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如晨/文

前後相隔3天，阿里、騰訊在一個新的場景隔空鬥法，表面看，似乎沒有擦出更大的火花，但那內功比拼還是相當精彩的。

這場景，就是數字經濟之下的“數字政府”。

7月21日，2019年中國電子政務論壇暨首屆“數字政府”高峯論壇（廣州）上，馬化騰結合騰訊於廣東的實踐說，“數字政府”建設必須系統化着眼、精細化着手、生態化着力，實現“大平臺、小前端、富生態”。

他再度強調了3+3+3的平臺服務模式。所謂3+3+3，分別指三大基礎資源平臺、三大應用平臺以及對應三大羣體的民生事項、營商環境、政府行政效率提升。

3天后的7月24日，阿里雲智能上海年度峯會上，在阿里CTO兼雲智能總裁行癲拋出“雲計算拐點論”後，阿里集團副總裁、阿里雲智能數字政府事業部總裁許詩軍宣佈，阿里將整合阿里雲、支付寶、釘釘、高德等技術、產品、服務、資源，全面升級服務數字政府戰略，即“數字政府2.0”。

他強調，1.0是網上政務，2.0核心差異在於數據化運營，數字政府將進入“數據化運營”時代。

不知是否在跟騰訊PK，許詩軍強調了數字政府實踐的1+2+2+N架構：1是一朵雲；第一個2是雙中臺，即技術、數據中臺；第二個2是兩端，政府協同端與公共服務端；N是無數應用。

已經隱約有火花了。數字政府平臺架構裏，就有它們各自的核心競爭力、商業立場以及一些重大變革動向。巨頭確實不是喫素的。

不過，這裏暫不展開。先繞一下，我們需要先解決一個基礎問題。就是，爲何它們如此傾心“數字政府？然後，在此基礎上，會結合過去一個週期的變化，給出一個大致的競爭力判斷。數字政府：風口之下

說到“數字政府”，夸克君頭腦裏閃過一本書：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第二章“首輔申以時”中，他以較多筆墨論述了傳統中國因缺乏“數字管理”能力，更多靠繁文縟節、官僚機制、道德、意識形態以及嚴酷的專制工具實施控制，而非技術、數字、信用、法制等，上層（皇帝＋科舉官僚）和下層（農民）幾乎斷裂，效率極低。

整個社會一直與“不對稱”、“低效”鬥爭。每一次重大社會變革，幾乎都與打破時空障礙、形成錯配的技術要素相關。政府作爲頂層設計力量，它的數字化水平，決定了一個社會的效率高低甚至文明程度。

當代“數字政府”概念很早就有。上世紀70年代末西方國家“新公共管理運動”即是。克林頓時期公佈“電子政府”戰略，期望借信息技術打造高效政府。2000年9月，美國第一政府網誕生。隨後，小布什升級“電子政府”，從“以信息技術爲中心”轉爲“以公民爲中心”，這是理念變革。2009年，奧巴馬將“電子政府”升級爲“開放政府”，2012年公佈了“數字政府”中長期發展戰略，全球矚目。

中國1998年興起政府上網熱。此後“千年蟲”推動了政府對軟硬件和網絡系統的採購與更新。不過，之後幾年，更多是傳統IT化、PC互聯網化，尤其是政府信息上網。2006年，中國政府網才正式開通。不過2012年之後，中國強國建設加快，尤其一波壯觀的移動互聯網熱潮，沉澱許多能力。到2017年，中央領導公佈“數字中國”，次年確立。中國數字治理步入一個關鍵週期。

這中間，有件事要提。那就是2014年“雲上貴州”整體落戶阿里雲。這是中國省級政府首次定義整體數字經濟戰略，並牽手雲平臺。當天阿里王堅博士說，貴州省政府的規劃“是中國一次新的改革開放”。隨後，多省/市複製、效仿。而2018以來，幾乎所有省份都制定了數字經濟、數字城市、數字政府等未來多年的戰略規劃。而且多個區域市場都定義了諸多行業年度盛會。“數字中國”落地已成大勢。

