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div\u003E\u003Cp\u003E童兆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我是杭州人,是1957年王礼富通过原煤炭部批准从武汉煤矿设计院调入汾西的。当时总共在武汉招了33个人,后来留在汾西的只有少数不多的几个人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富家滩坐落在群山的怀抱中。刚到的时候是晚上,视线很模糊,看不清,只见远处一层一层的灯光,很耀眼。我心想,原来富家滩竟这么繁华,都有高楼大厦。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山上的一眼眼窑洞透射出的微芒。从繁华的武汉到穷乡僻壤的小煤矿来工作,心里的困顿可想而知。但很快我便缓了过来,得益于当时人们思想的单纯———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从此,我这块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汾西,富家滩便成了我的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使命一:为建设教育馆不遗余力\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原地质部部长孙大光的女儿孙倩玲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爱唱歌,当时就在富家滩煤矿宣传科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我原来是搞地质的,到了富家滩,先在安全科待了一个月。因为我会写,就调到了宣传部。后来担任了宣教科科长,时间不长,便有幸参与阶级教育馆的建设,使我对富家滩的了解逐渐加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我从老人那里听说,谢振华将军在富家滩待过,于是便自费跑到天津去找他,想跟他了解富家滩的历史。几经辗转,我终于见到了谢振华。当我说明来意后,谢将军笑着说:“小伙子,我当年只是带兵路过富家滩,并没有在那里待过啊。”我只能悻悻而归。\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后来,我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前富家滩煤矿有一个老把头叫杨恩茂,是河北井陉人。我到处找老工人问,得知他已回了老家,于是我背着照相机去了井陉,一个乡一个乡地找。连找了3个乡,最后在太阳村找到了这个人。可惜的是,杨恩茂已经瘫痪不能动了,也说不了话,只给他照了张相就回来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为了阶级教育馆的建设,我竭尽所能。看着它一天天建成、使用,再到荒废,直至现在被拆除,我算是见证了阶级教育馆的一生,也经历了富家滩的一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使命二:吃苦耐劳,忠诚担当\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富家滩人是最吃苦耐劳、最忠诚有担当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1959年,干部下放劳动,我到了青采队。当时青采队的队长是许锁儿,贺四友和陈发全是带班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我一辈子和工人朋友们交情好,所以我知道工人们是很可怜的。从井口到工作面有几千米远,全凭两条腿走,哪像现在有车坐。一般都是上午十一点半下井,凌晨三四点钟才能出来,在井下待十几个小时。我记得有的巷道只有80厘米高,工人们都得猫着腰爬到里面往外攉煤。哪个班完不成任务,大家伙一块儿帮着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当时的矿长是马登桥,他爱抽烟,但经常买不到烟,就拿纸把茶叶卷起来抽。我跟外面的商铺经常打交道,能赊两盒烟带给他,把他高兴的。“今天的任务完不成,我就不下山!”这是马矿长给自己立的军令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20世纪50年代,我在职工学校当教员,我知道矿工对知识的渴望。当时的工人大部分是文盲,或者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许锁儿就是其中一个。我就教青采队的工人们识字。讲得太专业、太深奥了他们不懂,于是我就用最简单、最明了的方法来教。比如“坐”字,我就给他们讲,一个土疙瘩,上面坐着两个人,这就是“坐”。我有一句话是讲教学的:“中午在家教,晚上集体教,井下机头教,队长重点教。”具体的就是硬教,今天你必须学会这几个字,学不会挨板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等他们识字了,再去教其他人。这种“块块包、条条教”的扫盲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许多脱盲后的矿工,渴望在知识领域更上一层楼,于是我就根据煤矿生产中的特点,从采掘、机电、运搬等生产实际出发,以最基础的小学数学为内容,编写了生产计量、成本换算、工资分配等教材,利用教学模型与生产生活实例相结合,做到了使工人们易学、易懂、会运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1960年,我应煤炭部邀请,参加了全国煤炭系统巡回教学观摩团,并先后到京西、大同、阳泉、涟邵等矿务局讲课。同年,参加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我记得当时的奖品是《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后来陆续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他们还给我邮寄过来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当时在北京开了4天会,我跟晋剧表演艺术家程玉英坐的一个车,慢慢地我们就熟识起来。后来我到了柳湾工作,矿领导知道我认识程玉英,还专门派我去请她来矿上表演。程玉英当时已不再登台表演,但看在我的薄面上,还是来给唱了两天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使命三:传承富家滩的情义\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从1957年到1982年,我在富家滩工作了25年。这25年的工作经历,教给了我两个字:情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富家滩不仅地方好,人与人之间也非常真实,相当义气。谁病了,人们提上东西看他去;谁没了,前前后后伺候着把人送走。每逢过年,人们都要一家一家挨着看了,然后再顾自己家。我仿佛就是为了传承这份情义而来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富家滩原来有个队长叫赵鹏厚,活着的时候我们开玩笑,我说: “等你死了,我把你送回原平去。”后来,他去世出殡,赶上汾河发大水,已经淹到马路牙子了。他家住河边,人已经装棺了,得赶紧吊起来,不能让水把棺材淹了。正好他家门口有棵大槐树,我们就打算把棺材吊到树上。奇怪的是,怎么也吊不上去。我着急得发火了:“我一定会把你送回原平的,你就放心吧!”结果一下子就吊上去了。后来临时把他寄埋到河对岸,3年后,我亲自把他送回原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有个老太太,是李厚德的母亲,我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了。他儿子过世后,全家就剩她一个人了。我就跟木匠锯木头做棺材把她儿子给打发走了,还招呼其他人多照应着。每年过年,有二两猪肉供应,我亲自去她家做好,大年初一再去她家帮忙包饺子,陪着过年。照顾了她六七年后,她想回徐州投亲戚,我打发人先去徐州实地察看,看她有没有这么个亲戚,住在哪,确认以后,我又安排人把她送到地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我在工会干了半辈子,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真的是做到家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富家滩的历史也是汾西的历史。柳湾、水峪、高阳,好多人都是从富家滩出去的。富家滩孕育了汾西,哺乳着汾西不断发展壮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凡是在富家滩待过的,都怀念它。原来有几个铁道兵,当初在富家滩修过铁路,后来又过来了,跟我聊了许多,说还想回富家滩看看,我便陪同他们回去看了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人不多了,曾经的院落已被野草占领,道路被杂草掩埋,荒废的车间、厂房、学校、饭店,随处可见。前段时间回去,发现阶级教育馆也被拆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这是一个典型的因煤而兴、因煤而衰的小镇。 她被日本人残酷掠夺后,又为共和国奉献了她的所有,经历了几十年的繁华后衰落,只剩下六角凉亭的“汾局之根”匾书和碑记,提醒汾西人不要忘了汾西的根在这里。\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8469614566638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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