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div\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432b1391215c4fea908c5f1bf833dbc7\" img_width=\"640\" img_height=\"492\" alt=\"唐代兩稅法改革的進步性與弊端\"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唐高祖畫像\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唐代兩稅法作爲中國古代賦稅史上里程碑式的改革，從制定到付諸實施時間短暫，卻影響深遠。開啓了中國傳統社會後期稅收模式的先河，對唐及唐以後的歷朝歷代財政思想的發展都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成爲各朝賦稅制度的基礎和藍本。但兩稅法有些規定並不成熟，導致兩稅法頒行不久就脫離了其本意，加重了人民的賦役負擔。\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一、兩稅法的進步性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簡化稅制\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唐代兩稅法將各種賦稅合爲一體，統統以兩稅的形式來徵收，減少了納稅稅目，而且統一於夏秋兩季集中徵收，簡化了納稅手續，有利於農民安心生產，提高了朝廷的行政效率，節約了徵納成本，還可以有效防止逃稅和官吏任意徵稅。兩稅法實行統一的稅制，穩定了國家的賦稅收人，使農村經濟逐步恢復並發展起來。正如唐史研究者王壽楠先生所說：\u003Cstrong\u003E“自安史之亂以後，賦稅名目繁多，民不堪命．兩稅法則規定百姓只需納夏秋兩稅……在政令宣達困難，民智不高時代，將名目繁多之稅目簡化，且兩稅之外不得別徵，實爲德政。”\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2）計稅依據公平化\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兩稅法的創立，實現了從“以人丁爲本，向以資產爲宗”的轉變，按資徵稅，廢除了以人丁爲本的賦稅制度。兩稅法實施之前，貴族官僚、封建大地主及僧侶等都享有免稅的特權，而唐代兩稅法取消了這些階層的免稅特權，所有主客戶都要課稅，擁有大量資產的貴族官僚、大地主成爲稅收來源羣體，從而擴大了納稅面，打破了賦稅集中在普通農民身上的局面，緩和了階級矛盾，保證國家稅收收入的充足。\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b2f00153d3a94a8cbccf362b2d257982\" img_width=\"268\" img_height=\"403\" alt=\"唐代兩稅法改革的進步性與弊端\"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楊炎：唐代兩稅法的創建和推行者\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兩稅法按資產的多寡評定戶等，戶等不同繳納的稅額也不相同，資產多者多納稅，資產少者少納稅，這就貫徹了公平合理原則，有利於均平稅負，降低了農民的稅收負擔\u003C\u002Fstrong\u003E。馬端臨認爲兩稅法以資產爲宗，近乎公平。宋代蘇軾也認同唐兩稅法按資徵稅這一轉變，他認爲實行兩稅法，能做到土地、賦役相均，“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兩稅法舍人稅地，以貧富爲差，纔是防止兼併之家規避賦稅，確保賦役均平的不二法則。兩稅法標誌着按丁徵稅的賦稅制度已基本退出歷史舞臺，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3）賦稅貨幣化\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兩稅法產生以前，田賦的繳納都是以絹帛和糧食爲主的實物，實物徵收的過程中存在很多問題，既不方便徵收和運輸，也給地方官員以謀取私利之機；而兩稅法規定稅收可以繳納貨幣，確定了稅錢的合法地位。貨幣稅的徵收反映了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情況，同時也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兩稅法實行前，以貨幣納稅只是在局部地區實行，而兩稅法卻將它推向全國，擴大了貨幣稅作用的範圍，加速了實物稅完全向貨幣稅轉變的進程。農民爲納稅，必須出賣他們的農產品，換回貨幣，這就必然加速封建自然經濟基礎的瓦解，促進了農村商業的發展。\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同時極大地方便了國家對賦稅徵納的統計和管理，提高了國家行政效率，減少實物運輸過程中運輸人員魚肉百姓、徇私舞弊現象的發生。農民也就無需支付額外的運輸費用，減輕了他們的負擔。王夫之認爲百姓以錢幣向官府繳納賦稅，比較方便。他詳細分析了貨幣納稅的好處，認爲對百姓而言，以貨幣計稅可以使百姓免受官府的刁難、奸商的盤剝並可避免實物積貯的損失。\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fc3aee885c4742289e96d72fa38fdbd5\" img_width=\"600\" img_height=\"464\" alt=\"唐代兩稅法改革的進步性與弊端\"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孔目司帖：唐代實行兩稅法的物證\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4）量出制入原則提出的先前性\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中國自西周開始，傳統的財政原則一向是“量人爲出”。