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div\u003E\u003Cp\u003E童兆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我是杭州人，是1957年王礼富通过原煤炭部批准从武汉煤矿设计院调入汾西的。当时总共在武汉招了33个人，后来留在汾西的只有少数不多的几个人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富家滩坐落在群山的怀抱中。刚到的时候是晚上，视线很模糊，看不清，只见远处一层一层的灯光，很耀眼。我心想，原来富家滩竟这么繁华，都有高楼大厦。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山上的一眼眼窑洞透射出的微芒。从繁华的武汉到穷乡僻壤的小煤矿来工作，心里的困顿可想而知。但很快我便缓了过来，得益于当时人们思想的单纯———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从此，我这块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汾西，富家滩便成了我的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使命一：为建设教育馆不遗余力\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原地质部部长孙大光的女儿孙倩玲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爱唱歌，当时就在富家滩煤矿宣传科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我原来是搞地质的，到了富家滩，先在安全科待了一个月。因为我会写，就调到了宣传部。后来担任了宣教科科长，时间不长，便有幸参与阶级教育馆的建设，使我对富家滩的了解逐渐加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我从老人那里听说，谢振华将军在富家滩待过，于是便自费跑到天津去找他，想跟他了解富家滩的历史。几经辗转，我终于见到了谢振华。当我说明来意后，谢将军笑着说：“小伙子，我当年只是带兵路过富家滩，并没有在那里待过啊。”我只能悻悻而归。\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后来，我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前富家滩煤矿有一个老把头叫杨恩茂，是河北井陉人。我到处找老工人问，得知他已回了老家，于是我背着照相机去了井陉，一个乡一个乡地找。连找了3个乡，最后在太阳村找到了这个人。可惜的是，杨恩茂已经瘫痪不能动了，也说不了话，只给他照了张相就回来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为了阶级教育馆的建设，我竭尽所能。看着它一天天建成、使用，再到荒废，直至现在被拆除，我算是见证了阶级教育馆的一生，也经历了富家滩的一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使命二：吃苦耐劳，忠诚担当\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富家滩人是最吃苦耐劳、最忠诚有担当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1959年，干部下放劳动，我到了青采队。当时青采队的队长是许锁儿，贺四友和陈发全是带班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我一辈子和工人朋友们交情好，所以我知道工人们是很可怜的。从井口到工作面有几千米远，全凭两条腿走，哪像现在有车坐。一般都是上午十一点半下井，凌晨三四点钟才能出来，在井下待十几个小时。我记得有的巷道只有80厘米高，工人们都得猫着腰爬到里面往外攉煤。哪个班完不成任务，大家伙一块儿帮着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当时的矿长是马登桥，他爱抽烟，但经常买不到烟，就拿纸把茶叶卷起来抽。我跟外面的商铺经常打交道，能赊两盒烟带给他，把他高兴的。“今天的任务完不成，我就不下山！”这是马矿长给自己立的军令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20世纪50年代，我在职工学校当教员，我知道矿工对知识的渴望。当时的工人大部分是文盲，或者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许锁儿就是其中一个。我就教青采队的工人们识字。讲得太专业、太深奥了他们不懂，于是我就用最简单、最明了的方法来教。比如“坐”字，我就给他们讲，一个土疙瘩，上面坐着两个人，这就是“坐”。我有一句话是讲教学的：“中午在家教，晚上集体教，井下机头教，队长重点教。”具体的就是硬教，今天你必须学会这几个字，学不会挨板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等他们识字了，再去教其他人。这种“块块包、条条教”的扫盲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许多脱盲后的矿工，渴望在知识领域更上一层楼，于是我就根据煤矿生产中的特点，从采掘、机电、运搬等生产实际出发，以最基础的小学数学为内容，编写了生产计量、成本换算、工资分配等教材，利用教学模型与生产生活实例相结合，做到了使工人们易学、易懂、会运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1960年，我应煤炭部邀请，参加了全国煤炭系统巡回教学观摩团，并先后到京西、大同、阳泉、涟邵等矿务局讲课。同年，参加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我记得当时的奖品是《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后来陆续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他们还给我邮寄过来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当时在北京开了4天会，我跟晋剧表演艺术家程玉英坐的一个车，慢慢地我们就熟识起来。后来我到了柳湾工作，矿领导知道我认识程玉英，还专门派我去请她来矿上表演。程玉英当时已不再登台表演，但看在我的薄面上，还是来给唱了两天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使命三：传承富家滩的情义\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从1957年到1982年，我在富家滩工作了25年。这25年的工作经历，教给了我两个字：情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富家滩不仅地方好，人与人之间也非常真实，相当义气。谁病了，人们提上东西看他去；谁没了，前前后后伺候着把人送走。每逢过年，人们都要一家一家挨着看了，然后再顾自己家。我仿佛就是为了传承这份情义而来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富家滩原来有个队长叫赵鹏厚，活着的时候我们开玩笑，我说： “等你死了，我把你送回原平去。”后来，他去世出殡，赶上汾河发大水，已经淹到马路牙子了。他家住河边，人已经装棺了，得赶紧吊起来，不能让水把棺材淹了。正好他家门口有棵大槐树，我们就打算把棺材吊到树上。奇怪的是，怎么也吊不上去。我着急得发火了：“我一定会把你送回原平的，你就放心吧！”结果一下子就吊上去了。后来临时把他寄埋到河对岸，3年后，我亲自把他送回原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有个老太太，是李厚德的母亲，我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了。他儿子过世后，全家就剩她一个人了。我就跟木匠锯木头做棺材把她儿子给打发走了，还招呼其他人多照应着。每年过年，有二两猪肉供应，我亲自去她家做好，大年初一再去她家帮忙包饺子，陪着过年。照顾了她六七年后，她想回徐州投亲戚，我打发人先去徐州实地察看，看她有没有这么个亲戚，住在哪，确认以后，我又安排人把她送到地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我在工会干了半辈子，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真的是做到家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富家滩的历史也是汾西的历史。柳湾、水峪、高阳，好多人都是从富家滩出去的。富家滩孕育了汾西，哺乳着汾西不断发展壮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凡是在富家滩待过的，都怀念它。原来有几个铁道兵，当初在富家滩修过铁路，后来又过来了，跟我聊了许多，说还想回富家滩看看，我便陪同他们回去看了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人不多了，曾经的院落已被野草占领，道路被杂草掩埋，荒废的车间、厂房、学校、饭店，随处可见。前段时间回去，发现阶级教育馆也被拆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这是一个典型的因煤而兴、因煤而衰的小镇。 她被日本人残酷掠夺后，又为共和国奉献了她的所有，经历了几十年的繁华后衰落，只剩下六角凉亭的“汾局之根”匾书和碑记，提醒汾西人不要忘了汾西的根在这里。\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8469614566638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