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1684年春的禮儀之爭\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清朝內部對皇帝巡幸活動的準確內涵與合適定位的爭議最晚開始於\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1\"\u003E166\u003C\u002Fi\u003E8年底，那時年輕的康熙帝第一次想啓動他的巡幸活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山東—江蘇交界處:“勤政”的意義聖駕臨近山東與江蘇交界時，起居注中的措辭從\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關注\u003C\u002Fi\u003E皇帝的聖心轉向了對勤政的渲染。

"\u003Cp\u003E本文轉自：敘拉古之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摘要：本文以1684年春季所發生的朝廷辯論爲切入點，探討康熙皇帝在1684年秋季首次巡幸山東和江蘇兩省的多元象徵意義。\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有的朝臣倡導把康熙皇帝的這些巡幸活動視爲“告成之禮”。\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有的支持把它視爲行使“仁義文治”之任務。\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本文認爲，此次禮儀爭論揭示了清廷政治文化中文武價值觀念之間的對立。\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還有，1684年“東巡”與“南巡”途中，一旦聖駕接近和行經某些有重大象徵意義和文化意義的地方時，這種意識形態上的\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緊張\u003C\u002Fi\u003E對立極其尖銳而明顯，尤其體現在漢文本起居注的記載中。\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據此可知，清王朝統治的合法性是永遠不會徹底完成的，是一個沒有盡頭、不斷進行的歷史過程。\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cun1t5aZB4G1\" img_width=\"1080\" img_height=\"305\" alt=\"漢學｜|張勉治：康熙皇帝首次南巡與文武價值觀念之間的對立\" inline=\"0\"\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序言\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巡幸是一種具有多元意義的實踐活動:它的象徵意義和重要性既可通過多樣的歷史情景追溯，也可從豐富的原始資料中求證。①事實上，只要仔細閱讀現成的史料，便能夠對康熙首次巡幸這個一直飽受爭議的活動的意義作進一步的闡釋。一方面，巡幸活動可被構建爲對“仁政”的實踐，另一方面，也可被解釋爲極具軍事色彩的“征服禮儀”。對巡幸意義的解釋，是強調文治還是武功，這種分歧在17世紀70至80年代間康熙皇帝最早的巡幸活動中表現得最爲明顯，並在1684年首次東巡與南巡中達到頂點。在下文中，我將努力闡明這一長期存在的文武價值觀念的\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緊張\u003C\u002Fi\u003E對立，這種對立深深嵌於康熙皇帝首次南巡的官方敘述中，特別是起居注的記載。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1684年春的禮儀之爭\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清朝內部對皇帝巡幸活動的準確內涵與合適定位的爭議最晚開始於\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1\"\u003E166\u003C\u002Fi\u003E8年底，那時年輕的康熙帝第一次想啓動他的巡幸活動。③這種由對巡幸之意義闡釋的矛盾而形成的內在\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緊張\u003C\u002Fi\u003E，在1684年3月底4月初的朝堂上表現得已很明顯，一場激烈的爭論就此爆發。這場爭論的主角是朝中兩位大臣:曹禾和王承祖，他們分別懇請康熙皇帝東巡山東。④皇帝立刻召集羣臣討論這兩位大臣的建議。雙方爭執的核心點，至少名義上，並非皇帝巡幸山東是否有充分的理由，而是皇帝在泰山應該舉行什麼樣的禮儀纔算最合適?然而，對每位朝臣的意見進行更仔細的分析就會發現，還有很多更基本的問題關係重大，這些既包含“東巡”的基本含義，也包含了清王朝統治中國的意義和要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是征服禮儀，還是仁政典範?\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場爭論開始於翰林院編修兼起居注官曹禾(1637—1699)，他首先進諫道:“皇帝登封岱宗，以告成功，以昭盛德”⑤。曹禾對巡幸行爲的論證來源於他對祀典的專門解讀。他首先將祀典分成了“常祀”與“特祀”。常祀的實例是指每年有天子參加的季節性獻祭———通常包含在社稷壇、天壇、地壇及太廟所進行的祭祀。對“特祀”的說明則以聖王舜的大規模巡遊作爲例子。曹禾適當地引用了《尚書》中那段描寫舜帝大規模巡遊最經典的章句:“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山川。”