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星：“星爺”的幸福生活

“星爺”的幸福生活

李肇星新傳“我是發言人，請提問！”

頻頻閃爍的鎂光燈下，依舊是豐富的表情，略顯濃重的膠南口音，睿智、詼諧的回應，擲地有聲的言辭。

2009年3月4日，“鐵嘴”李肇星快步走入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發佈會現場。闊別發言人角色19年後，69歲的他又一次“重操舊業”，擔任起全國人大會議發言人。他所面臨的，依然是來自方方面面的棘手問題。

新身份下的李肇星，已然開始書寫一段新的傳奇。

全世界都忘不了的“鐵嘴外交官”

兩會上，在追逐李肇星的記者中，外國記者甚至比中國記者還多。一名外國記者對《環球人物》雜誌記者說：“李肇星是全世界的‘外交明星’，以前他在國際舞臺上大放異彩，現在他在兩會上重放光芒。”那麼，這位“鐵嘴外交官”是怎樣煉成的呢？

文學少年走上外交路

在《環球人物》雜誌記者的採訪過程中，無論是李肇星的中學同學，還是早年同事，對於李肇星走上職業外交家的道路，都笑言“沒想到”：“搞文學工作纔是他從小的夢想。”

1940年10月，李肇星出生于山東省膠南縣大珠山腳下的王家村。因家境貧苦，李肇星兄弟6人夭折了3個。李肇星很小的時候，就跟爺爺下地幹活。但常常幹着幹着，他就不見了。爺爺四處尋找，才發現他躲在角落裏貪婪地讀書。從此爺爺“網開一面”，不再逼他幹活，想方設法送他上學。

小學畢業後，李肇星在膠南一中度過5年時光。李肇星的高中同桌沈樂亭回憶說：“學校裏喫不飽，肇星的母親是裹過小腳的，她帶上家裏僅有的玉米麪餅子，走5里路送到學校給我們喫。雖然苦，但肇星利用一切時間學習。當時縣圖書館只對幹部開放，肇星很執着，最終感動了圖書館的阿姨，給他辦了張借書證。拿到後，他歡天喜地，叫上我們一起去借書。”

中學時代的李肇星，語文成績十分突出。他的作文《越活越年輕的爺爺》發表在上海《少年文藝》上，轟動了整個膠南縣。從此，李肇星樹立起當作家的理想。

但1959年的一件小事改變了李肇星的命運。他曾經回憶道：“1959年暮春的一天，山東膠南一中的領導頗爲神祕地通知我，準備進北京外國語學院留蘇預備部。這對一個18歲的鄉下孩子來說，真是喜從天降。我們那一代人是多麼嚮往蘇聯！但留蘇的事終於因中蘇關係出了毛病而未能落實。校長後來教導我，留蘇不成就好好考清華吧！我中學幾何學得較差，思來想去沒報清華，第一志願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第二志願是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專業。沒想到北大以第二志願錄取了我。”後來，李肇星在北大的畢業論文也與外國文學相關，題爲《狄更斯的美國雜記》。

1964年秋，外交部到北大西語系挑人，李肇星和幾位同學入選，先到北京外語學院翻譯進修班學習3年，再到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工作2年，接着去各地農場接受勞動鍛鍊。在汕頭牛田洋農場，發生了一場悲壯的事：海嘯襲來，農場數百名搶險戰士和大學生犧牲，29歲的李肇星是爲數不多的倖存者之一。李肇星後來反覆提起這段經歷：“從那以後我不大怕苦，甚至不怕死。我的好多同學、戰友犧牲了，我能活下來就是一種奢侈，要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給祖國多做事情。”

“鬥雞公”鬥智鬥勇

李肇星30歲時回到外交部。此後，幾乎在每一個崗位上，他都碰到了“艱難的外交時刻”。憑藉機智和頑強，李肇星戰勝困難，被各國朋友親切地稱爲“鬥雞公”。

1970年，李肇星被派往中國駐肯尼亞共和國大使館。當時，中國在非洲國家的使館工作人員很少，卻承擔着開拓外交事業的任務。從辦護照、處理僑務到高層交往，大事小事都得做。李肇星甚至得逐字逐句教炊事員學英語，否則他們沒法出門買菜。“我教了三個月後，他們可以‘獨立自主’地出去買菜了。有一次，一位炊事員學會了‘雞肉’這個單詞，去市場買雞。對方拿來了一隻公雞，炊事員答：‘No，I want his wife(不，我想要他的妻子)。’”正是這種樂觀的精神，支持着李肇星度過了在非洲的艱苦歲月。