縱觀世界財政思想史的發展歷程，“量入爲出”原則早於“量出制入”原則的提出。因此，作爲世界上最早提出“量出制入”原則的楊炎，其主張的財政原則可以說是具有先前性的，法國的柯爾倍爾作爲一名重商主義者，也提出了類似的財政思想，但是楊炎量出制入的提出比他早了至少八百年。\u003Cstrong\u003E楊炎提出兩稅法要“量出以制入”，其原意除了要藉此收回下移到地方的部分財權之外，還在於通過預算來控制政府沒有節制的支出和苛徵雜稅，從而削減稅收總額，減輕安史之亂以來百姓的沉重負擔。\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雖然在“量出制入”實施過程中沒有按照楊炎的原意得到執行，但這一原則符合當時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隨着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經濟逐漸發展起來，朝廷職能範圍也在不斷擴大，財政支出呈現剛性。爲滿足財政支出的需要，相應地財政收入就必須提高，所以“量人爲出”終究會被“量出制入”所代替。“量出制入”的提出體現了賦稅徵收原則的變遷，也體現了國家預算制度的變遷，開創了世界各國國家財政預算制度的先河，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二、兩稅法的弊端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稅額沒有統一標準\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 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兩稅法稅額是用每州攤派的辦法來確定。\u003C\u002Fstrong\u003E以州府爲單位，把該州過去徵收戶稅、地稅最多的一年的總額，加上該州府原先徵收的租庸調殘額和非法賦斂，成爲各州府的戶、地稅總額，然後按照該州府的土、客戶數戶等和見佃青苗地額來攤派。\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d8dffa79adca42e0a18f5c4da36c7389\" img_width=\"500\" img_height=\"312\" alt=\"唐代兩稅法改革的進步性與弊端\"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安史之亂壁畫\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由於各州的舊額“輕重懸殊”，多寡不一，所以在分配的時候，同一戶等下的兩稅戶，無論是“配戶交錢”，還是“據地徵稅”，在不同州縣的稅額都是不一樣的。由此造成了兩稅法實行前賦稅輕重不同的地區，在兩稅法實行之後這些地區稅額分配時的差別很大。各州縣按照原有總額分攤，導致不同州縣間稅負輕重不均。民戶很容易從稅負重的地區逃往稅負稍輕的地區，因而發生了大量的納稅戶逃亡現象，嚴重的州縣之間的逃亡遷徙，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攤逃。\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各州縣以大曆十四年墾田數目爲依據，將本州縣應納地稅總量進行攤派。但是自均田制崩壞以後，土地兼併之風盛行，自耕農失地破產的現象時有發生；同時又由於戰亂等原因，民戶佔有的田畝數額變動很大，而地方官又長期不檢測田畝數。在這樣的情況下，簡單地按舊額攤派，對於廣佔大量田地的地主以及失去田地的農戶來講，都是很不合理的。兩稅法的徵納額按照民戶的戶等分配，民戶的資產會不斷變動，資產的變動便會影響戶等的升降，因而只有及時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戶等，才能使稅負合理。但是兩稅法在此程序上卻並未認真執行，使戶等情況不能符合實際情況。有時地方官吏又上下其手，地方豪強也可轉嫁負擔，遂令兩稅負擔的重擔落在廣大佃農、自耕農的身上。\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2）折納實物致農民負擔加重\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初定兩稅法時，戶稅交錢，地稅繳納穀物，但由於受到形勢發展和現實條件的限制，實際納稅時多是採用折錢納物的課徵方式。人們納稅，仍用絹帛等實物。絹帛與錢之比價，輕重時有變動，定稅時錢輕物重，其後錢重物輕，於是稅戶之負擔也就無形加重。陸贄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認爲：\u003C\u002Fp\u003E\u003C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匹，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匹，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其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blockquote\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99e898d950334eac8fcd2188e996a853\" img_width=\"638\" img_height=\"577\" alt=\"唐代兩稅法改革的進步性與弊端\"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古代稻作農耕圖\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錢重物輕”現象出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首先，兩稅法取代租庸調製後，徵收貨幣稅，農民就必須將自己生產的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投入市場進行交換，以謀求貨幣，大量農產品湧入市場，造成供過於求。