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從此，作爲大運河和長江邊上的中心城市，憑藉水運之利富甲天下的揚州，也一躍成爲中國最爲繁榮的地區之一。”\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對於從小在揚州長大的朱自清來說，再沒有什麼，比這座千古名城的隕落，更讓他傷心的了，以致於連小老弟上海，都可以來肆無忌憚地調侃揚州人，以致於民國時期部分揚州人，甚至還需要通過冒充上海人來擡高身價。

"\u003Cdiv\u003E\u003Ch1\u003E1\u003C\u002Fh1\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就在生命最後的日子，大業十四年（618年），隋煬帝楊廣經常在江都（揚州）城內摸着自己的頭說：\u003Cstrong\u003E“好頭頸，誰當斫之？”\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當時，天下羣雄並起，隋煬帝卻仍自顧自在揚州巡幸遊樂，完全無意北返，他有時甚至對蕭皇后說：\u003Cstrong\u003E“外間大有人圖儂（我），然儂不失爲長城公（陳後主），卿不失爲沈後（陳後主妻）”\u003C\u002Fstrong\u003E，並自嘲說：\u003Cstrong\u003E“貴賤苦樂，更迭爲之”\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然而，時間並不給他機會，當年農曆三月，禁衛軍將領宇文化及等人發動政變，隋煬帝被弒，時年50歲（569-618）。\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此後，天下持續大亂，然而隋煬帝之死，卻即將揭開他身後一座千古名城的繁華盛世。\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這座名城，叫揚州。\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2060378900d94a8190e2e33e8cb826a3\" img_width=\"950\" img_height=\"1328\" alt=\"曾經號稱“揚一益二”，富可敵國，這座千古名城，爲什麼不行了？\"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隋煬帝的死，也是揚州城崛起之時\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爲了將江南財賦運入關中地區，從公元605至610年，隋煬帝前後耗時6年，徵發數百萬民工，最終開鑿出一條以洛陽爲中心，北達涿郡，南至杭州，全長4000多里，連接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縱貫中國南北的京杭大運河的前身隋唐大運河。\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從此，作爲大運河和長江邊上的中心城市，憑藉水運之利富甲天下的揚州，也一躍成爲中國最爲繁榮的地區之一。\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到了唐代時，當時揚州已經成爲大唐帝國內部除了長安城外的第一繁華都市，美譽更是躍居久享“天府之國”稱號的四川成都之上，號稱\u003Cstrong\u003E“揚一益二”\u003C\u002Fstrong\u003E，而揚，就是指揚州；益，則是益州（成都）。\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進入唐代以後，隨着中國經濟重心的日益南遷，作爲南北交通樞紐的揚州日趨繁盛，當時，揚州商賈雲集、交易興盛，是和廣州、泉州、交州並稱的東方四大商港船舶，當時的船舶從揚州港出航，可東通日本，南抵南洋，西達西亞，是東方著名國際港口之一，城內甚至長期僑居有數千阿拉伯商人，另外來自波斯、大食、婆羅門、新羅、日本、高麗等國的商人更是不計其數。\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對此《舊唐書》說：\u003Cstrong\u003E“江淮之間，廣陵（揚州）大鎮。富甲天下。”\u003C\u002Fstrong\u003E在當時，\u003Cstrong\u003E“天下文士，半集維揚”\u003C\u002Fstrong\u003E，全國一半的知識分子都在揚州，以致於\u003Cstrong\u003E“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u003C\u002Fstrong\u003E成爲文人知識分子的美好願望，而詩人孟浩然則\u003Cstrong\u003E“煙花三月下揚州”\u003C\u002Fstrong\u003E，引得詩仙李白無限豔羨。\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對此，晚唐詩人皮日休在《汴河懷古》一詩中評價大運河和隋煬帝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盡道隋亡爲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那時，作爲帝國明珠，揚州繁華正當時。\u003C\u002Fp\u003E\u003Ch1\u003E2\u003C\u002Fh1\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到了元代，京杭大運河全線鑿通，至此，圍繞着京杭大運河，一系列依託運河而興的城市更加蓬勃興盛，從北京以下的山東德州、臨清、聊城，到江蘇北部的徐州、淮安到揚州，再到長江以南的鎮江、常州、無錫、蘇州，浙江境內的嘉興、湖州、杭州，無數城市和村落因爲大運河而興，這也掀開了中國歷史上一場浩浩蕩蕩的城市運動。