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爲使中央軍委作戰部進駐新駐地後能夠迅速順利開展工作, 1948年3月12日, 參謀長葉劍英和作戰部長李濤率中央後委機關離開雙塔村, 於3月20日前後到達西柏坡, 爲恢復軍委各機關的正常業務做準備。\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西柏坡時期, 正處在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時期, 軍委作戰部作爲人民解放軍最高統帥部的一個重要部門, 全面分析敵我情況、不斷總結作戰經驗、及時綜合發表戰績公報, 協助黨中央毛主席部署指揮了23場規模較大的戰役, 基本上解放了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 爲建立新中國奠定了基礎。

"\u003Cdiv\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h1\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時期, 正處在解放戰爭的關鍵時期。中央軍委作戰部 (1948年11月20日前, 軍委作戰部全稱爲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作戰部, 21日後全稱爲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作戰部) 作爲人民解放軍總部指揮機關, 遵照軍委首長的意圖和指示, 做了大量的參謀業務和作戰指揮保障工作, 爲取得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dfic-imagehandler\u002F880c7352-b6c4-4d56-95ba-3c07a1f73385\" img_width=\"1200\" img_height=\"793\" alt=\"西柏坡時期的中央軍委作戰部\"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撤離延安後, 中央軍委作戰部機關一分爲三, 分別服務於黨中央前委、工委和後委, 一年後會師西柏坡。\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47年2月, 國民黨軍在西北地區集結了25萬人 (約10倍於該地區人民解放軍) 的兵力, 企圖攻佔我中共中央首腦機關駐地延安。在情況緊急的情況下, 作戰部日夜不停, 及時統計上報了國民黨軍圍攻邊區的兵力, 編寫《戰況彙報》彙報國民黨軍動態;呈報了《敵攻延安判斷圖》和《延安南里程圖》;同時, 根據中央的命令, 由作戰部一局局長王政柱帶領部分參謀充實到西北野戰兵團支援作戰, 爲中共中央撤離延安並與敵進行鬥爭做了大量的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3月18日, 中共中央決定主動撤離延安。中央軍委隨同中共中央機關撤離, 作戰部具體負責組織軍委直屬隊的行軍、宿營、紀律檢查, 並逐日記錄總部行進情況。3月26日, 中共中央在陝北清澗縣棗林溝召開會議, 決定將中共中央和軍委領導機關一分爲二, 成立中央前敵委員會, 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前委, 代表中央和軍委, 堅持在陝北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中央工作委員會 (簡稱中央工委) , 由劉少奇、朱德率領工委, 前往華北進行中央委託的工作;隨後又決定由葉劍英、楊尚昆等組成中央後方委員會 (簡稱中央後委) , 在晉西北臨縣地區統籌後方工作。根據這樣的變化, 軍委作戰部的人員也相應分爲三個部分, 以保障中央前委、工委和後委的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跟隨中央前委轉戰陝北的, 是作戰部第一、二、三局派出的部分人員, 他們組成精幹的小分隊, 編入中央支隊 (代號“三支隊”, 後又改爲“九支隊”和“亞洲部”) , 由任弼時任司令員, 陸定一任政治委員, 葉子龍爲參謀長。當時, 一局派出的作戰組由童陸生 (後張明、張清化) 負責, 成員有成普、劉長明、劉波文、趙雲慈、陳保田、孟繁緒、王亞志、武明旺、常鳴等, 編入一大隊, 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 負責處理作戰指揮業務工作;二局派出的人員由戴鏡元 (後胡備文) 負責, 編爲第二大隊, 擔負技術偵察工作;三局派出的人員由黎東漢 (後崔倫) 負責, 編爲第三大隊, 擔負通信聯絡保障;新華社爲第四大隊。\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跟隨中央後委轉移到山西省臨縣三交鎮雙塔村的, 是軍委作戰部的基礎部分, 由李濤負責, 主要任務是收集、綜合敵情, 報中央前委和轉發各戰區;不定期綜合編印《敵情彙報》, 供中央後委首長和在後方的總部機關了解全國戰場的軍事形勢;彙編印發各戰區上報的作戰經驗。