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div\u003E\u003Cp\u003E口述｜降边嘉措 整理｜熊崧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来源：《文史参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2期，原题为“降边嘉措：见证西藏和平解放”\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降边嘉措：藏族，1938年10月出生，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5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6年任中央民委翻译局翻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80年，他的小说《格桑梅朵》出版，这是当代西藏乃至整个藏族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国第一个藏族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藏族史诗《格萨尔》的研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90年被评为研究员，担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也是我国第一位藏族博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西藏地方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降边嘉措60年前曾经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把红旗插上世界屋脊，他还曾为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作翻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　12岁参加了“金珠玛米”\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8年，降边嘉措出生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巴塘县，家中有兄妹七人，父亲在外谋生，母亲带着7个儿女艰难度日。降边从小的理想是做一个师爷。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不用上山背柴，下地干活，师爷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每当我路过店铺时，总忍不住要用羡慕的目光看一眼那些师爷。”降边说，因此他的国文和数学学得都很不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然而，历史的进程终没有让他实现自己儿时的理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彭县宣布起义，解放军兵不血刃占领西康。1950年6月，解放军进藏部队南路先遣支队到达巴塘，准备进行昌都战役。学校组织小学生到郊外欢迎，并指定降边嘉措作为学生代表，向部队首长献花。这是12岁的降边第一次见到“金珠玛米”，“金珠”是解放的意思，“玛米”是军队，字面上理解就是“砸碎锁链的军队”。当年8月，12岁的降边参加了解放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当时因为我们太小，还没有步枪高，所以我当了好几年兵没带过枪。当兵第一个月没有军服，我还穿着家里的破衣服，9月份军服从后方运上来，当时军服有小、中、大、特四个号，我穿小号的，但是上衣还是盖到膝盖，两条腿能穿进一条裤腿里，裤子太长，舍不得剪，姐姐帮我向里反折缝起来。我当时在解放军18军53师的157团，我们十几个藏族同志干不了什么事，结果157团文工团就办了一个学习班，让我们学习汉文，学习《共同纲领》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背诵藏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背得很熟，还得到领导的表扬。另一方面我们还当翻译，部队需要和当地人民打交道，比如说采购军需品，还有领导去见当地的头人这些事情，都带上我们当翻译。我们巴塘人，水平高低不说，都懂一点汉话，都懂一点藏话，所以人家说巴塘是出翻译的地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0年国庆前夕，部队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块大洋，那时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叫做津贴。当时七八块大洋就能买一头牦牛，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进藏部队的最高领导——18军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当时每月的津贴才8块大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一面进军，一面修路”\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0年1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当时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大扎·阿旺松饶等人，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调集藏军主力，布兵设防，企图以武力对抗。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以第18军一部发起昌都战役。降边所在的部队就是负责南线战役的157团，只不过他当时刚参军，并没有参加昌都战役的作战。1950年10月24日，战役全部结束。解放军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也为和平谈判铺平了道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当时，毛泽东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背着公路前进”。