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人物簡介：\u003C\u002Fstrong\u003E陶斯亮，國務院原副總理陶鑄之女，1941年4月出生於延安，196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醫學專業，曾從醫20餘年，先後供職於解放軍第七醫院、空軍總醫院。1987年來到中央統戰部，曾任中央統戰部六局副局長。1991年，離開中央統戰部，轉任中國醫學基金會副會長，開始從事慈善公益事業。同年來到中國市長協會擔任副祕書長，後任該協會副會長、祕書長。2014年卸任中國市長協會專職副會長之後，2016年3月創立北京愛爾公益基金會，擔任創會會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從事慈善公益事業28年來，她先後發起“智力工程”、東鄉扶貧助學行動、“世界從此歡聲笑語”中國項目，“向日葵計劃”等多個慈善項目，累計幫助四萬餘名貧困聽障人士重回有聲世界；累計救助400餘名腦癱患者。\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Y3VLol8VoIybm\" img_width=\"609\" img_height=\"403\" alt=\"專訪原副總理陶鑄之女陶斯亮：我是靠社保養老的“草根”\" inline=\"0\"\u003E\u003Cp\u003E圖爲2017年，陶斯亮在甘肅東鄉慰問孩子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從事慈善公益事業28年的陶斯亮，最近進入了一個新的慈善公益領域——孤獨症兒童救助，“能搶救一個孩子是一個孩子”，近日接受新京報專訪時，她說。雖然28年來，救助了大量貧困聽障人士、腦癱患兒，不過，她對自己的表現評價並不高，“60分吧，剛及格。我覺得跟大慈善家比，我的作用還是太小了，能及格就已經很不錯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談孤獨症兒童救助“能夠搶救一個孩子是一個孩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新京報\u003C\u002Fstrong\u003E：您創立的北京愛爾公益基金會，剛在甘肅搞了一個有關孤獨症兒童的慈善項目。爲什麼關注到孤獨症兒童這個羣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陶斯亮\u003C\u002Fstrong\u003E：來自《中國孤獨症教育康復行業發展狀況報告》顯示，國內0到6歲兒童孤獨症及孤獨症譜系障礙患病率1.53%，孤獨症患者已超1000萬，0到14歲的兒童患病者達200餘萬。而且，發病率越來越高，每年新增孤獨症兒童超過16萬，這遠遠超過了其他疾病的發病率，比如聽力障礙，現在聽力障礙每年新增三四萬患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所以說，孤獨症兒童已經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誰家裏有一個孤獨症兒童，這個家庭就暗無天日了。每年新增這麼多孤獨症兒童，如果這些孩子不能得到及時救助，就無法融入社會，最終成爲社會的負擔。而且，很多超級天才、有特別天賦的孩子，其實也在這個羣體中，比如電影《美麗心靈》中男主角的原型、數學家約翰·納什，也是一個孤獨症患者。現在國家也很重視孤獨症，我們覺得，我們這些民間公益組織可以先行動起來，先做一些基礎性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新京報\u003C\u002Fstrong\u003E：救助孤獨症兒童，難度是不是很大？打算怎麼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陶斯亮\u003C\u002Fstrong\u003E：難度非常大。我們做了很多調查，孤獨症雖然是一種病，但是跟腦癱等其他殘疾不同，到目前爲止，孤獨症的病因還不清楚，也沒有特效治療方法，並不是依靠藥物等醫療手段能解決的，比如患有孤獨症的孩子不能讓他住院，越住院越不行。那麼怎麼辦？只能依靠心理的康復治療以及教育手段，通過這些方法，能夠搶救一個孩子是一個孩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所以孤獨症的治療需要跨很多個部門，比如診斷需要醫療機構來；康復過程需要在殘聯繫統；進入到融合階段，就要到幼兒園或小學，也就進入了教育系統。我們經常說，不能九龍治水。孤獨症的治療更是如此，“九龍治水”特別不利於孤獨症需要的跨多部門治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其實，現在孤獨症治療領域，專家資源並不少，一些專家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錯的進展；殘聯繫統的康復大樓，一個比一個漂亮，設施齊全，而且只要進入到殘聯繫統的康復中心，就可以享受到國家的補助。