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div\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1b3a487ca7814db69a7727693ab1b632\" img_width=\"1080\" img_height=\"608\" alt=\"美國科學家指出知識產權界定的漏洞 | 觀點\"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編者按\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從去年開始，美國政府開始調查外國勢力對於科研和知識產權的影響，在美華人學者成爲重點調查對象，多位華人學者被指控存在違規行爲，被迫辭職或退休。美國麻省大學醫學院教授Thoru Pederson認爲，國際合作中很多此前被允許的行爲現在被認爲違規，是因爲美國對知識產權的界定並不清楚，這就使得一線的科學家也難以分辨哪些屬於知識產權的範圍。Pedrson指出，所有的調查都必須在法治的範圍內進行。任何指控被證實前，他都站在國際科學家這邊。\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指控被證實之前，\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我站在所有在美工作的國際科學家這邊\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撰文 | Thoru Pederson\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翻譯 | 楊海濤\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校譯 | 楊嶺楠\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責編 | 陳曉雪\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但以理書》由E. L.多克託羅（E.L. Doctorow）所著，它 [1] 被歸爲人們所熟知的 “非虛構小說” 。“非虛構小說” 的先鋒開創者是著名的約翰·赫西（John Hersey），其在《紐約客》雜誌上發表了史詩級的系列作品《廣島》，這成爲他職業生涯成功的關鍵。多克託羅的著作是根據朱利葉斯·羅森伯格和埃塞爾·羅森伯格案（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 case）創作而成的。這對美國夫婦被指控爲俄羅斯間諜，後被審判、定罪，被判死刑。時至今日我仍然可以回想起1953年6月19日那天，我居住的紐約州雪城（Syracuse, New York）被沉默所籠罩，每個人都守在收音機旁。而羅森伯格夫婦的兩個兒子長期以來一直堅稱他們的母親是無辜的，有些仔細審看過證據的人也是這麼認爲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01\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座標休斯頓\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今年4月，世界最頂級的癌症研究和治療機構——德克薩斯州休斯頓的安德森癌症中心迫使兩位員工辭職，並解僱了另一名僱員。對第四位科學家的調查已經中止，而對第五位科學家的調查當時仍在進行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去年8月，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致函一萬多家美國研究機構，提醒增強對外國人可能進行的偷竊活動的意識，特別是在竊取知識產權方面的 “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隨後，美國聯邦調查局開始採取行動，向各機構致函，提醒特別留意已被聯邦調查局鎖定的可疑人士，其中五封信送抵安德森癌症中心。\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休斯頓紀事報》（The Houston Chronicle）曝光了這件事，但它的報道以及後續的媒體報道，乃至《科學》對同行科學家們急切尋求的細節信息的報道都是混亂不清的。雖然我們感到沮喪，但相關機構將這些事件作爲高度機密來處理是恰當的，因爲這些指控是由聯邦調查局提起的。看上去聯邦調查局提出的違規行爲大約包括以下一項或者多項：\u003Cstrong\u003E（1）\u003C\u002Fstrong\u003E科學家在美國和中國機構有雙重任職； \u003Cstrong\u003E（2）\u003C\u002Fstrong\u003E科學家由中國機構所資助； \u003Cstrong\u003E（3）\u003C\u002Fstrong\u003E科學家向中國的一位或多位同事傳遞可能需要保密的信息。如果說這些指控聽起來不準確，那是因爲在撰寫本文時我們對這些指控的瞭解還不夠準確。然而從廣義上講，我們還是能夠對它們加以討論的。在此之前，先來回顧一下歷史。雖然歷史的長遠審視並不總是通往純粹真相的途徑，但基本上都能提供一些相關的參考。就這件事而論也當如此。\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02\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科學的西方與中國：昔日盟友\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數個世紀以來，中國的科學和中國整體形勢一樣，都是封閉的，偶爾也有一些勇敢的人進入這個世界（馬可·波羅當然可謂代表人物）。進入現代時期，我們要感謝英國胚胎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他對動物發育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與雅克·勒布（Jacques Loeb）一樣認識到發育背後的生物化學原則。此外，他還試着以某種方式創立了中國科學史的學術宏圖，這在當時乃至今日仍然獨具一格。1944年，中國的領導人（毛澤東）曾考慮訪問華盛頓，但沒有成行。三十年後，對中國抱有濃厚興趣的美國曆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就此事撰寫了一篇十分具有吸引力的回顧性文章[2]，推測如果毛澤東當年到訪華盛頓，美中關係的進程將如何演變。