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div\u003E\u003Cp\u003E南通状元张謇是清末民初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亦官亦商又非官非商，既无大权，也非巨富，却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为各方势力所延揽，被人们称为“绅商”。张謇的这种身份决定了他只能是一名温和的改良派，而非激进的革命者，事实上也正是如此。\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2073ebb528c94a16b1386df04daf676a\" img_width=\"400\" img_height=\"499\" alt=\"辛亥革命前后，南通状元张謇在干什么？\"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南通状元张謇\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毫无疑问，拥有状元头衔的张謇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但张謇的科举之路却是漫长而艰难，颇有点《儒林外史》中那些失意儒生的“范儿”。他曾多次名落孙山，直到四十多岁时才得到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翁同龢提携而得中状元，被授以六品翰林院修撰之职，其命运从此改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896年，回籍守制的张謇受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创办南通大生纱厂，开始了他的人生传奇。大生纱厂属于股份制企业，虽有官股，但官府只拿红利，不参与具体的经营和管理。所以张謇不认为企业是“官商合办”，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绅领商办”。身为纱厂总理兼股东，张謇的私人股金不过区区2000两白银，在全部资金中只占0.4%。他在大生厂的权威靠的不是金钱，而是他的状元头衔和人脉资源，他以士绅身份负责全权办厂，他的这种威望和底气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张謇才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教父级的人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张謇是光绪帝师翁同龢的弟子，基于这种历史渊源，他无可争议的成为帝党成员，同时也是晚清著名的君主立宪运动领袖。他赞同和支持康、梁变法，主张温和的改良和循序渐进的变革，对革命有着一种天然的恐惧和排斥。他认为：“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这可以看作是张謇在整个立宪运动中总的方针和路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11年10月4日，张謇到武昌主持纱厂开机仪式。此时的武汉已经弥漫着革命的空气，“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古老传说已传遍了大街小巷。统治者惊恐万端，忧心忡忡的湖广总督瑞澂遍派鹰犬，四处打探，一时间武汉三镇阴霾蔽日，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0月9日，形势发生突然变化，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宝善里14号制造炸弹不慎引爆，革命党人总机关遭到破坏，一些未来得及撤退的党人被官府捕获，湖北的大小官员们这才松了一口气。据史料记载，这一天张謇分别参加了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和湖广总督瑞澂的宴请，很晚方回寓所；张謇还忙里偷闲买了一对孔雀，并向朋友要了一对锦鸡，派人送去南通博物苑。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主人和客人的心情都非常轻松、愉悦，具体原因未见文字记载，但估计可能与这次党人领导机关被破获有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0月10日晚，张謇离开武汉，登上开往上海的日本商船“襄阳丸”。“襄阳丸”缓缓驶向下游，张謇在船上看见江边燃起了熊熊火焰，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所闻所见：“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张謇看见的火光其实正是武昌塘角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士兵的起义信号，这天晚上二十时左右，驻城外塘角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和驻城内紫阳湖旁的第八镇工程八营的党人几乎同时动作，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这恰恰是张謇最担心也是最不愿看到的事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武昌首义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各省纷纷独立，张謇的老朋友和熟人、江浙一带的立宪派人士程德全、汤寿潜等宣布脱离清政府和平光复。在这种情况下，务实的张謇及时调整了自己的思路，决定放弃君主立宪，转向共和，从“和平光复”中另谋出路。11月21日，张謇当选为江苏临时议会议长，此间，他致电刚刚被清廷重新启用的袁世凯，劝其认清形势，尽快与南方革命党人达成协议，以确定共和政体，稳定全国局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12年1月1日，匆匆赶回国内的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政府成立了，财政问题随即摆上了临时政府的案头，据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一书介绍，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回国时曾在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小作勾留，试举外债，最终却未获分文之助。但当孙中山回到上海时，国内却传闻他带回了巨款，各路记者纷纷到码头采访，孙中山的回答非常巧妙，他说：“我这次回国，分文未带，带回的惟革命精神而已。”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让人们更加相信孙中山肯定带回了大量的美元和外汇，但了解内情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却在文章中指出：“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据我了解，实际上什么钱都没有带来。”\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1b2ce9bd8dc74c0c8231f791837e5793\" img_width=\"720\" img_height=\"513\" alt=\"辛亥革命前后，南通状元张謇在干什么？\"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主要成员合影\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囊中羞涩的南京政府对张謇这位工商领袖非常重视，希望他能够出任财政总长。张謇当然知道其中的难处，力辞不就，最后实在推脱不过，便答应担任实业总长一职，财政总长由曾在清廷度支部任职的广东南海人陈锦涛出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多年以后，张謇之孙张绪武翻看祖父日记，发现其中有一段记述了张謇与孙中山在革命后第一次会面的情形。张謇对孙中山有一个四字评价“不知崖畔”，其言外之意是说孙把一些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和浪漫，以为一革命，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 \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2948a667644a41f79c57fbb3b769739e\" img_width=\"530\" img_height=\"724\" alt=\"辛亥革命前后，南通状元张謇在干什么？\"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袁世凯\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毋庸讳言，由于孙、张所处的角度和位置不同，两人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存在着明显差异。而张謇作为一名务实的工商人士，对孙中山身上一些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也有看法，两相比较，他更愿意和与其素有渊源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合作。在这种背景下，张謇很快便离开了南京政府，北上加入了袁氏阵营，从此开始了与北洋政权长达十余年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9751280379560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