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8年2月4日，康生向中央調查部發出了一個被造反派稱之爲“康老二·四指示”的文件，這個指示除全面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調查部在周恩來領導下進行的工作外，還點了何長謙等一批骨幹的名，說他們是壞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代表團回北京後，過了一段時間，康生的祕書李鑫告訴我，康生見了江青，對她講了在莫斯科看望岸青的事，並建議接岸青回國，以便安排更好的治療。

"\u003Cdiv\u003E\u003Cp\u003E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d0f9987be2254f388eac132ed664afed\" img_width=\"304\" img_height=\"365\" alt=\"康生開始贏得毛澤東的信任：只有他去過蘇聯看毛岸青\"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毛澤東和毛岸青夫婦的合影（資料圖）\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 本文摘自《被歷史忽略的歷史》，楊文、裴小敏主編，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其實，我並不瞭解康生的很多情況，只能說是通過工作關係“有所接觸”而已。本文我打算寫下自己所見所聞的幾件事，使大家從不同側面對康生的真實面目有所瞭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　陪同康生見毛岸青\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9年春天，黨中央派出以周恩來總理爲團長，由李雪峯、康生、劉寧一、劉曉等人組成的中共代表團，出席蘇聯共產黨第21屆代表大會。我作爲隨團翻譯一同前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次會議期間，代表團下榻莫斯科列寧山政府別墅，分別住在兩座樓內。周總理住一座，我隨康生、李雪峯等住在另一棟樓裏。這就使我有機會第一次近距離地接觸康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時康生約摸六十歲左右年紀，中等偏瘦身材，戴深度眼鏡，留八字鬍，穿着一套由他本人設計的草綠色豎領中山裝，踏一雙特製的皮鞋(他腳上有雞眼，鞋墊上有凹孔來保護雞眼不受摩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到莫斯科後不久，有一天，康生對我講：主席有個兒子叫岸青，精神曾受過刺激，現住在莫斯科的一家療養院。他讓我告訴蘇方接待人員，請他們通知院方，我們要抽時間去看望岸青。他還要我去中國駐蘇大使館要一些中國的醬油、榨菜、辣椒等物品帶上。後來康生又對我講起毛岸青在楊開慧被殺害後流落上海遭受迫害而致病的情況，並着重說明，1935年—1936年間，地下黨組織找到了岸英、岸青，設法買了上海去法國的船票，是他專程從蘇聯到法國馬賽港把岸英、岸青兄弟接到莫斯科的。康生講這番話表示他一貫關心毛澤東的親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次，他提出要去看望岸青後，我按照他的囑咐，做了一些準備。記得是在一個週日的早晨，我陪康生一起去莫斯科郊區的一個高幹療養院。從外觀上看，這座療養院可能是沙皇時代的貴族莊園。房屋高聳而莊嚴，大理石樓梯，房間很大。院長、醫生等人在大樓門前等候，陪同我們走進二樓會客室，並向康生簡單介紹了岸青的情況。一會兒，岸青進來了，院長、醫生稍微寒暄後便都退出去了，留下來只有康生、岸青和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時康生問岸青：“你還認識我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康伯伯，我認識你。”岸青回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然後的談話便是一問一答了，內容大都是一些生活起居情況。岸青主動說話不多，對問題的回答也都很簡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探望和談話大約持續了三十分鐘左右，準備告辭了。臨走的時候，康生問岸青：“有什麼話要向家裏說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岸青說：“向爸爸問好，不用惦念，一切都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回去的路上，康生講：“這顯然是一個高級幹部療養院，條件是很好的。但是還得想辦法把岸青接回國內，這裏再好畢竟是異國他鄉啊。就毛主席現在在國內的地位來講，岸青回國後會有比在蘇聯好得多的條件，將來再在醫護人員中找個愛人，終身都會有人照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代表團回北京後，過了一段時間，康生的祕書李鑫告訴我，康生見了江青，對她講了在莫斯科看望岸青的事，並建議接岸青回國，以便安排更好的治療。據李鑫講，康生告訴他，江青聽後很激動，把康生去看望岸青的事以及他的建議告訴了毛主席，並乘機爲康生說好話，她對主席說：“你的老戰友那麼多人去莫斯科，從來沒有人去看我們的孩子，還是康生對他好，專門去看望他，還建議將岸青接回來治療。”後來國內果然派人去莫斯科把岸青接了回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在20世紀90年代曾聽前國家主席楊尚昆談到過康生歷史上的一些情況。楊尚昆在回憶黨的歷史時，談到20世紀30年代的王明路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楊尚昆說：“康生在共產國際時代，在莫斯科積極支持王明。”他又說：“1937年冬，康生從莫斯科回來以後，搖身一變，把自己說成是反對王明路線的英雄。還對王明進行了揭發，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據史料記載，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爲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線，把王明寫的《爲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說成是體現黨的路線，在莫斯科的中國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當總書記的簽名運動，串聯一些人向共產國際寫請願書，要求批准王明爲中共中央總書記。)楊尚昆還談到：“1936年到1937年蘇聯肅反期間，我黨留蘇幹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責任的。”“1943年延安整風時，康生搞肅反擴大化，把大批幹部打成‘叛徒’、‘特務’、‘內奸’，很快被黨中央發現糾正了。