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司馬遷(公元前145—86)在所著《史記》(約公元前91年成書)也引用了《尚書》中這一常被徵引的語句，作爲上古賢君在泰山舉行封禪⑦的證據。曹禾對此深信不疑，並直接引用這位偉大史家的話:“司馬遷所謂，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者也。”⑧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意味着所有統治者自“\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三五\u003C\u002Fi\u003E以來，昭姓考瑞，必以其成功告於上帝”。⑨最後，曹禾還聲稱，封禪是一個歷史悠久而值得尊敬的行爲活動，不僅代表王朝的興盛，而且是對王朝征服的慶賀，他在他的上奏中對這一基調做了進一步詳細說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對曹禾及其同僚來說，對這一史料的深入研究，既是一種復古行爲也是一種解釋行爲。通曉這類知識是在政治上有所作爲的一個必要前提。事實上，在曹禾看來，自宋代以來對封禪的忽視都應歸咎於那些“不敢申明其禮”的“後世議者”。很明顯，這些人不願舉行封禪，刻意地與歷史上“秦漢唐宋之主，有事岱宗者，皆勒兵十數萬，創立宮殿，更起明堂、辟雍”的活動保持距離，因爲這種軍事冒險主義和大興土木的政策“勞民費財，失對越之意”。在曹禾看來，一個嚴重的且令人遺憾的後果就是朝廷的很多官員逐漸變得只\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關注\u003C\u002Fi\u003E“一歲中祈年報賽之常祀”，而忽視了“東巡”一類的“特祀”，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泰山封禪。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闡述了朝臣對封禪的忽視之後，曹禾繼而簡要概括當朝歷代皇帝的豐功偉績(當然是用委婉的稱頌詞句)，試圖恢復泰山封禪。這些包括努爾哈赤“誕膺圖籙”，皇太極“受寶握符”，順治帝“撫有區夏”。可曹禾又指出順治時期雖然天下一統，但“大命雖定而天下未寧，人心未靖。”事實上，“三孽”(指三藩)仍然“伏於方鎮”，海寇(指反清勢力)仍然跳梁東南。儘管如此，賴上蒼眷佑，康熙帝堅持不懈地展示美德和神聖能力，以圖最終實現“大一統之業”。11\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曹禾對清帝國以“無外”爲特點的拓展政策極盡溢美之辭，其中就應該包含了過去的戰爭和未來的征服。然而，曹禾確切所指的是剛剛結束的“平三藩”(1681年12月)和“平定臺灣”(1683年10月;指蟄居臺灣的鄭氏家族的海上勢力)的軍事勝利。這些軍事成就標誌了“大一統之業”達到了一個\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高潮\u003C\u002Fi\u003E，這爲曹禾的主張既提供了原因，也提供了動機。用他的話說:上帝之命，不可不報;山川百神之助，不可不答;而運勢之本，開基之功德，不可不紀。12\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曹禾看來，最近平定三藩與臺灣的勝利對清朝來說是天命所歸，這要求舉行一場極具經典意義的“東巡”泰山之祭，在那裏，古老而卻長期受到忽視的封禪將再次舉行，以此將王朝征服達到頂峯的勝利時刻載入史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王承祖闡釋問題的角度則截然不同。而且，他擁有更大的權力和威望來實現自己的主張。1684年，王承祖位居吏科掌印給事中，主要負責對供皇帝閱覽的公文往來進行監察，並能夠直接影響政治決策的形成，甚至提出建議。此外，王承祖享有直接進諫皇帝的特權，並且可能有時幫助修訂起居注。13就純粹的官僚系統而言，王承祖有充分的權力去評論曹禾的訴求。從某些事實來看———包括王承祖的職位，他和曹禾的建議的特殊形式，14官方記錄中這些文件的安排，以及它們的具體內容15———我們有理由推斷王承祖得知了曹禾最初的請求，並且快速地書寫了自己的反對意見，最終促使兩份奏章同時上達天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事實上，從王承祖的實際立場看，他沒有(可能也不會)逐一反對曹禾關於“東巡”泰山的請求。相反，他只是對曹禾有關主張舉行封禪活動的動因和理由提出異議。在他的奏章中，王承祖懇請康熙帝“仿古帝之巡狩，以勤民事，以光聖治。”16通過對皇帝極力頌揚，並含蓄地表達了自己的忠誠，他首先小心謹慎地聲稱皇帝應該胸懷更高的抱負:“皇上乘泰運之始，出維新之治，屢頒上諭，戒飭臣工疏通仕路，皆軫念民生、期登熙隆至意。”在對皇上進行連篇累牘的頌揚之後，17王承祖談道:“方今四海昇平，要荒向化，正觀風問俗、勸課農桑之時。”18這裏，我們便能夠看出王承祖對“東巡”的界定並非王朝興盛和征服的凱旋禮儀，而是在和平時期倡議鼓勵農桑，移風易俗的仁政典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尚書》“舜典”中有對聖王舜“東巡”原型的描述，王承祖通過對他非常熟悉的“舜典”的解讀來支撐自己的觀點:岱宗居五嶽之首，東方爲生氣之先二月乃東作之始，燔柴祀天因所至，而祭告之至，其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蓋皆爲民事也。故載之於書，令後世仿其意而行之。19\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裏，王承祖在代表儒家思想的《孟子關於帝王出巡的論述，20和自己關於康熙帝東巡的建議之間構建了正統直線聯繫，懇請康熙皇帝仿效虞(也就是聖王舜)的東巡，“察閭閻之利病，問風俗之厚薄，設祭方岳以祈年豐。”21如此，東巡活動就徹底去除了巡幸活動的軍事化色彩，強調了百姓福祉與農業繁榮而不是王朝征服凱旋後的慶功活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對經典的解釋中，王承祖反對曹禾的觀點，特別是那些建議康熙帝要在泰山上舉行種種禮儀的主張。