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p\u003E近日，日本學者高田時雄先生髮表《新發現的王國維致羅振玉信札》一文，披露了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石濱文庫所藏王國維致羅振玉手札三通。據高田先生介紹，這三通手札是石濱純太郎舊藏，乃石濱氏生前，羅振玉長孫羅繼祖贈給他的。手札的內容都比較豐富，無疑是研究王國維、羅振玉生平學術的重要材料。高田先生在該文中公佈了手札的圖版，同時又作了錄文，並對信中所涉人物作了簡略的註釋。至於它們具體寫作於什麼時間，又有什麼特殊價值，高田先生未作更明確的提示。茲不揣淺陋，對這三通手札的寫作時間稍作考訂，並對其價值略作提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下文稱引這三通書札，次序皆按高田先生大作之原序。由於後二札署有明確的日月，考證的難度較小，故先及之。最後再考證第（一）札的寫作時間。\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agKWmHWvqiMG\" img_width=\"600\" img_height=\"1215\" alt=\"蔡淵迪︱石濱文庫藏王國維致羅振玉手札三通考證\" inline=\"0\"\u003E\u003Cp\u003E王國維致羅振玉第（一）札\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agKXUDBDoL9N\" img_width=\"600\" img_height=\"1005\" alt=\"蔡淵迪︱石濱文庫藏王國維致羅振玉手札三通考證\" inline=\"0\"\u003E\u003Cp\u003E王國維致羅振玉第（二）札\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agKY4BXZL5ss\" img_width=\"600\" img_height=\"1278\" alt=\"蔡淵迪︱石濱文庫藏王國維致羅振玉手札三通考證\" inline=\"0\"\u003E\u003Cp\u003E王國維致羅振玉第（三）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二）札中所言“報載昨日選舉，東海已膺選”乃指徐世昌當選爲中華民國第二任大總統事。徐於民國七年9月4日當選（李新、李宗一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二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第二卷277頁，中華書局1987年），陰曆爲戊午七月廿九日，而該年七月小盡，第二日即是王氏此函所署之時間——八月朔日，故函中稱“昨日選舉”，與史實若合符契。則此第（二）札之寫作時間必是戊午（1918）八月初一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三）札署“十一月望日”，信稱“寐叟處前日以送密教史往，歡語如昔”。考《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以下簡稱《羅王書信》，王慶祥、蕭文立校注，羅繼祖審訂，東方出版社2000年，425頁）第547號羅致王信之附函稱：“《密宗發達志》一部，已寄季英處，此書乃贈乙老者，到祈轉交。”此處王函所稱之“密教史”，蓋即彼羅信所謂之《密宗發達志》。今核書名，實當作《密教發達志》，是書乃日人大村西崖所著，羅振玉署端。羅氏於該附函中又稱“尊處存書中，如有《流沙墜簡》，祈付一部與景叔，乃易明鏡者”，是顯與王氏此信末尾“景叔所易鏡之《流沙墜簡》，緯君處亦無之”一語相關聯。《羅王書信》第547號正函署“十月廿四日晨”，校注者將該函系之戊午歲（1918）。\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又，該信稱“矛、劍拓本謝謝”。蓋是王國維向羅振玉索要相邦矛拓本，羅氏即寄與者，同時附贈一古劍拓本。這在《羅王書信》中也有反映。第549號王致羅：“公新得相邦矛，拓本祈賜一紙”，第553號羅致王：“承索相邦矛墨本，又劍拓一，謹寄奉，祈檢入。”第549號王原署“廿六日”，校注者系之戊午十月。第553號原未署時日，校注者系之戊午十一月十三日（淵案：年月當無問題，日期則非，說詳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又，該信提到沈曾植及商務印書館所藏的朱熹《論語注》手稿。《羅王書信》第559號羅致王：“來書所云朱文公《論語注》（即四十餘行者），弟已託丁輔之購得之，幸勿與他人道及。”顯然是對此信之答覆。