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

作者声明：本专栏依据严谨史料写成，为杜月笙历史传记，非虚构类小说

一九三七年，杜月笙五十岁。

年过半百，知天命，临巅峰之时，大佬情系的上海滩却迎来了民国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从华北到华中，中日军队相互对峙，剑拔弩张，处在战略要地的上海滩阴云密布，战火一触即发。

就在这一年的三月十二日，日本新任外相佐藤发表讲话，他公开声明，日本断不会放弃在华既得利益，同时敦促南京当局彻底杜绝反日行为。

这标志着日本对华态度日趋强硬，对华军事行动已提上了日程。

两天后，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率所谓的经济考察团赴沪，考察团中包含不少日本政坛要角，如当时的日本制糖株式会社社长、战后外相藤山爱一郎。

此次日本经济考察团赴沪，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进一步攫取在华经济利益，二是希望与杜月笙、王晓籁、钱新之等上海滩金融工商界头面人物达成共识，营造对日有利的沪上秩序。

对于此一事关战和关键的经济考察团，南京方面没有更好的应对办法，唯有敷衍周旋。经过研究，南京方面最终同意以日本经济考察团为骨干，配合我国金融工商界有力人士，合组一个中日贸易协会，负责推进相关事宜。

鉴于杜月笙在东南的影响力，日本人特别点名要求，上海杜月笙必须参加该协会。南京方面没有异议，随即任命杜月笙为中日贸易协会常务委员。

对这一项能增进自家声望的任命，杜月笙内心有种说不出的痛苦与抗拒。骨子里，他是有血性，有民族大义的抗日者，经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的残酷洗礼，对于日本人的狡诈贪婪，他早已有了彻骨的认识。

他不知道委曲求全是否能换来实际的益处？但他知道利用地方势力保护上海滩金融工商业，义不容辞。

一方面是迷茫，一方面是担当，杜月笙没有选择，只能在阴云压顶下，顾全大局。

在欢迎儿玉谦次的“盛大”仪式上，杜月笙强颜欢笑，满腹愁闷，无奈地做着表面文章。但在表面文章下，杜月笙并没有消沉，他急切地想探听到南京方面的底牌，对他而言，只要探听到这张底牌，他就可以真正地有所行动。

在那一时期，南京方面的动作似乎也很凌厉，儿玉谦次到达上海滩当天，南京方面即送来了请柬，请中方周作民、杜月笙陪同日方代表次日晋京，参加最高规格茶话会。

收到这份请柬，杜月笙兴奋鼓舞地预感到，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南京方面极可能要摆出强硬姿态。

果然，在次日的最高规格茶话会上，南京方面义正词严地正告日本经济考察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此言一出，茶话会不欢而散！

杜月笙知道，这句话大概就是底牌了，回到上海滩，他随即便展开了当仁不让、据理力争的行动。

杜月笙请出上海滩德高望重的“阿德哥”、前任总商会长虞洽卿，发表即席演讲，传达一个意思，上海滩誓与南京保持一致。

这是杜月笙政治成熟的表现，他已不像一九三二年那样，在国仇家恨面前一身的草莽气，血性未失下，他变得更沉稳了。

日本人经此碰壁，图穷匕见，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二十天后，北平陷落。

消息传到上海滩，身兼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会长等多重责任的杜月笙，同仇敌忾，奋袂而起。

与此同时，上海当局的行动也很迅捷。

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吴开先，第一时间登门拜访杜月笙。吴开先说：“七七事变的炮声，已为全面抗战揭开了序幕，国家危亡，上海滩随时可能燃起战火，我们要先行做好抗敌后援工作。

听到这样的话，杜月笙神色亢奋地说：“我认为这件事体应该由上海市党部出面负责领导，发动全上海各民众团体，迅速把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组织起来。有一点顶要紧，我要讲出来，上海滩只允许有这一个抗敌后援会，任何一方力量都要听从指挥，我一定尽全力协助，开先兄只管积极领导进行就好。”

对利益纷争不断的上海滩来说，杜月笙的这个表态很难得，也很重要，他自己不会浑水摸鱼，亦不允许其他人趁机经营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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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到这番话里对家国的赤子心，对朋友的情谊，吴开先深为感激。后来他回忆说——多少年过去了，再想起那一刻，杜先生留给我的是患难中朋友的形象，眉头紧锁，却赤胆忠心。