這樣看來，孤獨症的治療雖然跨很多個部門，可是資金、人員、場地等硬件都不算少，這些硬件就像一顆一顆珍珠，擺在那裏，就需要一根線把它們穿成一條項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現在想做的就是這樣的事情，希望建成一個孤獨症治療的平臺，把有關孤獨症治療的各個部門，政府機構、民間機構都放在平臺上，大家互通有無，這樣才能根本上改變孤獨症治療的局面。我們籌備了一年多時間，前不久在甘肅啓動了“愛爾啓明星工程”，想在甘肅做一個樣板出來。\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Y3VLq8GcAP7bz\" img_width=\"508\" img_height=\"799\" alt=\"專訪原副總理陶鑄之女陶斯亮：我是靠社保養老的“草根”\" inline=\"0\"\u003E\u003Cp\u003E圖爲2018年在朱德紅軍小學，小朋友帶着陶斯亮參觀校園。\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新京報\u003C\u002Fstrong\u003E：第一步想做什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陶斯亮\u003C\u002Fstrong\u003E：孤獨症防治9個字——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現在大多數患兒都是上了幼兒園以後才被發現的，因爲孩子根本不能跟其他小朋友相處。對於孤獨症防治來說，5歲以後才發現，已經有些晚了，康復效果會大打折扣。其實，孩子0到3歲已經顯露出一些明顯特徵，比如叫名字沒反應，過分安靜，迴避目光，不模仿大人的行爲，反覆搖頭或用頭撞牀等等。孤獨症防治，年齡越小，干預效果越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所以第一步，我們想做的就是“早發現”，比如讓孩子1歲半就開始接受專業康復訓練，這樣效果肯定好於孩子上幼兒園以後才發現異常。我們準備幫助甘肅的醫院跟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對接，北京大學第六醫院是國內孤獨症治療最權威的機構之一，讓甘肅的小兒科醫生在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進修、培訓，提高甘肅的“早發現，早診斷”水平。邁出這樣的第一步應該不會很難，最起碼不會比救助腦癱患兒的難度更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談公益慈善經歷“‘紅二代’老哥們兒姐們兒就是我的社會力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新京報\u003C\u002Fstrong\u003E：爲什麼選擇慈善公益事業，最初的想法是什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陶斯亮\u003C\u002Fstrong\u003E：我是學醫的，當了20年腎病科醫生。1987年，離開醫院來到統戰部工作。這次轉行，並不是我不喜歡當醫生了，也不是個人能力不行，當時我剛通過了副主任醫師的考覈，而是因爲一些人事方面的因素。我對醫療事業始終情有獨鍾，非常眷戀醫生生涯，覺得自己離開醫院始終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前不久還寫了一篇文章《忘了沒有，“希波克拉底誓言”》，回顧自己在空總實習的經歷，還發了一通議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正是因爲對醫生的眷戀，1991年從統戰部出來以後，我就加入了中國醫學基金會，覺得這個基金會跟醫學還是沾點邊的，從此開始從事慈善公益事業。在中國醫學基金會幹了十年，之後又到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又做了10年。聽力醫學基金會的10年結束以後，我就和市長協會一道，創立了愛爾慈善基金，“愛爾”，爾就是你，就是愛你，不僅僅是對耳朵，而是一個泛慈善概念。也就是說，從1991年開始一直到現在，28年了，一直從事慈善公益事業，沒有中斷過，只是這中間經歷過不同的基金會。\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Y3VLqMCWhFNoN\" img_width=\"572\" img_height=\"799\" alt=\"專訪原副總理陶鑄之女陶斯亮：我是靠社保養老的“草根”\" inline=\"0\"\u003E\u003Cp\u003E在空軍總醫院當醫生時的陶斯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新京報\u003C\u002Fstrong\u003E：28年來，您發起的多個慈善項目中，自己最滿意的是什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陶斯亮\u003C\u002Fstrong\u003E：印象比較深的是在中國醫學基金會幹的“智力工程”。