後來，毛主席給大家平反道歉。”楊尚昆接着說：“1947年—1948年，康生在晉綏地區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主席說，康生這個人極‘左’。在搶救運動中極‘左’，現在也沒改掉這個毛病。”“後來毛主席派康生去山東工作，建國後也沒調他來北京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0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赫魯曉夫在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對中共的攻擊。中央領導同志認爲，赫魯曉夫在這次會議上的表現，以及他後來採取的行動，是一個很重要的標誌。說明他爲了追求同西方達成妥協，就以反對中國來討好西方。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在紀念列寧誕辰九十週年期間，發表紀念列寧的文章，從正面闡明列寧的觀點，批判蘇共領導對列寧觀點的歪曲和篡改。這就是同年4月陸續發表的《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從那時起，康生就一直參與中央有關對蘇方針政策的決策，參加中共與蘇共之間所有的會談。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9月的中蘇兩黨會談，10月的莫斯科會議起草委員會，11月至12月的莫斯科會議等。特別是中蘇公開論戰後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參與下進行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因此我認爲，康生作爲中國政府的觀察員出席1960年2月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以及他同蘇共領導人的論戰，奠定了他以後參加中共中央對蘇政策的決策以及處理中蘇關係中“重大事件”的基礎。從此以後，康生越來越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或者說，在和蘇聯爭論一步一步升級的過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鞏固和加強。對外，他是靠“反修鬥爭”尖銳化、與蘇共爭論尖銳化而得勢；對內，他是在毛主席階級鬥爭論越來越強化的形勢下，是在主席“左”的傾向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竭力迎合毛主席的“左”的思想路線，所以越來越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同時，也應當看到，康生的極“左”傾向對毛主席晚年的“左”傾錯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　排斥王稼祥控制中聯部\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中蘇關係逐步惡化的過程中，康生總是利用一切機會排斥和打擊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聯絡部部長王稼祥，藉以加強他在中央的地位。王稼祥早就識破了康生的極“左”思想，對他一直存有戒心，曾對中聯部的有關副部長表示，無論如何不能讓康生插手中聯部的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0年—1961年，當王稼祥得知農村缺糧非常嚴重，許多地方出現餓死人的情況後，心情非常沉重。他幾次把我叫去，先是讓我們翻譯組查閱蘇聯歷史文獻和報刊，看看蘇聯當年的農業公社是如何垮臺的，新經濟政策是如何貫徹的；後來又讓我們收集有關蘇聯農業集體化在遇到挫折時是如何克服經濟困難的材料。我們先後給他送過幾批材料，記得最清楚的是一批關於蘇聯農業推行承包制的材料。主要內容是蘇共中央主管農業的書記安德烈耶夫在一些地區推廣承包責任制，效果不錯。但斯大林認爲這種做法違反了集體化原則，批評了安德烈耶夫，並撤銷了他的領導職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王稼祥看到這個材料後對我說，承包責任制可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類似中國農民的包產到戶。他表示，我們應當集中力量克服當前的困難，內憂已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在國際上應當採取緩和的政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2年2月，王稼祥經過反覆思考，決定就我國的對外政策問題，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議。他考慮到自己的意見已超過中聯部的工作範圍，因此就採取了個人寫信的方式，給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陳毅三位領導同志寫信，詳細陳述自己的意見和看法。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我們應當集中力量克服目前國內的經濟困難，在對外政策上應採取緩和的方針。對美國要採取革命的兩手策略，要緩和；對蘇聯鬥爭要有理有禮有節，要緩和；對印度等民族主義國家，也要緩和。在國內經濟困難的形勢下，我國的對外援助應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劉少奇先後看過這封信，都沒有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看了這封信，也沒有認爲信中有什麼問題。但是，1962年世界裁軍大會上發生的一件事，卻讓康生抓到了攻擊王稼祥的機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世界裁軍大會。中國派出以茅盾爲團長、康永和爲副團長、王力爲黨組負責人的代表團出席會議。我作爲工作人員也參加了代表團的工作。代表團出發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團的活動方針，集體討論起草了代表團團長的講話稿，闡述了中國對爭取裁軍、保衛世界和平的看法。抵達莫斯科後，中國代表團團長茅盾在大會上發了言，代表團的同志們分別參加了各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王力參加了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活動進展比較順利。但是，代表團回京後，卻收到一份電報，說有幾個非洲國家代表對中國代表團這次的表現不滿意，認爲中國代表的發言中沒有大反美帝國主義，又認爲中國代表團的同志一反過去參加類似國際會議的一貫作風，很少同非洲的積極分子交換意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主席看到這份電報後批評代表團的做法是“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這一下，康生認爲機會來了，到處煽風點火，說中國代表團的“錯誤”是王稼祥按照他2月份給周恩來總理等寫的那封信上提出的對外政策引發的。