顯然，“數字政府”既是“數字經濟”國家戰略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一個應用場景，隱藏着巨大的商機。

這裏需要補充，中國爲何會如此緊迫地強調數字經濟：其一、數字經濟已成中國國民經濟貢獻主力。今年5月國辦新聞發佈會上的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31萬億，約佔GDP1／3；其二、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換驅動力，尤其是此刻中美貿易博弈下，進程在加快。數字經濟能夠超越傳統的三駕馬車的驅動力，能夠解構存量市場，創造全新的增長方式。

全球區域國家都在強化數字經濟。美國數字經濟GDP佔比與總規模都是全球第一。中國與它差距較大。新加坡、歐洲多國、日韓等也都高於我們。不過，中國大陸數字經濟增幅，在大國之中全球第一。2017年以來，一度貢獻了GDP增幅的60%以上。“數字經濟”是中國的後發優勢，也是一個巨大的風口。

大國戰略、風口、商機與應用場景，巨頭們隔空鬥法，當然有它們的商業邏輯，這也是外部的因素。

不過，我還想進一步說明，巨頭的商業模式與生態演進，也決定了它必須走向這種服務。平臺經濟的內在邏輯

無論阿里，還是騰訊、百度、京東、美團、拼多多、小米、華爲，當然還有海外亞馬遜、谷歌、微軟、IOE、FB們等等，它們日益具有平臺經濟的特徵。

這是中國互聯網公司相比美國互聯網公司的差異化風格。後者除了亞馬遜之外，其他雖號稱平臺，但維度略顯單一。當然不是絕對，我只就商業形態來說。

這跟中國市場的自然稟賦與要素經濟有關。人口、經濟地理因素不用說，線下世界更多元，區域與結構差異大。它給了技術組合力量充分發揮的空間。商業模式創新的空間更大。中國互聯網業在應用層面超越美國，就有這種邏輯。

多年來，中國互聯網平臺之間多有撕逼。從早期的BAT、3Q到今日的多元混戰。每個知名企業似乎都有其他的面孔。舉例來說，阿里、騰訊、華爲、百度、京東、小米、美團、拼多多，隨便拉出來一組，都可以找尋到明晰的競爭因素。比如，你覺得美團與京東、拼多多之間一直會相安無事麼？阿里與華爲之間，其實也已經有較深的博弈了。

這個跟數字政府有什麼關係呢？

想說，中國互聯網平臺、整體生態演進到今天，開始呈現出一種全面的自覺：那就是，在消費互聯網繼續深化、精耕的基礎上，開始向着產業互聯網滲透。許多公司都強化所謂2B戰略升級，併爲之調整、優化了組織架構，重新定義了平臺服務的結構。阿里、騰訊、百度、京東、美團都很鮮明。

2B服務是一個參差不齊的市場，企業層面滲透還好，它擁有較高的開放度，能在數據底層打通、打穿，垂直縱深來做。但是，帶有基礎設施特徵的領域，以及各種公共服務部分，尤其是政府機構掌握的部分服務，就不那麼開放。

恰恰政府手中，掌握着一個國家最爲關鍵的大數據資源。舉例說，交通、金融等等，無一不是如此。當然還有許多關鍵行業領域。它們就像一條條主航道，連接着無數的支流。由於缺乏市場化企業尤其互聯網平臺的技術要素，政府掌握的數據，價值難以發揮。而企業又無法直接共享。這是一種割裂的關係。包括BAT在內的諸多企業2B轉型升級進程，都受制於這一背景。

你應該能看到，過去幾年，阿里雲智能（前身阿里雲）在區域市場的雲棲大會落地，幾乎都伴隨着比較隱晦的驅動政府開放數據的用意。而由於數據是數字經濟時代、AI時代中國相比其他國家的差異化競爭力之一，很多時候，講得一多，反而顯得敏感。

如此，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無數互聯網企業的2B業務發展，無形中，都在期待政府在這一維度的開放。而“數字政府”的發展路徑，就是要融合市場化的機制，打造服務型政府，將公民視爲用戶或顧客，從以政府管理爲中心，轉向以服務民衆、企業等爲中心，這個過程中，數據持續開放就是一大特徵。