碘是微量元素，人的一生中一勺子碘就足夠了，但是如果沒有這一勺子碘，人腦發育就會受到嚴重影響，造成智商低下，大脖子病、克汀病都是因爲缺碘。上世紀90年代初，由於一些非法商人販賣非碘鹽，導致缺碘地區爆發了很嚴重的問題。我們當時調查發現，有7.2億人生活在缺碘地區，大脖子病、克汀病原本解放以後已經消除的差不多了，可是在缺碘地區死灰復燃，大脖子病患者達700萬人，克汀病患者有20萬人，10歲以下智障兒童有539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發起了“智力工程”，主要做了兩個工作，一個是呼籲保留地方病防治辦公室，讓他們在地方病防治特別是解決碘缺乏問題中繼續發揮作用；一個是動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院士等專家學者，到缺碘地區調研考察。這些來自各行各業的官員、知識分子考察結束後，在人大、政協等場合多方呼籲，加速了“碘缺乏”問題的解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94年10月，國務院頒佈了《食鹽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條例》。雖然後來也出現了碘過高引發甲狀腺結節等問題，但是“智力工程”至少控制住了缺碘對我們民族素質的威脅，我們民族本來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民族，缺碘會導致我們民族的平均智商下降，所以我覺得“智力工程”很有意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新京報\u003C\u002Fstrong\u003E：您原來說過，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您覺得做好事要低調，現在還這麼認爲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陶斯亮\u003C\u002Fstrong\u003E：本質上我不想高調，可是爲了慈善公益事業還是需要高調。我原來認爲，“低調行事”、“做好事不張揚”才符合中國人的行事規則。“小而美”曾是我對基金會建設的最高期許。現在我意識到，若想辦好慈善，首先要讓自己成爲一名社會活動家，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須去影響、調動更多社會資源的支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方面我受到了斯達克聽力基金會創始人、美國著名慈善家比爾·奧斯汀的影響。我與比爾·奧斯汀先生有合作，救助中國貧困聾啞人，到今年已經合作了8年。比爾·奧斯汀先生說，要做公益事業，必須成爲一名社會活動家，去動員社會方方面面的力量，動員的越多越好。他就經常動員體育明星、好萊塢明星等等，因爲這些明星能擴散、放大慈善效應。受他影響，我也開始轉變，在社會上變得比原來活躍。\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Y3VLqcGKFYxAi\" img_width=\"800\" img_height=\"532\" alt=\"專訪原副總理陶鑄之女陶斯亮：我是靠社保養老的“草根”\" inline=\"0\"\u003E\u003Cp\u003E2012年斯達克“世界從此歡聲笑語”中國（成都）項目（姚明左手側爲陶思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過，我也邀請不到多少明星，所以每次活動就找我的“紅二代”老哥們兒姐們兒，幫我站臺，他們非常願意參加慈善公益活動，像李敏、劉愛琴、周秉德、陳偉力、董良翬、陳曉魯、肖凱、胡德華、胡木英，萬伯翱、謝飄、郭平英、郭庶英等老哥們兒姐們兒們，還有毛澤東外孫女孔東梅、朱德之孫朱和平、周恩來侄孫沈清、陳雲外孫女陳奕璇、耿飈之孫耿巍、肖勁光外孫李丹等等“小字輩”，都很願意幫我站臺，我就把他們作爲我的社會力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新京報\u003C\u002Fstrong\u003E：去年，在一些機構搞的評選中，您獲得了“2018年度公益人物”、“最具網絡人氣公益人物獎”等獎項，想到會獲獎，甚至成爲“網紅”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陶斯亮\u003C\u002Fstrong\u003E：我沒想到會獲獎，也根本不想做“網紅”。