早在进军西藏之初，即开始了修筑康藏公路的工程。1951年4月，降边所在的157团开进达玛拉山工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风靡全国的著名歌曲《歌唱二郎山》就是歌颂解放军战胜二郎山的事迹，其实二郎山海拔才3000多米，康藏公路最高的两座山雀儿山和达玛拉山海拔都超过5000米，雀儿山在德格，是52师在修，达玛拉山是公路通往昌都的最后一个障碍，是我们53师在修。达玛拉山气候恶劣，风大雪大，山上没有一颗成材的树，只有灌木和荆棘。山脚下零零散散有几户人家，没有果木，没有蔬菜，也见不到几个藏胞。雀儿山和达玛拉山是康藏公路东段最艰难、最困难的两个工程，解放军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不过我当时在团文工队，情况要好一点。当时我们给部队演出，还按照上级指示给藏胞演出，我们团文工队有一个女兵班，全部是藏族，很受战士们欢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当降边在达玛拉山上参加修路时，西藏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昌都解放后，1950年11月，年仅15岁的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和谈结束后，阿沛·阿旺晋美在18军军长、进藏部队司令员张国华的陪同下从北京返回西藏。6月初，他们经过达玛拉山，前往昌都。在工地上，筑路部队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欢迎仪式。降边见到了阿沛和张国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当年7月，降边嘉措到了昌都，准备随18军军部进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从昌都到拉萨，走了56天\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进藏部队从康定到拉萨，要翻越二十几座大雪山，大部分在5000多米，有的则在6000米左右，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8月28日，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第一梯队离开昌都，向拉萨进军，降边嘉措也在这支部队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从昌都出发前，军部和文工团都一分为二，主力作为第一梯队先行，辎重和体弱的同志组成第二梯队，另外还有牦牛运输队。我被分配在第一梯队。过了怒江，进入藏北草原，那里基本上是冰天雪地的无人区。这一地区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空气中的含氧量有的时候只有内地的一半。在当时，最实际的困难是：走路难、吃饭难、睡觉难。一般的反应是心跳加快，心动过速，血压增高，头疼，恶心，没有食欲，睡不好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方面是吃不下饭，另一方面要把饭做熟也很难。首先是燃料奇缺，没有树木，部队一到驻地，第一个任务就是捡牛粪、挖草根。藏北气候多变，时常下雪下冰雹，很难捡到干牛粪。而湿牛粪，只见冒烟，不见起火，烧几个小时，也烧不开半壶水。水只能烧到六七十度左右，大米根本煮不熟，只能吃夹生饭。这时，糌粑倒是最好的食物，倒上半缸子糌粑，加上一小块酥油，再用六七十度的水一冲，既容易下咽，又可以增强御寒能力。吃不上饭喝不上开水是经常的事情，半缸子糌粑或代食粉，用刺骨的冰雪水一冲，就是一顿饭，战士们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从昌都到拉萨，只有丁青一个兵站，年初开始，即为部队运输筹备了一点粮食。除此之外，得不到一点补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当时部队的给养都是自己携带，部队买了很多骡马，组织自己的驮运队，可是刚过怒江骡马就死了一大半。一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倒毙的骡马，令人心疼。畜力不足，就只有靠人力，当时每个战士的背包、武器弹药、粮食加起来一般要六七十斤，个别身体好的背得更多。机关和文工团的女同志和小同志也要背30到40斤。我自己就背个小背包，加上粮袋，有十多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部队抽调出来一些人到附近牧场去买酥油、糌粑、奶食品和牛羊肉，我也被抽去。我们白天和大部队一起出发，插小路找牧民、找帐房，晚上再赶到宿营地，比其他同志要多走许多路。我们非常辛苦，但收获却不大，沿途竟没有一个居民点，只有零星的帐房，是远山的放牧人，他们自己就很穷，我们只能买到很少一点食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后来粮食吃完了，就屠宰牦牛吃。牦牛肉很有营养，可惜当时煮不熟，都是半生不熟、甚至带点鲜血，我们藏族同志吃得很有滋味，但绝大多数汉族战友却吃不惯，嚼得牙根发疼、发炎，就是难以下咽。文工团一些女同志闭着眼睛嚼，眼泪都憋出来了，就是咽不下去。到拉萨时，牦牛差不多杀光了。当时战士们体重普遍下降，当时有人统计，全军几万指战员，竟没有一个胖子，被称为“群体轻量级”，有人幽默地说，如果全军举行运动会，我们进藏部队只能参加轻量级比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本来，越是艰难困苦的时候，越是革命文艺工作者发挥作用的时候，也是最需要鼓舞士气的时候。但是，在西藏，这些作用都无法发挥。不要说唱歌、喊口号、说快板，连说话也很困难，更不能哭、不能笑，会憋气，导致窒息。笑得过分，会引起心脏供血不足，或血管爆裂，导致死亡。由于高寒缺氧，营养不良，指战员们的体质急剧下降，有的同志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后来部队总结行军经验，发现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不宜多停留、多休息，战士们称它为“死亡地带”，每遇这种情况，各部队的首长亲自指挥部队尽快通过，不得停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越往西走，海拔越高，困难越大。