\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時值塔奇曼文章發表同一年，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訪華，可謂一個大膽的舉動。儘管後來他的政治生涯終結，但他和他的顧問們對於此事的論調並非完全是言不由衷的。在不光彩地離任總統職位幾年後，尼克松在接受芭芭拉·沃爾特斯（Barbara Walters）訪談中被提問其曾經的最大成就是什麼。他回答說：“打開通往中國的大門。” 在那個場合下，前任總統說的應當是真相，至少在他眼裏如此。\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73年，當時還在任的尼克松總統組建了一個科學代表團前往中國訪問。他任命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蛋白質生物化學家埃米爾· 史密斯（Emil L. Smith）（圖1）爲團長。大約在同一時間，康奈爾大學的植物分子生物學家吳瑞（Ray Wu）（圖2）滿懷熱情發起了一場與中國科學家建立聯繫、開展合作的運動。史密斯、吳瑞和其他美國生物科學家所做出的崇高努力與化學和物理領域的科學家們所做出的貢獻不分伯仲。而且我們應該注意到，所有這些努力都發生在中國 “文化大革命” 頂峯時期。“文化大革命” 這個名稱具有誤導性，它其實是一場人道主義災難。所以，我們須記住，史密斯、吳瑞和其他科學家們其時接觸中國同行的那分小心謹慎。我就曾在1980年訪問中國時親眼目睹了毛主席那場可怕運動的餘燼，並在一篇文章中有過記述 [3]。\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77097d83a13049858fdfa489b4388fa7\" img_width=\"333\" img_height=\"500\" alt=\"美國科學家指出知識產權界定的漏洞 | 觀點\"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圖1. Emil L. Smith. Image courtesy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d79f71f911b648a2a2dd124a2a26ae24\" img_width=\"333\" img_height=\"500\" alt=\"美國科學家指出知識產權界定的漏洞 | 觀點\"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圖 2. 吳瑞. Photo courtesy of Frank DiMeo\u002FCornell University.\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03\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最近的案例\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安德森癌症中心事件尚不明晰，還在訴訟過程中（見上文），但我們還是可以從有限信息對某些層面的問題加以推斷或合理推測。該機構僱傭的一名或多名科學家在中國可能還有第二份工作，甚至在那裏開設了實驗室。其中一人或多人可能通過中國的千人計劃獲得了資助。可能這些科學家中的一人或多人還向中國科學家傳遞了各種文件（例如資助申請資料），其中可能包括保密的信息。讓我們審視一下這些疑似發生的事件，從廣義上來思考科學家及其所在機構的行爲準則。\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04\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審查清單\u003C\u002Fp\u003E\u003Cpre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re\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首先是雙重任職問題。如果一家學術機構的僱員（在這種情況下是一名教職人員）與她的丈夫在外經營一家景觀設計公司，而且是在該機構規定的時間和工作限制範圍內，這不是問題。但是，如果此教師與另一所大學、研究所或公司有正式的僱傭關係，大多數美國學術機構會要求披露此情況並對其進行審查，並在必要時根據機構的相應政策，進行善後處理。當然，將受僱情況坦誠告之的責任是由教職人員承擔的，在涉及到所有與外部活動和利益衝突有關的機構政策和程序時都是這樣處理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中國政府於2008年創建了千人計劃，主要是爲了鼓勵那些在國外已經接受過科研訓練、正在接受培訓或已經擔任學術職位的華人科學家（ethnic Chinese scientists）回國效力。有些評論者盛讚千人計劃的成功，而有一些人則認爲效果未達預期。與此同時，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the 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已將其視爲對美國新興技術的威脅。\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千人計劃有一個部門爲尚在境外工作的中國科學家（Chinese scientists）提供資金。按照常規，任何外部資助都要通過接受方所任職機構的相應辦公室進行往來。在安德森癌症中心的案例中，看起來似乎這名科學家或這幾位科學家通過千人計劃得到的資金受到機構的審查，其中包括知識產權的協商。然而，也有可能在一些機構不知情的情況下，千人計劃的資金到了這位科學家或這些科學家的手上。但我對後一種可能性是將信將疑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另一方面涉及到的是各種不同層面的科研共享。在通常的合作過程中，如果與其他科學家開展合作，無論身在何處，都會進行信息共享。可能是一個想法（例如，“我們正考慮嘗試一下這個想法，你怎麼看？”）、最近的研究結果、整個研究發現，或者是還在起草中的手稿、已提交的手稿、或已發表的文章。它也可能是草擬的、已經提交或已經獲得批准的資助申請。這些都是通行的做法，但我猜想我們很多人在這樣交流時沒有意識到此類信息的實際所有權。