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div\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8ad918fb19af4d8984cfe4ab066d9253\" img_width=\"394\" img_height=\"597\" alt=\"共產國際派華首任代表，幫助中共創立和第一次國共合作，與陳獨秀在建黨初期有過諸多爭執\"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文\u002F孫國林\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中共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創立後，共產國際以派代表的方式，來華領導中共開展工作。首任代表是馬林。\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馬林，荷蘭人，原名亨德立斯·斯內夫利特，在中國時化名馬林、孫鐸、菲利浦、馬丁、西門等，1883年生於荷蘭鹿特丹。大學畢業後，開始信仰馬克思主義並加入社會民主工黨。1913年，在荷蘭殖民地爪哇（今印尼）做地下工作，組建社會民主聯盟，後促成與伊斯蘭教聯盟合作。1920年7月，他去蘇俄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擔任民族和殖民地委員會祕書，並當選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會後，馬林奉派到中國上海考察遠東各國革命運動情況。1920年9月，馬林回蘇俄，參加東方各民族代表大會，不久又被派往意大利和奧地利工作。1921年4月，他作爲共產國際首任代表來華，三次往返於俄中之間，幫助中共召開一大，創建中國共產黨；多次會見孫中山，積極促進第一次國共合作，在華工作了兩年多。1923年9月，他結束在中國的工作回莫斯科。1924年4月，馬林辭去在共產國際的職務返回荷蘭，擔任荷共領導工作。1927年，馬林脫離荷共組建託派組織“革命社會黨”。1940年，馬林參加反對希特勒侵佔荷蘭的鬥爭，不久被捕入獄，1942年4月被殺害。\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馬林在中國工作兩年多，在幫助中共創立、促進國共合作等方面作出重要貢獻，是值得中國共產黨人永遠懷念的人物。\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首次來華，幫助中共創立\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21年6月3日，馬林乘意大利勞爾·特利斯提諾公司的阿切拉輪船抵達上海，住在南京路東方大旅社，自稱叫安德雷森，公開職業是《東方經濟學家》雜誌記者。6月14日，馬林離開東方大旅社，移住到麥根路32號一個公寓。此間，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遣尼科爾斯基來華，與馬林一起指導中國創建共產黨。他們每天出去瞭解情況，晚上在馬林的住處碰頭，對於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和發展，十分樂觀。\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馬林的到來，加快了中共建黨的進程。他與李達、李漢俊建立了密切的聯繫。通過交談，他對上海、北京等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籌建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情況，有了比較全面的瞭解。他明確建議：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李達、李漢俊與在廣州的陳獨秀（當時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北京的李大釗溝通後，決定於7月間召開中共成立大會（即中共一大）。爲什麼定於7月開會呢？這是因爲國內的許多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在學校工作，還有的當時是學生（如濟南的王盡美是山東一師學生，鄧恩銘是山東省立一中學生），中國留法、留日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平時回國也不方便，所以便商定利用學校的暑假期間召開中共一大。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立即投入了緊張的籌備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馬林同意，上海、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及東京、巴黎8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各推選兩名代表出席會議。他爲上海之外的7個地區的14名代表每人提供了100元路費，由李漢俊等隨通知寄去，要他們7月初到達上海。但因各地收到通知的時間早晚不一，推選代表快慢不同，以及赴滬行程順阻有別，至7月初，只有5名代表到了上海，還不足應到代表的一半，會議只好拖後等待，馬林也感到無奈。\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後來，巴黎迴音，因路途遙遠，不派代表與會；陳獨秀正在力爭一筆教育撥款，不便來滬，就派包惠僧代表他與會；李大釗因兼任北平八所專科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席會主席，正爲政府拖欠教職員工資問題領導罷教請願，也不能來上海，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推舉了其他人赴會。\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7月23日晚8時，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李漢俊寓所召開。