\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跟隨中央工委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的人員很少 (一局參謀2人, 三局一個通信科) , 任務是保障首長及時瞭解戰局發展等情況。\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轉戰陝北的途中, 作戰部不斷分析研究軍事形勢、整理作戰經驗、收集編寫敵情資料、總結公佈戰績、分析國民黨失敗和人民解放軍失敗的原因, 供軍委和戰區首長參考, 爲軍委首長及時瞭解情況、制定決策、下達指示提供了許多重要依據。經過一年左右的艱苦征戰, 全國解放戰爭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1947年12月, 毛澤東明確指出:“這是一個轉折點。這是蔣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根據革命戰爭形勢的發展, 中共中央需要一個對指揮戰爭最方便最有利的地方, 於是決定向華北轉移。\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爲使中央軍委作戰部進駐新駐地後能夠迅速順利開展工作, 1948年3月12日, 參謀長葉劍英和作戰部長李濤率中央後委機關離開雙塔村, 於3月20日前後到達西柏坡, 爲恢復軍委各機關的正常業務做準備。1948年5月, 中共中央五位書記在西柏坡會合, 軍委作戰部分散執行任務的人員也集中到西柏坡, 西柏坡成爲當時中國革命的領導中心。\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8aa2b5443bea41a1bd4fb19ded2f3af8\" img_width=\"401\" img_height=\"341\" alt=\"西柏坡時期的中央軍委作戰部\"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二、移駐西柏坡後, 軍委作戰部機構人員進一步調整, 爲組織偉大的戰略決戰做了組織上的準備\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48年5月, 中共中央進駐西柏坡後, 經中央書記處研究決定對中央及軍委各工作部門負責人做出調整。中共中央軍委機關對外採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的稱謂, 這一時期中央軍委及作戰部成員任職情況如下:\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 (在西北) , 軍委祕書長楊尚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參謀長葉劍英。中共中央軍委總參謀部:總參謀長由彭德懷兼任 (在西北) , 代理總參謀長周恩來, 副總參謀長葉劍英, 軍委作戰部部長李濤、副部長王諍, 軍委作戰室主任由李濤兼任。總參謀部作戰部下設四個局:\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第一局 (作戰局) :作戰部部長李濤 (兼) 。下設兩個室:軍委作戰室 (一室) , 主任李濤 (兼) , 副主任張清化, 設西柏坡;軍史兵要室 (二室) , 副主任是張明 (張水發) , 設夾峪村。其中, 西柏坡軍委作戰室包括作戰、隊列科和敵情科, 科長分別爲成普和江右書。軍委一局二室包括軍史科和兵要地誌科, 另還有文印組, 其負責人分別爲張一民、劉良和武明旺。\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第二局 (偵察局) 局長兼政委戴鏡元, 副局長王永浚, 副政治委員胡備文, 下轄5個處室, 設在東、西崗南和尚家灣村。\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第三局 (通信局) 局長王錚兼, 副局長王子綱、劉寅、李強, 下轄3個辦公室, 設在通家口村、燕尾溝和窯上村。\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第四局 (訓練局) , 1948年5月設, 局長童陸生, 下轄軍事教育處、編審處和行政科, 設在西柏坡。\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航空局, 1949年3月增設, 局長常乾坤, 政治委員王弼, 開展航空業務工作, 下設作戰教育、航空工程、民航3個處和情報、供給2個科。\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軍委作戰部的工作人員最初只有十來個人, 後爲充實作戰部人員, 根據中央軍委決定, 陸續從各戰區抽調了10名有實戰經驗和文化知識的幹部到一局當參謀, 另還從華北軍政大學選調了一批人員。因此, 到1948年秋, 軍委僅一局人員就從20餘人增至約40人, 在西柏坡作戰室的人員增加到20多人。他們的具體任務是研究彙集敵我情況, 並及時向黨中央、毛主席彙報, 然後再把統帥部的指示、命令通過無線電發報機向前線指揮員傳達下去。