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的昆明，微雨绵绵，教授们聚在西南联大商量胜利后北大重建的事。此时，仍在美国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刚被任命为行政院秘书长。得知消息的教授们纷纷摇头，大学必须保持“学术独立”，蒋梦麟已不适合再做校长。众人又推举威望很高的胡适，可他在美国，远水救不了近火。怎么办？大家心里都清楚，此时局势危殆，各派系间也斗得厉害，校长是个招骂的苦差事，出力不讨好。

眼看复校在即，傅斯年收到一纸聘书：代理北大校长一职。此时的北平兵荒马乱，一派萧条。傅斯年振衣而起，神情肃然：胡适不敢做的，我替他做；胡适不敢得罪的，我替他得罪。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让他好将北大办下去。于是傅斯年接下委任状，头也不回地跳进火坑。

傅斯年要面对的北大早已面目全非。八年前，日军攻陷华北，民族危亡系于一线，大批师生冒着枪林弹雨远赴昆明，在恶劣的条件下为民族文化艰难续脉，而一些汉奸文人却留在北平，在日军成立的“伪北大”里奴化青年，安然度日，北大自由之风气荡然无存。

如今伪教员们成了最棘手的问题，牵扯那么多人的利益，谁敢轻易处理？

傅斯年不怕触怒利益集团，人还在重庆，便已开炮：“北大复校，绝不延聘任何伪北大之教员！”他到达北平机场时，陈雪屏教授前来迎接，傅斯年劈头就问：“你和伪北大教员有来往吗？”陈雪屏不知所措，说：“只在必要场合有过。”傅斯年变色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听到消息的伪教员们恼羞成怒，先是以集体罢课相要挟，接着联合起来向高官请愿，要求继续留在北大，逼傅斯年妥协。

朋友纷纷劝他收手，傅斯年叹道：“如果我同意了，如何对得起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他们不就白白做出牺牲了吗？”面对伪教员们的漫天叫骂，他的态度斩钉截铁，“我的职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傅斯年的老师周作人仗着自己是师辈，就在信里摆架子骂道：“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周作人大概忘了，傅斯年在北大做学生时，就因教授讲课错误而将他们怼得丢了饭碗；新文化运动时，他又朝要传他衣钵的黄侃等“老顽固”猛烈开炮；抗日时，还差点因胡适袒护政府而要与他绝交。

果然，傅斯年将信撕得粉碎，“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结果，周作人再也未能跨进北大。

与傅斯年交情很深的教授容庚上门理论，傅斯年毫不客气，拍案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即命人将容庚架了出去，扔在马路上。

很多人问伪学生怎么处理，傅斯年温言道：“现在20岁的大学生，抗战时不过是孩子，只要伪教员不用，对学生就是有利的。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

在主持北大的短暂期间，傅斯年挨了许多骂，但他不气馁，北大之风气为之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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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拾 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