出席會議的共15人：其中正式代表13人，代表着全國7個地區的53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也出席了會議，並對會議的議程和開法進行指導。會議由張國燾主持，毛澤東、周佛海擔任記錄。大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問題。\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cb1032dea1f5402e8108b9d178e7f7a9\" img_width=\"528\" img_height=\"352\" alt=\"共產國際派華首任代表，幫助中共創立和第一次國共合作，與陳獨秀在建黨初期有過諸多爭執\"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一大舊址。\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會上，馬林熱情致詞，李漢俊、劉仁靜即席翻譯。馬林說：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共產國際增加了一個東方支部，俄共（布）增加了一個東方戰友，他希望中國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作出自己的貢獻。接着，馬林分析了國際形勢，介紹了共產國際的工作情況，以及他在爪哇建立共產黨的情況和經驗。他認爲中國共產黨目前基本是由知識分子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因此建議中共要特別注意開展工人運動，建立工會組織，把工人中的積極分子吸收到黨內。尼科爾斯基也在會上講了話。\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根據馬林的建議，大會成立了一個“起草綱領和工作計劃委員會”，由董必武、張國燾等組成。他們利用7月24日、25日休會的時間，起草了中共黨綱和大會決議。當即譯成俄文，交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審查。馬林看了譯文後認爲，這個文件在理論原則上寫得不錯，但也存在一些缺點，主要是沒有規定中國共產黨在現階段的政綱，也沒有提出如何實現革命目標的具體步驟。他還建議，大會文件中應該有中共與共產國際關係的表述。\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7月30日晚，中共一大舉行第六次會議，周佛海因病未出席，馬林和尼科爾斯基與會。會議的議題有兩項：一是由共產國際代表講話，對建黨問題發表意見；二是討論通過黨的綱領和決議。\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但是，會議剛開始不久，就有一個陌生男子闖入。當問他是何人、有何事時，那人支支吾吾，說“走錯門了，對不起”，轉身就走。馬林憑他長期地下革命鬥爭的經驗，斷定此人是偵探，從座位上一躍而起，以手擊案說：“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所有人分途離開！”說完，他與尼科爾斯基奪門而去。其他人除李漢俊、陳公博外，也都急撤。十幾分鍾後，果然法租界的巡捕就趕到了，又是搜查，又是盤問。幸有李漢俊機智應對，加上警察得知，此房是李漢俊的哥哥、曾任北京政府陸軍總長的李書城的公館，且沒有查到什麼可疑的證據，才化險爲夷。全國解放後查清，闖入中共一大會場的男子叫程子卿，當時是法租界的探長。他因事路過此處時，聽到裏面有講話的聲音，疑是開會，便進門察看。他出門後就報告給了巡捕房。\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會議意外中斷後，中共一大轉至浙江嘉興縣的南湖，在一條遊船上完成會議議程。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因形象殊異，未參加最後一天的會議。\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馬林提出，中共是無產階級政黨，陳獨秀不能在廣州做官，要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陳獨秀欣然接受，決然離粵，於1921年8月回到上海履職。\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華南之行，提出國共合作方針\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21年12月10日，馬林在翻譯張太雷的陪同下，從上海出發開始華南之行。12月中旬，他路經長沙，會見了毛澤東、易禮容、黃愛、龐人銓等，並向工人和青年們宣講俄國革命情況和階級鬥爭理論。12月23日抵達桂林，到孫中山總部訪問。他與孫中山長談了三次，考察其政治主張。在桂林，馬林還向孫中山的軍官們作了關於俄國革命問題的報告。之後，馬林南下廣州，對國民黨及其他政治派別進行考察。1922年2月3日離開廣州，又到汕頭等地考察，3月7日，回到上海。\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馬林這次華南之行，與孫中山、陳炯明、吳佩孚分別進行了多次交談，實地瞭解他們的政治主張和政治成分構成狀況，以探索與其合作的可能性。中共一大之後，馬林認爲大會確定的排斥其他黨派的方針是不妥當的。他主張落後國家的共產黨人應當同民族革命分子結盟。\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馬林華南之行後，他對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的印象是：國民黨是一個多階級聯合的鬆散組織，這就比較容易在其內部促成重視羣衆運動的思想，甚至有可能推行共產黨的主張，開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羣衆運動。馬林認爲，國民黨不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而是多階級的聯盟，孫中山是真正的民族主義者，比印度的甘地更有戰鬥性。