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央紀委恢復重建時，因爲我有黨務工作經驗，就被推薦到中央紀委工作，先是給領導同志當祕書，後來調到幹部室工作，前前後後將近20年的時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組建過程中，不少省紀委書記向中央紀委反映，省級紀委在同級黨委領導下工作，但省委不知道該怎麼開展工作，很少提要求，都是中央紀委在提要求，工作不好開展。

"\u003Cdiv\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11d2ea8af4c840c78192989c80d63416\" img_width=\"640\" img_height=\"356\" alt=\"粵讀 | 李楚棟：中央紀委選人，政治素質是第一位的\"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1424d52eba334a32aa4466b1172b52c0\" img_width=\"900\" img_height=\"500\" alt=\"粵讀 | 李楚棟：中央紀委選人，政治素質是第一位的\"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編者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全黨正在紮實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之時，我們摘選了中國方正出版社出版的《傳承》一書中的故事，一起聽聽紀檢監察戰線“老兵”講述的個人親歷，感悟紀檢監察干部對初心使命的堅守與傳承，對紀檢監察事業的忠誠與擔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李楚棟，男，漢族，1934年2月生，湖南人，1956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9年進入中央紀委工作，先後在辦公廳、幹部室、香港中聯辦紀檢組監察室工作，1996年1月退休。\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2年，我從湖南一個財會專科學校畢業後，由國家統一分配到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設計處工作，後來還曾在冶金部、中科院等單位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央紀委恢復重建時，因爲我有黨務工作經驗，就被推薦到中央紀委工作，先是給領導同志當祕書，後來調到幹部室工作，前前後後將近20年的時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從無到有，紀檢機構組織建設逐步加強\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重建黨的紀律檢查機關。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成立後，陳雲同志是第一書記，鄧穎超大姐是第二書記，胡耀邦同志是第三書記，他們在黨內威望都非常高。1979年1月，中央紀委召開第一次全會，對中央紀委的職責任務、工作範圍、機構設置、幹部配備條件等問題進行了研究，作出了具體規定。同時，要求各省、區、市和國務院各部門也要儘快建立紀檢機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組建過程中，不少省紀委書記向中央紀委反映，省級紀委在同級黨委領導下工作，但省委不知道該怎麼開展工作，很少提要求，都是中央紀委在提要求，工作不好開展。中央紀委領導班子對此十分重視，專門進行了研究，認爲這個領導體制問題要解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後來，中央紀委就向中央提交報告，建議改變紀委領導體制，由紀委在同級黨委領導下工作，改爲紀委由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雙重領導，以同級黨委領導爲主。1980年2月22日，中央批覆同意了中央紀委的報告。這個變化，解決了很大的問題。一方面，中央紀委的要求可以通過省紀委貫徹下去，省裏的其他部門也好配合開展工作。另一方面，省紀委領導的任命要經過中央紀委的同意，有利於加強紀檢幹部隊伍建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個領導體制在黨的十二大黨章中固定下來了。可以說，從1978年到1982年，主要是恢復重建紀檢機構，解決從無到有的問題。黨的十二大召開以後，中央紀委的工作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真正形成一個從上到下的組織系統和工作力量，解決了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問題。後來，領導體制又發生了改變，把同級黨委領導爲主這個“爲主”去掉了，領導體制就是紀委受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領導，而且明確了各級紀委主要領導幹部的任命要經過上級紀委同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再有就是紀委的產生辦法，原先各級紀委是由各級黨的委員會選舉產生，後來改由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要對黨的代表大會負責，對同級黨委實行監督。就是說，紀委是由黨代會選舉產生的一個領導機關，而不是黨委下面的一個工作部門，紀委的權威和規格有了很大提高。同時，紀委的稱謂也變化了，過去把紀委都作爲黨委下面的一個部門，比如某某省黨委紀委或者是某某縣黨委紀委，現在則改成某某省（縣）紀委了。還有一個變化，就是中央紀委可以向中央和國家機關派駐紀律檢查組進行監督，爲開創工作新局面提供了組織保障。黨的十二大黨章把紀委的領導體制等問題明確後，就更有利於工作開展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覺得只是黨章原則的規定還不行，還要制定一個系統的規定，把紀委的地位作用和機構設置用文件的形式固定下來。按照黨章的規定，從中央到地方一直到基層，都要設立紀檢機構，配備紀檢幹部，然後設中央國家機關紀工委、中直機關紀工委、國家機關各部委紀委。1983年年初，我們組織力量開始起草這個文件，名字叫《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健全黨的紀律檢查系統加強紀檢隊伍建設的暫行規定》，不光規定了機構設置，包括幹部編制名額級別都明確了，由中央紀委常委會通過，並通過中央紀委全會審議後正式印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建立機構後，還有一個問題是幹部配備問題。經過調查研究，決定搞一個關於各級紀委幹部編制機構設置的規定，主要解決各級紀委班子規格的問題，文件由中央紀委和中組部制定，中央辦公廳轉發，就是《關於紀律檢查機關組織建設幾個問題的請示》。