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div\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9a0bbc4ec2824ae78a6832468cf08b40\" img_width=\"640\" img_height=\"321\" alt=\"辽朝职官制度\"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说明：\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1《辽朝官员的本官、实职与阶及其关系初探》是一篇论文，属于考据文，对于于此不感冒者敬请早早知道，就此转身可也；\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2本文在正式发表之前，经葛华廷先生审查，并给予多处修改。于此表示感谢；\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3本文曾在全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学会大安会议上进行研讨；\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4本文发表于《辽金史论集》第十四集上；\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5在入录《辽金史论集》第十四集之前，得到全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学会原副会长韩世明兄及齐伟女史的再次审查，特别是经过韩会长的精心编辑（以便符合文集之体例），在此深表谢意。\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辽朝官员的本官、实职与阶及其关系初探\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以辽代碑志文为中心\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王玉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关键词】辽朝官吏 本官 使职 阶 关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内容提要】辽朝官员的结衔公式可拟为：官衔=功臣号+本官+实职+阶+检校官＋宪＋赠官+勋爵+食邑，其骨干部分是本官和实职。“本官”是辽官员身份的标示，包括官员在体制内的官位序列、名份、品级、文武资等内容，包含有传统官制中的散官、文资、武资的含义。本官是辽官寄俸禄、量品资的依据，官员在本官序列中转迁；阶，已经不被看重，官员的迁升不表现在阶上；本官与实职相伴生。相对来看辽人更重实职之闲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元本《辽史》对于辽朝职官制度的记述极其简陋、混乱且漏洞百出（许多地方往往是以“时事”代替制度），加之史料的缺乏，给后来的读史者，乃至研究人员带来了诸多不便，甚至有些专业人士在此方面都出现了错误的判断。可喜的是，有诸如王曾瑜、唐统天、武玉环、何天明、张国庆、林荣贵等专家的研究探讨，使得我们得以一窥辽朝的官制的大概面貌。近年来又有关树东、王韬滔、杨军等年轻学人对此作出了深入的探究，对于後来者有深刻的启发。辽代石刻文中存有大量的官吏历官信息，这些信息的翔实程度远高于元本《辽史》，反映的辽朝官制信息相对原始、全面、真实，由此也得到学者们的关注。经过长期的研读，笔者发现，辨明辽官的本官、实职、阶及其关系至关重要，故草成小文予以探讨，敬请专志者笑看；同时，也试图为非专志人士提供一个辨别辽官或认识契丹辽官制的大略方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一 辽朝官员的“本官”\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首先要辨析一下“本官”这个概念。辽代官制的来源有两种，第一种来自中原的唐、五代制度，即“辽袭唐制”；第二种来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系统中的制度，如突厥、回鹘等。第一种承袭，较为集中地反映在辽南面官制上，第二种承袭更多的反映在北面官制上。在许多辽人墓志上，常见的官称是我们所熟知的中原制度中的名称，如大夫、郎、卿等，在辽代官员结衔上，集中反映了对中原王朝政权官制的借鉴情况，比如其罗列的名称最多的有十个方面的内容，即：功臣号、职、阶、官、散官（检校官）、宪、勋、爵、邑（封）、赐\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辽人所称的“官”，不是今人所理解的“官”那样有着宽泛的含义，即，“官”包括了一个人的品级、实职、阶、爵、勋等等。辽代官员的“官”是官员身份的标示，包括官员在体制内的官位序列、名份、品级、文武资等内容。为了使辽人的“官”\u003Csup\u003E②\u003C\u002Fsup\u003E与现代意义的“官”有所区分，本文将辽“官”拟为“本官”\u003Csup\u003E③\u003C\u002Fsup\u003E。辽朝官制中的“本官”有着很强的自身特点，不是传统的“散官”、“文资”、“武资”等词所能涵盖的，比如传统散官序列不涵盖辽武官中阶官化了的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类；辽官文资中还包括了“试官”类等等。拟定“本官”一词并无标新立异之想，目的就是要把辽官的“衡量器”定好，并说明白，以期有利于对辽官结衔的辨识和对于官制的理解。\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杨军：《辽朝南面官研究》，《史学集刊》2013年第3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 这个“官”是辽人自己的称谓请见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4月第一版，以后所引同书版别同此）第17页《冯从顺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以后所引同书版别同此）第10页《王守谦墓志》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③“本官”一词在唐末五代及北宋时指向是明确的，如《旧五代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卷126，《冯道传》记载冯道自述中，说到阶、职后就叙述了他的“官”自摄幽府参军、试大理寺评事、检校尚书祠部郎中等，“正官”自行台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兵部侍郎、中书侍郎等，其间“三为司空，两在中书，一守本官”，这个“本官”，就是指冯道非实职的部分。洪迈《容斋随笔》记载“范蜀公自翰林学士，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说明范缜的“本官”是“户部侍郎”，而其使职是“翰林学士”。辽人所称“官”与五代、北宋所称“本官”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辽朝官员结衔中，虽有数个小项，但是，在现实中，因为地位、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别、资历等原因，多数官员的结衔只有主要的几项，如：本官、实职（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使职）、散官、阶、宪等，但，最关键的就是两个部分，一是本官，二是使职，阶是次要的。标示辽官身份的是其“本官”，职务的重要与否，要看其实职（使职、实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辽官员结衔从表面上看，官越大结衔越长，结衔之最多字数有达91字者\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50—70字左右者常见，比如耶律宗福的结衔：“竭诚奉国竭节功臣、凤翔军节度使、岐州管内观察巡检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府仪同三司、前南宰相、韩王。”共57字。\u003Csup\u003E②\u003C\u002Fsup\u003E在耶律宗福的57字的结衔中，肯定有标志着他的官品中最要紧的部分，那个部分应当就是其官的“本官”。以此类推，凡国家“编制内的”辽朝官员，在其官称结衔中必有标志其本人身份之“本官”。具体到耶律宗福，其本官就是遥授“节度使”，结衔的其余部分都不是其本官的标志。如：“竭诚奉国竭节”是功臣号，“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赠官\u003Csup\u003E③\u003C\u002Fsup\u003E（一般为死后获赠，有的辽官活着时也可获赠），“特进”是阶，“开府仪同三司”，在这里可视为阶的叠加。“检校太师”是检校官，是辽官制中承袭唐、五代中原官制传统授官的一种。“前宰相”，是标示其原来所任实职，是指其曾任辽北面官的契丹“南府宰相”。“韩王”是其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见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286页《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之萧惟平结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141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③王滔韬先生把这种赠官如同中书（政事）门下平章事、侍中、中书（政事）令、尚书令等名之为“优宠官”。详见《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4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些都是积劳、积功所得，或者是视其地位所封赐。这里的“节度使”，在现存契丹辽的资料中虽不能准确地标示出其品级（在唐代，节度使是使职，没有品级，往往以其他固定化了的“朝官”来标示品级），但是在辽朝的当时，人们心中是有所比类、比对的，即节度使的品级要高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按照王曾瑜先生《辽代官员的实职与虚衔初探》的考证，辽“节度使”在诸卫上将军之下\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另外，这里的这个“节度使”本官，因为是虚授，所以还是武官和武资的标志。这种“节度使”是阶官化了节度使。