或者說，“數字經濟”國家戰略之下的“數字政府”，是中國未來一種巨大的數據紅利。當然，也不要指望一下開放多少。這是個長期的過程，因爲，背後除了政策，還涉及到複雜的治理改革與體制改革，這個不是技術所能決定的。但趨勢已經明朗。中國“數字經濟”的確立，也是中國新經濟力量獲得深度認同的象徵。

可以進一步說，“數字政府”既是數字經濟構成部分，又是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頂層設計力量。它其實稱得上中國數字經濟“提綱挈領”、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領域，具有一種系統性、協同性的價值。

你說，BAT們怎麼可能不去參與呢。它們巴望着呢。因爲，隨着2B服務升級，平臺經濟沉澱的基礎設施服務，具有豐富的溢出效應，必須有更大的場景落地，才能將完整的要素輸出。否則，就會產生許多沉澱成本。而過去的企業、行業領域，並不能完全挖掘出它們的價值。“數字政府”確實是一個關鍵的舞臺。

而且，數字政府，因爲涉及到複雜的治理與體制改革，它會日益走向深入、多元。與平臺經濟之間，有一種共振的關係。此刻，你想想，阿里2017年雙11前提出“經濟體”，2018年定義操作系統，2019年開始全面輸出，並通過阿里雲升級爲阿里雲智能，集中統籌2B部分，將計算、AI與數據進一步融合，能看出它的諸多動作帶有精益化的特徵。阿里確實是一個充滿戰略意識的組織，它的諸多舉動，甚至走在大國戰略、區域經濟規劃確立之前，顯示出超前的預判。這裏面應該有平臺演進的邏輯。

當然，也要看到，它們的參與也是一種無可迴避的責任。因爲，數字政府涉及領域非常深廣，而且週期很長，它不是政府簡單的信息化，而越來越需要複雜多樣的技術與商業要素的支撐，這一領域，所需要的核心參與主體，一定要兼具出色的技術、已經驗證的平臺以及商業要素等。如此，具有規模化效應的平臺經濟服務模式，就成了優選，已經變身基礎設施角色的它們，必須承擔許多責任。

逍遙子前段談阿里“平臺經濟”時，曾強調，阿里經濟體不是阿里自己的經濟體，而是所有生態參與方，阿里的升級與革新，是一種無法迴避的使命。幾個月前，阿里雲智能人士講“數字政府”業務時，與逍遙子幾乎一樣的表達。前幾天，許詩軍、劉松在談到可持續的特徵時，也雙雙強調，阿里的雲服務，必須保障，即使阿里自己不在，也要運行安穩。

我想，這也是企業組織演進到一個關鍵階段之後，它的命運與發展目標必須兼容更多社會責任的信號吧。它無法只從純商業維度拓展自己的疆域了。是啊，誰讓你成了基礎設施、所謂一個社會的“水電煤”了呢。誰是王者？

我們在這個環節給出一些分析與競爭力判斷。

上面我們已經提到，“數字政府”，那種具有平臺經濟模式的公司，會有諸多參與機會。具有完整平臺與端到端服務能力的阿里、騰訊們，都會是核心玩家。

事實上，國內典型案例中，尤其是浙江省、廣州，阿里與騰訊各自發揮了關鍵作用。

馬化騰強調的騰訊支撐的“數字廣東”“3+3+3”服務模式，與許詩軍本次公佈的“1+2+2+N”，都能反映各自的平臺優勢與差異化特徵。

數字廣東“3+3+3”的架構中，第一個3，分別是底層的政務雲、大數據和公共支撐三大平臺；第二個3，根據民生、營商、政務等相關業務場景，提供“粵省事”移動民生應用、廣東政務服務網、協同辦公平臺三大應用；第三個3.針對民衆、企業、政府三大羣體提供相應服務，從便利民生事項辦理、優化營商環境、提升政府行政效率等。

