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div\u003E\u003Cp\u003E作者：張金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如何對待犯錯誤的同志，關係到這些人的政治生命，體現黨的作風和組織政策。陳雲對此有一貫態度，在這方面有許多重要思想和成功實踐，對我們今天處理類似問題，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和示範意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對於犯錯誤的同志，要減少戴大帽子（多穿衣服）”\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陳雲一貫認爲，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早在1942年10月7日，陳雲在延安軍事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指出：\u003Cstrong\u003E“共產黨是做事業的黨，共產黨員是做事業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沒有錯誤。無論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領，但還是有犯錯誤的可能。”\u003C\u002Fstrong\u003E1950年6月18日，陳雲在全國稅務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指出：“只有死了的人和未生出來的人不犯錯誤，要做事就不會不犯錯誤。”因此，陳雲主張對犯錯誤的同志要正面、坦誠地批評，不能進行打擊。用他形象的話說，就是\u003Cstrong\u003E“對於犯錯誤的同志，要減少戴大帽子（多穿衣服）”。\u003C\u002Fstrong\u003E陳雲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40年3月，陳雲在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期間，處理過這樣一件違反黨紀的案例。有一次，兩名知識分子新黨員，在學校畢業即將出外工作前來找陳雲談話。第一個黨員說：“有三件事過去沒有向黨報告過，今天臨走時必須向你說一下。”接着他說了三件事，都不是嚴重的政治問題，但過去都未填在入黨志願書上。第二個黨員也報告了一件他在黨內從未說過的事情：某年在某地爲了“飯碗”問題加入過國民黨，但是既未開過會，也未領過黨證。陳雲問他爲什麼入黨時和入黨後不說，答覆是，說了怕黨不接收爲黨員，怕不準在黨的學校讀書。他們在講完過去的隱瞞後，都表示：現在一切話都對黨講了，對黨沒有一點虧心的事了，痛快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陳雲聽後，認爲他們臨走時能把隱瞞的事講出來，總算向黨講了老實話，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就原諒了他們的幼稚，但同時也批評說，黨員對黨隱瞞應該向黨報告的事情是極端錯誤的，共產黨不允許黨員有這樣的行爲。爲使他們認識這個錯誤，陳雲要求他們每人寫一份對黨的聲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種對待犯錯誤同志的方式，既維護了黨紀的權威和尊嚴，又體現了組織的溫暖和寬容，使這兩名新黨員放下了包袱，接受了教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爲推動幹部隊伍年輕化，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並選舉胡耀邦等11人爲中央書記處書記。2月24日，陳雲在全會的發言中談到成立中央書記處問題時，重申了他對犯錯誤同志的一貫看法。他語重心長地說：“全黨應該允許書記處或者書記處的某個同志犯錯誤，準備他們犯錯誤。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從以上所舉事例可以看出，陳雲對犯錯誤的同志，主要採取嚴肅認真的批評的方式，目的是使其認識和改正錯誤，“而不是打落水狗的辦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對犯錯誤的同志既不能進行打擊，搞殘酷鬥爭，也不能採取自由主義的錯誤態度”\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陳雲雖然認爲對犯錯誤的同志要正面、坦誠地批評，不能進行打擊，但對事關黨的根本利益、根本原則的錯誤，則主張要旗幟鮮明，不能放縱。1941年3月26日，陳雲在討論增強黨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指出，對犯錯誤的幹部不要無原則地團結，既不打擊也不放縱。1942年11月16日，陳雲在西北局高幹會上的講話中更加明確地指出：\u003Cstrong\u003E“對犯錯誤的同志既不能進行打擊，搞殘酷鬥爭，也不能採取自由主義的錯誤態度。”