在辽朝，许多传统意义上的职事官阶官化了，用作了标示其官吏的本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辽文官的情况较为明朗了，正如王曾瑜先生所论：辽代沿用唐朝的“省部监司”（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秘书省、殿中省、诸寺、监等）的职事官名作为其文官的“虚衔”\u003Csup\u003E②\u003C\u002Fsup\u003E，这个虚衔，在笔者看来就是“本官”。“虚衔”其实不虚。比如《王守谦墓志》云“公始筮仕，蓟州军事衙推，其职也；大理评事、右拾遗、侍御史、蓟北县令、主客考功二尚书郎，其官也。”\u003Csup\u003E③\u003C\u002Fsup\u003E这里的“官”就是王守谦的本官（县令，本身为实职，但其官称的本身就能很好的标示了本官，此类官称可“一称两用”）；“职”，就是实职或使职。使职必带本官，这是当时的制度（有些实职）。正如《梁援妻张氏墓志》\u003Csup\u003E④\u003C\u002Fsup\u003E所记梁援的次子梁庆元在乾统七年“授閤门通事舍人，见带洛苑副使”，这个“洛苑副使”就是梁庆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王曾瑜：《辽代官员的实职与虚衔初探》，1992年《文史》第34期。以后所引同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辽代官员的实职与虚衔初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③《辽代石刻文续编》第10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④《辽代石刻文编》第567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的本官。这里的一个“带”字，是明确地传递给我们的辽人对于官员“本官”方面的信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梁颖墓志》记述云：“公官自著作佐郎、太子中舍、太子□□□中丞、太常丞、尚书礼部员外郎、尚书职方郎中、将作少监、太仆少卿、少府监、昭文馆直学士、谏议大夫、给事中、□□□学士、宣政殿大学士、刑部尚书至所终官。职自蓟州军事判官、枢密院书令史、令史、奉圣州观察判官、厅房户□□□、兵刑吏三房承旨、副都承旨、提点大理寺、枢密直学士、翰林学士、签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门下侍郎平章事、兴中尹至所终职。”\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同样，梁颖的“官”（其中的某学士也被认为是本官），就是其本官。这个部分官称就是唐、五代官制体系中本来就有的，是在历史上定型了的，“辽袭唐制”，辽采取“拿来主义”的作法，对于当时人们都熟知的官称（包括这种官称所包含的内容），拿来套用，可以一一对应，一目了然，可以很好地比对。“职”，就是使职和实职，实职，特别是使职，有一些不是古来官制（在契丹辽要比对唐、五代制度的）中固有的，这个“职”还没有定型化，即还没有纳入官制系列，所以大家还不好比对，就必须要有一种固化了的品级来比对、衡量。对于在正规官制序列中还没有其名的使职，必须带一种相应的类似“朝官”一类的官称来标明，这个自古就有的类“朝官”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是一个“标准器”，让人们一眼就能知道这个人的品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杨卫东：《辽朝梁颖墓志铭考释》，《文史》2011年第一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从碑志资料来分析，辽人对于“官”（本官）和“职”分得很清的。如梁颖的某“职”必然对应一个本官，这就是笔者所认识到的辽人“使职必带本官”。今人对于辽官的判断应当首先看其本官，抓住了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点，才可能正确地认识辽代的官乃至官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辽代官员的本官的来源、种类、运用与内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辽袭唐制，在官制上尤其明显，在以“散官”标示官品这一点上更明朗。辽代官员的本官的来源于哪里？笔者认为，辽朝官员的本官就是所谓唐、五代的的“散官”、“文资”、“武资”。具体地说，辽官的文官本官包括了借用唐的文官职事官（ 阶官化了的职事官）和“试”官；武官、武职的本官为沿用唐、五代的“武资”；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即 “节度使类”的武官本官。现作如下分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文官本官的标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以“试官”标示官员本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李内贞墓志》\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中，记述李内贞的某子的结衔为：前辽兴军节度推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这个官吏的实职曾是“辽兴军节度推官”，这个实职（使职、幕府官）要例“带”一个朝官来标示他的本官，这个本官就是“秘书省校书郎”。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在秘书省任职，所以要加一个“试”（这个“试”并不是古代官制的试、守、行、兼的含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字来表示其“虚”。这个虚衔，绝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标示着他的“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官”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辽代石刻文编》第53-54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中华书局2008年5月北京第一版。见第39-46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种试官制度来源于唐中晚期\u003Csup\u003E②\u003C\u002Fsup\u003E，五代继之，比如，《李内贞墓志》，在追述其在归辽前的履历时就有这样的内容：“……唐庄宗时举秀才，除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守雁门县主薄；次授蔚州兴唐县主簿；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授儒林郎、试大理寺丞、守妫州怀来县丞……”很显然，李内贞在后唐时期的初历就是“雁门县主薄”（极有可能是幕府自派，当时称为“摄官”），其“本官”用“秘书省校书郎”这个朝官来比对。后来，他升任“怀来县丞”，他的本官就以朝官“大理寺丞”来标示，只不过是前加一个“试”字。这种制度被辽朝“拿来”使用并沿袭下来。这种以“试官”标示基层官吏“本官”的事实大量存在，说明辽朝存在着官吏的试官阶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试官阶段，随着官吏任职时间的延续、官位的升调及考核的结果，本官也要有一个由低到高的迁升。这种试官的转迁的详细情况，《辽史》无载，但是，大量碑志上反映出的信息说明其大量存在，并已经形成制度。最近有专业人士进行了有益地探索，比如陈晓伟先生以《梁颖墓志》为例作了认真地考察。笔者认为，“试官”转迁大体可以以陈晓伟的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证来推断，即：秘书省正字→崇文馆校书郎→太子校书郎→秘书省校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郎→秘书省著作佐郎→秘书省著作郎→秘书郎→试大理评事→大理寺丞→大理司直→太子中舍→太子中允或太子洗马等等。\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试官阶段结束后，官员的“本官”就转为更高一级的以唐朝职事官标示本官的阶段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以唐文官职事官标示本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陈晓伟：《辽朝文官阶制再探——以新近出土的<梁颖墓志铭>为中心》，刘宁、张力主编《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第617页。以后所引出处同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阎步克先生在《中国古代官阶制引论》中云：“唐后期及五代时发生了职事官的阶官化，到了北宋，省部寺监之官成了衡量官员资位的“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官”。\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本文所称“本官”与阎先生所论相同。辽朝就是把这种阶官化了的职事官，作为标示本朝官员的本官来使用，这种做法“是其与北宋前期寄禄官文官基本的共同之点”\u003Csup\u003E②\u003C\u002Fsup\u003E，依据王曾瑜先生的考述，这类本官包括如下几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尚书六部官（包括侍郎、郎中、员外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尚书左右丞、左右司郎中，给事中、起居郎、中书舍人、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依据墓志资料考察，这部分还包括了六部子司郎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③.秘书省、殿中省、诸寺监丞、监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部分本官可以以陈晓伟先生的考证\u003Csup\u003E③\u003C\u002Fsup\u003E为例说明之，即：某部员外郎→左（右）司员外郎→某部郎中→左司郎中、右司郎中→将作少监→少府少监→秘书少监→太府少卿、太仆少卿→太常少卿→将作监→少府监→司农卿、卫尉卿、大理卿→昭文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给事中→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左散骑常侍→某部侍郎→尚书左、右丞→某部尚书→尚书左、右仆射。在以尚书省官员标示本官时，严格遵循了前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行、后行的高低序列。