2012年，我當時還是全國政協委員，接受過新京報專訪，談反腐。之後新浪邀請我開通了博客，轉發了新京報的這篇專訪，反響很大，光評論就有30萬，嚇得我趕緊關了博客，我可不想當網紅。後來我又開通過一次博客，可是馬上就有三萬多人進來了，嚇得我又關掉了。去年入圍這些獎項的時候，我看到候選人裏有很多明星，我覺得怎麼能跟他們比呢？他們的粉絲就有幾千萬，所以根本沒想到會獲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想，可能是因爲做公益做了很多年，很多人知道我做了什麼，另外得益於這個資訊非常發達的時代，剛開始評選，很多家鄉的父老鄉親就知道了，得到了他們的支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新京報\u003C\u002Fstrong\u003E：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慈善公益事業發展很快，作爲親歷者，您最大的感受是什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陶斯亮\u003C\u002Fstrong\u003E：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國殘聯的成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體現。我跟殘聯合作多年，感受很深，我常跟國外友人說，在中國，殘疾人的事業是由政府爲主導的，因爲有殘聯，能夠有效地組織病人、動員病人、救助病人。比如我們開展的貧困聾啞人救助，救助點一般都設在省會城市，在雲南，需要趕三天三夜路的孩子，也能在當地殘聯的幫助下，來到救助點佩戴上助聽器，這在一些國家是無法想象的，因爲他們的助殘事業主要依靠民間力量和志願者，所以救助效果常常事半功倍。跟我們合作的美國公益組織對中國殘聯的評價也非常高，用了“無與倫比”這四個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另外，1991年以來，中國慈善公益事業有幾個關鍵節點。一個節點就是慈善總會的成立。過去，慈善一度也被泛意識形態化，有人認爲“慈善”是資本主義虛僞的招牌，而社會主義的本質就含有“均貧富”的概念。所以過去我們很少提“慈善”二字。因此，慈善總會的成立有很大象徵意義，是一個里程碑事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另一個節點就是汶川地震。這之前民間慈善機構非常少，幾個大的慈善機構都屬於政府部門，由政府管理，還有財政撥款，某種程度上代表政府。汶川地震這場慘烈的災難，喚醒了中華民族心靈深處比金子更可貴的東西，上億人做出愛的行動，成爲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民間自發的大規模社會動員，所以2008年也被稱爲“草根慈善元年”，從此以後民間慈善機構蓬勃發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還有一個節點就是慈善法出臺，說明國家對慈善事業的重視，慈善領域有法可依，也有了一個法律的靠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現在互聯網慈善蓬勃發展，這也是慈善事業的一個新的機遇，我們搞的腦癱患兒救助目前也在網上募款。動動手指頭就能捐款，我覺得這應該會成爲今後慈善公益事業的一個發展趨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新京報\u003C\u002Fstrong\u003E：對於中國慈善事業發展，有哪些建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陶斯亮\u003C\u002Fstrong\u003E：現在政府的慈善公益機構和民間慈善公益組織，享受的政策待遇還是有一些差別。政府的慈善公益機構代表國家，如果重大災難來臨，需要他們這些“國家隊”，在社會保障方面築起一道堤壩，所以政策待遇有差別，我們這些“草根隊”能理解支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過，我覺得，是不是可以適當的放寬對民間公益組織的一些限制？比如我們的北京愛爾慈善基金會，因爲登記註冊地在北京，所以只能在北京搞募捐，即便在其他地區有能力募集到很多善款，也不被允許。我認爲，民間慈善公益組織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定不會侷限在登記註冊地，一定要走向全國，所以放寬這方面的限制，是不是更有利於民間慈善公益組織的發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另外，政府慈善公益機構的優勢在於募款。非常具體的慈善項目，比如助聽、腦癱患兒救助等等，專門開展這類項目的專業的民間慈善公益組織更有優勢。