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dUXiW6NWziqN\" img_width=\"670\" img_height=\"376\" alt=\"在現代社會治理中尋回地方性\" inline=\"0\"\u003E\u003Cp\u003E（圖片來源：全景視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呂利\u002F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社會後果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政治的，一個是地理的。資本主義一方面讓最大的受益者——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成爲社會的主要乃至主導力量，一方面則在地理上抹平了地區性的經濟秩序，逐步在全國乃至全球範圍內建立起一個均質的統一市場。20世紀中葉以來的資本主義論爭，往往關注前一條路徑而輕視後者，但這恰恰表明資本主義在地理-社會層面的改造更爲徹底且成功：大部分市場和政府的支持者都不會否認，實現現代化與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用標準化的價值體系與理性化的經濟邏輯克服封閉、瑣碎而低效的地方性因素，真正的爭議在於，這種代換過程應當由誰來主導，其外部性又應由誰來負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在詹姆斯·斯科特看來，地方性經濟秩序並非人類經濟活動中等待被淘汰的一潭死水。這些分散在人類社會基層單元中的“褶皺”或許備受輕視乃至厭棄，卻從未在與上述這種自上而下的邏輯的博弈中徹底認輸，而這種邏輯正是《國家的視角》試圖放在社會學的顯微鏡下進行觀察的：在業已接受了現代文明的地方，這一邏輯不但規訓了公共生活空間的版圖，也用近代國家的認識論替代了社會的感官與神經；而在地方性知識尚未泯滅的社區生活中，這一邏輯時至今日仍在致力於施加自身的遊戲規則。這種被斯科特稱爲“激進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在科學的外表下，形塑了現代人對公共生活與經濟利益的認識論，只有把學術考察的時空指針撥到現代性誕生之初的歲月，才能看清其作爲一種潛在霸權的真實面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喧鬧的春天：拒絕規則的地方性知識\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認爲地方性經濟活動原始而停滯的觀念，不獨見於資本主義興起之後的近代，其根源早在農業社會便已深植。正如1381年英格蘭農民暴動時的那句“當亞當耕田、夏娃織布時，誰是貴族”所說，如果說封建主對農民的人身束縛是不可忍受的，那麼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農民也只願迴歸一種更加靜態的平等主義生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種追求退回舊秩序而非開闢新秩序的思維，也以另一種形式爲近代以來的經濟學所捕捉。約瑟夫·熊彼特在付梓於1942年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與民主》中描述了一種地方性市場的內卷化情境，該市場內數量不多的銷售者就避免價格競爭達成默契，試圖以卡特爾的形式塑造一種“地方性傳統”，從而增強本羣體在交易活動中的議價權。熊彼特指出，這種情境在經典經濟學理論下似乎構成了用場外力量打擊壟斷的最佳理由，但在資本主義創造性破壞的持續衝擊之下，停滯的地方性已經被排擠到人類經濟活動的邊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這裏，《國家的視角》歸納出了兩種農業經營的邏輯：其一是技術官僚的邏輯，認爲土地應當在根據事先勘定的稟賦與能力而制定的常態化耕作策略的指導下，由（公權力認定並劃分的）恆久產權者使用集約化的農業技法進行常態化耕作，以極大地增加總產量與經濟收益；其二是小農的邏輯，他們只以數年乃至年爲單位大致考慮短期的耕作計劃，一戶家庭在不同的耕作週期不但會耕作不同的土地，還會種植不同的作物組合。基於後一種邏輯運作的農業共同體，不但保有大量未分割的集體產權資源（如產出燃料與生物肥的雜木林和放牧用的公共荒地），對以家庭爲單位進行耕作的土地也缺乏財產權意識，基於輪作與燒畑的生產方式往往只能開發淺層土壤，農業用地也只是根據耕作習慣分割爲不規則的條狀區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從柯爾貝爾到柯布西耶：絕對主義與巴洛克認識論\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與前述的邊緣性農業共同體相比，現代社會的大多數人類聚居區似乎都已在客觀上成爲地方性知識難以容身之所：未經標準化與科學方法檢驗的一手經驗，或許可以在人口與人類活動密度極低的農業社羣維持穩定的自給自足體制，卻無法滿足現代企業制度與社會管理體制的實際需要，更有可能在人口密度極高的城市空間造成嚴重的公共安全與衛生危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過，斯科特無意深究這種忽視與淹沒地方性知識的做法的合理性、從而冒爲反智主義張目的風險，《國家的視角》也不是一本單方面爲地方性經濟活動正名的著作。恰恰相反，斯科特的首要目的是提醒讀者，不應只關注與效益和效率呈相關性的單個指標，而應思考：爲什麼曾遍佈人類社會各基本單元之中的經驗“褶皺”，在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中被徹底且有意識地抹平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近代國家體制對地方性的克服，是現代社會科學史上的一個古老課題。