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逝世前，爲何專門叮囑修改這個人的《辭海》條目？ | 關山遠
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今人不能超越特殊的歷史階段去評價一位置身當年歷史之中的人，袁世凱對楊度有知遇之恩，楊度對他寄予厚望。| 關山遠\"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楊度\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楊度的中共黨員身份之揭曉，源於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報》上發的一篇文章《難忘的記憶》，作者是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王冶秋，他撰文懷念周恩來總理，其中有這麼一段：\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敬愛的周總理在逝世前幾個月，有一天，派祕書來告訴我：當年袁世凱稱帝時，‘籌安會六君子’的第一名楊度，最後參加了共產黨，是周總理介紹並直接領導他的。
"\u003C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首發：7月26日《新華每日電訊》草地週刊\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作者：關山遠（新華每日電訊專欄作者）\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75年年底，周恩來總理飽受病魔摧殘，生命之火日漸微弱之際，他囑託祕書去辦了一件事：在《辭海》上，給一個人的條目加上：“他最後加入了共產黨”。\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由此，一個湮沒了近半個世紀的祕密得以揭開。\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這個人，名叫楊度。此前，他一直被綁在擁立袁世凱稱帝的歷史恥辱柱上。\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e6f9a3a79cdc43c5bc5932e5ace040a9\" img_width=\"640\" img_height=\"926\" alt=\"周恩來逝世前，爲何專門叮囑修改這個人的《辭海》條目？ | 關山遠\"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楊度\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楊度的中共黨員身份之揭曉，源於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報》上發的一篇文章《難忘的記憶》，作者是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王冶秋，他撰文懷念周恩來總理，其中有這麼一段：\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敬愛的周總理在逝世前幾個月，有一天，派祕書來告訴我：當年袁世凱稱帝時，‘籌安會六君子’的第一名楊度，最後參加了共產黨，是周總理介紹並直接領導他的。總理說，請你告訴上海的《辭海》編輯部，《辭海》上若有‘楊度’條目，要把他最後加入共產黨的事寫上。”\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同一年9月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時任中聯部常務副部長李一氓的文章《關於楊度入黨問題》：“楊度確是黨員，確是同志。”同樣在這一版，還刊登了夏衍的文章《楊度同志二三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辭海》修訂了楊度詞條：\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楊度(1874-1931)，近代湖南湘潭人。字皙子。王貽運門生，留學日本。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與楊篤生等創刊《遊學譯編》，後爲清政府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起草報告，任憲政編查館提調。1907年主編《中國新報》(月刊)，主張實行君主立憲，要求清政府召開國會。辛亥革命爆發後，受袁世凱指使，與汪精衛組織國事共濟會。1914年袁世凱解散國會後任參政院參政，次年與孫毓筠、嚴復、劉師培、胡瑛、李燮和組織籌安會，策劃恢復帝制。袁世凱死後被通緝。後傾向革命，1927年李大釗被軍閥張作霖逮捕前後，他曾多方營救。晚年移居上海，加入中國互濟會及其他進步團體。1929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白色恐怖下堅持黨的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反覆無常”與“苦苦求索”\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常人看來，楊度之“奇”，在於他的“反覆”。\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但研究者認爲，楊度並不是一個“反覆無常”之人，偏偏，他是一個很固執的人。研究者張晶萍指出，楊度並非一個反覆無常、道德品質敗壞的小人，他的一些抉擇之所以讓人側目，往往只是由於他作爲書生的固執而已。\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今人不能超越特殊的歷史階段去評價一位置身當年歷史之中的人，袁世凱對楊度有知遇之恩，楊度對他寄予厚望。唐浩明在小說《曠代逸才楊度》中說到，即使是秉承“士爲知己者死”的古訓，楊度也甘願爲袁世凱驅馳，更何況袁世凱讓他看到了“君憲救國”希望：衰老腐朽的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可望平穩地走上民主富強的現代化之路。只是，他的選擇，已逆時代大勢，一時身敗名裂，在所難免。\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事實上，當時對袁世凱寄予厚望的人，不在少數。學者謝本書所著《蔡鍔大傳》中，就寫了蔡鍔也曾經是袁世凱的堅定擁護者，他在從雲南赴京任職時曾對部下表示：“現在總統袁世凱，原是我們的政敵，戊戌那年因爲他臨時告密，我們的師友，有的死、有的逃，現在想起來，猶有餘痛。但衡量中國現在的情勢，又非他不能維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幫助袁世凱渡過這一難關。”蔡鍔甚至表示：“袁是中國的一個人才，能把中國治理好。”