王承祖毫不掩飾的異議甚至明確反對曹禾對司馬遷的註解:臣讀《史記·封禪書》內雲:“上古封禪者，七十二君，”皆荒唐無稽!22至秦皇、漢武仿而行之，不過耀德張功，後世鄙焉。23\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通過全面推翻曹禾立論的前提條件，王承祖極力主張康熙皇帝“法虞帝行燔柴之禮不襲封禪之事。”24\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皇帝的勉強與默許\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接到這兩份奏章後，康熙皇帝令九卿、詹事和科道官員討論此事。王承祖作爲一名科道官員直接參與了這些討論。很明顯，爲了平衡王承祖的影響，康熙皇帝讓幾名內廷官員(即詹事)也參加這場討論，其中就包括皇帝的心腹高士奇(1\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64\u003C\u002Fi\u003E5—\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1703\u003C\u002Fi\u003E)25。關於高士奇與他在朝堂上所扮演的角色，下文將提到更多細節。這裏我們只需注意，在這次會議上，王承祖的觀點最終勝出，康熙帝欲左右討論結果的企圖落空。1684年4月13日，在經過反覆討論後，官員們將他們的意見呈報皇帝:翰林院編修曹禾請封禪泰山，應不準行;科臣王承祖請行巡狩，燔柴泰山，即過孔林觀禮器，應準行。26\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康熙帝對這個結果似乎並不非常滿意。他沒有接受，相反要求禮部研究一個更詳盡的合適的禮儀方案，以及相關的先例。一旦禮部報送內閣，他將指示滿、漢大學士“公同詳議擬票具奏。”27在經過足足兩個星期的研究與討論之後，28禮部的官員們的結論是“祭泰山如祭天壇禮”29(1684年4月28日，即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換句話說，根據禮部制定的禮儀方案，皇帝巡幸泰山並不需要舉行“特祀”活動，而是簡單地照“常祀”標準辦理，就像皇帝每年到天壇的祭祀一樣。這意味着曹禾的意見被徹底否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康熙皇帝似乎仍然不想接受禮部意見，他轉而詢問他的大學士:“此事爾等之意若何?”滿族大學士明珠小心翼翼地答道:昔之封禪致祭之禮，年代久遠，無從考其儀注，史書所載甚屬繁多。又虞舜巡狩，燔柴致祭之典，亦無儀注，臣等之意似應從部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至此，康熙帝可能察覺自己一意孤行的危險，於是採取了默許的態度:“封禪之舉，非所宜行。此事著依部議。”30\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1684年11月:康熙皇帝的東巡與南巡\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684年4月底，曹禾原來所倡導的將“東巡”泰山、舉行封禪視爲王朝拓展與征服的凱旋之禮的建議在朝堂上飽受非議。與此同時，王承祖將“東巡”視爲仁政下徹底非軍事化活動的觀點則完全勝出。的確，王承祖有效地利用了令人肅然起敬的慷慨陳詞，和儒家經世而賢明的統治理論，擊敗了曹禾，爲1684年康熙皇帝東(南)巡的啓動構築了理論框架。康熙皇帝將不舉辦曹禾最初建議的泰山封禪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然而，當康熙帝期盼已久的巡幸經過山東與江蘇兩省時，如何看待皇帝巡幸活動的分歧仍然存在，並藉助各種事件不斷展開。換句話說，雖然正式的禮儀爭論已經告一段落，但當1684年秋天聖駕通過山東和江蘇時，意識形態上的矛盾仍然尖銳，並導致進一步的討論與談判。一旦聖駕接近和行經某些有重大象徵意義和文化意義的地方———諸如泰山、山東與江蘇邊界以及長江時，這種意識形態上的\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緊張\u003C\u002Fi\u003E對立極其尖銳而明顯，那就是到底該以文治還是武功的觀念來解釋清朝的統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山東:協商中的文武價值觀的\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緊張\u003C\u002Fi\u003E狀態\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684年11月16日，從北京啓程12天后31，聖駕到達泰山腳下的泰安州，中午時分，康熙皇帝開始了攀登他期盼已久的東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內，他步行了40裏(大約13英里或20公里)到達頂峯，之後他在三個不同的地方舉行了祭祀，並且登高遠眺，欣賞各處景觀。晚上宿于山頂，早晨觀日出。在下泰山之前，他又舉行更多的祭祀，沿途所到之處揮毫題詞。直到中午康熙帝纔在侍衛的保護下到達泰安城北，在那裏的一個專門供奉泰山之神的廟裏(即東嶽廟)，康熙帝再次進行了祭祀。32\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起居注官們在評論康熙的首次泰山之旅時，頌揚了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伏惟皇上文德誕敷，武功煊赫，聲教四訖。”33事實上，他們明確重申的成就即是曹禾早先提出的“大一統之業”。34“東西南朔，罔不率俾，海隅向化，自古幅幀所不及者盡入版圖”。35這裏，起居注官將他們的注意力從君主權威與聲望(即文德與武功)的雙重資源中，轉移到了帝國統治的實體(四周邊界、東南沿海和歷史上未統一過的地區)上。