为了争取时间，杜月笙、吴开先随后立即采取行动，两人在杜公馆客厅里研拟了一纸名单，之后杜月笙像发江湖号令一般，命人火速缮写请帖，分头投送到上海滩各方大佬手里。

第二天上午，接到英雄帖的各方大佬，一个不少，悉数汇集到中汇银行大会客厅，商讨抗敌救援会重要问题。

群情激昂下，众人一致推选杜月笙、虞洽卿、钱新之等六人为“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筹备会”主席团成员，并决议在三天后，召开大会。

三天后，在各方代表好几百人的成立大会上，面对筹募、供应、救护、宣传等诸项事宜，杜月笙率先站立起来，振臂高呼说：“抗敌后援的事体需要大家自告奋勇，就让我杜某人先来自告奋勇看，各个委员里面，最难做的大概是筹募委员会了，这一个就由我来做！”

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掌声落下，见第二个自告奋勇者没有立即出现，杜月笙又高声呼喊起来：“鼓掌不如马上站出来担当！第二难的就要算供应委员会了，新之兄，你把这一项担负下来，阿好？”

钱新之站起来，用微笑表示愿意接受。

有杜月笙的强力推进，负责各项事宜的各委员会负责人选很快推定，杜月笙又说：“支援前方，等于救火，我们不能耽搁一刻，要立刻行动起来。”

这时有人站出来说：“办这些事体的经费从哪里来？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没有预算的话很难担负。”

杜月笙接过这话，江湖大掌用力一拍，说：“要铜钿容易，成立初期的一切开支，由我杜某人一个人负责垫出。众人拾柴火焰高，黄浦滩有的是赤胆爱国心。”

杜月笙说的没错，由他将抗敌后援会筹建出来后，上海滩随即掀起了抗战捐献的浪潮，捐款之来，有如风起云涌。

继一·二八之后又一次担任秘书长的陶百川见抗敌后援的经费已经非常充足，杜月笙私人垫付的经费数额又十分巨大，于是遵照前议，从捐款中提出一部，给杜月笙开了一张拨还的支票。

杜月笙看到支票，登时退还了回去，他说：“市民捐款是为了抗敌劳军，不是为了还我杜某人，我怎能在这里面扣款？”

陶百川及一众人笑着说：“那杜先生也不能白垫这么许多钱呀！”

杜月笙说：“要是拿回这笔钱，不仅有失大义，而且对不起这一片黄浦滩，我看这样做最好，把这笔钱移作捐款，但不要写我杜某人的名字，就写常务委员会捐助。”

上海滩再次领略了杜月笙江湖真君子的大义风度。

但打这一场大仗，光有民间捐献是远远不够的，不久财政部长宋子文来到了上海滩，并第一时间登门造访了为抗敌后援会忙碌紧张、席不暇暖的杜月笙。

宋子文告诉杜月笙：“政府已经决定发行五万万救国公债，财政部已组成一个劝募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上海，希望杜先生能全力协助。”

杜月笙说：“宋部长，那就一切从办公地点着手准备，不晓得我杜美路那幢新房子够不够用，如果可以，我立刻腾出来，捐给劝募委员会使用，不管用多久，杜某人分文租金不收。”

捐出房子，接下宋子文交付的重任后，杜月笙立即行动，一口气成立了两个劝募队，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长由他自家担任，上海商界劝募总队长则由上海总商会长王晓籁担任。

这项工作需要巨大的江湖声望与能量，王晓籁一人抗不住，不久即向杜月笙请救兵，杜月笙没做二选，跟着一脚又跨过去，兼了商界劝募队的副总队长。

经过四出奔走努力，由杜月笙领衔的劝募成绩大到惊人，面向全国发行的五万万元救国公债，仅只上海一地，便募得了七千五百余万元，折合当时的美金，亦达到了两千三百余万元之巨。

说到八年抗战时期的杜月笙，世人总有铁血枭雄的印象，其实自一九三七年起，朋友眼中的杜月笙则是另一种样子，他就像狂风暴雨中一颗沧桑不倒的老树，虽然干枯，却异常的坚毅，坚毅中并且散发着浓烈的大义担当。

这是杜月笙真实的样子，五十年的江湖生涯，他耗费掉的心力心智远比其他人多，他的样子很容易让人产生江湖不易，江湖易老的极致感慨。

这是杜月笙的江湖造化，也是杜月笙的江湖“苦命”，正所谓江湖真君子者，尽是西风瘦马。比他大的黄金荣是越老越富贵，比他大的张啸林是越老越暴戾，只有他是易折而不屈的沧桑君子样。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驻日大使、杜月笙的挚交好友许世英曾在回忆中记述了这样一幕。

