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利用西行文獻研究西北區域史乃至中西交通史，其實並不是新鮮事，法顯、宋雲、玄奘、王玄策、丘處機、陳誠諸人的西行記錄早已被史學界所熟悉與使用，並且近代以來西方探險家蜂擁而至，亦留下了諸多考察日記之類的文獻資料，如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考察日記，皆是學界關注的寶貝，但是國人考察西北的西行文獻，尤其是晚清民國時期的西行文獻卻沒有那麼受到重視，其實晚清民國時期的西行文獻亦是很多，數量豐富，記載翔實，而國人看西北之眼光更是深邃，故他們的記載必然可以爲我們展現一個全新的西北。\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方士淦字蓮舫，安徽定遠人，官至浙江湖州知府，道光六年（1826年）以事遣戍伊犁，《東歸日記》即其由伊犁東返紀行之作。

"\u003C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晚清以來直至民國，受到外來勢力的侵擾，西北之重要性日趨顯現，有識之士開始重視西北、研究西北，無論是任職西北的封疆大吏，抑或是被貶遣流放的文人墨客，或者是專司採訪報道之記者編輯，皆利用出使、考察、旅遊等各種機緣，用筆墨記錄西北之境況，形成了諸多的“西北行記”。如祁韻士《萬里行程記》、 林則徐《荷戈紀程》、方士淦《東歸日記》、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倭仁《莎車行記》、袁大化《撫新記程》、徐炳昶《西遊日記》、 陳賡雅《西北視察記》、陳萬里《西行日記》、方希孟《西征續錄》、 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李德貽《北草地旅行記》、林鵬俠《西北行》、明駝《河西見聞錄》、裴景福《河海崑崙錄》、莊澤宣《西北視察記》、高良佐《西北隨軺記》、李孤帆《西行雜記》、李燭塵《西北歷程》、林競《蒙新甘寧考察記》、劉文海《西行見聞記》、馬鶴天《青海考察記》、謝曉鍾《新疆遊記》、楊鍾健《西北的剖面》等等。\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81a00f822aea4b96acf5bb822a0ee81b\" img_width=\"400\" img_height=\"249\" alt=\"晚清民國時期的“西北行記”\"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晚清時期的西北行記\u003C\u002Fh1\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這些“西北行記”涉及不同內容，主要是晚清民國時期西北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風俗、道路、交通、山川、物產等內容，多側面地反映了西北地區的社會風貌，是深入瞭解晚清民國時期西北社會、歷史、文化的極爲珍貴的歷史資料。他們用他者的眼光記載下的西北影像記。\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祁韻士（1751—1815年）字鶴皋，山西壽陽人，嘉慶十年（1805年）被遣戍伊犁，其《萬里行程記》記載了其遣戍行程。“西戍之役，餘以乙丑二月十八日自京師啓行，閱時六月，至七月十七日始抵伊江。時經一百七十餘日，路經—萬七百餘里，所見山川城堡、名勝古蹟、人物風俗及塞外菸墩、沙磧，一切可異可怖之狀，無不周覽遍歷、繫於心目。每憩息旅舍，隨手疏記，投行篋中。”祁韻士堪稱清代西北史地研究的第一人，曾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纂修官等職，撰有《皇朝藩部要略》等書，並參與過《四庫全書》的編纂，在獲罪遣放伊犁之時，撰寫了此《萬里行程記》。祁韻士之後，西行之人多攜帶此《萬里行程記》爲指路地圖，林則徐《荷戈紀程》就多次出現“閱祁鶴皋先生《萬里行程記》”“祁鶴皋先生《行記》”“閱鶴皋先生《日記》”之語。\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方士淦字蓮舫，安徽定遠人，官至浙江湖州知府，道光六年（1826年）以事遣戍伊犁，《東歸日記》即其由伊犁東返紀行之作。林則徐（1785—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被貶新疆，《荷戈紀程》爲其遣戍伊犁旅途日記之自訂刪削本。倭仁（1804—1871年）字艮峯，姓烏齊格里氏，蒙古正紅旗人，咸豐元年（1851年）授副都統銜、充葉爾羌幫辦大臣，《莎車行記》是他赴葉爾羌的旅途日記。