\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陳雲是這樣提出主張的，也是這樣身體力行的。他在延安時期對兩起幹部不服從組織分配事件的嚴肅處理，就體現了他對待犯錯誤同志的基本態度和原則立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劉力功是個知識分子，1938年入黨，先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後到中央黨校訓練班學習。當他從訓練班畢業時，黨組織根據他在學習過程中的表現，給他做了鑑定，認爲他“非常自高自大，有不少共產黨員所不應有的觀點”，又是工作無經驗的新黨員，因此決定派他到基層工作中去鍛鍊。劉力功則堅持要進馬列學院或回原籍工作，否則就退黨。爲教育新黨員，黨組織曾與他談過七次話。在第一次談話中，他聲明自己退黨的說法是錯誤的，但仍堅持自己不到基層工作的意見。黨組織認爲馬列學院是黨的比較高級的學校，不能接收像劉力功這樣思想意識極端錯誤的分子，認爲派他回原籍工作，只是滿足了他的家庭觀念，非但不能對當地工作有幫助，而且有害於事，因此拒絕了他的要求。在最後一次談話中，黨組織告訴他：“個人服從組織”是黨的紀律，要你到華北去做下層工作是黨的決定，必須服從。可他還是要求黨接受他的意見，實際上是要“組織服從個人”。最後黨組織給他一段時間去反省自己的錯誤。幾天以後，他聲明願到華北去，但又提出條件，一定要到八路軍總司令部工作。劉力功不服從組織安排，是非常錯誤的。最後爲挽救和教育他，陳雲親自找他談話，但他仍固執己見。陳雲當面批評了他，嚴厲地說：“你非要到上層工作，就在延安山頭開荒去吧！”陳雲還警告他說，如果還堅持不服從組織分配，黨組織是要進行處分的，嚴重的要開除黨籍。劉力功依然拒絕執行黨的決定。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黨務委員會決定開除他的黨籍，並向全黨公佈。1939年5月23日，陳雲以劉力功事件爲例，寫了一篇題爲《爲什麼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的文章，論述了共產黨員要加強黨性鍛鍊，特別是遵守黨的紀律的極端重要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42年，中央組織部從在延安的東北籍幹部中挑選10多人，準備派回東北敵佔區工作。其中有些人因害怕敵佔區工作危險而拒絕服從組織分配，後經做思想工作，仍有六人不去。陳雲親自找他們談話，對他們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並於9月29日爲中央黨務委員會起草決定對他們給予處分。決定指出：這種行爲不僅是對工作討價還價的錯誤，而且是一種政治上的動搖。中央黨務委員會決定以上同志由正式黨員降爲候補黨員，其中一人給以嚴重警告。與此同時，其他多數同志均以嚴肅態度接受黨所分配的工作，這是黨員接受工作的模範，中央黨務委員會決定給以獎勵。10月19日，中央黨務委員會通過了這一決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從以上兩起事件的處理，可以看出陳雲在原則問題上是非分明，從不退讓。正如王鶴壽評價陳雲時所說的那樣：\u003Cstrong\u003E“在黨的原則問題上，在有關黨的事業成敗問題上，在黨的思想作風問題上，他從不做老好人，他總是旗幟鮮明地與危害黨的思想、行爲進行不妥協的鬥爭，堅決捍衛黨的根本利益、根本原則。”\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陳雲還主張，對犯錯誤的同志應該全面地考查。1980年2月24日，他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發言時說：\u003Cstrong\u003E“所謂全面是什麼呢？我們看到這個同志犯了什麼錯誤，也應該看到他在黨內做過什麼好事，這是一個方面。第二個方面，必須看到當時黨內的整個情況，這些同志是在當時的情況之下犯的錯誤。”\u003C\u002Fstrong\u003E這種對待犯錯誤同志的方式是客觀公正的，也是實事求是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8年9月，陳雲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論述幹部政策時曾指出：\u003Cstrong\u003E“當着解決一個幹部的問題，關係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時候，要很鄭重、很謹慎、很細心地去處理它。一個參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往往對於肉體生命並不重視，對於政治生命非常重視，他寧願犧牲一切，卻不願被黨組織開除。如果在政治上發生這種問題，他就會認爲他的前途沒有希望了。所以不是到了逼不得已的時候，決不要開除黨員的黨籍。”\u003C\u002Fstrong\u003E陳雲正是以這樣的博大胸懷關心和愛護幹部，珍惜和保護他們的政治生命的。\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929892107767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