在我看來，這個模式中，三大基礎支撐平臺非常關鍵。它們可以實現政務業務的集約化和標準化，並促成數據的實時更新與共享。這種研發和運營模式，不用再擔心繫統老化、維護問題，也不用重複造輪子。

不過，騰訊給予外界的優勢，更多還是連接力，社交服務，加上微信的民生服務，騰訊在政府端的在線連接與跨部門協同上，有明顯的便利優勢。它也能觸達許多民生事項的應用。

來看看阿里支撐的“數字政府2.0”下的“1+2+2+N”架構。

與騰訊比，阿里雲智能多了一個底層統一的架構，也就是1，一朵雲。第一個2，是阿里19年來沉澱的技術與數據中臺。這個也是阿里比較明顯的優勢，也是國內外許多數字政府案例落地最難、失敗最多的部分；第二個2是兩端，政府協同端與公共服務端。在政府協同端，阿里過去並不佔優。這部分，邏輯上也是它相比騰訊的弱勢部分。它一度被視爲社交的跛子。

不過，釘釘早已崛起，已經成爲許多地方“數字政府”的協同辦公平臺。前不久，它已被整合到阿里雲智能。加上支付寶各種社會化服務事項關聯支撐，阿里雲智能已能完整打通端端服務。比如，基於釘釘生成的“浙政釘”，已有100多萬政府人士使用，大幅提升了協同的效率。而支付寶關聯的民生與商務事項，加上阿里商業化支撐，生成了“浙裏辦”，則隱含着富足的流程再造、場景構建價值。

N的部分。阿里雲智能這次反而沒有特意展開。事實上，阿里有諸多社會化服務。不過，這個層面，它似乎更依靠外部合作。

能看到，相比3+3+3,1+2+2+N結構更清晰。尤其底層架構與雙中臺。在這背後，有阿里多年的沉澱，尤其是阿里雲10年的積累與落地實踐。它是國內運營最成熟、驗證週期最長、規模最大、原生技術最多的雲計算平臺。

這重優勢，你能從許詩軍對“數字政府2.0”的解釋中感受到。他強調，1.0是把線下政務辦事窗口搬到網站和手機上，是互聯網與政務在物理層面的連接。未來5年，將會以數據化運營爲核心的2.0時代，通過系統打通和數據協同，形成整個政務流程的再造。數字政府從1.0向2.0再到智能化服務的進階，與阿里巴巴20年的成長經歷吻合。

這得益於阿里數據與技術驅動的中臺優勢部分。在夸克看來，流程優化，未來會驅動政府各部門之間產生新的組合與協同，這將觸及政府組織體系的變革了。

這重價值屬於戰略性的，具有更爲長遠、深刻的意義。我們看到，阿里背後支撐的浙江“最多跑一次”，之所以成爲國內數字政府案例的經典，並在全國複製、推廣，正在於阿里這種大數據與業務中臺的能力。

很多人可能覺得很簡單。你知道新加坡的“數字政府”相當不錯。幾年前，中國地方政府還不斷去學習。但是，即便今日，負責升級的GovTech首席執行官Kok Ping Soon也表示，僅僅將一個孩子的出生記錄、“嬰兒獎金”福利金與允許父母查看的醫療和免疫記錄、兒童保育設施的可搜索信息打通做在一起，一站式入口，都比外界想象的要複雜得多。新加坡也不過一個單一的城市國家，中國的政府機構更多元，人口更多、涉及服務更復雜，它對背後的平臺挑戰更高。

而在應用層面，我不認爲兩者有多大競爭力差異。它們都將更多依賴合作伙伴的力量，包括政府自身的專業化能力。

這只是簡單對比，絕非結局。阿里與騰訊這輪隔空鬥法，更多還是行業的共振。

我拋給阿里副總裁劉松一個關於與騰訊競爭的問題。他沒提騰訊名字，但認爲目前根本談不上競爭。因爲，數字政府最大的挑戰在於，做服務的人，尤其懂政務、懂數據、懂應用、懂端運營的人長期短缺，現階段，所有人加起來，也無法滿足數字政府創新的需求。即便美國，1/3的政務項目也是失敗的。