通過讚頌帝國邊界與領土的拓展，起居注官們實際上承認並接受了曹禾早先提到的以軍事上的勝利主義爲特徵的泰山封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更重要的是，起居注官們也介紹並重點突出了“文化魅力”(即文德)是君主品質與合法性的標準。在他們的修辭性很強的文字介紹中，對過去征服事實的把握並不十分準確(即全憑武力的征伐戰爭)，對現在和將來的界定則更多的強調“中國東南地區將被納入清朝的‘大一統’”之中。在這一方面，最爲重要的是有關帝國軟實力(soft power)和君主文德的作用，而非軍事力量。起居注官通過反覆強調對康熙帝“文化魅力”的讚美，反映了他們對文德的追求。毫無疑問，他們對民政方面的成就一直持最高的讚美態度:“建置郡邑，功德隆盛，固已並三皇而媲五帝矣。”36通過將康熙皇帝重建國內統治秩序，媲美於上古聖王的美德，起居注官們實際上是在明確表示，清朝的“賢德成就”來源於統治者期望構建一個更低調、謙遜的仁政統治，而不是滿族統治者和征服精英在軍事上的勇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的確，在起居注官的筆下，康熙皇帝到中國內地和東南地區種種活動，總是通過一些寓意深刻的術語，被表述爲得到了合乎體統、文明的統治行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巡幸所至，清問下民，閭閻疾苦靡弗周知。\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蠲租徭，恤耆老，憫顛連，吏治清濁，諮訪激揚，白叟黃童，引領望幸，鑾輿經過之地，歡呼載道。\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37\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作爲起居注官們對皇帝巡幸活動的評述的一部分，上述這段文字在官方的敘述中佔據重要位置。但是這樣的言辭邏輯更像是程式化的修飾性描寫。此時，聖駕巡幸剛剛十二天，正在山東境內，上段文字中所述的景象還沒怎麼發生。換句話說，起居注官們只能憑藉象徵手法來記載，而非歷史真實。他們如此不辭辛苦勞動的最終目的，未必只是記錄信史，而且通過構建具有說教意義的、可以流傳後世的統治模式，形成某種特殊的文化意義。換言之，起居注官是在全力以赴地做一個沒有止境的課題，那就是塑造統治的合法性，這被Catherine Bell稱爲“儀式化”。38這項有關統治合法化的禮儀方面的研究課題，其產品是要求有一個聖君的禮儀化實體，39而且隨着聖駕巡幸逐漸深入內地，起居注官對這一聖君實體的表述也會愈加清晰(體現在康熙皇帝行爲中)。毫不奇怪，起居注官們傾向於通過對此次巡幸的描繪，來表現皇帝積極的、正在進行的轉變，我們或可稱之爲“文明進程”。在這項統治合法化課題中(作爲一個文明進程)，起居注官們所塑造的這一動態的聖君的化身就是康熙帝本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然，康熙皇帝本人就是這項禮儀化與合法化的過程中的一個同樣重要的參與者，在這一過程中，起居注官們一直致力於與皇帝進行協商。大約六至七個月前，早在曹禾和王承祖朝堂爭論時，他們與皇帝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協議。1684年4月，康熙皇帝最終表示曹禾關於赴泰山舉行封禪的建議不合時宜。曹禾想以此表明君主的權力和權威具有更多軍事凱旋的色彩，但康熙通過這種方式，含蓄地迴避了曹禾有關東巡的觀點。康熙接受了王承祖提出關於“東巡”的另外一個概念，即視之爲對勤政、仁政和聖德的實踐。在泰山腳下與滿族大學士明珠的一次公開談話中，康熙帝似乎想驗證這一點:朕夙夜孜孜，勤求治理，深宮寧處，軫念閭閻，諏吉時巡，省觀民隱。經行所至，登於泰山，至聖遺蹤，緬然如睹。40\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裏，康熙帝一直在扮演着他的角色，整個泰山之行中，康熙皇帝遵循着預先設計好的腳本。然而，在剩下的旅程中，即經過山東和江蘇境內時，他開始積極地、不斷地與起居注官們就禮儀問題進行協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巡幸泰山漸進尾聲，起居注官們已經開始爲旅程的下一站作修辭上的鋪墊。爲此，他們回過頭來，重新記述了1684年的春天這一重要時刻:“乃聖心有大益，謙斥封禪之文，舉省方之典。”41在這種特殊情景下，這個簡要的敘述彷彿在提醒康熙皇帝必須遵循早先的決定:不在泰山舉辦封禪，以免將其當作征服勝利後的軍事措施;當聖駕過境山東與江蘇境內時，也要以更謙卑、仁義的態度貫穿全程。換句話說，對起居注官們來說，1684年春天的禮儀之爭已經不是單純的在泰山舉行什麼樣祭祀典禮的小問題，而已經成爲全部巡幸活動的基本動因和內涵意義之所在。這可能是起居注官們爲什麼將皇上“謙斥”曹禾提議的行爲，與“舉省方之典”相提並論的原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裏，我們可以提出一些問題，來表明在起居注的敘述中存在着某種內在\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緊張\u003C\u002Fi\u003E。首先，康熙帝最初做出不應允曹禾提出的泰山封禪請求的決定，並非如同起居注官們宣稱的是一個“拒絕”的行爲。我們也許記得，在1684年4月28日朝堂上的禮儀之爭即將結束時，康熙皇帝僅僅聲明:“封禪之舉，非所宜行，此事著依部議。”42這更像是皇帝勉強接受大臣們意見的結果，而非“謙斥”曹禾東巡提議。也許兩者的區別微乎其微，但是從康熙皇帝的意向看，這反映出了重要的區別:皇帝意向本身就是政治競爭和意識形態爭鬥的主要焦點。\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二，儘管康熙皇帝的泰山之行嚴格遵照起居注官們設定的腳本，但在聖王活動之外，他也舉行了很多高度軍事化的禮儀活動。