陶保廉（1862—1938年）字拙存，浙江嘉興人，1891年，其父陶模調任新疆巡撫，陶保廉一路隨父至烏魯木齊赴任，《辛卯侍行記》就是其長途旅行的日記。袁大化（1851—1935）字行南，安徽蒙城人，宣統二年（1910）調任新疆巡撫，《撫新記程》是其在宣統三年（1911）赴任新疆巡撫時的紀行之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晚清時期，出行西北的人主要分爲兩類，一類是來此任職的封疆大吏，一類是遣戍之人，他們雖然身份懸殊，但是他們皆是當時的文化精英，這些人的西行對當時社會的意義是什麼？其一，就是視野的開闊，承平日久且久處內地的人們，對西北是不熟悉的，而西行打開了他們的視野。其二，這些人，經行西北，成爲影響西北之人，如何治理西北，如何經營西北，成爲他們的所思所想，甚至是行動。\u003C\u002Fp\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民國時期的西北行記\u003C\u002Fh1\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民國時期，人們對西北進行考察的交通工具也有了較大的進步，而晚清時期卻還是一如既往的步行與馬車模式，這樣可以有更多的時間來了解、記錄西北，他們可謂是用腳丈量西北。\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陳萬里（1892—1969年）江蘇吳縣人，1925年春天，美國哈佛大學考古隊華爾納等將赴敦煌考察，邀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派人蔘加，北京大學派陳萬里同往調查，2月16日從北京出發，7月31日回到北京，共歷時五個半月，《西行日記》是其紀行之作。林鵬俠，旅居新加坡的華僑，祖籍福建莆田，1932年11月24日從上海出發，30日至西安，開始了她對西北陝、甘、青、寧各省的考察，《西北行》即是其紀行之作。陳賡雅(1905—1995年)筆名任安、石英，雲南蒙化人，《申報》記者，《西北視察記》一書是其於1934年3月至1935年5月對西北各省做考察採訪的通訊集。李燭塵（1882—1968）字竹承，1942年10月19日率西北實業考察團赴西北考察鹽鹼情況，於1943年2月13日回到重慶，此行共計180天，行程達二萬里，考察歸來後，李燭塵將沿途所見、所聞整理爲《西北歷程》。\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民國時期，交通條件有了大的進步，這個時期來西北的人士變得更多，而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來西北的普通知識分子越來越多，他們沒有了封疆大吏的前呼後擁，也沒有了遣戍之人的悲酸愁苦，他們用新的態度來面對西北，西北新的面貌也被他們發現，因爲他們更關注西北的民風民俗、宗教信仰、物產特產等，於是一個新的西北被他們重新發現了出來，當然，他們也看到了西北的貧窮落後、保守頑固、陳規陋習等等，而建設新西北，開發新西北，就是他們提出的口號。\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宋以前，西北是中國的樞紐，西域是中國繁盛與否的關鍵點，一旦失去西域，河隴就不得安寧，河隴不得安寧則關中無以爲憑，漢之興盛就是如此逐步開拓出去的，唐之衰亂亦是如此一步步敗亡下來的，所以歷朝歷代的有識之士都很重視西北，而前後綿延不絕的出行，造就了諸多的“西北行記”。\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利用西行文獻研究西北區域史乃至中西交通史，其實並不是新鮮事，法顯、宋雲、玄奘、王玄策、丘處機、陳誠諸人的西行記錄早已被史學界所熟悉與使用，並且近代以來西方探險家蜂擁而至，亦留下了諸多考察日記之類的文獻資料，如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考察日記，皆是學界關注的寶貝，但是國人考察西北的西行文獻，尤其是晚清民國時期的西行文獻卻沒有那麼受到重視，其實晚清民國時期的西行文獻亦是很多，數量豐富，記載翔實，而國人看西北之眼光更是深邃，故他們的記載必然可以爲我們展現一個全新的西北。\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劉全波 朱琪琪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2045586216439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