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div\u003E\u003Cp\u003E南通狀元張謇是清末民初一個頗有影響的人物，他亦官亦商又非官非商，既無大權，也非鉅富，卻有着極高的社會地位，爲各方勢力所延攬，被人們稱爲“紳商”。張謇的這種身份決定了他只能是一名溫和的改良派，而非激進的革命者，事實上也正是如此。\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2073ebb528c94a16b1386df04daf676a\" img_width=\"400\" img_height=\"499\" alt=\"辛亥革命前後，南通狀元張謇在幹什麼？\"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南通狀元張謇\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毫無疑問，擁有狀元頭銜的張謇肯定是科舉正途出身，但張謇的科舉之路卻是漫長而艱難，頗有點《儒林外史》中那些失意儒生的“範兒”。他曾多次名落孫山，直到四十多歲時纔得到同治、光緒兩朝帝師翁同龢提攜而得中狀元，被授以六品翰林院修撰之職，其命運從此改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896年，回籍守制的張謇受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委派創辦南通大生紗廠，開始了他的人生傳奇。大生紗廠屬於股份制企業，雖有官股，但官府只拿紅利，不參與具體的經營和管理。所以張謇不認爲企業是“官商合辦”，用他自己的話說，這叫“紳領商辦”。身爲紗廠總理兼股東，張謇的私人股金不過區區2000兩白銀，在全部資金中只佔0.4%。他在大生廠的權威靠的不是金錢，而是他的狀元頭銜和人脈資源，他以士紳身份負責全權辦廠，他的這種威望和底氣是任何人都無法取代的，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張謇才成爲中國近代工商業教父級的人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張謇是光緒帝師翁同龢的弟子，基於這種歷史淵源，他無可爭議的成爲帝黨成員，同時也是晚清著名的君主立憲運動領袖。他贊同和支持康、梁變法，主張溫和的改良和循序漸進的變革，對革命有着一種天然的恐懼和排斥。他認爲：“立憲大本在政府，人民則宜各任實業、教育，爲自治基礎。與其多言，不如人人實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這可以看作是張謇在整個立憲運動中總的方針和路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11年10月4日，張謇到武昌主持紗廠開機儀式。此時的武漢已經瀰漫着革命的空氣，“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古老傳說已傳遍了大街小巷。統治者驚恐萬端，憂心忡忡的湖廣總督瑞澂遍派鷹犬，四處打探，一時間武漢三鎮陰霾蔽日，一派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0月9日，形勢發生突然變化，共進會領導人孫武在寶善裏14號製造炸彈不慎引爆，革命黨人總機關遭到破壞，一些未來得及撤退的黨人被官府捕獲，湖北的大小官員們這才鬆了一口氣。據史料記載，這一天張謇分別參加了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和湖廣總督瑞澂的宴請，很晚方回寓所；張謇還忙裏偷閒買了一對孔雀，並向朋友要了一對錦雞，派人送去南通博物苑。從這些記錄中可以看出主人和客人的心情都非常輕鬆、愉悅，具體原因未見文字記載，但估計可能與這次黨人領導機關被破獲有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0月10日晚，張謇離開武漢，登上開往上海的日本商船“襄陽丸”。“襄陽丸”緩緩駛向下游，張謇在船上看見江邊燃起了熊熊火焰，他在日記中記載了所聞所見：“舟行二十餘里，猶見火光熊熊燭天也。”張謇看見的火光其實正是武昌塘角第二十一混成協輜重隊士兵的起義信號，這天晚上二十時左右，駐城外塘角的第二十一混成協輜重隊和駐城內紫陽湖旁的第八鎮工程八營的黨人幾乎同時動作，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這恰恰是張謇最擔心也是最不願看到的事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武昌首義後，革命形勢發展迅猛，各省紛紛獨立，張謇的老朋友和熟人、江浙一帶的立憲派人士程德全、湯壽潛等宣佈脫離清政府和平光復。在這種情況下，務實的張謇及時調整了自己的思路，決定放棄君主立憲，轉向共和，從“和平光復”中另謀出路。11月21日，張謇當選爲江蘇臨時議會議長，此間，他致電剛剛被清廷重新啓用的袁世凱，勸其認清形勢，儘快與南方革命黨人達成協議，以確定共和政體，穩定全國局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12年1月1日，匆匆趕回國內的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政府成立了，財政問題隨即擺上了臨時政府的案頭，據唐德剛的《袁氏當國》一書介紹，武昌起義後孫中山回國時曾在華盛頓、倫敦和巴黎小作勾留，試舉外債，最終卻未獲分文之助。但當孫中山回到上海時，國內卻傳聞他帶回了鉅款，各路記者紛紛到碼頭採訪，孫中山的回答非常巧妙，他說：“我這次回國，分文未帶，帶回的惟革命精神而已。”這個模棱兩可的回答讓人們更加相信孫中山肯定帶回了大量的美元和外匯，但瞭解內情的《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卻在文章中指出：“孫中山迄今給人們良好的印象。人們認爲孫中山隨身攜帶鉅額的外幣，因此對他有好印象。……據我瞭解，實際上什麼錢都沒有帶來。”\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1b2ce9bd8dc74c0c8231f791837e5793\" img_width=\"720\" img_height=\"513\" alt=\"辛亥革命前後，南通狀元張謇在幹什麼？\"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孫中山與南京臨時政府主要成員合影\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囊中羞澀的南京政府對張謇這位工商領袖非常重視，希望他能夠出任財政總長。張謇當然知道其中的難處，力辭不就，最後實在推脫不過，便答應擔任實業總長一職，財政總長由曾在清廷度支部任職的廣東南海人陳錦濤出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多年以後，張謇之孫張緒武翻看祖父日記，發現其中有一段記述了張謇與孫中山在革命後第一次會面的情形。張謇對孫中山有一個四字評價“不知崖畔”，其言外之意是說孫把一些事情想得過於簡單和浪漫，以爲一革命，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而實際的情況是，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不出來。” \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2948a667644a41f79c57fbb3b769739e\" img_width=\"530\" img_height=\"724\" alt=\"辛亥革命前後，南通狀元張謇在幹什麼？\"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袁世凱\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毋庸諱言，由於孫、張所處的角度和位置不同，兩人對一些問題的認識存在着明顯差異。而張謇作爲一名務實的工商人士，對孫中山身上一些理想主義色彩的東西也有看法，兩相比較，他更願意和與其素有淵源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合作。在這種背景下，張謇很快便離開了南京政府，北上加入了袁氏陣營，從此開始了與北洋政權長達十餘年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9751280379560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