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而另一典型器物燈座形器，看來更能說明路家河遺址二期後段與早期蜀文化的聯繫，爲此，發掘者特別指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路家河遺址二期後段“出土陶器中，燈座形器是特別引人注目、而又不具備實際用途的器物，它的陶質和製作技術在本文化遺存中屬上乘，這種空把上下相通的器物應與某種還不爲我們所知的神祕活動有關。\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Oz3DHKARAhpCI\" img_width=\"1080\" img_height=\"442\" alt=\"【方誌四川•歷史文化】彭邦本 ‖ 金牛道的起源和早期發展\" inline=\"0\"\u003E\u003Cp\u003E在中國古代，蜀道穿越米倉山、大巴山和秦嶺，連接關中和蜀中，是打通南北絲路，進而把大西南、大西北等廣大地區結爲一體的龐大交通體系。

"\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點擊上面藍字“方誌四川”添加關注!\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Oz3DHKARAhpCI\" img_width=\"1080\" img_height=\"442\" alt=\"【方誌四川•歷史文化】彭邦本 ‖ 金牛道的起源和早期發展\" inline=\"0\"\u003E\u003Cp\u003E在中國古代，蜀道穿越米倉山、大巴山和秦嶺，連接關中和蜀中，是打通南北絲路，進而把大西南、大西北等廣大地區結爲一體的龐大交通體系。大體以陝南漢中爲樞紐，這一南北向的交通網絡體系又可分爲兩大部分：北部由西向東，依次主要有故道、褒斜道、儻駱道、子午道等線路；南部亦由西向東，依次主要有金牛道、米倉道、荔枝道等線路。諸此通道均曾在古代南北交通中起過重要作用，並陸續在先秦秦漢以來逐漸見於記載，學界對其秦漢以降歷史的探討也亦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其起源和早期發展階段的情形，仍撲朔迷離，很不清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近年來，隨着考古新資料的陸續公佈，使我們得以結合傳世文獻，對其早期情形進行研究，筆者亦結合實地考察，曾對其中的故道、米倉道撰文做過探析。循此理路，本文擬對蜀道南部諸線中最爲重要的金牛道的起源和早期發展，進行初步的梳理討論，以就教於方家。\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Bbwvv2zUOARw\" img_width=\"422\" img_height=\"464\" alt=\"【方誌四川•歷史文化】彭邦本 ‖ 金牛道的起源和早期發展\" inline=\"0\"\u003E\u003Cp\u003E蜀道示意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探討金牛道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應先來看上古蜀地和陝南漢中盆地的文化聯繫。這一聯繫早期主要是依靠沿大巴山地隔嶺分水的嘉陵江與漢水水系，在支流谷地之間就近水陸連接，形成通道而實現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嘉陵江爲長江上游最大的支流，全長1120公里，流域面積近16萬平方公里。其上游與漢水源頭距離很近，以至長期被稱爲西漢水，甚至曾直接被誤稱爲漢水，唐以後方始名嘉陵水。嘉陵江的源頭有東、西之分，自古以出於陝西省鳳縣秦嶺南麓嘉陵谷的東源爲正流；西源至今稱西漢水，出於甘肅天水縣南。二源於陝西略陽縣白水江鎮合流，到四川省廣元市昭化再納白龍江，向南流經南充、合川至重慶入長江。由於流域連接四川盆地與陝、隴，故嘉陵江自古爲此諸地間文化交流聯繫、族羣遷徙的重要通道，而且是連接蜀中、漢中和關中最重要、最早的通道。這是因爲，四川盆地四塞，其北向唯一由江河長期沖刷切割而成的大型山間豁口，就是嘉陵江河谷，這就爲先民穿越大巴山、秦嶺，突破其阻隔，開闢聯繫蜀中、漢中和關中最早和最主要的交通線，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本文探討的金牛道，就位於陝南漢中和以成都爲核心的蜀中之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漢水，又名漢江，發源於陝西省寧強縣境內，東南流經陝西省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中部，在武漢注入長江，是長江中游的支流，也是長江最大的支流，全長1532公里，流域面積17.43萬平方公里。