舉例而言，1684年11月11日(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五日)，即登泰山的前五日，“上召大學士明珠、尚書伊桑阿、介山，學士席爾達，侍讀學士朱馬泰、徐庭璽，卿葛思泰、阿里虎、安泰於圍中射獵。”這場即興的打獵活動是巡幸進入山東時的一個軍事化儀式，背後包含着某些民族色彩。實際上，康熙帝在這一天所召集的打獵成員們，除了唯\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5\"\u003E一一\u003C\u002Fi\u003E名漢族官員徐庭璽外，其他人都是滿洲官員。同日還有記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是日，賜山東巡撫以下、知縣以上等官及致仕大學士馮溥等兔。”43通過這種傾向性的姿態，康熙皇帝是在向山東的整個文官系統展現他在軍事上的威力和對軍事的高度\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關注\u003C\u002Fi\u003E。然後，第二天(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六日，即1684年11月12日)，“上召福建金門、海壇總兵官陳龍、林賢於圍中射獵。”44第二次狩獵活動的意圖似乎是爲了向兩位重要軍事官員灌輸對朝廷的忠心(他們從北京到福建去接任剛獲的新職位，奉旨扈從聖駕)45，但是，也有可能是想借此機會慶祝一年前在1683年夏天平定在臺灣、澎湖列島和臺灣海峽中活動的反清勢力的新勝利。46\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更重要的是，起居注官們記載這些事情，卻沒有做出任何相應的評論(一般都會大加讚美的)。這顯然並不是因爲沒有機會。畢竟有兩位官員充當“扈從起居注官”47，參與了這次圍獵活動，雖然孤獨的漢族起居注官孫在豐沒有受邀圍獵。我認爲起居注官不對皇帝圍獵行爲進行評價，是因爲它不符合將東巡作爲“仁政”活動的規範性記敘。相反，狩獵儀式看起來似乎強化了康熙皇帝一直致力於———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這樣，把“東巡”看作征服的凱旋之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如此，就不足爲怪，當聖駕準備離開泰山，並繼續南行時，起居注官們再次提醒康熙皇帝曾經對“展示聖心”做出的承諾，並試圖確保他將承諾踐行到底。他們通過起居注的規範性敘述，不斷提醒君主這一敏感的意識形態主張:“乃知聖主舉動度越百王，史臣執簡，惟有頌揚莫罄也已。”48這裏，起居注官們可資利用的只有修飾性言詞。他們知道言辭上的影響僅僅是微弱而有限的間接說教，但是，他們透露的信息非常明確:只要皇帝繼續按照起居注官們事先佈置好的腳本行事，那麼他們對合法性權力的無休止的讚美之詞將隨之奉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皇帝在三天後做出回應，1684年11月20日(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四日)，皇帝將野兔分發給了每一個隨從的官員。但很難確定被分配的野兔到底是在之前的狩獵中捕獲的，還是在1684年11月20日當天狩獵中新捕獲的。我提出這種可能性僅僅是因爲起居注官們(具體是誰還不清楚49)提到皇帝“於圍中”向官員賞賜戰利品。而且，起居注官們使用了相同的詞彙介紹了康熙皇帝早些時候“於圍中”射獵的活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無論康熙皇帝是否在11月20日當天舉行過圍獵(文字材料中顯示他沒有)，但他明確地在最近的狩獵中舉行了一個極具象徵意味的儀式(即在圍中贈予野兔)。而且這個特權\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1\"\u003E圈子\u003C\u002Fi\u003E包括孫在豐，泰山之北狩獵時，這個漢族起居注官員曾經被排斥於外，50但現在卻被傳喚參與狩獵活動，並記錄第二次狩獵的生動場面。考慮到圍繞着皇帝個人行爲與活動的敏感性，這一系列事件的發生並不像是巧合，而更像是對孫在豐反覆宣稱身爲“滿人”的康熙皇帝乃一位“漢化”聖君的尖銳反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同時，康熙皇帝也通過身體力行的方式不斷強調他的特權，以及他對這次巡幸活動的看法。爲此，他繼續容許他的起居注官們(至少他們中的一部分人51)參與到這場不斷發展的積極協商的過程中來。52這個協商過程不僅有言語上的辯論，也表現爲身體的行爲和實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山東—江蘇交界處:“勤政”的意義聖駕臨近山東與江蘇交界時，起居注中的措辭從\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關注\u003C\u002Fi\u003E皇帝的聖心轉向了對勤政的渲染。在1684年11月21日(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即康熙皇帝宣佈首次南巡前兩天，行宮臨時設於山東南部的沂州，這裏距離江蘇北部邊境70公里(43英里)。這一天，起居注官們只記載皇帝晚上的活動:“上坐待至二鼓”(晚上九點至十一點)，以等待皇帝巡幸過程中每三天必至的本章(來自京城衙門)。皇帝“數問本章到否”，對內閣的官員言:奏章關係國政，最爲緊要。朕凡在巡幸之處，奏到隨即聽覽，未嘗一有稽留。前此遞本官員因其遲延，朕已經重處。此番本章何又至今未到?今日奏章不拘時刻到來，爾等即便呈進，朕宵興省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結果這天的奏報直到四鼓(凌晨一點至三點)纔到達皇帝營帳，“上即起，\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5\"\u003E一一\u003C\u002Fi\u003E詳覽達旦。”