要部门, 全面分析敌我情况、不断总结作战经验、及时综合发表战绩公报, 协助党中央毛主席部署指挥了23场规模较大的战役, 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 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u003Cdiv\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h1\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时期, 正处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中央军委作战部 (1948年11月20日前, 军委作战部全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作战部, 21日后全称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 作为人民解放军总部指挥机关, 遵照军委首长的意图和指示, 做了大量的参谋业务和作战指挥保障工作, 为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dfic-imagehandler\u002F880c7352-b6c4-4d56-95ba-3c07a1f73385\" img_width=\"1200\" img_height=\"793\" alt=\"西柏坡时期的中央军委作战部\"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撤离延安后, 中央军委作战部机关一分为三, 分别服务于党中央前委、工委和后委, 一年后会师西柏坡。\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47年2月, 国民党军在西北地区集结了25万人 (约10倍于该地区人民解放军) 的兵力, 企图攻占我中共中央首脑机关驻地延安。在情况紧急的情况下, 作战部日夜不停, 及时统计上报了国民党军围攻边区的兵力, 编写《战况汇报》汇报国民党军动态;呈报了《敌攻延安判断图》和《延安南里程图》;同时, 根据中央的命令, 由作战部一局局长王政柱带领部分参谋充实到西北野战兵团支援作战, 为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并与敌进行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3月18日, 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中央军委随同中共中央机关撤离, 作战部具体负责组织军委直属队的行军、宿营、纪律检查, 并逐日记录总部行进情况。3月26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 决定将中共中央和军委领导机关一分为二, 成立中央前敌委员会, 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前委, 代表中央和军委, 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中央工作委员会 (简称中央工委) , 由刘少奇、朱德率领工委, 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 (简称中央后委) , 在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根据这样的变化, 军委作战部的人员也相应分为三个部分, 以保障中央前委、工委和后委的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跟随中央前委转战陕北的, 是作战部第一、二、三局派出的部分人员, 他们组成精干的小分队, 编入中央支队 (代号“三支队”, 后又改为“九支队”和“亚洲部”) , 由任弼时任司令员, 陆定一任政治委员, 叶子龙为参谋长。当时, 一局派出的作战组由童陆生 (后张明、张清化) 负责, 成员有成普、刘长明、刘波文、赵云慈、陈保田、孟繁绪、王亚志、武明旺、常鸣等, 编入一大队,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 负责处理作战指挥业务工作;二局派出的人员由戴镜元 (后胡备文) 负责, 编为第二大队, 担负技术侦察工作;三局派出的人员由黎东汉 (后崔伦) 负责, 编为第三大队, 担负通信联络保障;新华社为第四大队。\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跟随中央后委转移到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双塔村的, 是军委作战部的基础部分, 由李涛负责, 主要任务是收集、综合敌情, 报中央前委和转发各战区;不定期综合编印《敌情汇报》, 供中央后委首长和在后方的总部机关了解全国战场的军事形势;汇编印发各战区上报的作战经验。\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跟随中央工委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人员很少 (一局参谋2人, 三局一个通信科) , 任务是保障首长及时了解战局发展等情况。\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转战陕北的途中, 作战部不断分析研究军事形势、整理作战经验、收集编写敌情资料、总结公布战绩、分析国民党失败和人民解放军失败的原因, 供军委和战区首长参考, 为军委首长及时了解情况、制定决策、下达指示提供了许多重要依据。经过一年左右的艰苦征战, 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1947年12月, 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是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根据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 中共中央需要一个对指挥战争最方便最有利的地方, 于是决定向华北转移。\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为使中央军委作战部进驻新驻地后能够迅速顺利开展工作, 1948年3月12日, 参谋长叶剑英和作战部长李涛率中央后委机关离开双塔村, 于3月20日前后到达西柏坡, 为恢复军委各机关的正常业务做准备。1948年5月, 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在西柏坡会合, 军委作战部分散执行任务的人员也集中到西柏坡, 西柏坡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8aa2b5443bea41a1bd4fb19ded2f3af8\" img_width=\"401\" img_height=\"341\" alt=\"西柏坡时期的中央军委作战部\"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二、移驻西柏坡后, 军委作战部机构人员进一步调整, 为组织伟大的战略决战做了组织上的准备\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48年5月, 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 经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对中央及军委各工作部门负责人做出调整。