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div\u003E\u003Cp\u003E文章摘自：解放日報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核心提示：“工匠”是學土木工程出身的李強。“木匠”是周恩來給塗作潮起的外號。加上蔡叔厚、張沈川，上海時期的中共中央不僅有了第一座電臺、第一個無線電培訓班，而且還有了第一部密碼。\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00b230e7b69144c881afe9d18011d6d4\" img_width=\"300\" img_height=\"259\" alt=\"揭祕中央特科“風語者”：周恩來是密碼專家\"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新中國成立後，李強在家中辦公\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第一部電臺\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央特科的“風語者”中，既有“工匠”，又有“木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工匠”是學土木工程出身的李強。“木匠”是周恩來給塗作潮起的外號。加上蔡叔厚、張沈川，上海時期的中共中央不僅有了第一座電臺、第一個無線電培訓班，而且還有了第一部密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羅青長說：“我黨的第一個密碼是豪密，第一個譯電員是鄧穎超。也可以說周恩來是密碼專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風語輕盈。風行天下。我黨無線電通信事業的創始人，爲中國工農紅軍的反“圍剿”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回眸\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他只能由兩個同志攙着扶着發報、收報，確保電臺暢通\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黨的第一座電臺建立於1929年的秋冬之交，當時李強24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青春作證。上一年，26歲的“木匠”塗作潮剛在莫斯科結識周恩來，並被他親自派去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下一年，“工匠”李強和蔡叔厚、張沈川他們就成功搞出第一部收發報機，在上海西區正式建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年，僅僅一年，我們就白手起家，從無到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要知道，這時離美國人設計的無線電臺在斯坦福大學草坪上跟所有大陸電臺進行通訊並大獲成功，也才兩三年。要知道，這時的國民政府也只是簡單使用幾近原始的“摩爾斯碼”。要知道，當年上海哪怕買點銅片線圈，也有被人舉報的危險。要知道，躲在蔡叔厚的紹敦電機公司裏搞電臺，一旦被查，殃及全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更加令人可喜的是，特科電臺所用密碼的創編者是周恩來。這一密碼保密性極高，素有“豪密”之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然而特科電臺也有致命弱點，就是發射功率太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李延明是李強的兒子。李延明說他父親“最先研發成功的那一臺收發報機，多少有點笨重，靈敏度也不太高，功率只有50瓦，大家就又試着搞了一臺100瓦的民用收發報機。但是一按電鍵，它所產生的感應電流，足以把隔壁鄰居家的電燈點亮，隔壁鄰居就叫了起來：‘今晚怪了，電燈怎麼關了還是老在閃呀?’他們一聽不好，只好放棄，停止試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塗勝華是塗作潮的兒子。塗勝華也說：“那時我父親已經回到上海，跟李強一起搞100瓦的民用收發報機。要是鄰居們稍許有一點無線電常識，或者跟無線電通信沾一點邊，馬上就會猜到隔壁有電臺，那就糟了，後果不堪設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另一個危險是天線，張沈川他們以竹竿替代。他們把電線藏入晾衣服的竹竿，又將發射接收的天線架在三樓陽臺，或者不易爲人察覺的屋脊上。有天晚上，“樑上君子”光顧，把衣服都偷走了。爲免暴露，他們也沒聲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由於環境險惡，經常熬夜，張沈川日益體衰，終至傷寒。他只能由兩個同志攙着扶着發報、收報，確保電臺暢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張沈川病弱的身子最終竟還遭到敵人的摧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0年末，租界巡捕突襲掛着“福利電器公司”招牌的無線電培訓班，所有的在場人員全被戴上手銬，押上警車，唯獨塗作潮僥倖脫險。其實張沈川反應很快，被捕前已經拉開窗簾，發出警報，但塗作潮還是手拎漆桶，莽撞闖入。眼看法國巡捕衝他大吼，他才急中生智，伸手索討工錢，討“福利電器公司”老闆拖欠他的工資，還要法國巡捕幫他“維權”。氣得法國巡捕飛起一腳，把這個一身油膩的“油漆工”當場踢出巨籟達路(今鉅鹿路)四成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二天的《申報》登出了張沈川等人被“中西包探”“一併帶入捕房”的消息。消息說：“昨午十二時許，市公安局局長袁良，忽據密報，謂現有大批反動分子，匿跡法租界巨籟達路四成裏十號屋內，私設無線電機，圖謀不軌，請速飭員往捕等情。袁局長據報，立即飭幹探多人，持文至法捕房特別機關，請求協拿。捕頭復派中西包探偕同前往，果在屋內三層樓搜獲無線電聽筒及電線多種，當場獲得男女二十餘人，一併帶入捕房，經捕頭略詰一過，即交來探帶去歸案迅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久，麥建平、陳寶禮、張慶福和謝小康等四人，因受刑過重，在獄中犧牲。