袁世凱稱帝后，蔡鍔纔打消了對他的幻想，輾轉回到雲南，舉起義旗。\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蔡鍔在變，楊度其實也在變。一個如此聰慧而又自負的人，在巨大的失敗面前，不可能不反思。唐浩明在《曠代逸才楊度》中，寫了袁世凱死後，楊度去湖南瀏陽拜謁譚嗣同墓地，看到譚嗣同身後所受的尊崇，想到自己孜孜以求卻揹負一身罵名，不由失意至極，痛定思痛。夏衍也寫道：“至少在他晚年，我認爲他倒是很善於自我剖析的。他對我說過：‘我平生做過兩件大錯事，一是辛亥革命時，我拒絕和孫中山先生合作，說黃興可以和你(指孫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對這件事，我後來曾向孫中山先生認過錯；二是我一貫排滿，但我不相信中國能實行共和，主張中國要有一個皇帝來統治，這件事直到張勳復辟後，我才改變了想法。’”\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17年6月，張勳率5000“辮子兵”進入北京，擁戴已退位的清末代皇帝溥儀復辟。這場鬧劇只持續了12天。清廷曾一度邀請楊度入京參加，但出乎意料的是，楊度堅決拒絕，並通電痛斥張勳和摻和其間的康有爲：“所可痛者，神聖之君憲主義，經此犧牲，永無再見之日。度傷心絕望，更無救國之方。從此披髮入山，不願再聞世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與其說他“反覆無常”，不如說他在“苦苦求索”。研究楊度，不可忽略的是：他始終是一個愛國者，因爲愛國，而苦苦尋找救國之路。要知道，“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這句名言，版權所有者是楊度。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楊度之女楊雲慧總結得很好：“一個愛國主義者所走過的道路，並不都是那麼簡單的，有的甚至非常曲折。但是，只要他真心愛國，即使像我父親那樣頑固的君主立憲派，最後還是捐棄了成見，投身到無產階級陣營中來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要想救中國，我看只有共產黨才能做到”\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楊度思想的更大變化，發生在李大釗犧牲後。\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李大釗對楊度影響很大，讓他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1927年，李大釗被捕。爲了營救李大釗，楊度四處活動，竭力周旋。陶菊隱的《六君子傳》中，詳細寫了這一過程。李大釗犧牲後，楊度悲痛不已，爲他堅持真理、視死如歸、爲革命獻身的偉大精神所感動。他以能與李大釗結爲摯友爲幸事，賣掉北京家裏的值錢首飾，變賣了在青島的房產，將所得金錢全部用來救濟死難者家屬，留下了“毀家紓難”的佳話，也激發了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信念，迎來了人生最重大的改變。\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楊雲慧回憶說：“有一次談到國家大事時，父親頗有感觸地說：‘要想救中國，我看只有共產黨才能做到。’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也是第一次聽到父親說這樣的話。”楊度入黨的1929年，正值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轉入低潮。夏衍回憶說，有人因爲楊度入黨而嘲諷他投機，“他曾對我說：‘我是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候入黨的，說我投機，我投的是殺頭滅族之機。’”\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學者謝春濤把楊度入黨的歷史，收錄進了《入黨——40個人的信仰選擇》一書。讀他們的入黨經歷，會想到一個詞：“殊途同歸”。他們各自出身不同，教育不同，經歷不同，在國家民族岌岌可危的黑暗年代裏，在各種思潮、各種主義、各種黨派紛繁複雜的背景下，他們曾經掙扎、彷徨、困惑，他們苦苦尋找，上下求索，甚至經歷了一次又一次失敗，最終選擇了共產主義信仰。\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今天讀起夏衍的《楊度同志二三事》，能夠解答很多關於楊度的疑問：\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楊度由著名保皇黨一變成爲共產黨，豈非咄咄怪事？其實也不怪。人總是會變的。楊度所處的時代，是風雲變幻的時代，光緒皇帝要變法，失敗了；民國成立了，從牀底拉出個黎元洪當總統，也失敗了。孫中山當了總統，北洋軍閥又鬧得不可開交，又推給袁世凱來做。袁世凱做總統還覺得不過癮，又做了皇帝，最後還是失敗。變來變去，中國還是在帝國主義、軍閥割據的水深火熱中。楊度目睹或參加了這些活動，終於毫無出路，他是深有感觸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楊度以寫輓聯著稱，病逝前，他給自己寫的輓聯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匡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楊雲慧感嘆說：“父親的一生，爲了愛國救民，走了不少坎坷的道路，捱過不少譏諷嘲罵，跌倒了又爬起來，最後終於找到了真理，確認馬克思主義是挽救中國的唯一指針。從此，父親就放棄了一切舊觀念，毀家紓難，不畏風險，不怕犧牲。”\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今天，在上海的宋慶齡陵園，能看到楊度的墓地。楊度墓是在1986年重修的，當時已經年近九旬的夏衍沒有參加儀式，但他寫了一篇《續楊度同志二三事》，專程託人送到上海。\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他寫道：“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可以不自覺地沉淪下去，也可以領悟而來一次飛躍，楊度同志的飛躍是可貴的，他心安理得地爲人民做了許多有益工作，所以在他逝世半個多世紀以後，還有這麼多人在懷念他，對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評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站在鐫刻有“楊度同志”的石碑前，能夠站很久很久。時間浩蕩而過，歷史如此真切。\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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