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对外采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称谓, 这一时期中央军委及作战部成员任职情况如下:\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 (在西北) , 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参谋长由彭德怀兼任 (在西北) , 代理总参谋长周恩来, 副总参谋长叶剑英, 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副部长王诤, 军委作战室主任由李涛兼任。总参谋部作战部下设四个局:\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第一局 (作战局) :作战部部长李涛 (兼) 。下设两个室:军委作战室 (一室) , 主任李涛 (兼) , 副主任张清化, 设西柏坡;军史兵要室 (二室) , 副主任是张明 (张水发) , 设夹峪村。其中, 西柏坡军委作战室包括作战、队列科和敌情科, 科长分别为成普和江右书。军委一局二室包括军史科和兵要地志科, 另还有文印组, 其负责人分别为张一民、刘良和武明旺。\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第二局 (侦察局) 局长兼政委戴镜元, 副局长王永浚, 副政治委员胡备文, 下辖5个处室, 设在东、西岗南和尚家湾村。\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第三局 (通信局) 局长王铮兼, 副局长王子纲、刘寅、李强, 下辖3个办公室, 设在通家口村、燕尾沟和窑上村。\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第四局 (训练局) , 1948年5月设, 局长童陆生, 下辖军事教育处、编审处和行政科, 设在西柏坡。\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航空局, 1949年3月增设, 局长常乾坤, 政治委员王弼, 开展航空业务工作, 下设作战教育、航空工程、民航3个处和情报、供给2个科。\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军委作战部的工作人员最初只有十来个人, 后为充实作战部人员, 根据中央军委决定, 陆续从各战区抽调了10名有实战经验和文化知识的干部到一局当参谋, 另还从华北军政大学选调了一批人员。因此, 到1948年秋, 军委仅一局人员就从20余人增至约40人, 在西柏坡作战室的人员增加到20多人。他们的具体任务是研究汇集敌我情况, 并及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 然后再把统帅部的指示、命令通过无线电发报机向前线指挥员传达下去。中央军委作战室工作人员紧张、准确、有效的工作, 把西柏坡总指挥部同全国各个战场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三、在西柏坡, 中央军委参谋部协助党中央毛主席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 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西柏坡时期, 正处在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时期, 军委作战部作为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个重要部门, 全面分析敌我情况、不断总结作战经验、及时综合发表战绩公报, 协助党中央毛主席部署指挥了23场规模较大的战役, 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 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周恩来曾说过, 党中央、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 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这个“最小的司令部”就是西柏坡的中央军委作战室。\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西柏坡时期的军委作战部任务繁重, 工作相当活跃。其工作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善于搜集分析敌情, 提供了大量敌情资料。\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 在战略防御、反攻、决战中, 连续不断地组织侦察、搜集情报, 认真分析判断敌情, 为军委首长和各战区及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敌情资料和所需情报信息。不仅有国民党军的指挥系统、战斗序列、作战方针原则和兵力部署、战略战术以及各种战法, 还有对国民党军弱点、作战企图的分析判断。每次战役期间都编写敌情通报, 从战略反攻后期开始编印《日日敌情》《敌情综合》上报军委和有关部门, 有效地保证了军委首长定下决心、作出决策和作战指挥的需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认真掌握战况, 及时综合发表战绩公报。\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主要是对各战役的作战经过和战果等情况, 及时收集、统计、汇集整理, 编印战况通报、战况汇集、战况汇报, 举行战况汇报会, 供军委首长及时了解战役和战局发展情况。对各战役和全军逐月逐年以及3年总战绩的汇集统计, 内容翔实, 数目准确, 发布战绩公报及时, 不仅为军委首长作出决策提供了依据, 也起到了瓦解敌军士气和鼓舞人民斗志的重要作用。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多次参与中央军委关于作战方针、计划和军队建设问题的讨论研究, 并受命完成某些拟稿工作。如中央军委1948年7月关于解放战争第三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28年旅 (师) , 把革命战争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计划;关于5年左右人民解放军发展到500万人并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方针、作战计划和军队建设的指示等。周恩来副主席1948年秋说:一年半以来军委作战部的战绩统计和敌情掌握是较突出的。毛泽东主席作为指挥解放战争全局的统帅, 经常依据作战部呈报的战绩统计等材料, 分析判断作战双方力量的对比及其变化, 作定量计算, 从微观变化中得出宏观的结论, 预测战局的转折和整个战争的进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不断总结作战经验, 汇集编写战役总结。