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众文化悄然登场于90年代。事实上，在80年代的悲情终结与90年代的喧哗登场之间，留下近三年的“空白”时段。大众文化便在这特定的“空白”处悄然显影，直到淹没了全部空白的所在，并不断扩张弥散，几乎填补了世纪之交的文化天际线。

言其“空白”，是指两个历史时段、两则大叙事间的空当，是指80年代终结、冷战终结、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悬置状态，亦旨在标识这一时段的社会意识形态真空。90年代初的中国文化场充满了谵妄式失语，呈现为一个剧目频仍的空荡舞台。

于是，中国大众文化一经自后景走入前台，便事实上承担起“天降大任”：宣泄、抚慰社会积郁，进而张扬其犬儒主义的大旗以消弭创伤，再到构建欲望并悄然改写社会生活的结构原则与评价标准，接着是通过对昔日主流叙述逻辑的挪用和移置，有效屏蔽急剧的阶级分化中陡然上升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命名并纾解不时满溢的无名仇恨，至此，一度低调隐没的国家形象再度正面登场。

如果说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为大众文化催生、助产，旨在以非政治化路径，达成某种抵抗性政治的意图；那么，90年代全面启动的大众文化则不负众望，以充分非政治化的面目有效地履行了困境中的文化政治功能。

及至21世纪伊始，大众文化已事实上承担起新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其最为突出的作用便是想象性地填充诸多历史的断裂，消弭现实的鸿沟与差异，提供新的合法性论述；其颇为有效的路径便是启动诸种遗忘机制以书写、置换记忆。

因此，种种大众版历史“演义”便格外引人瞩目。不仅是秦汉、盛唐、康乾盛世取代了晚明、晚清，成了负载现实寓言与中国自我想象的表象、记忆之皿，亦不仅是诸般稗史、戏说剧极为切近地为现实冲突提供者颇符民心的想象性解决；而且是种种电视、电影情节剧、类型片对现当代中国史的重写。

颇为有趣的是，正是大众文化而非严肃文化提供了有效的想象与书写路径，引领新主流文化避过历史中的血雨腥风，抚平20世纪百年中国重重叠叠的疤痕创口，超越冷战年代势同水火的冲突对立，实现着种种历史毋宁说是现实的大和解。

至此，我们讨论的仍只是世纪之交中国大众文化的大众面向。其小众面向则别具意趣。

事实上，直到1997年互联网登陆中国，这一自80年代中后期便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小众/大众文化方才充分显影，并经由传统媒体的传播逐渐名副其实，成为时尚范本、“小资经典”。

有趣的是，这一在语词雾障中获得命名、放大的，中国大众文化的小众面向，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社会性的匿名之中。这一匿名状态的形成，固然是源自类似文本的引进 、登场路径大都与既有的国家文化机构、传播路径相游移，同时也由于其大都来自冷战分界线的彼岸。

因此，这些一度降落并坐落于主流文化评价系统的盲视地带的文化消费，却事实上在某种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失语与意识形态真空间喂养了一代（或许不止一代）中国城市青年。

若尝试为这一昔日匿名、今日张扬的小众的大众文化勾勒一幅谱系图，那么不难发现，好莱坞，香港武侠电影，不断膨胀扩张中的张爱玲，或许水过无痕或者浸淫颇深的日剧及韩剧、美剧，港台流行音乐，在这幅图表中间具有“元”文本或超级文本的意味。

若进一步填充细节，那么日韩动漫、电玩、网游、香港电影等都不可或缺。也许还应该补充上颇为庞杂的“小资经典读物”：除张爱玲始终置顶外，还有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村上春树、玛格丽特•杜拉斯、余华、王小波……“小资经典片目”：塔可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侯麦、阿莫多瓦……

此外，榜名常新的是数量可观的欧美平装本畅销书。或需特别提及的，则是落后一步、快速赶上、终于全球同步的《哈利•波特》系列、《魔戒》系列，以及滞后若干世代而流行的阿西莫夫引发的魔幻、科幻的想象世界的别样路径。