在經典馬克思主義解釋登場之後，熊彼特與查爾斯·蒂利又先後提出了16世紀以來日益增長的財政與軍事動員壓力催生了集權化近代國家機器的觀點，從而將這一課題的焦點從社會、市場轉移到國家權力本身。正如《國家的視角》的標題所顯示的，斯科特的觀察繼承了這一“迴歸國家”的進向，但他所關注的並非宏觀條件對國家治理能力提出的要求，而在於國家治理機構爲什麼使用簡單化的方法應對了近代早期以來的挑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從表面看，近代國家對簡單化治理的貫徹是決策者效率理性的自然延伸。正如奧斯曼男爵在改造巴黎時留下的那句名言——“因爲炮彈不會拐彎”——所體現的那樣，從認識論的層面進行簡單化操作，往往是決策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兼顧競爭力與系統穩定性的唯一選擇：因爲視線與基本數學公理也不會拐彎，社會治理的現代化必須從更清晰的測繪與更明確的統計開始。而鑑於國家主導的製圖與清冊工作不可能忠實反映地方性經濟活動的瞬時變化乃至根深蒂固的曖昧性，這兩種最爲基本的操作必然要求對基於本地經驗的傳統社會關係進行重組，無論是法蘭西共和國的公制單位對法國各地度量標準與習慣的取代、斯托雷平改革對斯拉夫村社產權關係的改造，還是人口普查制度普及後永久性的父系姓氏制度在近代歐洲社會的發明與確立，都是這一過程的具體案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然而，對近代國家簡單化治理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工具性層面。基於直觀幾何圖形和簡單代數關係的精確統治機能，並非自然演化而成的性狀，其背後有着不可否認的政治目的性。而在斯科特看來，近代以來的人類社會中沒有什麼情境能比公權力的中樞——首都更能體現這一點。\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用只能從空中乃至地圖上把握的抽象幾何圖形規劃的城市，代表着城市生態背後的視角轉變，這一轉變的起因來自國家，其影響卻遠屆市場。隨着都市空間在“上帝之眼”的俯瞰下變得越發可讀，城市這一極端複雜的系統，逐漸被解構爲彼此獨立的功能區、抑或釐定爲排他且可交易的地產單位。即便在城市的政治屬性不再顯眼的20世紀，資本力量與技術人員的手段，也通過“城市開發”的新興系統性工程接過了治理簡單化的果實。斯科特因此把柯布西耶的功能主義城市規劃理念放在了巴洛克主義的延長線上：儘管遵循這一理念的現代設計師不再以服務軍隊行進、而是以服務市民的“公共生活”爲出發點，用開闊的空間隔開抑或連結一片片同質化的居住區，但人爲設計的“公共空間”，在市民看來反而意味着一座城市應有的社會生態的消亡。而隨着去政治化的技術進步取代顯在的權力意志成爲簡單化治理背後的規範性背書來源，“極端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終於在20世紀後半葉宣告完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握住“有形之手”：迴歸微型政治\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雖然將大部分篇幅用於剖析並批判集中化、簡單化的治理邏輯對現代社會運轉機制的綁架，《國家的視角》並沒有將由外在於基本社會單元的決策者自上而下的統治實踐統統斥爲愚蠢的官僚主義，也沒有像一些自稱保守主義者那樣將一切科學化治理的反對者視爲受迫害的一方：換言之，對簡單化治理的評價本身不能流於簡單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以舊制度法國爲例，基於習慣產生的地方性度量衡習俗作爲封建采邑傳統的一部分，不只在於阻撓了跨地域交易與信息流通、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行政成本，還在於固化了大量地方權力秩序中的不公平因素。將前近代的“複雜現實”想象成古老自由權利的敘事，單純而危險，和歷史上將“複雜現實”簡單化的政策實踐一樣值得警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世紀的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了後一路徑的潛在風險：四個世紀以來，對基於科學方法的實用主義的篤信與遵行，塑造了一種無意識的短視，令決策者（抑或觀察者）在異常狀況面前總是傾向於用更“進步”、更純粹的方法加以應對。那麼，“激進現代主義”在權力之路上的上升螺旋，是否意味着一手的、地方性的知識已經在人類歷史的演進過程中失敗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斯科特給出了否定的答案。正如他在更早期的綜合性論著《弱者的武器》《統治與抵抗的藝術》中揭示的那樣，支配者與被支配者間的博弈並不會因等級制的確立而消解，也不會隨等級制的強制取消而結束。這在一方面意味着，人爲計劃的一次性變革措施不太可能掃清存在於社會系統中的“沉痾”，從而迫使決策者出於對歷史經驗和專業知識的顧慮降低預期並避免過於莽撞的選項；在另一方面則意味着，即便在作爲其載體的人類社區本身被簡單化治理所規訓之後，權力與被支配者之間的微型政治動態仍不會凋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旦簡單化治理模式背後所依附的力量平衡有所動搖，存在於微觀層面的政治張力便會以負外部性的形式襲來。而與這些結果相對的是，一旦決策者能至少在一些技術性問題上將地方性因素考慮在內，而地方性聲音也能在決策過程中得到代表、並對決策與實踐構成約束，簡單化治理的衝動，或許就能以一種相對溫和的方式得到遏制，而地方性的知識與社會機理也更有機會適應現代社會無法停擺的扁平化趨勢，並在微觀層面發揮節律人類定居生活的作用。\u003C\u002Fp\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9142623740690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