每隔几天就要翻座雪山，有时一天爬两座，有时一座山要走两天。下山的时候有时碰上大雪，积雪很深，路面完全被覆盖。战士们只好背着背包、抱着枪，闭上眼，一狠心，往下滑，一滑就是几十米，战士们称之为“坐电梯”，这种“电梯”很危险，方向不对就有可能跌进万丈深渊，连个影子都找不到，战士们说那就是“革命到底”了。部队过了怒江不久，在翻越一座雪山时，一个下午，就有6位同志跌进峡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当时有不少战士牺牲，文工团第一梯队只有几十人，就有3名同志牺牲。安葬战友，没有棺木，也不能按照藏族传统天葬，只好用白被单包裹后，浅浅地挖一层土，然后用积雪掩埋。有条件时，从木箱上取一块板子，写上烈士姓名，算是墓碑。有时连木板也找不到，墨水也被冻住。一路上，我究竟参加过多少次这样的追悼会，已经记不清了。安葬烈士要挖墓坑，那里全是冻土，战士们体力又弱，一十字镐挖下去，往往只能砸一个白点，虎口已经震裂，而且喘气不止。只有牦牛运输队的藏民工身强体壮，适应能力强，部队常常请他们来挖，老让我当翻译，所以追悼会我就参加的格外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从昌都到拉萨，约1150公里，我们走了56天，翻过了终年积雪的19座大山，无数的山岗和丘陵，渡过几条大河，趟过数十条寒冷刺骨的冰河。那真是难忘的56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　给达赖当生活翻译\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1年10月24日，达赖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拥护《17条协议》。就在这一天，降边所在的部队走到拉萨河畔，看到了耸立在群山之上的布达拉宫。10月26日，解放军举行拉萨入城式，降边走在腰鼓队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2年，西藏军区成立干部学校，降边进校学习，1954年，降边被送到内地学习，又从拉萨走到昌都，一进一出，用他自己的话是“一步马都没骑过，完全靠自己两条腿走了个来回”。这是解放以后步行到内地学习的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藏族学员，因为在这之后，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在当年都通车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5年，参加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达赖返回拉萨，途中到达重庆，降边嘉措接到了为达赖翻译的任务，这一年，他17岁，还是一名在西南民族学院学习的解放军战士。达赖在重庆停留了半个月时间后，又启程前往成都。这期间，降边嘉措一直在达赖身边担任生活翻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当时达赖已经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需要两个翻译，一个叫政治翻译，就是图旺，一个生活翻译，我是给达赖当生活翻译。重要的一些事情是图旺翻译，平时我就不离身边。到了达赖身边，我才知道，达赖作为副委员长，应享受二级警卫，二级保健。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西藏问题的特殊性，他的警卫和保健，超过了一般的“五副”（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标准。每日三餐，都有专人检查，除了宴会，都是他单独用餐。检查完毕，服务人员将饮食送到小餐厅。按规定，每天还要检查两次身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达赖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床，念晨经，作早课。这时我们不能去打搅。6点多洗漱，这时我就要到卧室外面的客厅里等候。6点半到7点，医务人员给他检查身体，量体温、查血压、看脉搏。有卫生部派的保健大夫，也有重庆的医务人员，他自己还带有一名藏医。若没有特殊情况，每晚9点半至10点，还要检查一次。检查结果，都要记录在案。那时达赖很年轻，什么病也没有，但也得这么做，要不就是医务人员失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医务人员和服务人员大多数是女性，都经过严格挑选，各方面素质都很好，业务熟练，年轻漂亮，仿佛都是从文工团派来的。她们都是第一次为这个“活佛首长”服务，而上级一再强调这一政治任务的严肃性、重要性，弄得她们很拘谨。达赖也主动同她们说话，问她们学习、工作情况。有时他还让医务人员给我量血压查体温，然后教他看血压器和体温表，看我俩有多大差异。他给我看脉搏，又让护士给我摸脉，看他摸得准不准。他有时候说，你们穿着便衣，但是你们是解放军，真正碰到敌人你们能够打仗，你们有没有劲掰手腕？一开始女兵不好意思，但是后来熟悉了以后，有些女兵真的有劲，达赖真的掰不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达赖坐的床和沙发是用黄缎包着的。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跟他谈话，他都送到门口，翻译和护士、膳食工作人员，他也送到门口。再大的官来了，他也不远送，都是一个姿势，并且单手握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达赖比较健谈，而且比较爱学习。当时每天晚上有很多活动，除了白天安排的以外，三日一小餐，五日一大宴，有电影、歌舞表演、舞会。当时跳舞很盛行，年轻人都爱跳。达赖不能跳，每天晚上他就利用这个时间请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格平给他讲课。图旺喜欢跳舞，达赖老和我们说：你看图旺是不是脚又痒痒了，你说我们解放不解放他？图旺急着想去跳舞，就说：降边比我翻得好。所以很多时候刘格平讲课都是我来翻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当时没有什么适合的课本，刘格平的理论水平很高，口才也很好，他讲，达赖亲自做笔记。