漢水上游河段由西向東蜿蜒橫貫陝南全境，構成這一地區的主要水系。該地區不僅歷史文化悠久，而且自史前起，就是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南北東西交匯之地，因而呈現出非常豐富的文化多樣性。由於這一特點，與四川盆地一樣，陝南漢水上游地區亦在全國區域歷史文化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而在陝南與周鄰區域文化的聯繫中，由於地理等緣故，其早期南向與巴蜀地區的關係更爲密切和重要。這是因爲漢中盆地位於秦嶺和大巴山之間，地理上屬於南方，與四川盆地山連水鄰、氣候物產相同相似，族羣和文化聯繫歷來十分緊密，因而被《漢書·地理志》直接納入“與巴蜀同俗”的區域範圍，並且與四川盆地大致同期進入早期文明社會。由前所知，蜀地通往漢中的諸道中最爲重要的一條，即是從成都出發北上廣元后，大段沿嘉陵江上游幹流河谷，由西南向東北前往漢中的金牛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那麼，金牛道是何時開通的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過去認爲，金牛道的開闢晚至公元前4世紀末秦滅巴蜀之際。其主要依據即傳爲西漢揚雄所撰之《蜀王本紀》的下述記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大便金，下有養卒，以爲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爲然，即發卒千人，使武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道乃得通，石牛之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由於石牛“能大便金”，故後世稱“金牛”，則“石牛道”亦即著名的金牛道。東漢末益州牧劉焉賓客來敏《本蜀論》也載此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循）路滅蜀，因曰石牛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秦舉巴蜀所走的這條路因石牛傳說而聞名遐邇，但揆諸情理，則扞挌難通。因而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雖亦記載了這一歷史典故，而且仍將秦得以一舉吞併巴蜀與上述金牛傳說相聯繫，觀點卻明顯有變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爲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王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蜀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常璩生於後世，素以理性自我標榜，對當時一些流行的古蜀史傳，如“言蜀王、蠶叢之間周迴三千歲；又云荊人鱉靈死，屍化西上，後爲蜀帝；周萇弘之血，變成碧珠；杜宇之魄，化爲子鵑”等等，常璩均斥爲“世俗間橫有爲蜀傳者”的荒誕之說，認爲“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由於這樣的緣故，《華陽國志》沒有采用五丁力士拖牛成道的傳說。不僅如此，《華陽國志·序志》還明確將這一傳說列爲“虛妄”的“繆言”，大加抑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蜀紀》言：“三皇乘袛車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紂，蜀亦從行。（按：常璩認爲蜀軍經此道前去參與伐紂滅商之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史記》：周貞王之十八年，秦厲公城南鄭。此穀道之通久矣。