七月十三日，大战爆发之时，正在就医的许世英奉命力疾返任，杜月笙得知老友要途径上海，连忙到北站迎接。

送许世英登上驶赴日本展开斡旋的海轮时，两人站在码头上，看着停泊在附近的日本军舰，沉默不语。

许久，许世英才意味深长地对杜月笙说：“你事繁食少，太操劳了，一定要保重身体，接下来你恐怕又要大忙特忙一阵了。”

杜月笙不禁慷慨动容，他对许世英说：“放心，我今年刚五十岁，年富力强，身体对付得过去，只要国家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杜某人必定万死不辞。”

许世英在回忆中说，当时他非常感动，因为壮士不壮，忠义沧桑，枭雄不易！

八月初，日军图谋上海的罪恶行动终于还是登场了。

八月九日，日本海军陆战队故技重施，他们派出两名士兵驾乘军车强行闯入我虹桥机场，结果被我方卫兵当场打死。事后消息报道称，双方在虹桥机场发生枪战，造成两名日本人死亡、一名中国卫兵死亡。

其实，在这起枪战中，中国卫兵是二比零战绩，我方并无人员伤亡，但为了阻止日军挑衅燃起战火，上海警备司令部临时枪决了一名死刑犯，并将之伪装成了我方死亡卫兵。然而，这一记烟雾弹释放的不够仔细，日军发现了其中的破绽，八·一三淞沪会战因此被点燃。

淞沪会战第一阶段，中国军队的表现是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的。

大战第一天，日军攻，我军守。日本海军陆战队六千人，兵分两路，使用立体战术，猛攻守在江湾的八十七师，结果遭到顽强阻击。

第二天，我军转守为攻，八十七师士兵奋身反扑，用手榴弹和刺刀，越战越勇，将日军压迫的节节后退。

八月十四日，我杭州笕桥空军升空迎击不可一世的日本空军，一举击落敌机九架，创造了零比九这一空前绝后的辉煌战绩。

受此鼓舞，上海滩又一次沸腾了。

当天下午，我机飞临上海上空，轰炸日军占据的公大纱厂、虹口一带，以及停泊在黄浦江的日军旗舰“出云号”，上海人全然忘记了危险，争先恐后、万人空巷地到江干观战。

得知战事利好，杜月笙在杜公馆里接待各方人士，兴奋异常。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外间突然传来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震得杜公馆摇摇晃晃、玻璃窗哗哗乱响。

见有危险，杜公馆大管家万墨林赶紧过来搀扶保护杜月笙。此时的杜月笙是惊恐的，但并没有乱了分寸，他吩咐万墨林说：“赶紧拨电话，问问是哪里出了啥事体？”

话音刚落，又是一声巨响。

万墨林正犹豫着该去继续拨电话，还是该赶紧保护杜月笙离开，杜月笙又说：“赶紧拨电话，问清楚出了啥事体？”

慌乱中，万墨林努力地拨电话，经过一叠声地问询后，万墨林放下电话，大叫一声说：“爷叔！不好了，大世界门口落下了一颗炸弹，炸死了不晓得多少人！”

因为刚才听到了两声巨响，杜月笙又急切地说：“再拨电话问清楚，是一颗还是两颗？”

于是，万墨林再拨电话，又去打听。这一次，消息来的很详细，放下电话，万墨林报告杜月笙说：“爷叔，是一架中国飞机，受了伤，飞过租界，一共落下来两颗炸弹，头一颗落在大世界门口，炸死一千多人，第二颗落在大马路外滩，也死了好几百人！电话里说这两处地方现在已经血流成河，惨极了！”

听到这个悲剧，杜月笙面色苍白地坐进椅子里，一脸的焦急不安。

之后，外间的消息不断地传进杜公馆，其中一个十分地让人动容，全上海滩没有人指责那架飞机，虽然那架受伤的飞机造成了两千上海人伤亡，但所有人都称颂那位驾机的飞行员是英雄，因为他没有选择在第一时间跳伞逃生，任由飞机坠入人烟稠密的租界和市区。

见上海滩战火硝烟中尽是豪情大义，杜月笙再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对万墨林说：“赶紧跟我去一趟黄公馆，眼下一定有太多的难民需要救助了。”

万墨林不解地问：“去黄公馆干什么？”

杜月笙说：“我要让金荣哥立即打开大世界，尽可能就近就快地收容上海滩的难民，不能让他们再被炸死，再被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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