1982年3月，在外交部的第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李肇星以翻譯身份亮相，當時的發言人是錢其琛。1985年，李肇星作爲新一任外交部發言人正式登場，好幾個西方記者就“西藏問題”不斷向他發難。一個記者說：“我也有自己的家鄉，如果你說我的家鄉不是屬於我們國家的一部分，我纔不在乎呢！而你爲什麼對‘西藏問題’這樣在乎？”李肇星毫不留情地回答道：“你對自己的國家怎麼看是你的問題，但是中國的主權是神聖的，外國人無權干涉！”這個記者被李肇星的犀利“鎮住”了，從此心悅誠服，和李肇星成爲朋友。從1985年到1990年，李肇星擔任外交部發言人的5年，正是中國外交的“多事之秋”。他憑藉機智、犀利的作風給海內外媒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此有了“鐵嘴鋼牙”的美名。

1993年，李肇星出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特命全權大使，在紐約工作多年；1998年，他再次赴美，擔任中國駐美國特命全權大使。這一次，他遭遇了中美關係的“冰點”——1999年5月，以美國爲首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遊行示威活動。美國記者喋喋不休地追問李肇星：“你能保證在北京和中國其他城市的美國外交人員的安全嗎？”李肇星嚴厲地回答道：“你們一直在談你們大使館工作人員的安全，我很奇怪爲什麼你們不問我在南斯拉夫受傷的中國大使館工作人員的情況？爲什麼不問在貝爾格萊德殺害中國人的行爲？”這場針鋒相對的對話過後，美國媒體迅速稱李肇星爲“強硬派”：“中國的李大使臉上極具哀容與憤怒。”

2003年，李肇星擔任外交部長後，因日本首相執意參拜靖國神社，中日關係跌至“低谷”。李肇星迴憶說，爲了走出困境，他和時任日本外相的麻生太郎上演了一段“洗手間外交”：“2006年中日高層關係還很僵，我和他(麻生太郎)共同出席一個國際會議。他看我上洗手間，就跟了出來，而且攔住手下沒讓進去。就這樣，我們站在衛生間裏，在沒有媒體記者的打擾下，包括歷史問題在內暢談了20多分鐘。這次輕鬆愉快的交談，爲中日兩國外交領導人加深相互瞭解、增進互信奠定了基礎。”

“詩人外長”的“軟實力”

和許多外交官風度翩翩的形象相比，李肇星其貌不揚。在擔任駐美國大使期間，他曾應邀前往哈佛大學演講。臺下一些聽衆本來就對華不甚友好，一見他的模樣，便肆無忌憚地喝倒彩。李肇星不爲所動，開始演講。一分鐘後，會場上的噓聲小了；三分鐘後，偶爾一聲不識相的噓聲，會招來聽衆的怒目相視；五分鐘後，臺下鴉雀無聲，只聽見李肇星妙語連珠……十幾分鍾後，演講結束，會場上響起雷鳴般的掌聲。一名美國聽衆激動地說：“李肇星不是靠外表，而是靠魅力征服了全場。”

對此，外交部一位退休的前駐外大使解釋道：“外交官最大的‘軟實力’就是‘口頭和筆頭俱佳’，李部長在這兩方面都極爲出色。他寫文章，論據實實在在，文字精練簡短，而且對中國外交文化的領悟很深。另一方面，他的文學底子也幫助他‘磨筆頭’，從1984年的散文集《彩色的土地》，到詩集《青春中國》，再到翻譯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他是個真正的‘詩人外長’。”

李肇星的英語口語運用自如，在外交部也是出了名的。這位大使說：“在外事工作中遇到交鋒的時候，口才好就顯得更加重要。意見不同了，觀點不一致了，講話就要求犀利，語速要快。如果外文掌握得不好，人家講了十句，你三句都講不出來，氣勢上就被人家壓住了。李部長是越犀利講得越快，美國人都沒他快。”