需要注意的是，昭文馆直学士、枢密直学士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两个职位放在辽人“本官”里殊为可疑，在辽代虽然当时人们也这么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见第207页。以后所引同书版别同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第174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③陈晓伟：《辽朝文官阶制再探——以新近出土的<梁颖墓志铭>为中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待，但这种官职是否已经阶官化了，还要待以后验证。再者，在这个方面，大理寺主要官员实职和虚衔是“一官两用”，即：既有可能是实职，也有可能是“本官”，这要依据官员结衔和实际职务来判断。还有，这部分本官中还包括了尚书省各部中各司的官名，应置于某部员外郎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辽代文官本官有高低的排序，参照以往对于唐代这部分官制的研究成果和辽代石刻资料，可以发现序列上的一些信息，即：试官一般授予基层官吏，比如下层幕佐、吏职，还有初仕者；前述唐“省部监司”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的部分（郎官、监卿）多授予中高层官员。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本节（2）所列，也适用于武官，这是辽朝官员本官标示的又一个特点，即为学界常说的“叠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部分的辽官的本官与实职对应关系，杨军先生已在《辽朝南面官研究》中作了详细的研究，在此不再絮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辽武官本官的标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以唐、五代的“武资”标示武官、武职的“本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辽代官制中，武职、武官是最复杂的，其重要的原因是与其固有的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部族体制有关。辽代的统治阶级是契丹贵族，契丹族文化占据了辽文化统治地位，从历史的表象上看契丹族文化是以“捺钵文化”为外显的。笔者认为：契丹族文化是基于其本土（核心在辽西和东蒙地区）的生活模式，以游牧文化为主体，不断地吸收中原、东北、西域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而构成的一个的整合体。这个整合体是在适应契丹辽的本土物候条件、生产、生活和习俗的内在要求的基础上，在保持着传习已久的游牧文化这个本体的前提下，对于其他文化用“拿来主义”的作法，通过“扬弃”而形成的，是基于整个统治阶层牢固、完全的自信与自觉条件下的积极、主动选择。在这种文化的前提下形成的官制，尤以北面官制为主要，所以武官、武职就独具特点。这种特点表现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一，武官、武职的被重视程度高，地位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二，武官、武职设置多，完备，而且效能高，比如捺钵官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三，相对于中原官制来说更加复杂，因为其实掌多为北面官职权，以至于多数官职至今也不明职掌与作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通过有关碑志资料分析，笔者认为，具有契丹特色的武官、武职，其“本官”又多以中原唐五代官制中的固有名称来标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将军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辽武官的将军类包括了唐十六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和羽林军、龙武军上将军、大将军、将军的官称，按照王曾瑜先生的考证，辽还增益了龙虎卫、神武卫将军类。\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其实这两种“将军”并不是辽代“增益”的，只不过是沿袭五代武官制度而已，龙虎卫、神武卫将军在五代就有设置，后周时期，这种诸卫将军已经“阶官化”了。\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这些“将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绝大多数都作为辽武官的“武资”使用，即为武官的“本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值得注意的是，就碑志所见，辽代武官本官采用唐武散阶标示的有少许部分。按唐制，“武散阶四十有五”，如骠骑大将军、辅国大将军、镇军大将军、冠军大将军、云摩将军等将军类以及中郎将、郎将、司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任爽、赵旭编《五代典制考》，中华书局2007年3月版，第199页、220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校尉类。\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这一部分武散阶在辽代的运用有部分实例，按照唐统天先生的考证，仅有骠骑大将军、辅国大将军、镇军大将军。\u003Csup\u003E②\u003C\u002Fsup\u003E这一类将军的出现，说明辽存在着以唐武散官标示武官“本官”情况的，但是，是不是完全继承唐武散官制，还不能切实断定，只能推断是部分的继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诸使”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部分武官本官见诸墓志的二十余种：内客省使、客省使、引进使、四方馆使、閤门使、皇城使、宫苑使、六宅使、洛苑使、礼宾使、仪鸾使、弓箭库使、八作使、如京使、染院使、教坊使、鞍辔库使、颁给库使、供军使、翰林使（含副使）等等。这部分在唐末五代阶官化了的官称，在辽朝也继承下来作为武官本官使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③．校尉杂班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部分武官杂品包括东宫官、各类校尉等。东宫官的武官、武职官名也有的当作了本官使用的，辽末人张岐的结衔为：“太子左翊卫率府副率、前顺州商麴都监。”\u003Csup\u003E③\u003C\u002Fsup\u003E；张岐以“太子左翊卫率府副率”这个武官本官出任“顺州商麴都监”。同时期的丁文逳的结衔是：“太子左翊卫率府率、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潞县商麴铁都监、云骑尉。”\u003Csup\u003E④\u003C\u002Fsup\u003E其武官本官是“太子左翊卫率府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还有一类低级武官，以内殿崇班、承制、供奉官、侍禁、殿直等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2月北京第一版。第一一九七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见唐统天《辽代汉官的散阶制》，《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三期。《韩德威墓志》还出现了“冠军大将军”衔。参见《辽代石刻文续编》第35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③《辽代石刻文编》第635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④《辽代石刻文编》第639页。\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396634888eb94b6abad3bcb6c2148ca4\" img_width=\"870\" img_height=\"580\" alt=\"辽朝职官制度\"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称为本官。此类情况颇多，在此不再一一例举。\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许多低级武职还以某校尉为本官，如昭信校尉\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修武校尉\u003Csup\u003E②\u003C\u002Fsup\u003E、忠翊校尉\u003Csup\u003E③\u003C\u002Fsup\u003E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作为武官的本官，上述诸使及校尉杂班必然有转迁的排序，我们从北宋元丰改制前武官转迁中可以一窥端倪 \u003Csup\u003E④\u003C\u002Fsup\u003E，因为本文主要探索辽官的本官、实职、阶及三者关系，故不再深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以阶官化了的“节度使类”标示武官本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辽把节度使、防御使、观察使、团练使、刺史等阶官化作为武官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官，这是其武官本官的又一特色，在此，笔者将其名之为“节度使类武官本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节度使类武官本官所授军州，有的选择辽境内军州，有的选择是唐、五代的军州，这就是学界通常所说的遥授、虚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辽官虚授、遥授节度使的实例很多，防御使、观察使、团练使、刺史也是比比皆是，如：刺史，王士方的岳丈刘恩深为洺州刺史，洺州不在辽境，此刺史显然是遥授官，可定为本官\u003Csup\u003E⑤\u003C\u002Fsup\u003E；团练使，如萧德恭于清宁三年由骁卫将军“再授陇州刺史并充本州团练使” \u003Csup\u003E⑥\u003C\u002Fsup\u003E，陇州不在辽境， 这里的团练使、刺史均为武官本官；防御使，耶律仁先之弟耶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辽代石刻文编》第742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辽代石刻文编》第746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③《辽代石刻文编》第747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④《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11月北京第一版。