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欺凌”再次闖進了公衆視野。

國慶長假期間，網上瘋傳“一少女遭多名男女圍毆”視頻。海南省文昌市官方對該事件首次通報稱，參與圍毆的8名男女系未成年人，不屬於“校園欺凌”，引起網民跟帖質疑。10月7日，文昌再次發佈處理結果時稱，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對參與打人的8人，分別作出行政拘留、責令管教等處理。（法制網10月8日）

其實，究竟是不是校園欺凌，並非一個多麼難判斷的問題。在兩段3分多鐘視頻中，一男孩對身穿紫色短袖的小女孩連扇耳光後，另外一男孩從遠處跑來一腳踹向女孩腰部將其踢倒，緊接着幾名男子輪番掌摑該女孩，並用衣服蓋住女孩頭部進行圍毆，隨後幾名女孩對其連續扇耳光，並強行撩起其上衣進行羞辱。如果這都不算校園欺凌，如果這都不違法，的確有違公衆的認知。

儘管參與打人的8人，均未滿16週歲，但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週歲的人違反治安管理的，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不滿十四周歲的人違反治安管理的，不予處罰，但是應當責令其監護人嚴加管教”，也都在依法懲處的範圍之內。當地公安機關對參與打人的陳某等已滿14歲的3人作出行政拘留15日，並處罰款1000元，因這3人均未年滿16週歲，且系初犯，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對林某等未滿14週歲的5人不予處罰，責令其監護人進行嚴加管教，這些處罰措施符合法律的規定。

誠然，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施以區別於成年人的處罰，是現代法治文明應有的人本關懷。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爲主、懲罰爲輔的原則”。無論是在刑法中，還是在治安管理處罰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都明確了懲罰的“年齡檔次”，目的都是更好地教育和挽救未成年人。但是，立法保護的宗旨，並不是等於視懲罰爲“洪水猛獸”，因爲懲罰也是保護。對人身自由的適當限制，既是對違法犯罪行爲人的否定性評價，也是對他們危害能力的削弱和遏制。管理森嚴的羈押場所，恐怕比興風作浪的社會要安全得多。

正如海南省政府督導室某領導所言，在“校園欺凌”發生後，一些部門在事件處置中，主要精力放在動用警力資源，“以堵塞欺凌視頻網絡傳播爲要務”，“熱衷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息事寧人爲唯一目標。”問題是，所謂的“息事寧人”，不過是表面上的“擺平”罷了。執法、司法上“網開一面”，涉嫌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並沒有因爲惡行，受到法律追究，這種無原則的“寬容”，無異於對惡行的“縱容”。

翻看媒體報道，不乏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寬容”報道。比如，韋某曾於2010年掐死一名男孩，但因爲當年未滿14週歲未負刑事責任。2011年，他又持刀傷害一名小女孩被判刑6年。2015年11月，19歲的韋某減刑釋放來到番禺後再次作案，殺害一名11歲女孩。不久前，發生在河南魯山的一起少年涉嫌強姦案，當地檢方變更強制措施爲取保候審，嫌犯返校上學，有關部門將此事作爲“業績”宣傳時，一度使用了“冰釋前嫌”“握手言和”等詞語，引發了公衆輿論的持續關注和熱議。

所謂教育，並不是單純的口頭教導，懲罰同樣也是教育。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中，明確了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懲罰措施。通過依法施罰，才能讓違法犯罪者明白，觸碰法律紅線必須付出相應的代價，從而明是非、知進退、守底線。通過依法給予懲罰，釋放出強烈的訊號，不僅讓被懲罰者受到教育，對其他未成年人而言，也是一堂警示教育課。把應有的“懲罰”省略掉，貌似保護了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殊不知恰恰削弱了法律的教育功能，不利於未成年人成長，也戕害了法治的威信。

治理“校園欺凌”，不能把懲罰當作包袱。立法上要研究論證減低刑事責任、行政處罰責任的年齡門檻，執法、司法上則應把法律制度落實到位，只有把這套組合拳打好了，才能爲未成年人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保護，才能讓校園更加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