中央軍委作戰室工作人員緊張、準確、有效的工作, 把西柏坡總指揮部同全國各個戰場緊密的聯繫在了一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三、在西柏坡, 中央軍委參謀部協助黨中央毛主席解放了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 爲建立新中國奠定了基礎。\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西柏坡時期, 正處在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時期, 軍委作戰部作爲人民解放軍最高統帥部的一個重要部門, 全面分析敵我情況、不斷總結作戰經驗、及時綜合發表戰績公報, 協助黨中央毛主席部署指揮了23場規模較大的戰役, 基本上解放了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 爲建立新中國奠定了基礎。周恩來曾說過, 黨中央、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裏, 指揮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這個“最小的司令部”就是西柏坡的中央軍委作戰室。\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西柏坡時期的軍委作戰部任務繁重, 工作相當活躍。其工作特點可以概括爲三個方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善於蒐集分析敵情, 提供了大量敵情資料。\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隨着鬥爭形勢的發展, 在戰略防禦、反攻、決戰中, 連續不斷地組織偵察、蒐集情報, 認真分析判斷敵情, 爲軍委首長和各戰區及時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敵情資料和所需情報信息。不僅有國民黨軍的指揮系統、戰鬥序列、作戰方針原則和兵力部署、戰略戰術以及各種戰法, 還有對國民黨軍弱點、作戰企圖的分析判斷。每次戰役期間都編寫敵情通報, 從戰略反攻後期開始編印《日日敵情》《敵情綜合》上報軍委和有關部門, 有效地保證了軍委首長定下決心、作出決策和作戰指揮的需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認真掌握戰況, 及時綜合發表戰績公報。\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主要是對各戰役的作戰經過和戰果等情況, 及時收集、統計、彙集整理, 編印戰況通報、戰況彙集、戰況彙報, 舉行戰況彙報會, 供軍委首長及時瞭解戰役和戰局發展情況。對各戰役和全軍逐月逐年以及3年總戰績的彙集統計, 內容翔實, 數目準確, 發佈戰績公報及時, 不僅爲軍委首長作出決策提供了依據, 也起到了瓦解敵軍士氣和鼓舞人民鬥志的重要作用。軍委作戰部部長李濤多次參與中央軍委關於作戰方針、計劃和軍隊建設問題的討論研究, 並受命完成某些擬稿工作。如中央軍委1948年7月關於解放戰爭第三年殲滅國民黨正規軍128年旅 (師) , 把革命戰爭深入到國民黨統治區的軍事計劃;關於5年左右人民解放軍發展到500萬人並奪取全國勝利的戰略方針、作戰計劃和軍隊建設的指示等。周恩來副主席1948年秋說:一年半以來軍委作戰部的戰績統計和敵情掌握是較突出的。毛澤東主席作爲指揮解放戰爭全局的統帥, 經常依據作戰部呈報的戰績統計等材料, 分析判斷作戰雙方力量的對比及其變化, 作定量計算, 從微觀變化中得出宏觀的結論, 預測戰局的轉折和整個戰爭的進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不斷總結作戰經驗, 彙集編寫戰役總結。\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爲及時總結作戰經驗, 指導作戰行動, 在解放戰爭3年多時間內, 共收集編寫重要戰役和其他作戰總結 (含概述、經驗) 30餘份;彙編作戰經驗50餘份, 其中有城市攻堅、奇襲、破擊和山地、河川、稻田地作戰特點及戰術技術。舉行多次戰役彙報會, 向軍委首長和有關部門彙報戰役進展、戰果和經驗教訓通報轉發錦州戰役、天津戰役的作戰經驗;戰役結束後又編寫《遼瀋戰役概述》《遼瀋戰役紀略》《淮海戰役概況》《淮海戰役總結》和《平津戰役綜合材料等。關於“三大戰役”的總結、概述、紀略, 從戰略高度總結了指揮大兵團作戰殲滅敵重兵集團的作戰經驗。這些總結材料, 都是在戰役不斷進行和同時進行幾個戰役的情況下, 抓緊時間完成的, 內容豐富翔實, 不僅爲解放戰爭及時提供了具體經驗, 而且豐富了人民解放軍的作戰理論。\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494d0a0d9c3f4712bca4590b1db37317\" img_width=\"413\" img_height=\"525\" alt=\"西柏坡時期的中央軍委作戰部\"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四、協助黨中央, 爲部隊正規化建設奠定基礎\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爲迎接中國革命的全面勝利、建設一支全面正規化的人民軍隊, 中央軍委作戰部在西柏坡對部隊建設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和思索, 不僅爲軍隊的正規化建設指明瞭方向, 而且從政策、組織、紀律、教育等方面提出並採取了一些具體措施, 邁出了建設新中國正規軍隊的第一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 設計和統一軍旗、軍徽。