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黨中央交給張雲逸的第二個任務，是以中共代表身份到閩、粵、桂一帶與國民黨當局商談紅軍游擊隊改編問題，並向南方游擊隊傳達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南方游擊區域工作的指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張雲逸赴南方游擊區傳達指示並同國民黨談判\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經過不屈不撓的鬥爭，中共終於和國民黨達成初步協議：將南方8省14個地區（不包括瓊崖）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爲一個新的軍隊，在南方大江南北開展抗日鬥爭。

"\u003Cdiv\u003E\u003Cp\u003E來源：海南日報 ，作者：王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導讀：\u003C\u002Fstrong\u003E 張雲逸對陳儀的邀請感到意外，他知道陳儀和他主政的福建省對抗日態度消極，而且一直沒有放棄消滅紅軍游擊隊，仍在對紅軍游擊隊進行“清剿”。\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61e2c39843e34525b38de1aad32addfb\" img_width=\"400\" img_height=\"287\" alt=\"當年黨中央給張雲逸下達了兩個什麼任務\"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7年12月，新四軍軍部領導人在武漢。左起周子昆、張雲逸、葉挺、項英、曾山\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bafffabc1f8b4f97925cb93e5b5ca3f9\" img_width=\"400\" img_height=\"471\" alt=\"當年黨中央給張雲逸下達了兩個什麼任務\"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新四軍駐贛辦事處）書記項英（前排中）、副書記曾山（前排右）、委員陳毅（前排左）和張雲逸（後排右）、溫仰春在南昌合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八路軍和新四軍是抗日戰爭時期抗擊日寇的兩大支柱。80年前，張雲逸等新四軍的主要領導幹部披肝瀝膽，歷盡艱辛和國民黨頑強鬥爭，創建了這支英雄的軍隊，爲祖國爲人民豎立了不朽的豐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艱苦的三年游擊戰\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紅軍主力被迫撤離中央蘇區。從江西于都、瑞金出發，實行戰略轉移。奉命留在中央蘇區和其他蘇區的紅軍共三四萬人，其中包括兩萬多傷病員，就地堅持鬥爭。當時南方各地蘇區的軍民也因紅軍主力轉移，相繼轉入游擊戰中。他們在遠離黨中央領導，甚至在與黨中央失去聯繫的情況下，分散在南方8省：江西、福建、廣東（含瓊崖）、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河南，15個地區，在以項英爲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南分局，以陳毅爲主任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政府辦事處和各地黨組織的領導下，充分依靠人民羣衆，開展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成爲黨在南方的戰略支點。\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7年7月，中共代表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和蔣介石、邵力子、張衝談判後，國共兩黨達成合作抗日的協議，同意將西北的紅軍主力改編成“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對於如何改編我黨領導的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的問題，雙方互不相讓，爭執不下。國民黨不承認這些游擊區的游擊隊是共產黨領導的，把他們說成是土匪。企圖採取“北和南剿”的方針，剿滅南方游擊隊，拔除這些革命支點。中共代表則採取國民黨不讓步就不再與其談判的強硬態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張雲逸赴南方游擊區傳達指示並同國民黨談判\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經過不屈不撓的鬥爭，中共終於和國民黨達成初步協議：將南方8省14個地區（不包括瓊崖）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爲一個新的軍隊，在南方大江南北開展抗日鬥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此時，中央給在香港做統戰工作的張雲逸下達了兩個任務。一是請葉挺復出，參加抗戰。張雲逸和葉挺有很深的友情，他倆是生死之交的革命戰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7年8月，張雲逸在地下黨員柯麟醫生帶領下到澳門會見葉挺。張雲逸代表中共中央向葉挺介紹“七七事變”爆發後中央實行的戰略轉變：與國民黨合作抗日，擬將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爲國民革命軍。改編部隊的軍長必須是國共兩黨均能接受的合適人選。中共中央敦請葉挺復出組建改編這支部隊。葉挺聞言激動不已，當即表示絕不辜負共產黨對自己的信任。隨後，葉挺奔赴上海與周恩來會面。周恩來向其表達了由其出面改編南方紅軍游擊隊的設想，葉挺欣然同意。之後，葉挺通過陳誠向蔣介石建議，將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爲新編第四軍，以繼承北伐戰爭時期第四軍英勇作戰的光榮傳統。9月28日，蔣介石正式任命葉挺爲國民革命軍新編陸軍第四軍（即新四軍）的軍長。葉挺於11月上旬來到延安，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與其面談後，葉表示：“在黨的組織外，但願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這樣，中共中央同意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黨中央交給張雲逸的第二個任務，是以中共代表身份到閩、粵、桂一帶與國民黨當局商談紅軍游擊隊改編問題，並向南方游擊隊傳達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南方游擊區域工作的指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南方各省游擊隊由於長期轉戰於深山密林中，對於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缺乏瞭解。