所以我覺得，政府購買服務是一個很理想的模式，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機構來做。我們和北京紅十字會就有這樣的合作，北京紅會購買我們的服務，在京津冀地區救助貧困聾啞人、腦癱患兒。\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新京報\u003C\u002Fstrong\u003E：您已經年過七旬，據報道，有一年您暈厥了4次，甚至於把後事都安排好了，慈善公益工作的強度，身體喫得消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陶斯亮\u003C\u002Fstrong\u003E：我今年78歲，覺得現在的身體沒問題，完全喫得消，我比很多年輕人還能折騰，新疆啊西藏啊哪都跑，準備馬上去內蒙古。在內蒙古開展的聽力救助行動，今年是第八年了。前幾年身體是出現了一些狀況，可是跟慈善公益沒有關係。從事慈善公益事業只能讓我快樂，精神上有一種滿足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然，具體項目實施過程中確實有難啃的硬骨頭，也會有壓力，不過總體上來說，做公益還是一件讓我愉快的事情。我跟基金會的其他同事說，因爲你做慈善，可能內心深處就有盞燈，你就會比較美好；因爲做了一些幫助別人的事，你會覺得快樂，心裏會很充實。這就是一種生活狀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新京報\u003C\u002Fstrong\u003E：如果給自己的28餘年公益之路打分，你會打多少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陶斯亮\u003C\u002Fstrong\u003E：60分吧，剛及格。比如跟大慈善家比，中國有很多大慈善家，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中國的30多億次網民們對慈善的作用未可限量。特別是那些尚過着清苦生活的知識分子，甚至拾荒爲生的草根民衆，他們節衣縮食，傾其所有，捐出畢生積蓄，他們是最高尚的人，他們才配打100分。跟這些人比，我的作用還是太小了，能及格就已經很不錯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談父輩影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告而別的遺憾留在我內心深處，這個坎一直沒有過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新京報\u003C\u002Fstrong\u003E：您在日記中談到，八路軍老戰士楊順清教會您與人相處的準則，是您選擇慈善公益的原始動力；父母則賦予了您堅定的信念，一生都有所追求。楊順清給您帶來了哪些影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陶斯亮\u003C\u002Fstrong\u003E：1945年初，父母奉命到湘贛粵一帶開闢新的抗日遊擊區。在日寇佔領區發展新根據地，很艱險，是不能帶我去的。我被留在了延安保育院，交給楊順清照看。兩歲到九歲，是一個孩子最依戀父母的年齡，但在戰火紛飛的年代，父母對於我來說就是一個概念，看不到也摸不着，而楊叔叔是實實在在的存在，夏天他是一把爲我遮陽的大傘，冬天他是一盆給我溫暖的炭火。我覺得我這個人其實是楊叔叔塑造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歲到9歲，是一個人心智開啓的階段，楊叔叔就是我這個階段的啓明星，他爲我奠定了做人做事最初的價值觀，將傳統文化中最優秀的部分——溫良恭儉讓，潛移默化地給了我，正是由於楊叔叔的精神浸潤，幾十年來我的心始終是柔軟的，始終堅持了善良和寬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中國傳統文化都叫惻隱之心，這種惻隱之心，就是楊叔叔給我啓蒙的，惻隱之心也是我保留至今的。我覺得我們做慈善的人都有這種惻隱之心，說通俗點就是同情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新京報\u003C\u002Fstrong\u003E：那麼父母賦予了您什麼信念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陶斯亮\u003C\u002Fstrong\u003E：父母給我的信念，就是現在常說的不忘初心的信念，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別人問我的信仰，我說我信仰社會主義，我的信仰沒變，不存在着初心忘不忘的問題。這個信仰，就是父母潛移默化給我的。我信仰的社會主義，就是人道的社會主義。