参见第4029-4038页；龚延明：《宋代官制词典》，中华书局，1997年4月北京第一版。请参见《宋代官制总论》部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⑤《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44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⑥《辽代石刻文续编》第154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智先在小将军的职位上“辞以父母老且疾，乞就食，乃授某州团练使”\u003Csup\u003E① \u003C\u002Fsup\u003E，后因在家自发防御草寇，“朝廷嘉其忠孝，累官果州防御使”，显然，这里的团练使、防御使都是虚授，只是作为了耶律智先的本官；节度使留后，萧德恭的本官即是中正军节度留后 \u003Csup\u003E②\u003C\u002Fsup\u003E；《萧知行墓志》\u003Csup\u003E③\u003C\u002Fsup\u003E 中记述萧孝诚（萧孝穆之弟）的七个儿子中有三个儿子的武官本官为防御使或观察使，如“长兄不仕，荫加观察使，讳知章”；“四兄不仕，加防御使，讳知人”；萧知行“冠而未立，带将□后，加防御使。”其实萧知行是一个典型的佛教清信士，没有在防御使职任上干过事。这些例证说明，辽代强势后族和大族的主要家庭成员，即使是荫补都能获得如观察使、防御使这样的高级的武官本官。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遥授武官之属官也可“虚授”。\u003Csup\u003E④\u003C\u002Fsup\u003E这部分属官属吏的本官或可归为“校尉杂班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辽代的武官不再担任实职的“闲居官”（比如无差遣者）往往要带将军、节度使类的虚衔，这就很好地标示了他的品级 。推测地看，不再有实任的武官还要以武官本官享受待遇。这种制度与北宋的“带职致仕”类同 \u003Csup\u003E⑤\u003C\u002Fsup\u003E；这种标示还适用于武官致仕人员，如耶律宗福的“凤翔军节度使”；同时，也有以此类赠官者，如张琪的结衔“故龙门县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22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辽代石刻文续编》第153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③《辽代石刻文续编》第124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④参见余蔚《论辽代府州遥领制度》，《历史地理》第二十三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⑤洪迈：《容斋随笔》，夏祖尧、周洪武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10月版）第75页。以后所引同书版别同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赠太宁军节度使”。\u003Csup\u003E① \u003C\u002Fsup\u003E这些“使”既有实授又有虚授，虚授的部分就是辽武官的本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辽代的节度使类阶官化已经司空见惯了，而且还有品级的标量。如太平八年的《李知顺墓志》言其来辽后，经过21年转迁被授“杨州节度使”之武官，其墓志云“秩预五侯，官踰三品。”\u003Csup\u003E②\u003C\u002Fsup\u003E这个三品\u003Csup\u003E③\u003C\u002Fsup\u003E就是明指其“节度使”本官，说明辽代的虚授节度使是有比量的\u003Csup\u003E④\u003C\u002Fsup\u003E。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二）辽官本官的作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分析石刻文中的辽官本官，可以推断出其约略有如下作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一．标志官吏的身份、名份、品级、地位（在官僚体制内的位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二．以此享受有关待遇。如俸禄、门荫、致仕带属官佐等。有关辽朝的荫补制度，蒋金玲博士在她的《辽代荫补制度考》\u003Csup\u003E⑤\u003C\u002Fsup\u003E中有详细的考论，但是，其文并未明言辽时荫补的资格是以本官还是阶为准，但从其论证中却能看出荫补主要是以本官为主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三．据此磨勘考课，决定转迁。如郑恪“四迁至少府少监、知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京盐铁副使。”\u003Csup\u003E⑥\u003C\u002Fsup\u003E这种转迁是在本官上进行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四．决定班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辽代石刻文编》第633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辽代石刻文编》第188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③金代的节度使为从三品。见中华书局（北京）1975年7月版《金史》第1311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④吉林大学王立凤在其硕士论文《辽代节度使制度研究》中认为辽节度使“有高达正一品至二、三品者，也有相当于四、五品或六、七品的，低等的有些为流外……” 王氏所论显然有误，并且很混乱，主要原因有三：没有分清辽代实授的节度使和作为本官的节度使；没有搞明白使职节度使所带本官与节度使的关系；用因人而异的、不断变化着的本官来比对实授节度使的品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⑤蒋金玲：《辽代荫补制度考》，《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⑥《辽代石刻文编》第428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二 辽官的阶\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辽官的阶的内涵、序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辽朝的阶直接继承了唐代，是借用了唐的文散官名称，\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目前从资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所见为唐二十八阶中的二十六种在辽官中都有运用，即：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崇禄大夫（为避讳耶律德光，由唐光禄大夫改）、金紫崇禄大夫、银青崇禄大夫、正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议郎、奉议郎、通直郎、朝请郎、宣德郎、朝散郎、宣义郎、给事郎、征事郎、承奉郎、承务郎、儒林郎、登仕郎、文林郎、将仕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李锡厚、白滨先生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七卷（辽金西夏）》在论述辽官吏的考核制度、品级、俸禄时，有如下的结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辽朝“官员升迁，主要表现在进阶。”在以张绩的阶的变化为例证的考察中，认为“张绩以上经历表明，辽有很严格的散阶制度”\u003Csup\u003E②\u003C\u002Fsup\u003E这种推断是不是合乎辽朝的史实呢？辽朝的官员迁升主要是阶的迁升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辽有很严格的散阶制度吗？阶是衡量辽官的标准器吗？笔者以为，回答这些问题，要从大量的资料中作详细地考察才能办得到。首先，李、白二前辈的这样的推断显然存在着缺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只考察文官系列，没有关注到武官。在辽朝，有些武官结衔是没有阶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没有考虑到辽官“本官”的重要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王曾瑜：《辽朝官员的实职与虚衔初探》，第160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李锡厚、白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七卷（辽金西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见第187-189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③．在考察辽官的升迁因素中，没有加入使职（实职）方面的考量。笔者经过对辽朝碑刻认真地考察、分析，得出与李、白二前辈几乎相反的结论，即：第一，官员升迁，不“主要表现在阶上”；第二，辽朝的授阶制度很不严格，对有些官、吏的授阶几乎可用“轻率”两字来评判。为了说明这些，现分述如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辽阶的来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简而言之，辽的阶来源于唐中晚期及五代乱世制度\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安史之乱兵兴，天下板荡，制度因之大乱，官制更是乱象环生。