其次，不法奸商熔錢(銅幣)爲銅器以牟利，一方面造成流通中的貨幣減少，另一方面又客觀上抬升了銅價，引起鑄幣成本的增加。同時，農民生產穀物布帛，繳納錢幣則需要出賣自己的農產品，商人則乘機壓價，農民也無計可施，只能低價出售。再次，在貨幣購買力持續上漲的情況下，大官僚、商人囤積貨幣。當然，安史之亂後，唐朝貨幣發行量急劇減少，導致通貨緊縮，也是產生“錢荒”的一個重要原因。最後，銅幣大量集中在朝廷手中，市面上流通的銅幣量少，物價自然下跌。\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兩稅法“以錢穀定稅”，在這裏銅錢只是一種計算的標準，實際徵收時則大多折成絹帛等實物交納。\u003C\u002Fstrong\u003E在“錢重貨輕”的情況下，即使納稅額固定不變，農民以實物“折納”交納時，所支出的絹帛等也會增加，因而雖然名義負擔不變，而實際負擔則加重了很多。\u003Cstrong\u003E兩稅法以錢定稅而收以實物的制度缺陷，以及朝廷下放徵收權的弊端，使得在以絹帛等實物折納兩稅錢額時，地方州縣官吏有了上下其手、中飽私囊的機會。折納有兩種方式，實估和虛估。\u003C\u002Fstrong\u003E一般認爲，“實估”由地方自行而定，以地方時價之低價爲準，定價不合理；而“虛估”爲唐中央尚書省制定，是類似於“保護價”的高於時價的價格，較爲合理。因爲地方官員手中擁有評定物價的權力，利用虛實估之差價，他們往往以“虛估”聞於上，而以“實估”斂於下，從中獲得了大量不義之財，不但加重了社會下層民衆的兩稅負擔，也激化了社會矛盾，其流弊十分嚴重。\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75799f5c6e0040f28b3877aa6d3115de\" img_width=\"487\" img_height=\"287\" alt=\"唐代兩稅法改革的進步性與弊端\"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古代勞作圖（畫像磚）\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3）缺乏賦稅蠲免和賑災專項儲備的規定\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蠲免是官府完全免除應徵租賦和積欠的行爲，當年和來年的租稅都就可以免除。租庸調製對於賦稅蠲免的規定非常完備。唐令規定：\u003C\u002Fp\u003E\u003C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凡水、早、蟲、霜爲災害，則有分數：十分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己上，免租、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若桑、麻損盡者，各免調。若已役、己輸者，聽免其來年。”\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blockquote\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即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如水旱蟲霜等，根據損失程度的不同，稅賦可以得到不同的減免。損失達到四成的，免租；損失達到六成的，免調；損失達到七成的，免除全部賦役。至於損免的程序，根據唐令的規定，首先由鄉里、縣、州逐級上報，然後由上級派人來進行檢查、覈實，確定受災的程度並上報朝廷，最後，由皇帝下詔來確定最終的減免範圍。然而對於賦稅蠲免兩稅法卻沒有明確具體的規定，史料只記載了皇帝下達的臨時性蠲免詔敕，這種臨時性蠲免詔敕只存在於新皇繼位或發生自然災害時，並且屬於皇帝“恩蠲”的範圍，完全取決於皇帝個人，而不是上升於法律的正式國家制度。\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8b10d3f1f95948b79adc0d9393fc7e14\" img_width=\"640\" img_height=\"426\" alt=\"唐代兩稅法改革的進步性與弊端\"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古代農民在耕作\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兩稅法主要由戶稅和地稅發展而來，最初的地稅是是以設置賑災的義倉爲名而徵收的稅。義倉經歷了由賑災儲備變爲國家正式稅收制度的變化過程。在實行兩稅法後，各州的義倉稅已被併入到兩稅中。按理來說，國家應從兩稅收入中劃撥出一部分作爲義倉賑災之用。然而，遺憾的是，兩稅的留州額、留使額、上供額中都沒有列置救災預算。換言之，在建中元年確立“兩稅三分制”時，沒有救災支出的預算計劃，義倉因失去糧源也就逐步被廢弛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參考文獻：\u003C\u002Fstrong\u003E《全唐文》、《資治通鑑》、《文獻通考》、《新唐書》等。\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9124394892853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