文件明確規定，省紀委書記要由省委副書記級幹部擔任，縣紀委書記要由縣委副書記級幹部擔任，中央紀委派駐紀檢組組長是副部級幹部，這樣更加有利於開展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不同時期對紀檢幹部的要求不同\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到幹部室後，工作非常忙。例如1985年中央召開全國黨代表會議前，爲了實現幹部隊伍“四化”，中央一批老領導帶頭退出領導崗位，需要補充一批年輕的幹部，我們代表中央紀委奔赴各省與擬退出的幹部談話，考察瞭解接替幹部的人選，這是一個很緊急的任務。因爲要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幹部考察環節比較多，時間特別緊，任務很艱鉅，只能連軸轉，我和幹部室一個處長一道，20多天跑了9個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選拔幹部，首先是政治上要求非常嚴。中央紀委選人，一直把政治條件放在第一位，首要的是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講政治，能夠正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跟黨中央保持一致，同時還要求有比較高的能力水平。有一年，一個省的紀委書記到齡，省委組織部推薦了一個老同志，資格很老。我們考察後認爲，這個幹部很好，但文化水平偏低，經常鬧笑話，很難樹立威信。幹紀檢工作，要堅持原則，素質也很重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選拔紀檢幹部還有一個重要標準，就是敢於鬥爭。當時紀檢工作全面開展以後，很多幹部堅持原則，敢於鬥爭，但是有人最後遭到了打擊報復。我們把支持紀檢幹部同違法亂紀行爲作鬥爭作爲一項重要工作來抓。1981年，我們抓了一個典型。某地林業局一個黨員領導幹部，搞不正之風，一個紀檢幹部給他提意見，向上級反映，遭到了這個領導的打擊報復。我們經過了解以後，報請中央紀委常委同意發了一份通報，要求旗幟鮮明地支持紀檢幹部同不正之風作鬥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還有一個例子。1982年，某橡膠廠黨委書記搞特殊化，把孩子安排進廠，幹了很多違法亂紀的事。這個廠的紀檢委員就反映上去了，後來這個領導的孩子指使別人對他進行報復，把他殺害了。中央紀委知道這個事情以後，就督辦這個案件，最後將罪犯繩之以法，並處理了包庇他的父母。後來組織上把這個紀檢委員評爲模範黨員、模範幹部，還授予他烈士稱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改革開放後，經濟搞活的同時，出現了一些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這個時候對紀檢幹部廉潔方面的要求就更高了。20世紀80年代初，社會上開始有請客送禮的風氣。中央紀委就明確規定，紀檢幹部不能收禮，誰要收禮按照受賄論處，嚴重的開除黨籍，規定比一般幹部要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大約在1985年，中央提出明確要求：嚴禁黨政機關和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所有在職和退居二線的黨政機關幹部一律不兼任經濟實體的職務。當時的背景是改革開放後成立了很多公司，請領導幹部當顧問、監事、董事等。中央決定，凡是中央領導同志都不得在經濟組織擔任職務。中央紀委也立即作出了相應規定，就是紀檢幹部一律不許參加各種經濟組織，參加了的一定要退出。後來不少機關經商辦企業，中央紀委明確發出通知，紀檢機關一律不允許經商辦企業，已經辦的都要立即撤銷。我記得之前有幾個退休老幹部把退休金集中起來，辦了一個加油站，後來收到通知後，這些老同志就主動停辦了這個加油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彼此稱呼同志，關係很平等\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剛到中央紀委時，是給時任中央紀委副書記馬國瑞同志做祕書。到馬國瑞同志處報到前，我有一點兒緊張。雖然之前我在一些場合見到過高級幹部，但現在是給一位高級領導特別是從事紀檢工作的領導當祕書，心裏還是有一點忐忑。後來見到馬老後，發現他待人很親切，一見面就握着我的手說，歡迎你來給我當助手，我好多年沒有工作過了，正好你來幫幫我。他說是助手，沒有說祕書，說得很客氣，讓我心情馬上放鬆下來。特別讓我感到意外的是，一般祕書是不會跟領導在一個屋子裏辦公的，但是馬老說，現在辦公室緊張，你就坐我旁邊吧。就這樣，我和他就面對面坐着了。後來我覺得祕書和領導坐面對面，有點不合規矩，要搬走。他說不用，咱們這樣說話方便，你看來電話了，你接完了我接着接，這不挺方便嗎？我覺得很親近，像是和一個老同事共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我剛去的時候叫他“馬書記”，他說不要這麼叫，叫國瑞同志就行了。彼此稱呼同志感到很親切，也就成爲一種習慣了，稱呼裏從不加職務。在中央紀委，領導與下屬、同事和同事之間的關係很平等，這給我印象很深刻。\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馬老很注意聽下屬的意見，遇事喜歡和我一起商量。有時候一個請示報告報來了，他說你看這事怎麼辦，你提個意見。他分管過信訪工作，有時候遇到問題了，他就讓我先去了解，回來向他報告情況，對我比較信任。我覺得領導對祕書這樣平易近人，讓人很感動。所以我也很樂意，並且心情舒暢地在他身邊爲他服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馬老生活非常樸素，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我們一起出差，他每次都要交代我，喫飯簡單點兒，不要鋪張浪費。有一次到某地出差，當地準備得很豐盛，馬老就不喫，最後只喫了一碗麪條。他不怎麼喝酒，但是喜歡抽菸，他抽的煙都是中低檔的，抽“香山”牌的，好一點就是“前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82年，我從馬老身邊離開，調入幹部室工作。從馬老身上，我學到了不少好的品德，特別是平易近人的作風。後來我擔任幹部室副主任、主任時，只要有同志來找，我都會起身握手、讓座，哪怕只是一般幹部，我也要站起來一下，然後坐下來談事，不能給人居高臨下、高高在上的感覺。可以說，與馬老共事的兩年多，讓我受益終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總的來講，我覺得自己過去做了一些工作，但離黨的要求差距還是很大的。現在我很高興地看到，在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全面從嚴治黨、嚴肅黨風黨紀、嚴厲懲治腐敗，取得了新的更大成就，可以說是舉世矚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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