在与安史军对抗中，国家对于勤王效国的力量已经没有什么实物可以酬赏或奖励的了，姑且用官品来赏赐有关人员，这是造成职官“滥授”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为了召集人马，国家批量发给官牒，供一些将领集聚军队，如此使得职官滥授加剧演化。这种滥授，主要表现在对于散官和阶的滥授上，不论文官还是武职，皇家、政府的奖功、奖忠（有时是不一定有功）都可以授予一定的散官、阶。有些手里掌握着“官牒”的人上下其手、徇私舞弊，官授愈发无据无凭。此时散官、阶这个官的标志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标和和衡量官品的作用。《资治通鉴》的有关记载是这样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是时（笔者注：公元757年前后）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听临事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及清渠之败（笔者注：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据阎步克先生考证，唐品位趋滥有两个高峰，即：武则天时出现一个滥授高峰；安史之乱开启了又一个滥授高峰。见《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第292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郭子仪于长安抵抗安史军失败），复以官爵收散卒（胡注：恐其溃散，畏罪而归贼，复以官爵收之）。由是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才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童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名器之滥，至是而极焉。\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说明对于武散官的滥授极其严重，“大将军”这种高品级的武官阶的一通“告身”只能换一场小酒而已。“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 从事“贱役”的仆人自称某某高官，为士大夫所世代看重的“名器”已经到了“滥极”的程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唐德宗兴元元年（784），李怀光反，皇帝再奔奉天，“上在道，民有献瓜果者，上欲以散试官授之……”此处胡注：散官，即文散阶、武散阶也。大臣陆鸷再谏言时云：“自兵兴以来，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赉焉；青朱杂沓于胥徒（胡注：周礼六官之属，大夫、士之下有府吏、胥徒……），金紫普施于舆皂。当今所病，方在轻爵，设法贵之，尤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人！”\u003Csup\u003E② \u003C\u002Fsup\u003E当时的职官滥授表现为“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徒”、“舆皂”可轻易获授“青朱”、“金紫”（“银青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服朱紫），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以致于形成制度。比如，后晋天福三年，中书舍人李详上疏有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十年以来，赦令屡降，诸道职掌皆许推恩，而藩方荐论动踰数百，乃至藏典、书吏、优伶、奴仆，初命则至银青阶，被服皆紫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一版。见第7023－7024页。以后所引同书版别同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资治通鉴》第7417-7418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象笏，名器僭滥，贵贱不分……\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宋人也有相关的记述，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唐建中（笔者注：唐德宗年号，780-783年）赦许带宪衔，遇赦加恩，踵为故事，有积阶至司徒、司空、仆射、太保者，甚为乡里之荣……初遇赦，即带银、酒、监、武，银谓银青光禄大夫，酒谓检校国子祭酒，监谓监察御史，武谓武骑尉。绍兴三十六年六月，衡州人诉其乡人胡厚冒认官户，索出告命，乃其高祖再迁，乾德四年为衡州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监武如式。省部契勘：元丰五年以前，官制未行时，衙校各带宪衔，止是吏职，不合理为官户，始立法云。\u003Csup\u003E②\u003C\u002Fsu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容斋随笔》的记载更是一针见血：“唐自肃、代以后，赏人以官爵，久而浸滥，下至州郡胥吏军班校伍，一命便带银青光禄大夫阶，殆与无官者等……”\u003Csup\u003E③\u003C\u002Fsu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种对于散官、阶的滥授，五代接续，辽宋继承，辽方面更突出一些。可以说，辽人的阶直接来源于唐中晚期和五代的职官滥授。既然是这种情况下延续使用的辽的阶，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辽的阶的运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继承这种唐制时，北宋从元丰改制后变化很大。契丹辽方面对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资治通鉴》第9186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赵彦卫：《云麓漫钞》，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8月版，第38-39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③洪迈：《容斋随笔》，夏祖尧、周洪武校点，岳麓书社，长沙，1994年10月版，第179页。以后所引同书版别同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职官滥授的延续却跟北宋不同，最主要的是，对于文武散官部分继承沿用，对于阶的部分有所变化。从大量地碑志看，辽重视散官，轻视阶。同是“踵为故事”，但是对于“银酒监武”，确实可以用“轻率”二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来看待。如银酒监武，捐粟者可得之；\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 修阁、盖塔的“作头”可授之\u003Csup\u003E②\u003C\u002Fsup\u003E ；铁木院场管、勒留吏职\u003Csup\u003E③\u003C\u002Fsup\u003E 可获之。总之低级吏职带“银酒监武”是轻而易举的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辽朝，这种低级官吏所带“银酒监武”，与“编制内”的刺史、所带银青崇禄大夫能相比类吗？显然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同是带有银青崇禄大夫者，捐粟者、修塔盖阁的头儿、场务小吏与属大家世族的韩瑜\u003Csup\u003E④\u003C\u002Fsup\u003E、州刺史的王鄰\u003Csup\u003E⑤\u003C\u002Fsup\u003E 等名副其实的高官，两者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且无可比性。同时，辽授予体制外人员官位时，除了武官门荫外，很少授予上述所列人员以“本官”，相反，授予阶的情况却比比皆是。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至少可以断定：辽朝对于阶的授予不是太严格，而是很随意的，所以对于低级官吏来说，阶的获得很容易，但是，“本官”是授予国家编制内官员的，是确认编制内官员身份的，朝廷要以之衡量其品级，决定转迁，磨勘考核，给予各种待遇等等，所以，本官的授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张世卿“大安中，民谷不登……公进粟二千五百斛……皇上喜其忠赤，特授右班殿直，累覃至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云骑尉。”见《辽代石刻文编》第655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辽代石刻文编》第463页《悯忠寺石函题名》中康日永的结衔为：“右承制、银青崇禄大夫、兼监察御史、武骑尉”。其身份却是“盖阁都作头”。康敏的结衔亦为“右承制，银青崇禄大夫、兼监察御史、武骑尉”，身份为“盖殿宝塔都作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③《辽代石刻文编》第288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④《辽代石刻文编》第94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⑤《辽代石刻文编》，第121-122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是很严肃，很严格的。之所以有上述的推断，是因为在石刻资料中， 一些辽官的阶几十年不变，但是“本官”部分却循着一定序列转迁。此种情况在刘日泳身上表现得就很明显，在其一生的十一次历职中，“银青\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崇禄大夫”这个阶一直没变化，变化的是他的本官。\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 \u003Csup\u003E \u003C\u002Fsup\u003E现叙述其大概履历如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圣宗时期刘日泳“以勋旧之臣子”入仕，初授“閤门祗候”（低级吏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五年后，“除授西头供奉官、银青崇禄大夫、兼监察御史、武骑尉。”