這爲他以後提出國共合作的主張提供了根據。\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馬林在廣州與時任廣東省主席的陳炯明長談了三次。對他的印象是：陳炯明反對中央集權，主張地方分權；反對孫中山當選大元帥，反對北伐並認爲國民黨的活動應限於廣東省內；陳炯明不是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更不是一個自我標榜的“社會主義者”，他逐漸向右轉了，而且同情吳佩孚，不是一個合作對象。\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對於吳佩孚，馬林認爲他是帝國主義工具，是孫中山的主要敵人，對於中國人民是一個禍害。他不懂什麼政治，不會加入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馬林3月7日返回上海後，把他華南之行所得到的比較符合實際的材料和印象，整理成一份系統的書面報告。3月19日馬林離滬北上，3月22日到達北京，向蘇俄駐華使團團長裴克斯遞交了兩份材料，請他代爲轉達。一份是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介紹中共和國民黨的材料；一份是向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建議派一位使者，到中國南方來加強同孫中山聯繫的材料。這兩個報告寫得事實充分、觀點明晰，都受到有關方面的重視，並採納了他的建議。\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馬林去華南考察之後，關於國共合作的思想逐漸明確。他主張中國共產黨人應該放棄排斥國民黨的態度，並且在保持獨立性的前提下，可以到國民黨中去宣傳革命思想，促使其重視羣衆運動。共產黨人可以利用或通過國民黨組織去接近和聯繫羣衆，與國民黨人一道開展反帝鬥爭。馬林認爲國民黨是中國共產黨人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合作對象，國共兩黨應該聯合起來，共同開展國民革命。於是，明確提出了國共合作的主張。\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這個主張的提出，與馬林在爪哇的工作經驗有直接關係。他1916年在爪哇進行革命鬥爭，並促成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印尼共前身）與伊斯蘭教聯盟（鬆散的羣衆組織）合作。兩個組織的成員，可以在保留各自盟籍的前提下，互相加入對方組織。結果，馬林領導的印社聯的革命主張在伊盟內得到強烈支持，社會主義宣傳和工人運動迅速展開。這種“黨內合作”的經驗，得到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1920年7月）的肯定。共產國際派馬林作爲首任代表到中國工作，也是看重他有這方面的成功經驗。\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22年3月29日，馬林離京，4月2日返回到上海。他分別與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領導人進行了多次交談，推行國共合作主張。他講得有理有據，不溫不火，國民黨很快接受了他的觀點，允許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進行共產主義宣傳，馬林非常高興。\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但是，馬林同中共領導人談他的“黨內合作”主張時，卻並不順。他一再建議中國共產黨人“到國民黨中去進行政治活動”。他解釋說，“通過這一切，會獲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門徑。黨則不需要放棄獨立”，不過“同志們必須統一他們在國民黨中所採取的策略”。而中國共產黨人當時只希望同國民黨實行黨外合作，對馬林提出的國共進行“黨內合作”的建議，表示堅決反對。陳獨秀與馬林間的分歧尖銳而公開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22年4月6日，陳獨秀致函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維經斯基（曾在華幫助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陳述反對馬林提出的關於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加入國民黨的理由，並要求轉至共產國際裁決。\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馬林一時難以說服中共領導人，便決定回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彙報，以尋求支持。4月24日，他乘日本輪船鹿島丸離開上海，繞道新加坡、馬賽、柏林等地，於7月上旬抵達莫斯科。7月17日，他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作了《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詳述中國政治形勢，國共兩黨狀況及“黨內合作”之必要。共產國際執委會高度評價了馬林的報告，認爲國共合作採取“黨內合作”的形式是可行的，應待機實施。但對馬林報告中高估國民黨的革命性和作用，低估或忽視中共領導中國革命的能力和已經取得的成績等缺點，卻沒有指出來。\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馬林在中國的工作和主張得到了共產國際的肯定，在莫斯科度過了兩個星期愉快的時光。