在這位大使看來，李肇星還有一個重要的“軟實力”：“他的履歷完整、鍛鍊全面。從1970年派駐非洲算起，到2003年就任部長，李部長這33年可以分爲三個階段：一是9年的非洲工作；二是11年的新聞司工作。新聞司是外交部公認的最培養人的地方，前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等都是從新聞司走出來的。李肇星做了5年的發言人，是歷任發言人中時間最長的；三是13年的駐聯合國代表、駐美大使和副部長工作，這一階段多與中美關係直接相關。這樣的外交履歷，當部長是水到渠成的事。”

“星爺”的幸福生活

李肇星接受採訪

2009年兩會流行語，與胡錦濤總書記“請你指正”一同風行網上的，是網民們對李肇星的親切稱呼：“星爺”。

當《環球人物》雜誌記者詢問李肇星，是否知道網友對他的暱稱時，他一副少見的困惑表情：“不知道呀。”

李肇星坦言，自己對網絡媒體關注不多。但這並不妨礙億萬普通網民以各種方式走近這位“老明星”的幸福生活。

詩情·才情

李肇星讀詩、愛詩、寫詩衆人皆知，有“詩人外交家”的美譽。

在山東鄉下上初中時，他就開始偷着學寫詩。一次上作文課，他大膽寫了一篇“詩體作文”交了上去，不料老師非但沒有批評，還給了高分。

從北大畢業後，頗具文學天賦的李肇星，本想當一名作家、詩人，卻因“革命的需要”走進外交隊伍。

李肇星迴憶，“一別十幾年重新寫詩，是因爲心頭激動而手頭懶”。由於工作忙碌，只有在飛機、車船上纔有時間寫一點。“寫文章用字多，旅程結束後常懶得抄清”，他便開始寫短詩。正如他所言“在行色匆匆中有感而發”是“展示天然、裝點人間”。

記者注意到，僅收錄在2007年出版的《李肇星詩集》裏的詩就有192首，而他實際創作的詩歌數量遠不止這些。從萊蒙湖畔的沉思到安理會上的雄辯，從赤道戰鼓到椰林吶喊，從古希臘的神話到壯觀的悉尼歌劇院，都溶入了他想象的長河，化作他筆底的波瀾。

對於詩歌的品位，李肇星一向挑剔。他很少讀從外文譯成中文的詩，“因爲稍稍讀懂一點原文後，就覺得譯文與原文不是一回事兒，至少不是一個味兒”。

“萬千佳麗中/唯你不施脂粉/一片純情/光采照人……你是青春；百十山嶽間/唯你天開地闊/平等中尋覓摯友/以誠實營造自我……你是中國！”

這是李肇星創作的《青春中國》，被譜曲歌唱後，在美國引起強烈共鳴。

著名作家馮驥才曾如此評價李肇星：“外交家們應該慶幸，因爲他們之中有一位詩人，他們獨特的生活才得以光彩地展現給世人；詩人們應該慶幸，因爲他們之中有一位外交家，詩的天地纔出現如此一塊高貴而迷人的空間。”

除了詩歌，李肇星還被媒體稱爲“有相當段位的體育迷”。他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自己一直在打羽毛球，現在每週一次，“我水平很差，但我的教練水平很高。”李肇星的教練肖傑，現任首都體育大學教授，年輕時三次榮獲羽毛球世界女單冠軍。李肇星說在美工作期間，肖傑曾教他打過羽毛球，“我們聯袂打混雙，在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俱樂部屢戰屢勝，出盡風頭。”

閒暇時間，李肇星還喜歡和別人較量幾局乒乓球。他身邊一些經常“領教”的工作人員，都對這位老領導的削球、拉球水平讚不絕口。

李肇星的體育情結歷史久遠。特別是在2001年中國申奧成功的當晚，激情滿懷的他，外套都沒有顧得穿，趿拉着拖鞋跑到北京街頭慶祝。

“不過，去年我心情不愉快。”李肇星一本正經地對記者說，“北京奧運會有28個大項，302個小項，我哪個項目的比賽都沒參加，沒選上，估計今年全運會也不行，沒希望。”