我覺得馬克思提出這個理論，是因爲發現了社會的不公，發現了有剝削有壓迫，希望實現一個公平的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他的初衷是非常人道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要說物質財富，父親沒有什麼東西留給我。他留給我的是一種力量，堅定的信仰，正直做人的準則，善良的品質和大是大非面前態度鮮明的性格和素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父親對我很疼愛，但是不嬌慣我，我沒考上高中那時候，學習不好，父親就堅決把我送到農場勞動去，也沒有說走一個後門，給我塞到哪個學校去，農場的勞動強度是相當大的。後來我考上了大學，上大學前夕，他拉着我的手，對我說，你看過《陳情表》嗎？我和你是相依爲命的父女，我對你沒有別的要求，就希望你將來成爲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我對你就是這點要求。那時候天已經黑了，燈還沒有打開，我覺得父親對我的希望都在這個黃昏的沉寂中表達出來了。\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Y3VLrJG44bmVJ\" img_width=\"600\" img_height=\"800\" alt=\"專訪原副總理陶鑄之女陶斯亮：我是靠社保養老的“草根”\" inline=\"0\"\u003E\u003Cp\u003E1959年陶斯亮與父親陶鑄、母親曾志在廬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新京報\u003C\u002Fstrong\u003E：您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是什麼時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陶斯亮\u003C\u002Fstrong\u003E：文革開始後，1967年，我被分配到東北白城子工作，走之前，最後一次見我父親，可是當時並不知道，這會是我和他的訣別。父親當時已經被軟禁。我離開以後，也不能跟父親有任何聯繫，只能跟我母親通信，但是信裏也不能提父親，如果提了，這封信可能就被沒收了。因爲我所有的信，都要經過審覈，我很擔心給母親帶來麻煩。母親在信裏也不能提父親。所以父親的情況我一無所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9年，我突然接到通知，允許我回京跟母親見一面，因爲母親也要離開北京了，疏散到粵北地區一個農村，隱名埋姓跟農民同喫同住同勞動。這是在白城子兩年多的時間裏，第一次給我放假，之前假都不準。跟母親見面後，我才知道，父親得了癌症，併發了肺炎，搶救過來在家裏住了一段時間，然後又復發，奄奄一息，可是卻被疏散到了合肥的305醫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送母親去粵北，到廣州的時候，得到父親在合肥離世的消息。母親提出來，可不可以到合肥見他最後一面？得到的答覆是“不可以”。我不敢當着他們的面哭，只能跑到廁所裏偷偷哭，還不能哭出聲音。父親被以“王河”的化名，火化了。直到9年以後，1978年，我們才找到他的骨灰，一直放在殯儀館的一個角落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所以我跟父親度過的最後一段時光，就是1967年離開北京、到白城子工作之前。離開北京的那天，天剛亮我就起來了，在父親的房門前站了很久，但是我還是沒有敲門，沒有跟父親告別。我當時就怕自己又要哭得稀里嘩啦的，想避開使人心碎的送別場面。當時以爲，總有機會再見到父親，父親當時年紀也不大，才50多歲。無論如何也沒想到，再也沒有機會了，所以我後悔終生，不告而別的遺憾留在我內心深處，這個坎一直沒有過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談退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現在靠社保養老，是一個‘草根’、‘社會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新京報\u003C\u002Fstrong\u003E：您的人生幾經重要轉型，從一名醫生轉型成爲統戰部的副局級幹部；之後放棄公務員身份和副局級待遇，“轉行”到民間組織市長協會工作；後來又投身慈善公益事業，作出這些選擇，有沒有受到父輩的影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陶斯亮\u003C\u002Fstrong\u003E：我一直秉承父母給我的信仰，總覺得人應該有所追求，不能碌碌無爲，儘管做的是很平凡的事情，也要做些事情。轉行的時候沒想太多，現在回頭看，我的膽子挺大的。離開自己的專業到統戰部那年，我已經46歲了，一般人在這個年紀不會轉型，因爲在專業領域已經積累了相當的經驗了。現在想想，怎麼就義無反顧到統戰部去了？到了統戰部以後，我不是太適應，證明我不適合當官。