\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二次來華，促成西湖特別會議召開\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共產國際聽了馬林在華工作及國共合作的報告後，認爲在中國建立一個包括各種革命勢力的、以國共合作爲主體的統一戰線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在馬林作報告的第二天（7月1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便作出一項決定：“中共中央委員會在接到通知後，必須立即把駐址遷到廣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須在和菲利浦同志（斯內夫利特）緊密聯繫下進行。”這項決定，由維經斯基簽發，打印在馬林的一件襯衣上，以便安全帶到中國執行。\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恰在此時，蘇俄副外長越飛要去北京進行外事活動。馬林要求與他同往，立即獲准。1922年7月27日，馬林隨越飛外交使團第二次來中國。8月12日抵達北京，越飛與北京政府進行建交談判，馬林即赴上海。\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馬林帶着共產國際的有關指示，再次來到中國貫徹國共“黨內合作”方針時，中共二大已於7月16日至23日開完，會議作出同國民黨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定。但馬林認爲那是空洞的，不能實行的“左傾思想”。他對中共領導人說，共產國際認爲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是實現聯合戰線的可行途徑。但中共高層仍有一些人反對“黨內合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64bbff60d22042bdae5622d7bdf540d8\" img_width=\"528\" img_height=\"352\" alt=\"共產國際派華首任代表，幫助中共創立和第一次國共合作，與陳獨秀在建黨初期有過諸多爭執\"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二大舊址。\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8月25日，馬林在上海會見孫中山，同他商討了國民黨聯合蘇俄並與中共合作等問題。馬林告訴孫中山，共產國際已經通知中國共產黨人蔘加國民黨，建議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孫中山接受了這個建議。同時，馬林勸孫中山不要單純用軍事行動去收復陳炯明盤踞的廣州，而要以上海爲基地，開展一個羣衆性宣傳運動，以期最後勝利。孫中山表示同意。\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爲了統一中共高層的認識，根據馬林的建議，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於1922年8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西湖舉行了兩天特別會議。出席會議的有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張太雷和馬林共7人。會議的內容是討論共產國際關於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問題。\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西湖會議上，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的“7月決定”和“8月指示”，並堅決主張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建立國共統一戰線。他解釋說：由於目前無產階級、共產黨的力量和作用還比較小，國民黨的力量相對較大。況且，孫中山堅決不同意黨外平行合作形式，只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因而實行“黨內合作”就是十分必要的。他還說，在西歐一些國家，共產黨加入社會民主工黨以組成聯合戰線，已取得成功，中共應該尊重共產國際的意見。\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會議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李大釗等人基本上同意“黨內合作”，認爲這樣既實現了黨的“二大”與國民黨進行合作的既定政策，又避免了與共產國際間產生嚴重分歧。張國燾等人則堅決反對“黨內合作”，認爲這樣一來勢必混合階級組織，牽制黨的獨立性。陳獨秀表示，如果這是共產國際不可改變的決定，可以服從，但必須向國民黨提出一定的加入條件：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從孫中山本人等入黨辦法。並且，國民黨必須根據民主原則進行改組，中共黨員纔可以加入，否則他堅決反對。\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a323af53ade54709b9254a10cef68975\" img_width=\"528\" img_height=\"352\" alt=\"共產國際派華首任代表，幫助中共創立和第一次國共合作，與陳獨秀在建黨初期有過諸多爭執\"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re\u003E◆西湖會議（油畫）。\u003Cbr\u003E\u003C\u002Fpre\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經過馬林的一再說服解釋，與會的多數人基本上接受了在國民黨改組後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意見。會後不久，陳獨秀、李大釗、林伯渠等中共領導人加入國民黨，國共合作進入實質性的實施階段。但黨內的懷疑依然存在，國共合作之路並不平坦，馬林對此也很清楚。