内容是中国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刘格平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讲旧的农奴制度要改革，各族人民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方面，达赖听得很认真。讲课中他们也有交流，谈话的范围十分广泛，古今中外、天上地下、从猿到人、从人变神、活佛转世、马克思、释迦牟尼，无所不谈。而谈得最多的是马克思关于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达赖讲他到了内蒙，内蒙是我国第一个解放前成立的自治区，还去了延边，延边文化水平高，生活水平也好，非常干净，卫生很好。达赖说，拉萨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海拔最高的城市，离太阳最近的，但是拉萨是世界上最脏的城市，因为拉萨没有公共厕所。尤其拉萨传诏的时候，三四万人一从大殿里出来，蹲下来就拉屎、撒尿，拉萨成了最大的公共厕所。达赖说：我们要改革，我们太落后了。毛主席还对他和班禅说：你们年轻人接受新鲜事物快，但是你们不要操之过急，不要脱离群众。对于农奴制度，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达赖没有什么留恋的、要维护的，他觉得我们的藏族要发展，太落后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　见到周总理和陈毅\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月20日，达赖一行到成都，继续进行视察、访问。离开成都前夕，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来为达赖送行。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是在参加万隆会议后，遵照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从广州直飞成都。刘格平同志向总理和陈毅汇报了工作。降边嘉措也生平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总理上午到成都，下午会见达赖。那天确定由图旺翻译，我本想离开，刘格平同志说：降边你坐下吧。所以我一直就在跟前。当时达赖和周总理坐中间，陈毅在总理的右边，图旺坐在达赖的左边，刘格平、张经武和我在边上一点，都是沙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总理问张经武和刘格平：副委员长回去安排的怎么样？你们一定要保证副委员长的安全，这个安全主要是路况不好，而且夏天了，雨季到了，经常泥石流，塌方很严重。张经武和刘格平向他汇报，说遵照您的指示，从苏联进口了40辆崭新的嘎斯69越野汽车。总理下了命令，这40辆谁都不准动，就交给达赖和班禅，大概达赖30辆，班禅10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总理讲：明年一定要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中央要派高规格的代表团前去祝贺，达赖就说：好，我们一定要。总理说：毛主席送你们的时候送了八个字——团结进步，更加发展。总理问达赖：你同意不同意？达赖说我坚决拥护，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把西藏的工作做好，为全面实现民族地方自治奠定一个重要的基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达赖很认真地听总理讲话，总理讲话的时候，他看着总理，然后图旺翻译的时候，他又把头侧过去听图旺翻译，总理很敏锐，这样两次以后，总理马上就说翻译同志你过来，你坐中间来，你坐这边来，这就免得达赖来回转头了。服务员马上拿来一个椅子放在他和达赖中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就这样两个多小时，达赖一直怀着崇敬的心情看着总理和陈毅，谈完后，达赖给总理开门，送总理回来后，达赖就感到很激动。后来达赖郑重地找图旺，请来刘格平和张经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当时就在房间外面，达赖送走刘格平和张经武他们以后，非常激动，问我：你为什么不入党？我说：我是共青团员还不到18岁。达赖说：我20岁了，我可以。可能你比我要先入党，你是贫农，又是解放军，还是共青团员，共青团员入党很容易的。我是喇嘛，考验我的时间要长一点。达赖还问过刘格平，宋庆龄女士也是人大副委员长，是他很崇敬的人，为什么宋庆龄不入党？刘格平说，毛主席认为宋庆龄不入党比入党作用大，国民党也可以做贡献嘛。达赖说，我又没有宋庆龄那么大的影响力，我也不认识国民党，所以我可以入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后来刘格平及时向中央汇报了这件事情，当时中央没有回答。再后来达赖自己也说这件事，总理的人格魅力，总理的那种坦诚使他很感动，他就在那时候提出来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　达赖内向，班禅好动\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6年，降边嘉措从西南民族学院毕业后被调到北京，在中央民委翻译局担任翻译，三年后的1959年，降边嘉措为即将在4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着准备，他还将为达赖担任翻译。但3月10日，西藏发生了骚乱，七天后达赖出走。达赖离开西藏之后，十世班禅代表西藏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了长篇发言，当时降边嘉措为班禅大师担任翻译，还参与了周总理和班禅的会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降边看来，达赖和班禅性格不太一样，达赖性格内向，比较沉静，班禅大师是好动，不好静，“班禅是性情中人，达赖基本上都是一只手握手，除了特殊的用两只手，他给周总理、陈毅都是两只手，其他人都是一只手。班禅不是，班禅高兴的时候什么人都是两只手握手，有时候人家过来，他还打招呼。”\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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