他鼓動劉寧一到毛主席那裏去告王稼祥的狀。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見了劉寧一，劉寧一向毛主席歷數了王稼祥在那封信上以及其他文件中的所謂的“錯誤觀點”和中國代表團在裁軍大會上的“錯誤”。毛主席聽後掰着手指頭說，這是對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要和，對以蘇聯爲首的修正主義要和，對以印度爲首的各國反動派要和，這叫“三和”，對民族解放戰爭和革命運動的援助要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1962年8月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把對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國內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聯繫起來，認爲“黨內出現了新的右傾思想”。康生在會上積極活動，除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外，還就《劉志丹》這本小說的出版遞條子給毛主席，說這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毛主席由此得出了“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的結論，又從《劉志丹》小說株連到習仲勳，並把習仲勳同死去多年的高崗聯繫到一起。中央成立了專案組對他們進行審查，並指定康生爲專案組組長。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康生更把“三和一少”上綱爲“三降一滅”加以批判，並將其寫入黨的“九大”政治報告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1962年9月舉行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就被增補爲中央書記處書記了，隨後中央決定由他分管中央聯絡部的工作。由於對“三和一少”的批判，王稼祥不能繼續工作，以養病爲名，徹底靠邊站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　打倒知情人重掌社會部\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康生1937年從莫斯科回國後，曾被任命爲中央社會部部長。後因他在許多工作中搞“左”的一套，中央把他調離社會部。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農爲中央社會部部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建國後，中央社會部改爲中央調查部，主要由周恩來和楊尚昆領導。康生對當年被調離中央社會部並不甘心，但不敢違抗。1956年中共“八大”後，中央雖恢復了康生的工作，但一直沒有實質性的重要工作安排。那幾年康生一直想過問中央調查部的工作，但無論是早期的部長李克農，還是後來的部長孔原都不希望康生來插手調查部的工作，因此他無從下手。康生常發牢騷說，現在“我同中央調查部的關係就是‘書報簡訊’的關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康生認爲機會到了。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職權，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因爲孔原20世紀30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最瞭解康生在共產國際工作時期緊跟王明、帶頭喊“王明同志萬歲”那段歷史。在孔原靠邊站後，康生接着就把矛頭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長鄒大鵬。鄒大鵬曾經領導過東北的情報工作，也知道一些20世紀30年代王明和康生聯名從莫斯科向東北地下黨發送《王康指示》的事。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瞭解《王康指示》情況的人，康生都認爲是他的心腹之患。康生爲了掃除通向中央調查部道路上的障礙，也爲了除掉鄒大鵬這個心腹之患，就編造黨內有一個所謂“東北反革命叛徒集團高老莊”(指東北元老高崇民是該集團的領導人)，以莫須有的罪名，誣陷包括鄒大鵬在內的東北老同志，硬說鄒大鵬是這個集團的重要成員。他指使造反派對鄒大鵬進行大會批鬥之後，又親自在深夜打電話給鄒大鵬，追問他的“歷史問題”，追問他同“東北反革命叛徒集團”的關係。鄒大鵬不堪忍受康生強加給他的奇恥大辱，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夫婦雙雙自殺身亡。1968年，康生如願以償，取代周恩來，實際上主管了中央調查部的工作。有關調查部的業務、運動、幹部任免等重大問題都必須向他請示彙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8年2月4日，康生向中央調查部發出了一個被造反派稱之爲“康老二·四指示”的文件，這個指示除全面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調查部在周恩來領導下進行的工作外，還點了何長謙等一批骨幹的名，說他們是壞人。何長謙同志是混血兒，其外貌酷似“洋人”。20世紀40年代奔赴延安參加革命。有關部門利用他的相貌特徵，派他去淪陷區進行地下工作。何長謙奉命潛入北平，建立情報網，收集了大量有關日軍和敵僞政權的情報，爲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很大貢獻。解放戰爭期間，他又奉命到南京開展地下工作。他收集到南京解放前國民黨特務機關在南京及其周邊地區安插的潛伏特務的名單，對南京解放後一舉粉碎潛伏的國民黨特務網立了大功。何長謙同志精通俄文、英文、日文等多國文字，是我們翻譯界的權威。我們翻譯中共中央和蘇共中央之間的來往信件、論戰文章和毛主席著作的過程中，他都積極參與，負責定稿，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他在“文革”中被康生點名後，造反派給何長謙編造了“八國特務”的罪名，把他抓進秦城監獄，關押多年，於1974年夏死於獄中，生前沒有能夠看到爲自己平反昭雪的公正結論。粉碎“四人幫”後，何長謙的弟弟何長青爲其兄寫了申訴材料，我設法將這份申訴材料轉呈給鄧小平同志辦公室。不久獲悉，組織上已爲何長謙同志做出了平反昭雪的決定，並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爲何長謙舉行了悼念儀式。何長謙夫人的冤案也得到平反，獲得了自由。\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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