当然，为流行文化尤其是小众流行拉“清单”是一种愚行。因为现在的互联网时代的流行速率是：今年的流行，明年的经典，后年的怀旧，再其后的匪夷所思、荒诞笑柄、无从记忆。

但笔者尝试勾勒世纪之交中国特定的大众小众文化谱系，却不仅仅是为描摹一次即时消费性的流行，而且是为显现一个特殊时代的印痕。

事实上，在这份“清单”之上，除却余华、王小波作为例外，其他一律自遥远或并不遥远的“西方”而来。此处所谓西方不仅用以指称西欧、北美的文化地理学的“西方”，而是用以标识冷战时代相对于社会主义“东方阵营”的“西方”。

假如依据这一参考系数，这份杂芜的目录便不仅是“我们时代的精神分裂症候群”，相反显现了一份内在整合的逻辑。这份内在“一致”固然含蓄地再度印证了20世纪最后20年间中国社会文化倒置并固置的冷战逻辑，表明了一次成功且怪诞的文化“接管”如何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

但笔者更关注的是，这份“清单”相对当代历史与彼时之“当下”现实，它更多呈现为一处历史中空与现实飞地。这份事实上喂养了后冷战、“后革命”的一代人的文化食谱抹去了当代史记忆，抽空了20世纪的中国文化印痕，斩断了众多文本在其原产地的历史、现实藤蔓，飞升于冷战的铁血对峙之上，呈现着一份脆弱的纯净。

在这剔除了政治污染的纯净飞地之上，20世纪的历史纵深不是在诸多断裂、暴力无痕的隐性空白间萎缩，而是干脆成了某些支离破碎、全无趣味与实感的污渍、血痕，成为中小学教科书苍白的文字，成了文明史浩瀚剧目中无差异可言的，间或可悲、可爱的小插曲。

如果说，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主流文化的重要症候之一是历史纵深感的消失，那么这处飞地于成就这一全球主流建构之时功不可没。

在这幅枝蔓横生、错落杂陈的小众文化谱系上，更微妙地处于匿名状态的一组，则是似与流行和时尚风马牛不相及的元素：前现代中国文学文本，以诗词曲赋、笔记文（间或有史传）为重心。

这组若隐若现的中国元素并未改变中国小众/大众文化的飞地特征。如果说其舶来的主部，来自空间地理和政治地理学的别处，那么，这组中国文化便来自为“五四”裂谷所隔绝的时间上的远方。它坐落在这飞地之上，有如这座全球化时代文化主题公园里的一座中国古塔。

然而，这组看似与传统媒体上的大众文化平行发生、发展的小众文化潜流，却不仅止于无伤大雅、有闲、有钱一族的品味消费时尚。

当它终于凭借互联网而浮出水面之时，便在不期然间显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社会事实：为小众之大众文化所喂养的一代人，事实上已然在世纪之交的20余年间成为新的政治经济格局中的社会中坚，成为了新一代的经济精英甚或政治精英。喂养他们的文化食品依然勾勒了他们的文化视野与天际，编织了他们的价值系统与自我想象。

2000年9月，当年逾而立的都市白领、金领们包乘专机自北京等地前往上海参加罗大佑的现场音乐会，媒体耸动地描述为“八万人的青春祭坛”之时。这一奇观只是提供了又一个小小的脚注，用以再度印证中国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角色：飞地亦是浮桥，悬浮在“文革”终结与葬埋式之端，架设80年代的终结与断裂之上，将人们和社会安全转运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前沿地带。

此间，一个或许更具深意的症候提示在于，当欧美范式的大众文化的登临与后现代主义的入主同时发生，后者以精英主义文化批判的表述为前者提供着并非充分必要的合法性。

但吊诡之处在于，相对于中国80年代终结与90年代迟到的开启而言，大众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开篇之际，其建构性而非批判性的功能角色，怪诞地成就了对主流政治文化的填充及加盟。如果说，两者合力终结了事实上已然为政治暴力终结的精英文化，那么，它们同样作为并非充分必要的元素，参与了新的经济精英主义乃至政治精英主义的建构与确立。

《隐形书写：90年代

中国文化研究》

作 者：戴锦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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