阿里會更加重視開放創新，強化分層，將大數據能力、業務中臺能力這類最大公約數的東西做好，打造好底座，在應用層面，則需要行業裏的人，應用開發商、政府加入，通過市場化運營推動。

當天，夸克看到，阿里雲智能與航天信息、銀江股份、軟通智慧、南威軟件、千方科技、浙大中控、上海電科智能、寶信軟件、中科軟科、太極等公司共同發佈了“數字政府共建計劃”。

確實也不要覺得阿里人多謙虛。阿里綜合實力強大，但並不意味着中小企業就沒有強大的地方。許詩軍就是一個例子。他剛加入阿里不久。去年9月，還在太極股份，一家數字政府服務的提供商。你來看看他過去幾年的理念。

在接受《中國信息化週報》採訪時，談及“政務雲”，他強調，這一服務的本質，並非只是將分散在各委辦、局的IT基礎設施聚集到一個數據中心，這不過是“初級階段”。未來，還要實現兩個目標：

1、隨着資源聚集，優化政務服務流程；2、雲計算平臺與大數據結合，最終實現業務創新和升級。

這完全就是“數字政府2.0”核心理念。而云計算與數據智能的結合，推動更多領域的業務創新與升級，同樣也是去年年末阿里雲升級爲阿里雲智能的核心動因。這說明，當初許詩軍與太極股份的理念，並不弱於阿里雲。這應該也是他被視爲阿里數字政府戰略“一號位”的原因。

騰訊的開拓路徑，採用了合資形式。它與運營商在廣州成立了一家合資公司，共同拓展。運營商有ICT基礎設施，顯然能補足騰訊部分短板。運營商也有大量的數字政府的服務，算是渠道，但這種模式沒有兼容政府方面的更多能力，且較重。如何形成既富效率又富有互補的拓展機制，並不容易。

阿里雲智能的朋友說，公司的路徑，已從原來單一建設跟項目型，過渡到從規劃、設計、建設、服務、運營全方位的、全生命週期地參與。同時，公司將與政府深度合作，把數字政府（相關）的事變成自己的事情，如此可以提供長期、可持續性的全程負責的服務。浙江、海南的合作都是如此。

消息人士透露，不久以後，阿里可能會有創新的數字政府推廣合作機制出來。

不過，我們也能看到，阿里其實有它優勢的機制。藉助平臺影響力，地方政府與它的合作幾乎都是整體平臺對接，涉及到整個數字經濟服務形態。前段馬雲帶隊在黑龍江簽署的協議，就非常典型。它的區域經濟服務下沉，比其他同行更容易形成整體合作。這是平臺經濟的魅力。行癲說“拐點”已到，我認爲，既是行業風向，也是阿里集團服務整個社會的效率時刻來臨。“拐點”傳遞了阿里的自信。

不過，最後，關於阿里數字政府乃至數字經濟方面的競爭力。還想補充幾句。我們認爲，相比有形的部分，阿里無形的部分，尤其戰略、文化、商業立場、領導力等層面更爲核心。

比如，當它2017年提出“經濟體”時，誰能想到這個概念迎合了“數字中國”的內在訴求？

比如，當它2018年提出“商業操作系統”時，誰能想到，基於它生成的平臺力量，會變成數字經濟高效落地的方法論？

比如，當2018年阿里雲升級爲“阿里雲智能”時，誰能想到，它走出服務阿里、走向服務全社會的宣言，完全吻合了數字中國、數字政府對於平臺經濟服務需求？

還有，過去4年，阿里頻繁的組織架構升級，與數字政府的理念變化趨同。

我自己的理解是，這種“映射”關係，不是其他，它正是得益於阿里這家公司的“國家企業”意識與使命感。是它們而非技術，使得阿里諸多舉動甚至走在大國戰略、區域經濟規劃確立之前。

所以，在這個層面，“數字政府”戰機引發的隔空鬥法，其實仍只是一種共振。巨頭們的遊戲，並非因競爭而生，而是趨勢與自身內在邏輯決定的行動。阿里數字許詩軍阿里雲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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