部分游擊隊的領導人對國民黨要消滅或吞併紅軍游擊隊的陰謀警覺性不高，在與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中，沒有堅持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以致發生了部隊改編被集體繳械的事件。如閩粵邊特委和紅軍游擊隊領導人何鳴，在1937年6月與國民黨駐閩粵軍第六十五軍達成合作抗日協議後，將特委領導的近千人的閩粵邊獨立大隊開進漳浦駐防。結果於7月16日被國民黨軍以點編髮餉爲名包圍繳械。史稱“漳浦事件”亦稱“何鳴事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交涉漳浦事件的善後問題，是張雲逸與陳儀等人進行談判的一項重要內容。張雲逸就漳浦事件與陳儀、駐閩粵軍黃濤、粵軍最高長官餘漢謀等人反覆交涉周旋，最後福建國民黨當局歸還了300餘支槍，被扣的紅軍指戰員除一部被繼續關押或遭到殺害外，大部分被強行編入駐閩粵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張雲逸在華南工作時就十分關注福建各游擊區的情況。1937年6月，他在給閩西遊擊區領導人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的信中就指出：在與駐閩粵軍談判時一定要根據中共中央的方針進行，保持獨立性，“不能隨便答覆對方的問題”。要其同粵軍接洽時務須慎重，謹防上當。張雲逸還告訴張鼎丞、鄧子恢等人：“中央準備在南方也編一個軍，一定要保持我們隊伍的獨立性，不編給國民黨。他要打，就打，不怕他；他要編我們，那做不到，不然就再上山和他們幹！當然，爲了顧全抗日大局，我們還是應該儘量地爭取和平。”根據張雲逸傳達的黨中央的指示，閩西遊擊隊的領導統一了認識。張鼎丞派譚震林率閩西遊擊隊一部到閩南，與中共閩粵邊特委重建的紅三團會合，穩住了閩粵邊的形勢，保住了這塊游擊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張雲逸還處理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派人去贛粵邊游擊區傳達中共中央指示，糾正中共贛粵邊特委在與江西國民黨談判中出現的偏差。贛粵邊特委是1937年9月上旬開始就游擊隊改編同江西國民黨當局談判的，由於贛粵邊特委與中央久失聯絡，對中央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未能完全瞭解，以致答應對方將紅軍游擊隊調離贛粵邊游擊區。這種做法有悖於中央關於南方游擊區的工作方針。由於張雲逸及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派人及時向贛粵特委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從而使其在談判改編過程中出現的偏差得到糾正，沒有造成不良的後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與此同時，張雲逸接到福建省主席陳儀邀請他去福建商談游擊隊改編事宜的電報。陳儀邀請張雲逸來福建的真實目的，是想和中共方面商談，將福建境內的紅軍游擊隊收編，歸其所用，或由中共將其全部調離閩境，以達到穩固其統治福建的目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張雲逸對陳儀的邀請感到意外，他知道陳儀和他主政的福建省對抗日態度消極，而且一直沒有放棄消滅紅軍游擊隊，仍在對紅軍游擊隊進行“清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儘管對陳儀的真實目的有懷疑，但張雲逸還是藉此機會去了福建一趟。一方面可就游擊隊改編問題與陳儀談判；一方面耐心地做陳儀的工作，促使他認識到：“當前日本要滅亡中國，中日民族矛盾已成爲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們要顧全大局，國共合作，聯合抗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張雲逸向陳儀指出：“福建游擊隊都是中共領導的部隊，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必須先由中共派人傳達方針，絕不單獨集中改編”。張雲逸揭穿蔣介石和福建當局的陰謀。指出：國民黨採取“北和南剿”方針，企圖在中共與這些地方的紅軍游擊隊取得聯繫之前，將其全部消滅，調動大批軍隊對游擊區瘋狂“清剿”，並想借談判之機，對紅軍游擊隊實行收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同福建省主席陳儀談判時，張雲逸提出要到閩東聯絡葉飛部隊時，國民黨代表一口否認閩東有葉飛部隊存在。張雲逸一再堅持要親往會見葉飛，國民黨百般刁難無法成行。張雲逸退讓一步，提出雙方各派一人同去找葉飛。我方派孫克驥同志，國民黨派保安處一人前往。事前，孫克驥將中央文件蠟封祕藏在一塊肥皂裏。張雲逸告誡他：文件在必要時應銷燬。囑咐孫克驥：要做兩手準備，萬一指派與你同去的人失約，你應立即設法到閩北去找黃道書記。閩北已同國民黨開始談判，送給葉飛的文件，可請閩北方面迅速轉達。這時閩北紅軍游擊隊通過談判後已改名爲抗日義勇軍，部隊還從各地分別向江西鉛山集中。孫克驥通過關係找到黃道同志，請求他們儘快派交通員將文件送給葉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新四軍的建立\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7年11月9日，葉挺由延安來到武漢。張雲逸於12月19日到達漢口，立即與先期到達的葉挺取得聯繫，共商新四軍的組建工作。12月23日，項英率領由延安赴新四軍工作的一批幹部到達漢口與葉挺、張雲逸會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7年12月25日，葉挺、項英、張雲逸召集漢口的新四軍幹部開了一個會議。葉、項分別在會上作了發言，並就如何組編新四軍問題作了說明。這次會議標誌着新四軍軍部的成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7年12月28日，毛澤東覆電批准了新四軍編爲四個支隊和幹部配備的具體方案。國民黨方面的何應欽也於1938年1月正式覈定有關新四軍的編制、薪餉及幹部配備問題。不久又批准了項英任副軍長，張雲逸、周子昆任正副參謀長，袁國平、鄧子恢任正副政治部主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從武漢移駐南昌，並正式對外辦公，直接領導南方八省各游擊區的紅軍游擊隊下山、集中整訓、改編和組建新四軍的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軍部主要領導幹部分赴各游擊區傳達中央指示。把由各紅軍游擊隊改名的“抗日義勇軍”等抗日武裝改編爲新四軍，組建成四個支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經過艱苦的談判，各地紅軍游擊隊走出深山老林，在集中整訓後，這支英雄的軍隊——鐵的新四軍，滿懷抗擊日寇的豪情壯志開赴抗日前線，馳騁大江南北，以無比頑強的精神予日寇、汪僞以重創，取得重大戰果。\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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