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div\u003E\u003Cp\u003E口述｜降邊嘉措 整理｜熊崧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來源：《文史參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1年第12期，原題爲“降邊嘉措：見證西藏和平解放”\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降邊嘉措：藏族，1938年10月出生，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縣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5年畢業於西南民族學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6年任中央民委翻譯局翻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80年，他的小說《格桑梅朵》出版，這是當代西藏乃至整個藏族作家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我國第一個藏族副研究員，主要從事藏族史詩《格薩爾》的研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90年被評爲研究員，擔任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也是我國第一位藏族博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權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在北京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國現代史和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也是西藏地方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轉折點。\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降邊嘉措60年前曾經作爲一名解放軍戰士把紅旗插上世界屋脊，他還曾爲十四世達賴和十世班禪作翻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　12歲參加了“金珠瑪米”\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8年，降邊嘉措出生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巴塘縣，家中有兄妹七人，父親在外謀生，母親帶着7個兒女艱難度日。降邊從小的理想是做一個師爺。風吹不着、雨淋不着，不用上山背柴，下地幹活，師爺在當時是一個非常令人羨慕的職業。“每當我路過店鋪時，總忍不住要用羨慕的目光看一眼那些師爺。”降邊說，因此他的國文和數學學得都很不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然而，歷史的進程終沒有讓他實現自己兒時的理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49年12月9日，國民黨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在彭縣宣佈起義，解放軍兵不血刃佔領西康。1950年6月，解放軍進藏部隊南路先遣支隊到達巴塘，準備進行昌都戰役。學校組織小學生到郊外歡迎，並指定降邊嘉措作爲學生代表，向部隊首長獻花。這是12歲的降邊第一次見到“金珠瑪米”，“金珠”是解放的意思，“瑪米”是軍隊，字面上理解就是“砸碎鎖鏈的軍隊”。當年8月，12歲的降邊參加瞭解放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時因爲我們太小，還沒有步槍高，所以我當了好幾年兵沒帶過槍。當兵第一個月沒有軍服，我還穿着家裏的破衣服，9月份軍服從後方運上來，當時軍服有小、中、大、特四個號，我穿小號的，但是上衣還是蓋到膝蓋，兩條腿能穿進一條褲腿裏，褲子太長，捨不得剪，姐姐幫我向裏反折縫起來。我當時在解放軍18軍53師的157團，我們十幾個藏族同志幹不了什麼事，結果157團文工團就辦了一個學習班，讓我們學習漢文，學習《共同綱領》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背誦藏語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背得很熟，還得到領導的表揚。另一方面我們還當翻譯，部隊需要和當地人民打交道，比如說採購軍需品，還有領導去見當地的頭人這些事情，都帶上我們當翻譯。