此时其已经获得武官本官“西头供奉官”，阶为银青崇禄大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其第三历结衔为：“中京天积库副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此任内“中京天积库副使”是其使职，另外“银酒监武”全带，阶仍为“银青崇禄大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其第四历结衔为：“上京大盈库副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其使职转为“上京大盈库副使”，阶仍为“银青崇禄大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5）不久“改授中京绫锦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使职由副使升为正使，阶仍为“银青崇禄大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6）“改授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使持节遂州诸军事遂州刺史、兼监察御史、云骑尉。”使职高迁为州刺史，勋变为云骑尉，阶仍为“银青崇禄大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辽代石刻文编》，第243-244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7）大延琳事变后，“改授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使持节来州诸军事来州刺史、殿中侍御史、飞骑尉。”其检校官变为“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校太子宾客”，宪衔变为“殿中侍御史”，勋升为“飞骑尉”，使职变为来州刺史，阶仍为“银青崇禄大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8）“改授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使持节润州诸军事、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护军。”检校官升为“检校工部尚书”，宪衔变为兼御史中丞，勋已经达到“护军”转，阶仍为“银青崇禄大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9）第九历“又蒙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中丞、柱国”，这一历，主要是检校官的转迁，即由上历“检校工部尚书”转迁为“检校尚书右仆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0）第十历“加检校司空、彭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这一历，检校官转迁至三公，且有了爵和封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1）第十一历“改授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司空、使持节宿州诸军事宿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兼御史中丞、柱国、彭城县开国男、食邑五百户。”这一历最大的变化就是武官本官转迁为比刺史更高的“团练使”（虚授、遥授），阶仍为“银青崇禄大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刘日泳的多年历官中，阶没变，变化的是本官（有缺）与使职。最后以团练使这个武官本官致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通过上述所引，我们不难看出，阶，在辽官制里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已经失去了官品“标准衡量器”的作用了。此不为孤例，活动于乾亨、统和年间的王鄰历官也是如此。在王鄰最初三历职中，使职越来越重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也可视为高升），由“东班少府”这个低级武官\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高升为刺史，阶还是银青崇禄大夫。阶并没有随着实职（使职）的升迁而变，我们不能说他“阶不变官位就没有升迁”。并且，其以后所历官职不再标注阶，说明实职（使职）在当时人心中的份量远远重于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即使是以李锡厚、白滨两前辈所举辽张绩为例分析，也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张绩的前18任中，阶的排列是有序的（其中本官也有部分的标明），但是重熙17年这一年，从第18任到第19任，阶忽然由“朝请郎”直接越过11阶，达到了“银青崇禄大夫”；而过了两年，重熙19年又由“银青崇禄大夫”下落10阶成了“奉议郎”。这种阶的陡升陡降，在其官位的迁升上究竟表示了什么意义？从张绩以上经历表明辽有很严格的散阶制度吗？反观其本官，在其第18-19任中，由“守尚书虞部员外郎”转迁至“守尚书刑部郎中”，其间墓志约缺十余字，可推断其本官恰在缺字中，由此断定其本官会循序渐进，不会如阶一样陡升陡降的。从张绩历官中我们不能判定出其本人的官职升迁表现在阶上。同时更不能以张绩的经历判定辽有很严格的散阶制度。反观其本官，却能很好地反映其升迁情况，即使阶到“顶”了，本官还在沿着一定的序列转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以下的信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 有些辽官吏的结衔只标本官，不标阶。如活动在辽末的宁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王鄰墓志见《辽代石刻文编》第121-122页。推测王鄰这个的“东班少府”官称，是当时对于某一种官吏名称的俗称。《容斋随笔》（第2页、第467页、第538页）记载当时人就把县令称为“明府”，县尉被称为“少府”。王鄰没有权势家族的背景，初历的“东班少府”，断定为“尉”不会有大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的结衔中就没有标示出阶。\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基层官员的结衔刻意标示出阶，中高层官员的结衔中不标示阶，相反，实职（使职） 、本官却是每衔必标，或为其一，或为双双出现。这种情况即使在一个官员身上也表现的很明朗，即：某官员在级别很低时，官衔中只标阶，或阶与本官都标示出来，但是，官位转迁到高级别了，就只标示本官而不再标示阶了。李继成的历官结衔以及其子的结衔就是如此\u003Csup\u003E②\u003C\u002Fsup\u003E 。这种情况在刘承嗣身上体现得也很明显\u003Csup\u003E③\u003C\u002Fsu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武官结衔中存在着没有阶的情况，但是本官标示得很全。如重熙二年的《萧琳墓志》\u003Csup\u003E④\u003C\u002Fsup\u003E里的武官。故于乾统九年的武官萧孝资，\u003Csup\u003E⑤\u003C\u002Fsup\u003E其墓志所述其十几次历官中没有一次提及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种情况说明：第一，当时，武官结衔注重本官和实职，而不重视阶；第二，有些高官的结衔中当是有阶的，但因不够重要，所以在撰写志文时略而不书。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官员结衔中没有阶而对他失去判断，因为依据本官的升迁却能很好地看出其历官和地位的变化，以及受重用的程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 无品者可授阶。这种情况多出现在低级官吏的初授，如丁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宁鑑墓志》见《辽代石刻文编》第606-607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见《辽代石刻文续编》第87-88页《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③见《辽代石刻文编》第47-49页《刘承嗣墓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④《辽代石刻文续编》第71－72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⑤《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65页《萧孝资墓志》。\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26149f41be4e4dd0992a0d0c4f68308f\" img_width=\"690\" img_height=\"490\" alt=\"辽朝职官制度\"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谨，“统和中，以公良家之子，奉授银青崇禄大夫、行秦国王府校尉、兼监察御史、武骑尉”。\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丁氏初授此官不久就亡故了，其结衔中没有本官，不会是撰写墓志遗落而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5）辽官的阶不能与身份、地位相对应，更不能与本官相埒。\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6）辽官的阶转迁因人而异，有些基层官吏大多至“银青崇禄大夫”就到顶了，不是每个官员都能达到“崇禄大夫”、“特进”或“开府仪同三司”的。中层以上的官吏虽然阶停滞不变了，但是本官却沿着一定的序格转迁，如前面涉及的张绩的历官情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辽的阶主要运用在低级官吏或流外吏职的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上。