而說者以爲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三皇乘袛車出谷口”云云，自然今天也無法證實，但武王伐紂前夕蜀軍經褒斜二谷之道前往參加武王伐紂，則有一定可能，故常氏之駁論確有所據。當然，倘真要說石牛成道傳說蘊含有一定史實素地，則蜀人循之將笨重的石牛帶回蜀中，也決不可能像傳說那樣逾山嶺澗流之阻隔直接拖之成道，只能是依循原來已有之路徑，運載以返。如此說來，這則傳說恰好反映了這條通道並非完全新鑿，而是由來已久。或許因這次載運石牛之需，一路做了不少拓寬修整，然而此交通路線的早已存在無庸置疑。北魏酈道元據來敏《本蜀論》亦指出，秦使張儀、司馬錯循此路滅蜀，“因曰石牛道，厥蓋因而廣之也。”是其認爲金牛道成爲秦人大軍尤其車乘輜重得以暢通的大道，應是在蜀人原有之路的基礎上，秦人進一步拓寬改造的結果。此說頗具卓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實際上，金牛道作爲連接蜀中和漢中兩地的交通線，早在商周之際以前即已經出現，這在考古資料中已經得到了印證。一個時期以來漢中地區多次發現和發掘出與古代巴蜀文化相同的遺物和相關的遺蹟、遺址，特別是在城固、洋縣一帶出土的大量帶有巴蜀文化風格或因素的殷商時期青銅器資料的公佈，和城固寶山遺址正式發掘報告的出版，更充分反映了這一史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根據漢晉時期的傳世文獻，夏商以來，嘉陵江縱貫的四川盆地，曾先後存在過蠶叢氏、柏灌氏、魚鳧氏、杜宇氏、開明氏等幾個王朝。證以近世考古學及民族學資料，這是先秦時期的五個區域性共主政權，其間既有雄長蜀地之相繼關係，復有在共主狀態下長期並存之史實。其中據研究可能屬於魚鳧氏、杜宇氏王朝的三星堆、金沙等商周時期都邑遺址中出土的青銅器，與漢中盆地城固、洋縣一帶出土的大量殷商時期青銅器的主流器物羣，明顯屬於同一文化系統或風格。位於四川盆地腹心的廣漢三星堆遺址的地層和出土器物的類型分析表明，該遺址第一期已早到新石器時代晚期。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又在川西平原上發現和發掘了與三星堆遺址一期屬於同一種文化的若干座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古城遺址，即新津縣寶墩、都江堰市芒城、溫江區魚鳧村、崇州市雙河與紫竹、大邑縣鹽店和高山等古城，時代範圍大約在距今4500-3700年間，以諸城址中規模最大（面積達276萬平方米）、時代最早的寶墩遺址命名爲寶墩文化。對這一呈網絡狀分佈的古城羣的共時性和歷時性考察表明，早在相當於中原龍山文化時代，四川盆地的文化已相當繁榮，處於文明時代的前夜或形成之際。就在近年獲得的這一時期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時代的考古資料中，陝南漢水流域與之悠久的文化聯繫，已逐漸顯現出來。而在反映此種聯繫的資料中，嘉陵江流域廣元等地的考古發現很引人注目，並揭示了蜀道逐漸起源的重要信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四川盆地北緣嘉陵江流域發現的廣元市中子鋪遺址，碳十四測定爲距今約6000-6700年，是四川盆地新石器時代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文化遺存，主持該遺址考古學工作的學者指出，遺址原生堆積中出土的陶三足器的柱狀小實足頗接近陝西前仰韶文化的同類器形，該遺址的細石器也屬於北方系統。而陝西前仰韶文化即老官臺文化或曰大地灣文化，見於陝南漢水流域者即有西鄉李家村、何家灣、漢陰阮家壩、紫陽馬家營和白馬石等遺址，文化由北而南的流向顯而易見。廣元張家坡遺址（距今約5000年）、鄧家坪遺址（碳十四測定距今4600-5200年），綿陽邊堆山遺址（距今約4500-5000年），和成都平原寶墩文化遺址中，也均出土具有漢水上游龍山文化特點的黑皮陶，提示了蜀道沿途的川北、川西地區可能與漢水上游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存在聯繫的線索，具體說應爲由北向南的影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過，文化的流動通常是雙向的，如寶墩文化古城和鄧家坪等四川盆地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陶器脣沿多有花邊裝飾的文化現象，這在北方甘青地區也有發現，學者因此判斷，或許是盛行此俗的四川新石器時代文化對甘青地區史前文化的影響。