53\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儘管該場景本身已爲皇帝勤政提供了足夠的證據，起居注官們仍然堅持加上了他們的“竊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自古勤政之主，高居深宮，或三日或五日一聽政。\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史書尤稱爲盛事。\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皇上馬上巡行，日省方輿風俗，閭閻生業，未嘗少即晏安。\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夜分而起，徹曙聽政，以視古人未明求衣，日晡夜食，誠遠過之。\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國家萬年之基端在此矣!\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通過這段評論，起居注官們提升了這個例行活動，將其“儀式化”，從而使之轉化爲君主品德與合法性的意識形態象徵。換句話說，官方記述不再過於\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關注\u003C\u002Fi\u003E與上古賢君泰山封禪緊密相關的禮儀活動，而是將目光轉向與日常管理中的例行公事。54同樣重要的是，康熙皇帝的勤政與自律不僅表現在批閱日常奏章，也表現在巡幸途中對百姓生活習俗和日常生活的省察，在起居注官們的筆下，這些都是仁政的標誌，也是起居注官們從言辭上爲兩天後聖駕進入江蘇所定下基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無獨有偶，一週前，在泰山腳下，康熙皇帝也談到了同樣的主題:“朕夙夜孜孜，勤求治理，深宮寧處，軫念閭閻。”55對於皇帝也是如此，他強調的重點同樣已經轉向勤政與效率，這一轉變似乎更容易超越更爲敏感以及更具決定意義的禮儀諸問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然而，“勤政”這個概念更加靈活，並富有彈性，爲妥協留下了足夠的空間。皇帝在巡幸途中積極處理文、武事務都有可能被認爲是君主仁政的合法性表現。然而，起居注官們傾向於用視察河工來解釋聖駕進入江蘇的原因，因爲這樣就可以紓緩民困:上以黃河屢歲沖決，久爲民害，欲親至其地，相度形勢，察視河工，命駕南巡。56\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換句話說，當正式宣佈第一次“南巡”時，起居注官們最\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關注\u003C\u002Fi\u003E的是民間治理和百姓福祉。對軍事安全和武備卻避而不談。然而，後者纔是康熙皇帝首次南巡的核心內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正如以前也曾有專家對這個問題一帶而過，儘管沒有明確提及，康熙皇帝首次南巡也有軍事演習與軍隊檢閱的目的。57在他所經之處，康熙皇帝每天不但召見當地的文官，也召見綠營與八旗駐防的各級軍官。58例如，當聖駕進入江蘇的那天(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八日，即1684年11月24日)，起居注官列出七名來到這個移動的朝廷受到皇帝接見的官員。59六名軍事將領在楊捷的帶領下覲見皇帝。楊捷(1617?—1690)60，功勳卓越，性格剛毅，深受信任，當時出任江南提督。61\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根據起居注的記載，康熙皇帝召見楊捷一行是在聖駕停駐宿遷搭起大帳之後。然而，根據楊捷自己的記錄，62他們是在山東和江蘇的邊界上受到接見，距離宿遷縣城大概四十公里(24英里)。在這裏，輕鬆的寒暄過後，康熙帝對將軍肅清福建沿海反清勢力的戰績予以認可。然後，皇帝稱讚這位年過六旬的老將“尚矍鑠不老”，問道:“尚能射幾斛力弓?”楊捷答道:“臣前駐師壓海賊，疊身苦鹵溼，弓稍弱，然尚能射。”63對此，皇帝答道:“能射即真老將軍。”\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64\u003C\u002Fi\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於是，康熙“命閣臣傳旨將軍起上馬，走圍槍內”。楊捷在皇帝的這些隨侍中行動自如，這些人在兩週前曾在山東參加皇帝的圍獵活動。正如皇帝的評價:“將軍功高老臣，諸國戚、內大臣視之親親，無徉暖熱。”65之後，楊將軍加入隨侍皇帝的豹尾班，隨聖駕到宿遷縣城，在那裏，他被授權可以出入戒備最爲森嚴的皇帝大帳區域。另外，康熙帝又將他親自射殺的一隻野鵝賞給楊捷，以示格外恩寵。66第二天(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康熙帝又賜予楊捷他在宿遷縣親自捕殺的五隻野兔。67\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對康熙帝來說，關心軍務肯定是他勤政的一個方面。可是在漢文起居注中，並沒有記錄康熙帝見到楊捷的互動細節。一個原因是那些起居注官員可能見不到皇帝和他最親信官員之間互動的細節。可能性更大的另外一種原因是凝聚皇帝周圍最親近的\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1\"\u003E圈子\u003C\u002Fi\u003E———可能也包括一些省級高級官員———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騎射、圍獵等這些軍事化的宮廷文化爲基礎的。