辽阶已经失去了对于全部官品“衡量”的作用，不能反映官员因积劳积功而升迁的过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二）辽阶的作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给低级官吏、需奖赏的特殊人士以一定的名份，比如捐粟者、技术官吏、僧侣\u003Csup\u003E②\u003C\u002Fsup\u003E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对于流外吏职、低级官吏有标示身份的作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用于低级官吏的转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阶对于门荫是否有作用，因史载不明，此处不予评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三 辽官本官、实职（使职）、阶的关系\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个案分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辽代石刻文续编》第110－111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见《辽代石刻文编》第667-668页《鲜演大师墓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以文官杜悆为例\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杜悆于咸雍十年，二十岁这一年“一举上□（第）”，按照辽朝授官的一般规律，先授校书郎这一类的本官，墓志缺初授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大康四年授檀州军事判官，墓志略本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大安二年，迁殿中省殿中丞。“例从考绩，职满授资”，这句话显然是指本官的授予，估计使职还在幕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大安四年夏，以“尚书工部郎中”之本官出任“枢密院厅房主事”这个使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大安六年“迁户房主事，加尚书左司郎中”。即以“尚书左司郎中”之本官任迁枢密院 “户房主事”这个使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大安七年“改授枢密刑房承旨，加少府少监”，即以“少府少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之本官出任“枢密刑房承旨”这个使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稍后，因为要回避枢密副使王言敷之子王冲这个亲属所任吏房承旨的职务，“乃降起居郎、榆州刺史”，即以“起居郎”这个本官外任榆州刺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大安八年，王言敷故去，杜悆回朝任“堂後官”（中书省官）\u003Csup\u003E②\u003C\u002Fsup\u003E ，且“复其旧秩”。“复其旧秩”就是恢复其本官品级，即仍恢复到大安七年的“少府少监”这个本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大安八年夏出任南宋生日国信副使，缺本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见《辽代石刻文续编》第304-306页《杜悆墓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辽史》，中华书局，北京1974年10月第一版。见第775页。以后所引版别同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寿昌元年，“考满，改大理少卿。”其大理寺少卿是实授，也可视作本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寿昌二年，“改授秘书少监。况国书不烦，在典章颇急，仍兼大理少卿。”即以“秘书少监”这一本官从事“大理少卿”的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寿昌三年六月“擢为枢密副都承旨，加太常少卿。”即以“太常少卿”之本官任枢密院副都承旨；此年“丁太夫人忧，寻诏起复，职官之格，未及品者不听。奏闻，特授异恩，又为荣事。”因丁忧去官，朝廷特起复仍任枢密院副都承旨等原职，不考虑本官品级未到这个情况。所以称为“荣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寿昌五年冬，“落加少府监”，即正任少府监。实职与本官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寿昌六年夏“迁枢密都承旨，加卫尉卿。”即以“卫尉卿”之本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出任枢密院都承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乾统元年夏，“就加昭文馆直学士”。以此时计，杜悆“隶中书省、枢密院十七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乾统二年，“加左谏议大夫，改签诸行宫都部司事。”即以“左谏议大夫”这个本官出任“签诸行宫都部署司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乾统三年，超授保静军节度使；接着“授户部使，改彰武军节度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乾统五年冬，召为枢密直学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乾统六年，“覃左散骑常侍、签枢密院事。”即以“左散骑常侍”之本官任签枢密院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乾统十年，“超授枢密院副使、加户部尚书。”即以户部尚书之本官任枢密院副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天庆元年“改任参知政事、签枢密院事，迁太子少傅。”略本官，实职为副宰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天庆二年正月“奉诏权知贡举、翰林侍读学士、□□权昭文馆直学士”。以昭文馆直学士知贡举；贡举事毕，“授特进、守左仆射、知辽兴军节度使事。”本官迁升为左仆射，使职为知辽兴军节度使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乾统七年，“肯意求退”，以赠官“太子少傅”归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文官的这种例证还有很多，比如王师儒\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张俭\u003Csup\u003E②\u003C\u002Fsup\u003E、梁援\u003Csup\u003E③\u003C\u002Fsup\u003E及前面所说的梁颖等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以武官萧福延\u003Csup\u003E④\u003C\u002Fsup\u003E为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重熙四年，“起家授左千牛卫将军，加检校工部尚书”，即武官本官（武资）为左千牛卫将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重熙十五年，“特授镇国军节度使、永兴宫使。岁中改授彰义军节度使。”此处，镇国军节度使、彰义军节度使为武官本官，永兴宫使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实掌；即以“节度使”之武官本官出任永兴宫（辽太宗之宫卫）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重熙十九年，“加检校太傅、□□乾州。”此时使职为乾州某官（如“节度乾州”）。\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重熙二十二年，“复授延庆宫使、□□□卫□将军。” “□□□卫□将军”为其武官本官，延庆宫（辽兴宗宫卫）使是其使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清宁元年，“改授崇德宫（承天后宫卫）使”，此处未记本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辽代石刻文编》第645-648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辽代石刻文编》第265-268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③《辽代石刻文编》第519-523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④见《辽代石刻文续编》第131-132页《萧福延墓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清宁□□□□涿州军州事□”。清宁某年实掌为“知涿州军州事”。不久“改宣徽使、左金吾卫上将军。”这时其本官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实掌为宣徽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咸雍元年，授奚王，管理奚人事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咸雍二年，回到行朝决策某机构，“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保节□宁”四字功臣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咸雍六年，亡故时的属衔：“保节宣徽使、镇东军节度、越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崇禄大夫、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行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兰陵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实封四百三十户。”其武官本官为“节度使”，“节度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可以称为“使相”。“保节”为其功臣号。“宣徽使”是其亡故前最后一个实职，说明咸雍二年，萧福延回到行朝所任实职为宣徽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其武官本官与实职可以大体对应。