張沈川等人則被反動當局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論罪、分別判處重刑，直至抗戰爆發，經周恩來多方斡旋、積極營救，方纔獲釋出獄、重見天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就是在這樣的艱苦環境下，紅色風語者們送出了“龍潭三傑”助蘇區成功反“圍剿”的決勝密電，送出了“廣西百色起義成功了”的勝利消息，送出了歷史永記的一段段紅色電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鉤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第一座特科電臺到底建在哪裏\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有人說1929年秋是在滬西極司裴爾路福康裏9號，租了一幢石庫門三層樓房作密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所查到的是，上海五條福康裏，分別位於新閘路、康腦脫路(今康定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海寧路和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其中，第一座特科電臺的確切地址應是在大西路福康裏(即後來的中正西路433弄，也就是再後來的延安西路420弄)9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特科時代到底有沒有無線電測向儀\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有人說國民黨當局和租界巡捕房爲破壞地下電臺，將定向電臺裝在汽車上，每天晚上兜馬路，巡迴偵察祕密電臺的方位。蔣馮閻戰爭期間，馮玉祥和閻錫山設在上海的祕密電臺均先後被偵破。電視連續劇中也有相似情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李克農的兒子、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通信部原副部長李力卻說：“無線電測向，這是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纔有的。現在拍電影，拍電視劇，說上世紀30年代，中央特科時代，國民黨就開着汽車滿街跑，上面裝了測向儀，共產黨一發報，他們就知道了，就盯上了。那是睜着眼睛說瞎話。不是那麼回事。那個不可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口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百色起義成功消息從廣西發報到香港再轉發到上海\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口述人：李延明 (李強之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父親李強，1905年生，江蘇常熟人，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然後入黨，爲上海工人武裝起義製造炸藥。“四·一二”後，我父親從上海到了武漢，擔任中央軍委特科的特務股股長。那時的中央軍委特科設在漢口餘積裏12號一座三樓三底兩廂房的房子裏，跟後來的中央特科既有區別又有聯繫。中央軍委特科的一些人，譬如我父親，後來到了上海，都成爲中央特科的骨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父親到上海，組織上先是分配他搞交通，當時叫交通科。過去我們黨的交通，也就是通信聯絡，都是靠人力傳遞，一個是時間長，再一個也不安全。情報經常寫在內衣上，交通員貼身穿上。後來周恩來就找我父親商量，希望他牽頭研製無線電收發報機。周恩來說我父親有這個條件，理工科成績比較好。我父親就接受了這個任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時完全是白手起家，不但沒有元器件，而且圖紙資料也沒有。我父親就找蔡叔厚幫忙。蔡叔厚從日本留學回來，開了一家紹敦電機公司，我父親就在紹敦電機公司的二樓，弄了一些車牀、銑牀、刨牀，然後自己動手加工零件。大概經過一年，就把收發報機搞成功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收發報機搞成功後，我父親就去香港建臺。因爲我們的電臺功率太小，上海要跟蘇區聯繫，必須經過香港中轉。當時他西裝革履，手拿大鐵皮箱子，把收發報機藏在裏邊。到了香港，看見英國警察，他給人家手裏塞了幾塊銀元，人家就在他的鐵皮箱子上畫個叉，表示驗過，根本沒有打開來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父親把香港臺設在了九龍彌敦道。正好鄧小平從上海去廣西，路過香港，兩人還商定廣西那邊有情況用什麼方式進行聯絡。後來廣西那邊百色起義成功，成功的消息就是從廣西發報到香港，然後由香港把這個情況再轉發上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我父親確實從小做木工\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口述人：塗勝華(塗作潮之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父親是五卅運動之後去蘇聯學習的。他在東方大學上的是工人班，組織關係在中共旅莫支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28年，中共中央在蘇聯召開“六大”，我父親是旁聽代表，正好和鄧穎超挨着坐，就和周恩來認識了。周恩來聽我父親說我爺爺那一輩做過竹篾匠，自己也13歲開始學做木工，1924年到上海又在恆豐紗廠做木工，就拍着他肩膀，親熱地叫“木匠”。從此，“木匠”就成了我父親的代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六大”後，共產國際遠東局開會研究中共代表團請求蘇聯代爲培訓10名無線電人員的方案。決議案副本的提議名單和決定名單中，我父親都以首選列入。根據這一決議，1928年11月，東方大學將我父親的名字從所有的名冊上刪除，停止供給，派往托爾馬喬夫軍政大學。其實，我父親是到列寧格勒伏龍芝軍事通訊聯絡學校報到，學習通訊技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伏龍芝軍事通訊聯絡學校建立於1924年，50年後才解密。直到1974年，蘇聯方面方纔公開承認列寧格勒有那麼一所學校。我父親他們在學校裏穿的不是通信兵的制服，而是炮兵的制服，那就是爲了保密，絕對保守祕密，完全不讓外界知道一點真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父親的報務始終沒學好，因爲他以前生過腦膜炎，記憶有障礙，收報速度上不去。人家每分鐘能收100多個字，他連四五十個也困難。他就專攻機務，加緊學習電臺修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0年初，我父親回到國內，住在蔡叔厚那裏，跟李強他們一起搞特科電臺。我父親找來不少美國出版的無線電雜誌，從中尋找新式合用的無線電收發報機圖樣，然後弄來可供裝配的器材、零件，反覆試製100瓦的新機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後來的“福利公司事件”的確很險。也怪我父親太大意了，竟然沒有看到張沈川的預警，一頭撞上門去。幸好隨機應變。巡捕看他身穿工裝，手裏拎着油漆桶，一副糾纏不清的模樣，就狠命踢了一腳，趕他走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走進北京東交民巷，拐進一條僻靜小路，我們在一個“居有竹”的小院屋內，看到牆上掛着同一個人不同年代的一排照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個人，就是李強，當年中央特科的四科科長，與其他同志一起創建了第一部紅色電臺。他兒子李延明寫給我們的題字是：“勿忘來路，不忘其初。”\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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