我們巴塘人，水平高低不說，都懂一點漢話，都懂一點藏話，所以人家說巴塘是出翻譯的地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0年國慶前夕，部隊給我們每個人發了兩塊大洋，那時實行供給制，沒有工資，叫做津貼。當時七八塊大洋就能買一頭犛牛，後來我才知道，我們進藏部隊的最高領導——18軍軍長張國華和政委譚冠三當時每月的津貼才8塊大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一面進軍，一面修路”\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0年1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當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談判西藏和平解放”。當時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攝政大扎·阿旺松饒等人，在西藏東部昌都一線調集藏軍主力，布兵設防，企圖以武力對抗。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以第18軍一部發起昌都戰役。降邊所在的部隊就是負責南線戰役的157團，只不過他當時剛參軍，並沒有參加昌都戰役的作戰。1950年10月24日，戰役全部結束。解放軍打開了進軍西藏的大門，也爲和平談判鋪平了道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時，毛澤東指示進藏部隊：“一面進軍，一面修路”，“揹着公路前進”。早在進軍西藏之初，即開始了修築康藏公路的工程。1951年4月，降邊所在的157團開進達瑪拉山工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風靡全國的著名歌曲《歌唱二郎山》就是歌頌解放軍戰勝二郎山的事蹟，其實二郎山海拔才3000多米，康藏公路最高的兩座山雀兒山和達瑪拉山海拔都超過5000米，雀兒山在德格，是52師在修，達瑪拉山是公路通往昌都的最後一個障礙，是我們53師在修。達瑪拉山氣候惡劣，風大雪大，山上沒有一顆成材的樹，只有灌木和荊棘。山腳下零零散散有幾戶人家，沒有果木，沒有蔬菜，也見不到幾個藏胞。雀兒山和達瑪拉山是康藏公路東段最艱難、最困難的兩個工程，解放軍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不過我當時在團文工隊，情況要好一點。當時我們給部隊演出，還按照上級指示給藏胞演出，我們團文工隊有一個女兵班，全部是藏族，很受戰士們歡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降邊在達瑪拉山上參加修路時，西藏迎來了歷史性的一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昌都解放後，1950年11月，年僅15歲的十四世達賴提前親政。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問題達成協議，簽訂了《十七條協議》。和談結束後，阿沛·阿旺晉美在18軍軍長、進藏部隊司令員張國華的陪同下從北京返回西藏。6月初，他們經過達瑪拉山，前往昌都。在工地上，築路部隊舉行了簡樸而熱烈的歡迎儀式。降邊見到了阿沛和張國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年7月，降邊嘉措到了昌都，準備隨18軍軍部進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從昌都到拉薩，走了56天\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進藏部隊從康定到拉薩，要翻越二十幾座大雪山，大部分在5000多米，有的則在6000米左右，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8月28日，18軍軍長張國華、政委譚冠三率第一梯隊離開昌都，向拉薩進軍，降邊嘉措也在這支部隊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從昌都出發前，軍部和文工團都一分爲二，主力作爲第一梯隊先行，輜重和體弱的同志組成第二梯隊，另外還有犛牛運輸隊。我被分配在第一梯隊。過了怒江，進入藏北草原，那裏基本上是冰天雪地的無人區。這一地區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空氣中的含氧量有的時候只有內地的一半。在當時，最實際的困難是：走路難、喫飯難、睡覺難。一般的反應是心跳加快，心動過速，血壓增高，頭疼，噁心，沒有食慾，睡不好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方面是喫不下飯，另一方面要把飯做熟也很難。首先是燃料奇缺，沒有樹木，部隊一到駐地，第一個任務就是撿牛糞、挖草根。藏北氣候多變，時常下雪下冰雹，很難撿到幹牛糞。而溼牛糞，只見冒煙，不見起火，燒幾個小時，也燒不開半壺水。水只能燒到六七十度左右，大米根本煮不熟，只能喫夾生飯。這時，糌粑倒是最好的食物，倒上半缸子糌粑，加上一小塊酥油，再用六七十度的水一衝，既容易下嚥，又可以增強禦寒能力。