崇禄大夫这个“阶”是在亡故时才出现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二）辽官本官、实职（使职）、阶的关系断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通过对大量的辽碑志资料分析，对于辽官本官、实职（使职）、阶的关系，笔者以为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一位辽的官或吏，如果获得差遣，有了实掌，那么他就要带一种本官，即“使职（实职）必带本官”，本官却与使职（实职）紧紧相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某官或吏如果他是“编制内”的，那么他就必然有本官，即使是一时没有被差遣，或者不再从事实务了，那么他也要带一种或两种本官来表示身份。笔者还认为当时官吏以本官领取俸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3．辽官的本官有一个由高到低的序列，国家正式官员要在这个序列里转迁，辽官的迁升主要表现在本官的迁升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4．辽的阶，由于是承袭唐末、五代的滥授遗风，其受重视程度越来越低，许多官员的结衔中竟然看不到阶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5．有本官必然有阶；有阶者未必有本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6．初历官场的低级官员或吏职（多为门荫），本身并未获得本官，所以只带阶来标示身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7．在辽人看来，在本官、使职（实职）和阶三者之间，第一要紧的是使职（实职）。辽人不以本官的高迁为乐事，而以实掌的繁剧、差遣的要紧为荣耀。如进士及第的王泽，太平五年迁枢密院吏房令史、权主事，其子在其墓志\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里云：“进士隶院职，自父之始也。”辽枢密院令史、主事都属于吏职，不为清流所重，前此也没有清流人士任此职者。王泽以进士任吏职，在时人眼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说明社会普遍重视实掌的闲剧。所以这件事在王泽墓志里也特书一笔。因为“使职跟皇帝或其他掌权者的关系就比正规的职事官更密切。使职的权力和享有的好处，也比职事官更大。”\u003Csup\u003E②\u003C\u002Fsup\u003E唐代是这样，辽朝也如此。辽朝比中原王朝————————\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辽代石刻文编》第260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赖瑞和：《再论唐代的使职和职事官》，《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4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的使职更多，更复杂，比如部族官系统、捺钵官（随驾）系统、宫卫官系统、边防军州系统、群牧官系统等等，在当时人的心中，这些系统的使职远比本官更重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此，笔者依据辽官结衔规律，对于其结构，特拟出一种类似“公式”式的样式，以期提供一个判断辽官信息的简便方法，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辽官结衔=功臣号+实职＋本官（武资+文资）+阶+检校官+宪官＋赠官＋勋爵+封邑+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是，这种结衔在现实中不会人人如此，因为许多官员都会缺项，但是大多数官都会有基本的三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辽官结衔=本官（武资+文资）+实职+阶\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事实上，许多官员的结衔不把阶作为必标项，那么，官衔就多是最基本的两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辽官结衔=本官（武资+文资）+实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本官和实职（使职）构成了辽官的最基本的主干。对于体制内的正规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员来说，即使是只标示了其使职，时人也会知道在他的使职的背后还会有“本官”的存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四 余话\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契丹辽朝是一个以契丹族为统治民族的王朝，它继承了草原民族传习已久的统治方式，与中原的统治方式形成了不同的承袭传统。在契丹国境内，契丹族人口在数量上占少数，汉族、渤海人口占绝对多数，怎样统治其治下的各族成为考验统治者智慧的一大课题。契丹国家的因俗而治策略是契丹贵族集团牢固统治国家的决定性因素。反映到官制上，一方面，在南面官制系统承袭唐制；另一方面，在传习草原传统的基础上，采取“拿来主义”的方法，大量地吸收汉官制度来对应北面官。正如《辽史·百官志》中所云：“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汉官本官都来自唐、五代官制，北面官也以唐、五代官称来标示本官（包括阶官化了的节度使类），这样，在整个国家境域内，所有的官员在本官上是统一的，不至于产生混乱，有利于辨识和操作，这不能不说是极具智慧的。同时，分析辽代官员结衔以及变化，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出存在着“运作考虑”和“身份考虑”，\u003Csup\u003E②\u003C\u002Fsup\u003E 安排使职（实职）就是在做运作考虑，是针对“事”的；安排本官就是在做身份考虑，是针对“人”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辽官的本官借用唐五代官称，同时又把部分使职阶官化（如节度使类）用作本官，所以，今人看到了辽官中有大量的中原官制中的官称。这些官称早在唐末就已经阶官化了，到了辽季更是如此。除了对于适用的部分（比如可以用以南面官的）保留之外，其他都作为本官出现。分析辽官制可以发现，随着枢密院的职权强化，其吏房、户房、兵刑房、厅房等取代了传统尚书省及各部的职权，原有的尚书省六部只存“六部职名”\u003Csup\u003E③\u003C\u002Fsup\u003E，即大多职官名只用作本官官称，其他“省部监寺”也是大多如此。其实《辽史·百官志》里把本官作实职官看待的举例比比皆是，所举此类职官名下以某某人某年任某“省部监寺”官，这种“省部监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辽史·百官志》，第685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引论》，第344-346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③《辽史》第779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官绝大多数是本官性质的，而不是实掌，这一点至今也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注意。保留原有“省部监寺”实权部分的有御史台、秘书监、大理寺，吏部（如吏部铨、三班院）和中书省的部分职官，对于这些实际存在我们不得不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因为种种原因的局限，今人对于辽官的认识会产生一些习惯性错误，大约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一，错把辽人本官当实职。比如《辽代石刻文编》、《辽代石刻文续编》中就有大量的把本官当实职作注释的情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二，错把辽人的阶当作本官和实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三，错将辽人检校官当作本官。如有人就错把“检校尚书右仆射”确认为相当于副丞相的高官，为《辽史》不给这样的高官作传而鸣不平。\u003Csup\u003E①\u003C\u002Fsup\u003E辽人确有把检校官用作称谓的\u003Csup\u003E②\u003C\u002Fsup\u003E，但那只是当时人们虚称而已，不能视为本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出现这些偏差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是对于辽官的本官、实职、阶辨析不清，对于三者关系缺乏基本的认识，同时也没有考察到当时辽人更看重结衔的哪一部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海淀中国工运学院辽墓及其墓志》，《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325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②《陈万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15页）称墓主为“司徒”；《张建立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42页）称墓主为“清河仆射”；《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143页）称耶律遂贞（韩制心）为“宣徽太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附：作者信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王玉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男，满洲族，1962年10月生。祖籍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现供职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政协文史委。\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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