與此同時，在陝南龍山文化一些遺址中，也發現了以泥質灰陶和“紅胎黑皮陶”爲主的陶器，其器形有罐、盆、碗、高柄豆、高領球腹圜底罐、大口尊、器座、器蓋等，文飾有繩紋、籃紋、壓印紋、劃紋、戳刺紋和指甲紋等，其中尤其以劃紋爲突出；這些遺物兼有中原地區龍山文化和江漢平原石家河文化的某些特點，而尤其與四川北部新石器文化（相當於龍山文化時期）更爲接近。有學者進而指出，到了龍山時期及其以後，漢水上游受到巴蜀相當大的影響，“可以說是巴蜀文化的範疇”。這些在寶山遺址發掘之前即已經獲得的資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四川盆地與陝南漢水流域的文化互動影響即已發生。仔細比較陝南城固寶山遺址與成都平原寶墩文化遺址的出土資料後，寶山遺址的發掘者指出：寶山二、三期遺存與以川西平原爲主要分佈區的寶墩文化存在某種程度的聯繫。寶山二期陶器的連環狀堆塑紋和禽爪跡狀紋飾，也見於寶墩文化陶器上。寶山三期遺存的寬沿折腹尊，在寶墩文化中有不少發現。與前者常見器類寬沿大口缸相似的器物，亦見於後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僅如此，該作者進而指出：“寶山二、三期遺存，與主要分佈於川東長江沿岸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如哨棚嘴一期遺存等，亦可見有一些聯繫，尚需進一步認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城固、洋縣極爲豐富的商代銅器資料的發表，更揭示了跨入文明時代後巴蜀地區與漢水上游地區文化聯繫的進一步加強。這批重要資料的發表，引起了學術界的密切關注並撰文探討，研究者或認爲是巴人遺存，或認爲是早期蜀文化遺存，或認爲是巴蜀文化遺存或至少是其早期來源之一，或認爲是羌人遺存，或以爲是商代西南夷一支的遺存。近來的研究成果更多地傾向於將之與早期的巴或蜀相聯繫，如認爲是蜀文化向北連續分佈的結果和古蜀王國的北疆重鎮遺存，或根據城固寶山遺址及與之有密切聯繫的湖北宜昌路家河遺址二期後段遺存等新資料，認爲寶山文化所屬的人類共同體，應爲巴人的一支，而城洋銅器羣的主要存續年代，與寶山遺址的商時期遺存基本同步，文化面貌上的相似性以及年代上的一致性，說明二者有可能是同一個人類共同體所創造的文化。把寶山文化與城洋銅器羣直接聯繫起來，將銅器羣主人的追尋範圍從巴、蜀、羌以至西南夷進一步縮小到早期巴人或蜀人共同體，雖然仍屬有分歧的意見，但研究工作的進展和深化顯而易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從城固寶山遺址和宜昌路家河遺址二期後段近年來的出土資料尤其陶器存在緊密聯繫，路家河遺址二期後段比同期鄂西其它遺址相對較少帶有三星堆文化因素，鄂西地區又是文獻反映的早期巴文化重要發源地，似乎可以認爲寶山文化的族屬近乎巴。不過，雖然寶山文化確實可能與路家河遺址二期後段存在淵源關係，但後者與無疑屬於古蜀王國的三星堆文化也並非沒有聯繫，或者並非有聯繫而無足輕重。考古資料證明，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強烈地影響了川東、鄂西地區，這兩個前後相繼、代表了早期古蜀文明興盛期的文化的因素，廣泛發現於川東、鄂西一帶，不僅表明了古蜀與這一帶存在緊密的文化聯繫，而且揭示了政治聯繫存在的可能。這在路家河遺址二期後段出土資料中也有反映，如其陶器中數量多而顯示出穩定組合關係者爲釜、高領罐、鼓腹杯、尊形器、燈座形器和大口缸等，其中高領罐、鼓腹杯、尊形器由平底向尖底的演化趨勢，與蜀中的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一致，鼓腹杯實即蜀文化考古中習見的十二橋—金沙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尖底杯。而另一典型器物燈座形器，看來更能說明路家河遺址二期後段與早期蜀文化的聯繫，爲此，發掘者特別指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路家河遺址二期後段“出土陶器中，燈座形器是特別引人注目、而又不具備實際用途的器物，它的陶質和製作技術在本文化遺存中屬上乘，這種空把上下相通的器物應與某種還不爲我們所知的神祕活動有關。燈座形器並不是路家河遺址二期後段遺存所特有的，在二里頭文化早期至二里岡上層時期，三星堆文化所信奉的就是與燈座形器相關聯的宗教，換言之，燈座形器是三星堆文化的法器。本文化遺存尚不屬於三星堆文化，但是，巫師們使用三星堆文化的法器，居民們信奉三星堆文化的神祗。