喫不上飯喝不上開水是經常的事情，半缸子糌粑或代食粉，用刺骨的冰雪水一衝，就是一頓飯，戰士們長期處於半飢餓狀態。從昌都到拉薩，只有丁青一個兵站，年初開始，即爲部隊運輸籌備了一點糧食。除此之外，得不到一點補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時部隊的給養都是自己攜帶，部隊買了很多騾馬，組織自己的馱運隊，可是剛過怒江騾馬就死了一大半。一路上，到處都可以看到倒斃的騾馬，令人心疼。畜力不足，就只有靠人力，當時每個戰士的揹包、武器彈藥、糧食加起來一般要六七十斤，個別身體好的背得更多。機關和文工團的女同志和小同志也要背30到40斤。我自己就背個小揹包，加上糧袋，有十多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部隊抽調出來一些人到附近牧場去買酥油、糌粑、奶食品和牛羊肉，我也被抽去。我們白天和大部隊一起出發，插小路找牧民、找帳房，晚上再趕到宿營地，比其他同志要多走許多路。我們非常辛苦，但收穫卻不大，沿途竟沒有一個居民點，只有零星的帳房，是遠山的放牧人，他們自己就很窮，我們只能買到很少一點食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後來糧食喫完了，就屠宰犛牛喫。犛牛肉很有營養，可惜當時煮不熟，都是半生不熟、甚至帶點鮮血，我們藏族同志喫得很有滋味，但絕大多數漢族戰友卻喫不慣，嚼得牙根發疼、發炎，就是難以下嚥。文工團一些女同志閉着眼睛嚼，眼淚都憋出來了，就是咽不下去。到拉薩時，犛牛差不多殺光了。當時戰士們體重普遍下降，當時有人統計，全軍幾萬指戰員，竟沒有一個胖子，被稱爲“羣體輕量級”，有人幽默地說，如果全軍舉行運動會，我們進藏部隊只能參加輕量級比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本來，越是艱難困苦的時候，越是革命文藝工作者發揮作用的時候，也是最需要鼓舞士氣的時候。但是，在西藏，這些作用都無法發揮。不要說唱歌、喊口號、說快板，連說話也很困難，更不能哭、不能笑，會憋氣，導致窒息。笑得過分，會引起心臟供血不足，或血管爆裂，導致死亡。由於高寒缺氧，營養不良，指戰員們的體質急劇下降，有的同志倒下去，就再也起不來了。後來部隊總結行軍經驗，發現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不宜多停留、多休息，戰士們稱它爲“死亡地帶”，每遇這種情況，各部隊的首長親自指揮部隊儘快通過，不得停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越往西走，海拔越高，困難越大。每隔幾天就要翻座雪山，有時一天爬兩座，有時一座山要走兩天。下山的時候有時碰上大雪，積雪很深，路面完全被覆蓋。戰士們只好揹着揹包、抱着槍，閉上眼，一狠心，往下滑，一滑就是幾十米，戰士們稱之爲“坐電梯”，這種“電梯”很危險，方向不對就有可能跌進萬丈深淵，連個影子都找不到，戰士們說那就是“革命到底”了。部隊過了怒江不久，在翻越一座雪山時，一個下午，就有6位同志跌進峽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時有不少戰士犧牲，文工團第一梯隊只有幾十人，就有3名同志犧牲。安葬戰友，沒有棺木，也不能按照藏族傳統天葬，只好用白被單包裹後，淺淺地挖一層土，然後用積雪掩埋。有條件時，從木箱上取一塊板子，寫上烈士姓名，算是墓碑。有時連木板也找不到，墨水也被凍住。一路上，我究竟參加過多少次這樣的追悼會，已經記不清了。安葬烈士要挖墓坑，那裏全是凍土，戰士們體力又弱，一十字鎬挖下去，往往只能砸一個白點，虎口已經震裂，而且喘氣不止。只有犛牛運輸隊的藏民工身強體壯，適應能力強，部隊常常請他們來挖，老讓我當翻譯，所以追悼會我就參加的格外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從昌都到拉薩，約1150公里，我們走了56天，翻過了終年積雪的19座大山，無數的山崗和丘陵，渡過幾條大河，趟過數十條寒冷刺骨的冰河。那真是難忘的56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　給達賴當生活翻譯\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1年10月24日，達賴致電毛澤東，表示擁護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擁護《17條協議》。就在這一天，降邊所在的部隊走到拉薩河畔，看到了聳立在羣山之上的布達拉宮。10月26日，解放軍舉行拉薩入城式，降邊走在腰鼓隊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2年，西藏軍區成立幹部學校，降邊進校學習，1954年，降邊被送到內地學習，又從拉薩走到昌都，一進一出，用他自己的話是“一步馬都沒騎過，完全靠自己兩條腿走了個來回”。