\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49年2月21日, 經周恩來提議, 中央發出一份徵求全軍統一的軍旗、軍徽、帽花和臂章的意見的指示電, 提出, “在我軍更大規模地進行外線作戰、發展新區的情況下, 作一正式規定已感到有此需要”。於是, 徵集軍旗、軍徽圖案的活動在全軍展開, 各野戰軍、各軍區和軍委直屬機關都積極參加了設計工作。8月, 各單位上報的設計圖樣送到了西柏坡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在西柏坡, 周恩來將軍旗、軍徽、帽花、臂章樣式的彙集、綜合和研議工作交給軍委作戰部一局承辦。經過近一年的彙集工作, 在1949年3月5日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 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關於軍旗的決議》, 明確規定,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旗應爲紅底, 加五角星, 加‘八一’二字”。此外, 軍委還對收集各方所建議的帽章和臂章標準式樣進行審查並確定。1949年6月15日, 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的名義, 簽署發佈了《公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軍徽樣式》的命令。軍旗和軍徽的頒佈, 成爲中國人民解放軍走上正規化建設道路的重要標誌之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二) 統一全軍編制和部隊番號。\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48年9月, 毛澤東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向全黨全軍發出號召, “有計劃地走向正規化, 完全必需, 走遲了就要犯錯誤”。周恩來對於加強人民解放軍的建設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軍事組織逐漸走向正規化、集中化, 這就可使第三年戰略任務計劃實現得更好”。11月1日, 周恩來爲中央軍委擬定的《關於統一全軍編制與部隊番號的規定》正式發出。《規定》把各大戰略區的部隊劃分爲野戰部隊、地方部隊和游擊隊三類。鑑於戰局的迅猛發展, 野戰軍冠以所在戰略區地名已不適應向全國進軍的新形勢, 中央軍委於1949年1月15日又發出通知, 決定各野戰軍改按序數排列, 即西北野戰軍改稱第一野戰軍, 中原野戰軍改稱第二野戰軍, 華東野戰軍改稱第三野戰軍, 東北野戰軍改稱第四野戰軍, 華北軍區的三個兵團直屬人民解放軍總部。遵照中央軍委指示, 1949年2月至6月, 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先後進行了整編。作戰部在周恩來副主席的指導下, 做了排序和掌握整編情況等具體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三) 建立和完善統一的管理制度。\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爲適應和統率機關工作的需要, 中央軍委還建立了作戰室機要規則和暫行內務制度, 加強了情報和通信業務建設。軍委作戰部草擬的《軍委一局作戰室機要規則》中, 系統規定了作戰室的性質、參謀人員的責任、保守機密的內容、文件登記和收發制度、作戰室的守護、防止遺失文件和泄露軍事祕密的規定、來賓接待規定、選調參謀人員的條件、違犯《規則》者的處置、《規則》的批准權限與補充修正程序等。此外, 軍委作戰部還制定了《關於統一全軍關防印信的規定》《關於各級首長帶銜公章的規定》《一局暫行內務制度》等一系列規章制度, 爲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的正規化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49年2月28日, 作戰部向軍委首長呈送了《參謀工作綜合報告摘要》中, 明確指出:參謀工作在兩年半的人民解放戰爭中是有成績的, 在保障作戰指揮方面, 參謀工作已由過去單純的室內技術工作, 逐漸改變爲與部隊的作戰行動相結合了, 鍛煉出一套指揮大兵團各美械化的敵人作大規模的運動戰、攻堅戰的保障作戰指揮的組織機構和工作方法。由此可見, 一個正規化的軍委作戰參謀部, 開始從西柏坡起步了。\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4168955004518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