但無論如何，兩天的西湖特別會議，無疑是中共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它爲國民黨的改組，爲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爲中國革命的發展都起了積極作用。陳獨秀後來在中共三大的報告中也認爲，從此之後，中共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國社會的現狀，並開始參加現實的運動。這個估價是符合實際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22年8月底，共產國際執委會作出《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駐華南代表的指示》，明確表述了對國民黨的看法和對中共的要求，加緊推進國共合作。它認爲：國民黨是一個革命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人的任務是保持思想上的獨立性，在未來的國民黨內組成核心。目前共產黨人必須支持國民黨。爲完成自己的任務，必須在國民黨內和工會內，組成從屬於自己的團體。這個指示，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指出國民黨的性質，表明了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態度，以及希望以“黨內合作”的方式實現國共合作的意願。同時，這個指示還強調，中共在國共合作中應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目前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勞工羣衆，建立工會。\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馬林據此指示加緊工作，對國共雙方進行頻繁的宣傳解釋，並逐步取得效果。對於“黨內合作”目標的實現，馬林充滿了信心。\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此時，越飛與北京政府的談判受挫，無法達成建交協議。他與馬林溝通後，兩人對中國革命問題的看法基本相同。於是，他們共同起草了《我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特別是在中國工作的有關問題》提綱。他們認爲，在中國不宜開展純粹的共產國際和共產黨的活動，必須無條件地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蘇俄對於這些國家的外交活動，必須遵循友好和反帝原則，蘇俄的幫助只能給國民黨。\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22年12月下旬，馬林帶着這個提綱，再次回莫斯科彙報工作，同時受越飛的委託向蘇俄政府請示關於中東鐵路的處理意見。1923年1月10日，共產國際召開執委會，聽取了馬林關於中國情況的彙報。之後，共產國際再次肯定了馬林在中國的工作和意見，並提拔他爲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設在海參崴）成員，明確爲“第三號人物”。遠東局是專門爲指導中、日、朝等國的革命運動而設立的機構，馬林的地位得到提升。\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共產國際根據馬林的報告，1923年1月12日通過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指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國民黨具有這種革命性，中共應該與它合作，反對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決議還明確指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後，應保持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合作而不合並，絕不能捲起自己原來的旗幟，同時要警惕國民黨同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勾搭行爲。\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應該說，這個決議對於國共合作中已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和放棄獨立性的右傾思想的扼制，都是有重要意義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很顯然，此時共產國際經過權衡之後，採納了馬林關於國共“黨內合作”的建議，要求中國共產黨人通過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方式，實現國共合作，建立統一戰線。共產國際根據馬林的報告確認，中國共產黨的力量還比較薄弱，工人階級也還沒有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還不可能單獨擔負起民主革命的任務。而國民黨是一個建黨多年的多階級的聯盟，並在中國有一定影響。因此，共產黨員也可以借它聯繫廣大人民羣衆，擴大影響，壯大自己的力量。\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第三次來華，出席中共三大\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23年2月初，馬林帶着共產國際剛剛通過的關於國共關係的決議第三次來中國。他從莫斯科抵達北京後，在蘇聯大使館內約見李大釗、範鴻劼、何孟雄等共產黨人，座談國共合作問題。李大釗明確表示同意共產國際關於國共組成聯合戰線的決議。\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不久，“二七”慘案發生。這使得馬林對在中國開展工人運動感到悲觀失望，準備去南方開展民族運動，並要求中國共產黨人以國民黨的名義開展一切工作，不能把共產黨的旗幟用於工會工作。馬林的觀點不但在中共黨內造成混亂，而且在共產國際內部也引起了爭議和委婉的批評，但馬林卻置若罔聞。