而且，即使當聖駕進入江蘇省的時候(那時也被稱爲江南省)，康熙帝一直堅持不斷地舉行各種軍事化禮儀，而對軍事化色彩很重的政治文化的詳細描述，將會引起無益的\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關注\u003C\u002Fi\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無論是哪種情況，在起居注的官方記錄中，資料上的差異表明在意識形態上存在着文優先於武的狀態。然而，起居注官員在遵循這種意識形態時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因爲當他們看到康熙帝逐漸偏向於處理軍事事務，尤其是當聖駕越過長江後，皇帝在顯而易見地展示軍事力量。\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WMUzlSDQwH3va\" img_width=\"1080\" img_height=\"476\" alt=\"漢學｜|張勉治：康熙皇帝首次南巡與文武價值觀念之間的對立\" inline=\"0\"\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江南:覈實武備與軍事勝利主義\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康熙皇帝渡過長江，與登泰山相比，在象徵意義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畢竟，這是歷史上滿族皇帝第一次踏上這個被稱爲“江南”68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684年11月29日(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聖駕渡過長江，順流而下，到達鎮江府城西門，並於此地安帳停駐。在這裏，康熙召見了21名江蘇、浙江兩省的高級官員，其中11人是武官。69這次集會本可以在蘇州城舉行，因爲這裏不只是1684年南巡路程的最南端，而且也靠近浙江省城杭州。再說，這批官員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要從杭州起程到長江南岸迎接聖駕。但是那樣的話，效果絕不相同。巡幸進入山東和江蘇時高度軍事化的性質表明，這些省級官員被傳喚到揚子江畔，由此可以再一次見證清帝國的高度軍事化和踏足江南的凱旋儀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事實上，康熙於11月29日越過長江後，次日即退回(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即1684年11月30日)。他與隨扈人員登上被稱爲“沙船”的戰艦，沿長江巡迴航行了“十數里”距離(大約6公里或3英里)。這艘船上下行使，左右橫渡。這並不是一次有實際意義的橫渡，而更像是檢閱作爲在平定“三藩”之亂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水師力量。康熙皇帝對“沙船”的速度和敏捷程度印象深刻，他轉而對近臣高士奇說道:自興兵以來，恢復嶽州、長沙，70多得此船之力。今海寓承平，昔時戰艦僅供巡幸渡江之用。然安當思危，治不忘亂，朕乘此舟未嘗不念艱難用武之時，非以遊觀爲樂也。71\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通過這段話，康熙皇帝想明確表示對武備一如既往的\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關注\u003C\u002Fi\u003E，也確實是他勤政的一個重要方面。他也一再否認他到江南是爲了欣賞那裏的美景或遊山玩水的觀念。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康熙帝也一直在暗示，和平局面的持續和清王朝統治中國的真實根基，是在軍事上常備不懈、高度警惕的精神狀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和以前一樣，起居注官們記下了這個場景和片段，但他們沒有任何評價和讚揚，可能仍然是因爲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強調文高於武。既然得不到起居注官們的讚揚，康熙皇帝就轉而從高士奇那裏尋得喝彩和肯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自1678年開始，高士奇就一直是皇帝的夥伴、心腹知己和御用文人。高士奇也深深地捲入了1684年曹禾和王承祖在朝堂上發生的禮儀之爭。事實上，正如同我們提到的，時任詹事府右庶子的高士奇有職務之便，康熙皇帝要求高士奇直接參加評判曹禾和王承祖有關東巡建議的高下之別。所以，高士奇一直處於宮廷鬥爭的漩渦中心，並在無意中成爲朝廷黨爭各派的目標，尤其是起到平衡王承祖一派力量的作用。4月4日(康熙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在第一次禮儀之爭公開辯論前六天，發生了一場激烈的討論。吏部官員向皇帝呈遞了一份題本，建議高士奇補翰林院缺。72康熙皇帝立刻拒絕了這個試圖將備受皇帝信任的侍從從內廷調離的建議:“高士奇系內廷供奉之人，不可驟令外用。此缺吏部會同翰林院另行選擇具奏。”\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73\u003C\u002Fi\u003E顯然，皇帝想要高士奇繼續留在他身邊，其原因在首次南巡時表現得更加明確，現在我們要專門回過頭來進行探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知道，康熙皇帝曾說要不斷保持軍事上的常備不懈，這一要求通過在長江中游舉辦水師閱兵儀式來實現，實際上，這個話是對高士奇講的，當時高士奇回應說:茲四方無事，時雍風動，皇上猶兢兢業業，居安思危，誠帝王持盈保泰之盛心也。74\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高士奇把皇帝專心軍事事務描述爲“兢兢業業”和“持盈保泰之盛心”，實際是在重申南巡禮儀中軍事色彩的合法性。