第559號羅署“廿七”，校注者系之戊午十一月廿七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綜上，此王國維致羅振玉第（三）札所署之“十一月望日”必是戊午十一月望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一）札僅署“初六日”，年月皆無，最難考定。信中稱“挽富岡一詩錄奉教”，高田先生指出，此處之“富岡”指富岡謙藏，富岡氏卒於1918年12月23日，陰曆是戊午十一月廿一日。然則此函之“初六日”至早亦爲戊午十二月之初六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又，信稱：“金價至今仍未長，不知明年如何。明年恐尚需用中幣三百元，不知爾時日幣價能增長否，折以日幣，恐須五百元以上矣。”考《羅王書信》第566號羅致王“所須日幣五百當攜滬不誤”蓋即是對此事之答覆。第566號又稱“大章拜誦，爲之動我睽孤之感矣”（“睽孤”二字原釋作“懼愧”，茲據《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往還書信集》中華書局2017年版所收羅振玉該手札圖片校正，羅氏此信見該書第三冊1213頁），所稱“大章”蓋即此王氏第（一）札所稱“挽富岡一詩”，亦即收在《觀堂集林》卷二十四中的《器富岡君撝》一詩（《觀堂集林》卷二十四12B-13A頁，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影印《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本）。然則，第556號羅致王當是對此王氏第（一）札的覆書。第556號原署“十八日”，校注者系之戊午十二月十八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然則，王氏於此信所署之“初六日”必是戊午十二月初六日無疑，合陽曆已是1919年1月7日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三通書信的史料價值當然是很高的，其中最爲直接的是可以用來比定其他羅、王間的往來書信。茲舉二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二）札謂“昨晚書至此，今日接廿三、廿五二書，敬悉一切”，所接到的羅氏廿三日信當是《羅王書信》第526號。在該信中羅氏謂：“日來以阿萇入院醫治，心境略清，病勢日有減還之象，請放心。”此王氏第（二）札答曰：“君楚入院後漸快，甚慰。”羅信謂：“少泉已愈否？”王答曰：“抗父近尚佳。”（“少泉”、“抗父”皆指羅、王友人樊炳清。）一一若合符契。第526號原署“廿三夕”，《羅王書信》系之戊午七月，當無問題。然而，王氏在同一天收到的羅振玉“廿五（日）”所寫之書信又是哪一通呢？細繹《羅王書信》，實爲第516號。此王氏第（二）札中“丁輔之處前已告以公款已付緯君處，想已去取。《雪堂敘錄》亦已於前日函致緯公，照公所屬裝釘矣”諸語，實乃答覆第516號羅致王中“丁君印書款已匯緯君處百餘番”“拙著上卷印成，祈先寄草訂二部”諸語。第516號所署時間適爲“廿五日”。然則王國維於戊午八月朔日一同收到的羅氏二信，除第526號外，另一函必是第516號。而《羅王書信》將第516號系之戊午六月，顯然不對，當改系至戊午七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又，《羅王書信》第553號羅致王原未署時日，校注者不知何據，將其系定在戊午十一月十三日。按：據上文所考，知此處王氏第（三）札乃答覆第553號者，王氏於該信開頭稱“今日接手書”云云，所接蓋即第553號。倘第553號爲戊午十一月十三日所寫，而此處王氏第（三）札爲戊午十一月望日燈下所寫，兩者僅相距三日，以當時中國上海與日本京都兩地之郵程言，似爲絕不可能之事。筆者研究羅、王往返書信有年，知彼時自京都寄信到上海最少也要五日。然則第553號最晚也晚不過戊午十一月十日。考羅氏是年十一月五日致王（即《羅王書信》第551號）稱：“弟到城崎七日……大約再一星期，即歸東山寓居矣。”而羅寫第553號時已從城崎歸京都寓中，其距十一月五日亦不得太近，姑系之戊午十一月十日爲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蕭文立《永豐鄉人書札釋文》對《羅王書信》之系年多有修訂，其於上所考第516號無異說，於第553號則改定爲十一月初八日，不知何據（蕭文立《永豐鄉人書札釋文》第322B-323A、249A-250A頁，西泠印社2005年《羅雪堂合集》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就高田時雄先生披露之石濱文庫所藏王國維致羅振玉手札三通，予所考論者如上，凡有未諦諸處，還望同道教我。\u003C\u002Fp\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8964302864187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