\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2月下旬，北京反動當局發出逮捕陳獨秀、李大釗和馬林等的通緝令，查封工會辦事處和《工人週刊》。鑑於政局的重大變化，中共中央派張國燾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他在彙報中表達了對馬林的一些批評意見。3月上旬，中共中央機關從北京遷回上海，馬林同往。3月26日，馬林、陳獨秀、張太雷、譚平山同往廣州會見孫中山，提出改組國民黨的具體建議。\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23年5月24日，共產國際對即將召開的中共三大專門作出“指示”：中共三大的中心議題是形成廣泛的民族民主運動問題，這個運動的領導權應當歸於工人階級政黨。目前黨的首要任務是在工會中聚集工人階級的力量。同時，努力形成工農聯盟。\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這個“指示”第一次爲國共合作提出了一些重要原則。但由於傳遞途中延誤，直到1923年7月18日，即中共三大閉幕後約一個月，中共才收到這個指示。所以，它對中共三大沒有起到什麼“指示”作用。\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68a17547a9594dbcabe992834e970bd2\" img_width=\"394\" img_height=\"520\" alt=\"共產國際派華首任代表，幫助中共創立和第一次國共合作，與陳獨秀在建黨初期有過諸多爭執\"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三大舊址。\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6月上旬，中共中央領導成員抵達廣州，爲召開三大做準備，馬林參與和指導各項會議文件的起草工作，並出席了兩次預備會議。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出席代表30餘人，代表黨員420人。馬林出席大會並作關於國際形勢與國際工人運動的報告。大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和決定國共合作，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問題。會上，多數代表發言，批評了張國燾不願意與國民黨合作的觀點，也不同意馬林、陳獨秀提出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右傾主張。大會經過認真討論，決定接受一月份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兩黨關係問題所作的決議，制定了實行國共“黨內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同時，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中共三大之後，馬林仍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在中國勤勉地工作着。8月5日，他在上海同蔣介石會見，商討孫中山指派蔣赴蘇聯考察之事，最終取得一致意見。根據馬林的建議，組成了一個“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由孫中山派他的參謀總長蔣介石擔任，團員有沈玄廬、王登雲、張太雷（沈、張爲中共黨員）。8月16日，代表團由上海啓程赴蘇，考察軍事、政治和黨務，並洽談蘇聯援助中國革命問題。代表團在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地考察了將近三個月，取得滿意成果。這大概是馬林在中國所做的最後一件大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此時，中共經過兩年的鬥爭實踐積累了一些經驗，對許多重大政治問題能夠自主作出判斷和決策，與馬林的一些意見常發生齟齬。他與中共關係不諧及對國民黨的高估，引起共產國際內一些人的微詞。馬林雖然多次表示願意繼續留在中國工作，但未獲準。此時蘇聯決定以政府的名義直接援助孫中山在廣州的革命政府，並派出鮑羅廷作爲代表來華工作。這樣，三次來華，與中共並肩戰鬥了兩年多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便於1923年9月中旬，心懷留戀和遺憾地結束了在中國的使命，回到莫斯科。不久，維經斯基來華，繼任共產國際代表之職。\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馬林以豐富的鬥爭經驗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博得中國共產黨人的尊敬。他幫助中共成立，爲促成國共兩黨合作奔走遊說所取得的業績，將永遠彪炳於中國共產黨的史冊之中。\u003C\u002Fp\u003E\u003C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本文爲《黨史博採》原創\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未經許可不得轉載\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侵權必究\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更多精彩內容敬請關注\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strong\u003E黨史博採微信公衆號：dangshibocai\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blockquote\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7804702618092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