愛情·親情

在李肇星的許多朋友眼中，這位外交家還是一位重情重意的好丈夫、好父親。

他與夫人秦小梅(也是一位外交官)的伉儷情深一直爲人稱道。對照簡歷，兩人在1959年一同入讀北京大學前，各自的人生軌跡迥異。秦小梅的父親是新中國第一代外交家，先後擔任過我國駐挪威、贊比亞、瑞典、新西蘭等國大使。她上中學時，時常隨父親參加駐華使館舉辦的社交活動，包括聽音樂會、看芭蕾舞、野餐、爬山等。在這樣的氛圍中長大，秦小梅從小受到良好的外交禮儀和文化藝術薰陶。而李肇星則是一名普通的農家子弟，愛好詩作，成績優異。

兩人在北大西語系同窗5年，感情日深。當時李肇星任班長，年齡比其他同學小，卻像老大哥一樣關照班裏每一個人。在秦小梅眼中，李肇星最讓她動心的是待人真誠、善良，是個熱誠、有責任感的男人。

婚後，李肇星長期和秦小梅的父母住在一起。每天下班後，他都先到岳父母的房間噓寒問暖，說說外面的事，有時講幾個笑話，讓老人開心。

李肇星平時很節儉，以不會理財爲由，將工資全交給妻子管理。需要用錢時，再由祕書“找老秦要”。李肇星有個習慣，每次出國前總要給妻子多留點零花錢(平時積攢的一些稿費)。有一次，秦小梅剛送走李肇星，突然見他又急急招呼自己。原來他忘了留錢。同行的人大爲感嘆：以前山東人離家闖關東時，都會把錢留給父母妻兒，現在都21世紀了，“山東部長”還保持着家鄉的好傳統，真是難得啊。

直到今日，李肇星夫婦牽手散步的情景仍被外交部同事傳爲美談。

李肇星夫婦一直視自己的兒子爲驕傲。爲了讓他記住自己是莊稼人的後代，愛自己的故土，特地爲他取名李禾禾。

早年李肇星常年駐外，他和兒子總是聚少離多。

“禾禾，親愛的兒子，我正在地中海上空給你寫信……”這是一封寫於1983年7月31日的信，李肇星正在由巴黎飛往萊索托的飛機上。“使命是光榮的，我知道。但對你，卻欠下了賬。去東歐前答應過你，回來後一定陪你去逛北海公園，誰知居然沒有時間了！這次別離，我又許下諾言：‘別難過，孩子，我會來信，很長很長的信，每月至少一封。’我是真誠的，再不會食言。”李肇星這些寫自非洲的信後來輯成了《黑色，是美麗的》一本小冊子。

記者問李肇星在教育孩子上有何心得。他說：“應該是父母好好學習，孩子天天向上。父母要多向孩子學習。”

去年，李肇星夫婦在期待多年後，終於當上了公婆。兒媳是著名歌唱家閻維文的女兒。

談及兒媳，李肇星滿意地說：“她很孝順，對她媽媽很好。”不過他又再次搬出《憲法》笑着說：“《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父母有教育未成年子女的責任，人家是成年人了，有選擇的自由，管不着了。”

性情·晚情

接觸過李肇星的人，都對這位前外長平易近人的作風印象深刻。

記者的幾位同事，曾有幸陪同李肇星部長秋遊爬山，至今回憶起來仍很興奮。

那是2004年秋的一個週末，李部長攜夫人與一幫年輕人相約到北京莽山森林公園爬山。

“那天遊人不多，但爬山過程中，陸續有人認出李部長，紛紛向他打招呼或要求合影。李部長很熱情地‘配合’，沒有一點架子。”

一路上李肇星非常活躍，不時和年輕人開開玩笑，和同事的孩子逗逗樂。雖然已60多歲，但他仍體力充沛，第一個爬到山頭。下山後，一行人找了一家小館子喫飯。李肇星的祕書特地叮囑，飯菜一定不能點太貴的，也不能點太多了，否則浪費了部長會不高興。

這頓飯，給李部長唯一優待的是，特別點了碗棒子麪粥。祕書告訴大家，棒子麪粥是李部長的最愛。

“沒想到部長還保持着如此質樸的農家本色。”大家很是感嘆。

卸任外交部長後，讀書、學習、演講以及一些推不掉的兼職，讓他未敢放慢腳步。特別是2008年3月擔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以來，新的工作崗位又給予他新的學習動力和挑戰，“每天工作還在10小時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