這是解放以後步行到內地學習的第一批，也是最後一批藏族學員，因爲在這之後，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在當年都通車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5年，參加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達賴返回拉薩，途中到達重慶，降邊嘉措接到了爲達賴翻譯的任務，這一年，他17歲，還是一名在西南民族學院學習的解放軍戰士。達賴在重慶停留了半個月時間後，又啓程前往成都。這期間，降邊嘉措一直在達賴身邊擔任生活翻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時達賴已經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需要兩個翻譯，一個叫政治翻譯，就是圖旺，一個生活翻譯，我是給達賴當生活翻譯。重要的一些事情是圖旺翻譯，平時我就不離身邊。到了達賴身邊，我才知道，達賴作爲副委員長，應享受二級警衛，二級保健。由於他的特殊身份和西藏問題的特殊性，他的警衛和保健，超過了一般的“五副”（黨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標準。每日三餐，都有專人檢查，除了宴會，都是他單獨用餐。檢查完畢，服務人員將飲食送到小餐廳。按規定，每天還要檢查兩次身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達賴每天早晨4點多就起牀，念晨經，作早課。這時我們不能去打攪。6點多洗漱，這時我就要到臥室外面的客廳裏等候。6點半到7點，醫務人員給他檢查身體，量體溫、查血壓、看脈搏。有衛生部派的保健大夫，也有重慶的醫務人員，他自己還帶有一名藏醫。若沒有特殊情況，每晚9點半至10點，還要檢查一次。檢查結果，都要記錄在案。那時達賴很年輕，什麼病也沒有，但也得這麼做，要不就是醫務人員失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醫務人員和服務人員大多數是女性，都經過嚴格挑選，各方面素質都很好，業務熟練，年輕漂亮，彷彿都是從文工團派來的。她們都是第一次爲這個“活佛首長”服務，而上級一再強調這一政治任務的嚴肅性、重要性，弄得她們很拘謹。達賴也主動同她們說話，問她們學習、工作情況。有時他還讓醫務人員給我量血壓查體溫，然後教他看血壓器和體溫表，看我倆有多大差異。他給我看脈搏，又讓護士給我摸脈，看他摸得準不準。他有時候說，你們穿着便衣，但是你們是解放軍，真正碰到敵人你們能夠打仗，你們有沒有勁掰手腕？一開始女兵不好意思，但是後來熟悉了以後，有些女兵真的有勁，達賴真的掰不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達賴坐的牀和沙發是用黃緞包着的。中共西藏工委書記張經武跟他談話，他都送到門口，翻譯和護士、膳食工作人員，他也送到門口。再大的官來了，他也不遠送，都是一個姿勢，並且單手握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達賴比較健談，而且比較愛學習。當時每天晚上有很多活動，除了白天安排的以外，三日一小餐，五日一大宴，有電影、歌舞表演、舞會。當時跳舞很盛行，年輕人都愛跳。達賴不能跳，每天晚上他就利用這個時間請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劉格平給他講課。圖旺喜歡跳舞，達賴老和我們說：你看圖旺是不是腳又癢癢了，你說我們解放不解放他？圖旺急着想去跳舞，就說：降邊比我翻得好。所以很多時候劉格平講課都是我來翻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時沒有什麼適合的課本，劉格平的理論水平很高，口才也很好，他講，達賴親自做筆記。內容是中國革命史和社會發展史。劉格平是在更高的層次上講舊的農奴制度要改革，各族人民都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在這方面，達賴聽得很認真。講課中他們也有交流，談話的範圍十分廣泛，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從猿到人、從人變神、活佛轉世、馬克思、釋迦牟尼，無所不談。而談得最多的是馬克思關於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的理論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達賴講他到了內蒙，內蒙是我國第一個解放前成立的自治區，還去了延邊，延邊文化水平高，生活水平也好，非常乾淨，衛生很好。達賴說，拉薩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海拔最高的城市，離太陽最近的，但是拉薩是世界上最髒的城市，因爲拉薩沒有公共廁所。尤其拉薩傳詔的時候，三四萬人一從大殿裏出來，蹲下來就拉屎、撒尿，拉薩成了最大的公共廁所。達賴說：我們要改革，我們太落後了。毛主席還對他和班禪說：你們年輕人接受新鮮事物快，但是你們不要操之過急，不要脫離羣衆。