從統戰部出來到市長協會，同時在中國醫學基金會兼職，開始接觸慈善公益，已經50歲了，這也夠驚險的，因爲女同志55歲就可以退休了，按理說，50歲跳槽轉型，都是兔子尾巴長不了的事情，可是沒有想到我在市長協會一干幹了24年，一直到74歲才退。退下來又創辦了北京愛爾公益基金會。市長協會本來有三個事業編制，我們三個老同志都拿到了，退休以後可以進老幹局，享受跟公務員一樣的待遇。可是協會里的年輕人都沒有編制，所以我們一個編制都沒要，全都參加社保。\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新京報\u003C\u002Fstrong\u003E：所以您現在領的是北京市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陶斯亮\u003C\u002Fstrong\u003E：是的，我現在拿的就是社會醫保，靠社保養老，是一個“草根”、“社會人”，我覺得也挺好的，因爲本來我就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新京報\u003C\u002Fstrong\u003E：您發表的文章，經常引起關注，比如1978年12月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一封終於發出的信》，講述了一位女兒對含冤而逝的父親刻骨銘心的思念，感動了全中國。您喜愛寫作嗎？還有其他愛好嗎？比如體育、音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陶斯亮\u003C\u002Fstrong\u003E：我原來就想學文科，讀中文系、新聞系或者歷史系。可是父親覺得這些太“虛”了，希望我學一些實際的“喫飯本領”，學一門手藝，鼓勵我讀醫學院。後來回想，正因爲父親替我選了醫學這個專業，文革中我才能一直呆在醫院裏，這在文革期間還是很不錯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雖然讀了醫學，但是我一直保留着對文學的愛好，所以有時候寫點東西。體育和音樂，我一點這方面的細胞都沒有，所以都是一般的喜歡，不像文學。我原來非常喜歡讀書，深受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世界名著的影響，看了太多那個時期的書，比如歐洲的，俄羅斯的，前蘇聯的。也讀過不少中國的革命小說，《紅巖》、《苦菜花》等。改革開放以後，雖然文學上有百家爭鳴，有各種流派，但是工作太忙了，而且看名著看多了，看現在的這些書有點看不下去了，但是重讀那些名著，也有些看不下去了，覺得離現在太遠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新京報\u003C\u002Fstrong\u003E：對於老一輩革命家的後代，有一個稱呼是“紅二代”，您認可這種稱呼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陶斯亮\u003C\u002Fstrong\u003E：我原來不認可，爲什麼要弄一個標記呢？還有一種稱呼“紅三代”，我覺得這更沒必要了。可是有人跟我解釋說，“紅二代”是跟“官二代”區別，在“文革”中幾乎無一例外成爲“黑幫子女”，虛度年華，文革結束已經人到中年，重新起步，可是沒等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就成了退休老人。從這個角度，我接受了“紅二代”這個稱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也覺得，“紅二代”只是精神上繼承了父輩的傳承，是精神貴族，物質上真的很清貧的。我的那些“紅二代”老哥們兒老姐們兒，就都像街頭大爺大媽一般，很樸實很親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現在不少“紅二代”都在做傳承紅色文化這件事，他們認爲有義務傳承父輩的精神遺產、紅色基因，成立了很多紅色文化組織，也搞了很多活動。這些活動我參加的比較少，因爲我一直很忙。我覺得，意識形態領域傳承紅色文化，這方面我雖然做的不多，但是我從事的慈善公益事業也是一種傳承，老一輩革命家之所以九死一生幹革命，不就是爲了讓老百姓能過上幸福的生活嗎？我今天做的事情，也是在傳承他們當年做的事情，用實際行動來傳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新京報記者 王姝\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圖\u002F受訪者本人提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校對 吳興發\u003C\u002Fp\u003E"'.slice(6, -6), groupId: '6720793522468815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