在神權政治的當時，這可能意味着，三星堆文化對本文化遺存人們共同體具有的宗主地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作者這一建立在峽江地區長期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基礎上的觀點，很值得重視。所謂“宗主”，結合三代政治結構和文化模式，又可易稱之共主。鑑於現有資料尚難以得出確切的結論，本文暫不討論城、洋銅器羣的族屬問題。但無論該銅器羣的主人爲蜀人或巴人，其時代與三星堆文化大體相當，並且與後者的青銅文化存在明顯的聯繫，乃學術界所公認。從自然地理形勢和當時的政治、文化情形可知，商周時期古蜀共主政治秩序在《尚書·禹貢》所謂“華陽”或梁州地區的此種廣泛深刻而悠久的聯繫（陝南與四川盆地均屬於《禹貢》梁州），使得蜀道的多途徑產生髮展有了相當充分的條件。如前述陝南寶山遺存先後與川東長江沿岸哨棚嘴一期遺存、路家河遺址二期後段的聯繫，遂使我們看到了後世從涪陵經達州、萬源，到鎮巴、西鄉的荔枝道的起源和早期發展。而從成都平原寶墩文化古城羣北行，經邊堆山、中子鋪、鄧家坪、張家坡等嘉陵江水系遺址，沿嘉陵江河谷進入陝南的金牛道，進而溯源以至鳳縣、寶雞的故道，顯然至遲也在距今5000多年前起源並逐漸形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一考古學資料提供的線索，在傳世文獻中亦有所印證。如《尚書·禹貢》中關於大禹時期四川盆地治水活動的記載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岷山導江，東別爲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沱、潛既導，蔡、蒙旅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需要指出的是，《禹貢》大禹治水，並非只是排洪行潦，治理水患，而是同時進行交通規劃建設，故其文也記在各地的導山導河，亦即建立水陸交通線路。對於“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孔安國《傳》：“江東南流，而沱東行。”岷山發源之“江”，自然是岷江，流入成都平原後南向川南宜賓匯入長江。而沱江源於龍門山，自西向東流過成都平原和龍泉山地，而東南於瀘州注入長江。孔《疏》引《爾雅·釋水》雲：“水自江出爲沱。”沱江雖然源於龍門山，但其水源的相當大一部分，來自岷江（今都江堰寶瓶口以後內江）的支流，正是自古所謂“東別爲沱”之證。而潛水，據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引胡渭說，“一在巴郡宕渠縣，一在廣漢郡葭萌縣”。二者實即今嘉陵江支流渠江，及另一在今廣元境內流入嘉陵江的支流。由此可知潛水即嘉陵江水系。這樣看來，《禹貢》所傳大禹時期四川盆地的治水活動，主要見於岷江、沱江和嘉陵江流域，此三江均與金牛道密切相關。岷、沱二江是成都平原的母親河，亦即三星堆、金沙遺址代表的古蜀文明的母親河，金牛道的成都平原段所歷，正是岷、沱流域。但向北進入綿陽尤其廣元地區等川北以後，金牛道主要穿越的就是嘉陵江流域，而且大段大段地直接利用嘉陵江河谷爲其主要路線通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禹貢》的成書年代學界有分歧，但至遲不能晚於東周。聯繫前引考古資料，可知其內容及其傳統認爲的年代，應非純然虛構，而是涵有相當珍貴的史實素地。看來，該篇所記虞夏時期從四川盆地出發，“浮於潛（嘉陵江），逾於沔（漢水），入於渭（渭河），亂於河（黃河）”的水陸交通線路，確實由來已久，至少在夏商之際已經初步形成。而其中跨越岷江、沱江水系，沿着嘉陵江河谷北上的金牛道一線，亦起源甚早，文獻反映可以追溯到虞夏之際，並且進而得到了一個時期以來廣元嘉陵江畔中子鋪、綿陽邊堆山等史前遺址考古資料的佐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上引出土文化資料揭示，這是一種南北向的文化聯繫渠道，但文化自身並不能流動，她是靠文化的創造、踐行和傳承者——人、尤其是人所組成的社會羣體的流動來實現的。所以，這些文化聯繫渠道首先就是先民族羣流動遷徙的交通線，並可能逐漸形成多條路線。但其中嘉陵江河谷，或曰經由這一河谷開闢，而被後世習稱爲金牛道的連接蜀地與漢水上游地區的通道，應是其中的主要路線。\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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