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摔倒到底扶不扶？浙大學者Nature子刊發文揭示背後的決策科學

編者按：根據中組部、中宣部、教育部在知識分子中深入開展“弘揚愛國奮鬥精神、建功立業新時代”活動的要求，浙江大學正積極開展相關活動。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熱衷探討人類合作行爲背後認知機制的浙大學者、管理學院“百人計劃”研究員陳發動，他與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助理教授Ian Krajbich合作在《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的一篇研究論文，系統探討了關於人類合作（親社會）行爲背後的認知機制，解釋了扶不扶老人背後的決策科學問題。

路邊看到老人躺倒在地，扶還是不扶？這或許是個道德問題，也或許是個社會問題，但在浙江大學管理學院“百人計劃”研究員陳發動眼中，這是一個經濟學問題，也是一個決策科學問題。

近日，陳發動與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助理教授Ian Krajbich合作在《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發表了題爲“Biased sequential sampling underlies the effects of time pressure and delay in social decision making”的研究論文，系統探討了關於人類合作（親社會）行爲背後的認知機制。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百人計劃”研究員陳發動

原來，“扶”與“不扶”兩者之間的博弈，竟與人的大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如果把扶老人看作是一種合作行爲，在這種情況下，人不是完全自私的，不是隻考慮自己的收益而不顧及別人。

什麼是合作行爲？

陳發動和他的合作伙伴研究的人類合作行爲，普遍存在於人類社會。合作可以簡單的理解爲：我支付一定的成本，而你則有所受益。老人摔倒也可以看作是這樣一個合作問題：面對“扶”與“不扶”的選擇時，人們大腦中可能會有這樣一個思考過程——

如果扶（合作），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老人變得更加安全健康；

如果不扶（不合作），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但老人也得不到什麼利益。

現實生活中每個人都會遇到類似的選擇，只不過應用場景不同而已，陳發動想通過實驗，更加清晰的揭示人們做出類似選擇行爲背後的認知機制和規律究竟是什麼。

看到這，不難發現，合作行爲與傳統的決策科學或經濟學假設不同，人不是完全自私的，不是隻考慮自己的收益而不顧及別人。陳發動表示，就好像很多物理學理論是建立在“真空”狀態的假設之上一樣，傳統的決策科學或經濟學是建立在人是完全自私和完全理性的基礎之上的，但現實社會中人並不是像理論所假設的那樣。

現實社會中，人不會像理論中假設的那樣完全自私

“行爲決策理論把完全自私的假設‘放鬆’了，人不僅關心自己的收益，也關心他人的收益，否則很難解釋現實中人們的義舉善行。”陳發動說，“我的研究就是找尋人類合作行爲背後的認知機制，也就是人類大腦如何思考並做出這些決策的。”

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惡”

在一個以金錢激勵爲手段的實驗中，陳發動和合作夥伴召集了102位被試，每個被試需要針對200個不同的決策任務做出選擇。每個被試的選擇，直接決定他們在實驗後拿到的酬勞。

實驗隨機將兩人分爲一組，這200個任務中，50個在時間壓力下完成，50個在時間延遲下進行，另外100個任務分成兩組各50個，在沒有時間限制（時間自由）的條件下進行。陳發動介紹：“一般情況下，人們完成一次類似決策任務的時間是3-4秒，時間壓力下，被試要在2秒內做出選擇，時間延遲，則是指被試需要充分思考10秒後才能做出選擇。”

決策任務示例

在示例中，被試可以選擇自己收益更高（利己）的選項B，也可以選擇減少自己部分收益但是讓他人收益更高（利他）的選項A。

實驗發現，時間壓力與時間延遲對人的行爲偏好的影響具有很強的異質性，時間壓力讓利己的人變得更加利己，讓利他的人變得更加利他；而時間延遲讓利己的人變得更加利他，讓利他的人變得更加利己。所以，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惡”，利己的人的直覺更傾向於利己，而利他的人的直覺更傾向於利他。

實驗還發現，被試做出決策所花費的時間與偏好強度密切相關。特別利己和特別利他的人都會很快做出決策，往往在“扶”與“不扶”對一個人來說差別不大的情況下，做出決策則需要花費很長時間。該結果與建立在神經科學證據上的連續累積模型推斷一致。

陳發動和Ian Krajbich提出一個帶有傾向偏差的證據累積模型來描述合作行爲背後的認知機制及合作行爲。具體來說，“扶還是不扶？”遵循的是一個“證據”累積的過程，即人們在選擇扶還是不扶之前，大腦會自動收集支持這兩個選項的“證據”，證據累積的速率與偏好強度正相關，一旦某個選項的“證據”率先累積到閾值，那麼人們就會選擇它。

但是，每個人證據累積的起始點不一樣：有些人是天生的利他者，他們在初始階段就手握了大量支持利他選項的“證據”；而另一些人則是天生的自私者，他們在初始階段便有大量支持自私選項的“證據”。因此，當時間非常緊迫時，人們甚至都還沒開始收集“證據”，決策就已經結束了，顯然，這時候初始傾向所擁有的“證據”佔到了絕對優勢，人們更可能按照自己固有的直覺進行決策。時間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直覺傾向對決策的影響，使得利他者在時間緊迫下變得更加利他，而利己者則變得更加利己。

然而，一旦決策時間增長，人們有更多的時間思考時，這時他的成長環境、教育背景和社會公序良俗等因素都會對證據累積過程產生影響，他們也許會發現自己原來的傾向並不是一個‘合適’的選擇，因此偏好可能會向另一端傾斜。這導致原本利他的人反而變得自私了，而原本自私的人甚至也變得利他起來。

“在擬合實驗數據之後，我們發現該模型能更好地描述和預測人的行爲。”陳發動表示，關於人們決策背後的認知機制研究也可以應用到生活中去，歐美已經有相關的行爲洞見團隊專門將相關研究應用到公共政策制定上，來提高社會的整體福利。例如，當人們面對是否捐獻器官的決策時，政策制定者將“捐獻”設置爲默認選項，以此來干預或調節人們的第一反應，這樣，人們捐獻器官的比率和以往相比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陳發動的這項研究還引起了國際衆多科學媒體的關注，包括Science Daily, Science Magazine等紛紛對這項最新研究成果進行報道。

Science Daily報道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