他在這裏沒有把有關君主標準敘述的“聖”或“德”當作合法性的形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很快，與軍事勇氣和武備更加密切相關的各種活動接踵而至，聖駕在蘇州僅停留兩天，然後迅速前往江寧(今天的南京)。八旗駐防和綠營官兵在此接駕。75第一天，康熙皇帝花費整整一天的時間來表示對已經滅亡的明朝足夠的尊敬，他祭奠明朝開國皇帝(明\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太祖\u003C\u002Fi\u003E)的陵寢，參觀了明皇宮遺址。76第二天，他在校場檢閱了駐防八旗與綠營兵，在這裏省級軍官和康熙內廷侍從、貼身侍衛一起表演了射箭技巧。皇帝本人也拿起弓箭，上馬展示射術，從右邊射出五發全中，從左邊射出五發四中。根據起居注官們的記載，在這公開展示中，“士民觀者，以數萬計，皆踊躍蹈舞，歡呼動地。”77杭州八旗駐防將軍滿洲人馬哈達和其他奉旨而來的武官皆盛讚“皇上神武天授，超越從古帝王。今日軍民人等鹹得瞻仰，誠千載奇遇，不勝幸甚!”78\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一片歡呼聲中，起居注官們的沉默將會引人注目。因此，他們最後不得不撰寫評論。然而，他們在文辭上轉向，突出了皇帝的聖德和文治武功:伏惟皇上天縱聖神，乃文乃武，天章炳煥，翰藻琳琅，已遠駕千古，而聖武絕倫，俱臻至極。\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79\u003C\u002Fi\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不情願地演唱這些頌歌時，起居注官們試圖通過借用儒家經典來抵消或平衡對於皇帝武功的恣意頌揚，儒家經典強調文治是“開化”或“文德”的標準。他們暗示性的語言表現爲回應《尚書》的《大禹謨》的記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80\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種修辭上的共鳴，並不是這些飽學之士對經典的誤用。事實上，修纂起居注的朝臣———即供職於翰林院和內閣之人———應該會注意到起居注官們所用的“乃文乃武”是《尚書》中“乃武乃文”原文語序的顛倒，這是他們精心設計的，仍然是要反映文德高於武德的價值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結論\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以上論述中，我一直試圖闡明文武價值觀之間的裂隙，並仔細研究這種意識形態上的\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緊張\u003C\u002Fi\u003E關係是如何在1684年康熙南巡期間展開的。康熙皇帝和他的大臣們未必接受一個常規的觀點或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總想把穩定的內涵賦予清朝這一移動的朝廷。一方面，一些大臣將皇帝巡幸視爲王朝成功與征服的軍事化禮儀。另一方面，其他大臣則傾向認爲皇帝巡幸應作爲“仁義文治”和賢明統治的良好典範。對南巡禮儀觀念分歧的雙方均從經典和遙遠的歷史中尋找先例，以佐證自己的觀點。康熙皇帝參與了辯論，不僅通過有意識的言行，而且通過身體力行，如圍獵與賞賜的方式表達觀點。\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起居注官們一直要面對一種分歧，一方面是滿洲君主的性情，另一方面是“聖君”原型高度理想化的舉止，起居注官們以起居注的形式來記載康熙皇帝日常行爲和工作的言語因此顯得非常起伏不定。康熙起居注顯然與流暢的、天衣無縫的官方敘述相差甚遠，這個基本而首要的資料中包含着某些內在\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緊張\u003C\u002Fi\u003E。通過嚴密而謹慎的分析，可以揭示康熙朝廷內部不斷升級的爭論與妥協。這種宮廷內部鬥爭所涉及的問題恰恰在於，君主權力和權威用什麼樣的象徵形式和表達方式才能最恰當、最有效地展現統治中國的合法性。據此可知，清王朝統治的合法性是永遠不會徹底完成的，是一個沒有盡頭、不斷進行的歷史過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哈佛中國史》和《劍橋中國史》 的最大區別是什麼？\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一個兄弟號\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在信息\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爆\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炸，學術蛻變的時代，精選政治學、法學、歷史學論文爲讀者提供適應時代的跨學科知識服務。\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5\"\u003E公號\u003C\u002Fi\u003E主敘拉古之惑，也將堅持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宗旨，致力於爲\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關注\u003C\u002Fi\u003E者提供耳目一新的知識生產。\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在這裏，你未必能看到喜歡的觀點，但一定是挑戰性的視野\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9106038622061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