\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为及时总结作战经验, 指导作战行动, 在解放战争3年多时间内, 共收集编写重要战役和其他作战总结 (含概述、经验) 30余份;汇编作战经验50余份, 其中有城市攻坚、奇袭、破击和山地、河川、稻田地作战特点及战术技术。举行多次战役汇报会, 向军委首长和有关部门汇报战役进展、战果和经验教训通报转发锦州战役、天津战役的作战经验;战役结束后又编写《辽沈战役概述》《辽沈战役纪略》《淮海战役概况》《淮海战役总结》和《平津战役综合材料等。关于“三大战役”的总结、概述、纪略, 从战略高度总结了指挥大兵团作战歼灭敌重兵集团的作战经验。这些总结材料, 都是在战役不断进行和同时进行几个战役的情况下, 抓紧时间完成的, 内容丰富翔实, 不仅为解放战争及时提供了具体经验, 而且丰富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理论。\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494d0a0d9c3f4712bca4590b1db37317\" img_width=\"413\" img_height=\"525\" alt=\"西柏坡时期的中央军委作战部\"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四、协助党中央, 为部队正规化建设奠定基础\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为迎接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建设一支全面正规化的人民军队, 中央军委作战部在西柏坡对部队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和思索, 不仅为军队的正规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而且从政策、组织、纪律、教育等方面提出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迈出了建设新中国正规军队的第一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 设计和统一军旗、军徽。\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49年2月21日, 经周恩来提议, 中央发出一份征求全军统一的军旗、军徽、帽花和臂章的意见的指示电, 提出, “在我军更大规模地进行外线作战、发展新区的情况下, 作一正式规定已感到有此需要”。于是, 征集军旗、军徽图案的活动在全军展开, 各野战军、各军区和军委直属机关都积极参加了设计工作。8月, 各单位上报的设计图样送到了西柏坡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在西柏坡, 周恩来将军旗、军徽、帽花、臂章样式的汇集、综合和研议工作交给军委作战部一局承办。经过近一年的汇集工作, 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 明确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 加五角星, 加‘八一’二字”。此外, 军委还对收集各方所建议的帽章和臂章标准式样进行审查并确定。1949年6月15日,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 签署发布了《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军旗和军徽的颁布, 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走上正规化建设道路的重要标志之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二) 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48年9月, 毛泽东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全党全军发出号召, “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 完全必需, 走迟了就要犯错误”。周恩来对于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 这就可使第三年战略任务计划实现得更好”。11月1日, 周恩来为中央军委拟定的《关于统一全军编制与部队番号的规定》正式发出。《规定》把各大战略区的部队划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三类。鉴于战局的迅猛发展, 野战军冠以所在战略区地名已不适应向全国进军的新形势, 中央军委于1949年1月15日又发出通知, 决定各野战军改按序数排列, 即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 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 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 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 华北军区的三个兵团直属人民解放军总部。遵照中央军委指示, 1949年2月至6月, 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先后进行了整编。作战部在周恩来副主席的指导下, 做了排序和掌握整编情况等具体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三) 建立和完善统一的管理制度。\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为适应和统率机关工作的需要, 中央军委还建立了作战室机要规则和暂行内务制度, 加强了情报和通信业务建设。军委作战部草拟的《军委一局作战室机要规则》中, 系统规定了作战室的性质、参谋人员的责任、保守机密的内容、文件登记和收发制度、作战室的守护、防止遗失文件和泄露军事秘密的规定、来宾接待规定、选调参谋人员的条件、违犯《规则》者的处置、《规则》的批准权限与补充修正程序等。此外, 军委作战部还制定了《关于统一全军关防印信的规定》《关于各级首长带衔公章的规定》《一局暂行内务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49年2月28日, 作战部向军委首长呈送了《参谋工作综合报告摘要》中, 明确指出:参谋工作在两年半的人民解放战争中是有成绩的, 在保障作战指挥方面, 参谋工作已由过去单纯的室内技术工作, 逐渐改变为与部队的作战行动相结合了, 锻炼出一套指挥大兵团各美械化的敌人作大规模的运动战、攻坚战的保障作战指挥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方法。由此可见, 一个正规化的军委作战参谋部, 开始从西柏坡起步了。\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4168955004518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