具體到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其中一個事例，可能的情況是提交給聯邦機構的資助申請的所有權由該機構持有，而不是由科學家持有。上面提到的第二個方面所隱含的是，在其中一個事例中，科學家與中國同行分享的信息可能包含涉及知識產權的內容。如果情況真是如此，並且傳遞的信息確實被認定涉及知識產權，乍一看知識產權是歸機構所有的，但這裏還存在着惱人的不確定性。這些信息有沒有披露給安德森癌症中心？這恰恰存在漏洞。大多數機構的政策都讓科學家“決定”實驗室中的一系列結果何時纔算構成一項發明。而機構的專利辦公室此前一直處於不知情狀態，儘管該辦公室成員會定期探訪實驗室。這成爲了學術機構在知識產權管理時遇到的系統性問題，而一線的科學家很少能夠根據美國專利法衡量出哪一步才構成了發明，這才使得問題更加嚴重。\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世界各地的專利法各不相同，但就美國而言，大多數科學家並未意識到，分享任何透露實際發明步驟的文件、手稿、資助申請等都將被視爲公開披露，根據美國專利法規定，這通常都違反了對優先權的要求。在安德森癌症中心案例中，我們不知道科學家或科學家們是否向該機構披露了該項發明，如果是，該機構是否已申請專利保護。嚴格來說，我們甚至根本不知道是否侵犯了知識產權，因爲我們對這些事例的瞭解實在非常有限。儘管如此，還是希望文中提出的更爲普遍性的審查清單問題能夠具有建設性作用。\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最後，這次事件還關係到種族和族裔的問題。聯邦調查局提起訴訟的案件可能包括在美國工作的多國科學家。但迄今爲止，我們所知道的被涉及的是華人科學家（ethnic Chinese scientists）。經驗告訴我們，試圖籠統地下結論並推斷的傾向是有害的，20世紀以及過往的歷史已經給了我們教訓。\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如果發生了任何不當行爲，要讓機構在它們所掌握的範圍內進行調查。如果聯邦調查局有合理的理由要求機構這樣做，也屬於法治範圍。但除此之外，任何其他行爲都格外提醒我們想起美國曾經的黑暗時期 [4]。\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任何指控被證實之前，我站在所有在美國工作的國際科學家這邊。\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right\"\u003EThoru Pederson\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right\"\u003E美國實驗生物學聯合會會刊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right\"\u003E（\u003Cem\u003EThe FASEB Journal\u003C\u002Fem\u003E）主編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u003Cstrong\u003E原文鏈接：\u003C\u002Fstrong\u003Ehttps:\u002F\u002Fwww.fasebj.org\u002Fdoi\u002Fabs\u002F10.1096\u002Ffj.190701ufm\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補充說明：\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這篇社論即將發表之時，埃默裏大學的一件案例被報導出來，最終結果是兩名教師被終止了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致謝：\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作者也是他所在機構的科研誠信辦公室官員（the Research Integrity Officer），這賦予了文章主題以某些視角。但這裏表達的僅是他個人的觀點，並不代表美國實驗生物學聯合會的觀點。感謝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楊海燕推薦本文並在版權協調等方面給予的幫助。\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版權聲明\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原文標題“Exporting” American Scientific Discoveries：Reflections and Circumspection，2019年6月28日首發於美國實驗生物學聯合會會刊 （The FASEB Journal），《知識分子》獲授權翻譯轉載。\u003C\u002Fp\u003E\u003Chr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 Doctorow, E. L.(1971) The Book of Daniel, Random House, New York\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2] Tuchman, B. W.(October 1972) If Mao had come to Washington: an essay in alternatives. ForeignAffairs 51\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3] Pederson, T.(2016) Remembering (Painfully)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FASEB J. 30,2997–2998\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4] Hellman, L. (1976)Scoundrel Time, Little Brown, New York\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right\"\u003E製版編輯 | 皮皮魚\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9647776080134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