對於農奴制度，當時給我的印象是，達賴沒有什麼留戀的、要維護的，他覺得我們的藏族要發展，太落後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　見到周總理和陳毅\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月20日，達賴一行到成都，繼續進行視察、訪問。離開成都前夕，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來爲達賴送行。總理和陳毅副總理是在參加萬隆會議後，遵照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從廣州直飛成都。劉格平同志向總理和陳毅彙報了工作。降邊嘉措也生平第一次見到了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總理上午到成都，下午會見達賴。那天確定由圖旺翻譯，我本想離開，劉格平同志說：降邊你坐下吧。所以我一直就在跟前。當時達賴和周總理坐中間，陳毅在總理的右邊，圖旺坐在達賴的左邊，劉格平、張經武和我在邊上一點，都是沙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總理問張經武和劉格平：副委員長回去安排的怎麼樣？你們一定要保證副委員長的安全，這個安全主要是路況不好，而且夏天了，雨季到了，經常泥石流，塌方很嚴重。張經武和劉格平向他彙報，說遵照您的指示，從蘇聯進口了40輛嶄新的嘎斯69越野汽車。總理下了命令，這40輛誰都不準動，就交給達賴和班禪，大概達賴30輛，班禪10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總理講：明年一定要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中央要派高規格的代表團前去祝賀，達賴就說：好，我們一定要。總理說：毛主席送你們的時候送了八個字——團結進步，更加發展。總理問達賴：你同意不同意？達賴說我堅決擁護，我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們把西藏的工作做好，爲全面實現民族地方自治奠定一個重要的基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達賴很認真地聽總理講話，總理講話的時候，他看着總理，然後圖旺翻譯的時候，他又把頭側過去聽圖旺翻譯，總理很敏銳，這樣兩次以後，總理馬上就說翻譯同志你過來，你坐中間來，你坐這邊來，這就免得達賴來回轉頭了。服務員馬上拿來一個椅子放在他和達賴中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就這樣兩個多小時，達賴一直懷着崇敬的心情看着總理和陳毅，談完後，達賴給總理開門，送總理回來後，達賴就感到很激動。後來達賴鄭重地找圖旺，請來劉格平和張經武，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我當時就在房間外面，達賴送走劉格平和張經武他們以後，非常激動，問我：你爲什麼不入黨？我說：我是共青團員還不到18歲。達賴說：我20歲了，我可以。可能你比我要先入黨，你是貧農，又是解放軍，還是共青團員，共青團員入黨很容易的。我是喇嘛，考驗我的時間要長一點。達賴還問過劉格平，宋慶齡女士也是人大副委員長，是他很崇敬的人，爲什麼宋慶齡不入黨？劉格平說，毛主席認爲宋慶齡不入黨比入黨作用大，國民黨也可以做貢獻嘛。達賴說，我又沒有宋慶齡那麼大的影響力，我也不認識國民黨，所以我可以入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後來劉格平及時向中央彙報了這件事情，當時中央沒有回答。再後來達賴自己也說這件事，總理的人格魅力，總理的那種坦誠使他很感動，他就在那時候提出來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　達賴內向，班禪好動\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6年，降邊嘉措從西南民族學院畢業後被調到北京，在中央民委翻譯局擔任翻譯，三年後的1959年，降邊嘉措爲即將在4月舉行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進行着準備，他還將爲達賴擔任翻譯。但3月10日，西藏發生了騷亂，七天後達賴出走。達賴離開西藏之後，十世班禪代表西藏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做了長篇發言，當時降邊嘉措爲班禪大師擔任翻譯，還參與了周總理和班禪的會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降邊看來，達賴和班禪性格不太一樣，達賴性格內向，比較沉靜，班禪大師是好動，不好靜，“班禪是性情中人，達賴基本上都是一隻手握手，除了特殊的用兩隻手，他給周總理、陳毅都是兩隻手，其他人都是一隻手。班禪不是，班禪高興的時候什麼人都是兩隻手握手，有時候人家過來，他還打招呼。”\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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