\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而揚州，作爲京杭大運河上的明珠和南北交通樞紐，更是璀璨奪目。\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儘管曾經歷兩宋之際以及明末清初等戰亂，但坐擁漕運、鹽運和水運之利的揚州，仍然在戰亂之後繼續強勢崛起，從唐代安史之亂以後，北方人口不斷南下，持續補充着揚州的血脈，到了清代康熙時期，揚州更是成爲當時人口超過50萬的世界十大城市之一。\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進入康雍乾時期後，中國人口開始進入大爆炸時代，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國人口首次突破1億大關，而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中國人口已達到了2.08億人。當時，中國的人口增長以長江中下游速度最快，海量人口的增長，也使得作爲長江和京杭大運河的交匯處的揚州城市經濟更加飛速發展。 \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e58d786941394c63b1a7bfb1da545b03\" img_width=\"489\" img_height=\"467\" alt=\"曾經號稱“揚一益二”，富可敵國，這座千古名城，爲什麼不行了？\"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溝通五大水系的大運河，是揚州崛起的交通基礎\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此中，鹽業和漕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隨着中國人口的大爆炸，兩淮流域的製鹽業飛速發展，到了清代，揚州被指定爲兩淮地區鹽業營運中心，當時，兩淮流域的鹽運都必須在揚州集中進行營銷，而從揚州出發的鹽運，不僅供應江蘇、山東等兩淮地區，而且還供應兩湖地區、安徽、江西、河南等地。\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當時，揚州地區的鹽運年吞吐量達到了六億斤，康熙年間，當時國庫年收入不過2000萬兩白銀，而揚州鹽商的年利潤就能達到1000多萬兩白銀。到了乾隆年間，兩淮鹽商已經發展成了一個擁有億萬資產的商業資本壟斷集團。\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儘管從元代時就已開始了糧食海運北上，但由於清代初期實行嚴格的禁海令，這就使得依靠京杭大運河的漕運，仍然是當時北京乃至整個北方地區最重要的糧運通道，\u003Cstrong\u003E“國家歲挽漕糧四百萬石，以淮、揚運道爲咽喉。”\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作爲兩淮地區的鹽業壟斷集散地，以及作爲南糧北運的漕運中心，還有便捷的水運條件，使得清代時的揚州\u003Cstrong\u003E“四方豪商大賈，鱗集麋至。僑寄戶居者，不下數十萬”\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揚州的繁盛，使得康熙六下江南，有五次經過或停駐揚州；而乾隆六下江南，更是次次巡幸揚州遊玩，乾隆皇帝更是稱讚揚州\u003Cstrong\u003E“廣陵風物久繁華”\u003C\u002Fstrong\u003E。當時，揚州僅徽商商幫的總資本，就達到了五千萬兩銀子之巨，而康雍乾時期，乾隆時代號稱巔峯，國庫最高存銀不過也就7000萬兩，這使得乾隆皇帝不由得感慨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富哉商乎，朕不及也。”\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乾隆的感慨，針對的正是揚州商人的富可敵國。\u003C\u002Fp\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3\u003C\u002Fh1\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也就是在這種盛世中，曹雪芹的爺爺曹寅（1658-1712），先後五次在揚州接待了康熙皇帝一行南下。\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曹寅的母親孫氏，是康熙皇帝幼時的奶媽；而曹寅的父親曹璽，則是內廷二等侍衛，後來還被康熙派往江南地區擔任江寧織造的肥缺。由於父母的特殊關係，曹寅16歲時就開始擔任康熙的御前侍衛，並在父親曹璽死後“子承父業”，也做起了江寧織造。\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江寧織造一職雖然品級不高，僅爲正五品，但這個職位一方面是爲宮廷採購綢緞布匹，一方面則是皇帝在江南地區的密探耳目。由於承擔着特殊任務，因此擔任江寧織造的臣子一般都是滿清皇帝近臣，在江南一帶的地位也僅次於兩江總督，是不折不扣的要職。\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當時，江南一帶的絲織業年產值達到1200萬兩銀子，而康熙朝時財政收入最高也不過才4000多萬兩白銀，因此江寧織造的油水之肥，非皇帝近臣不得擔當。\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作爲皇帝近臣，康熙先後六次下江南，有五次都住在曹寅家裏，其中最久的一次，康熙一行在揚州住了22天之久，僅僅飲食一項，曹寅的供奉御宴動輒百桌以上。先後五次南巡接駕，也給曹寅造成了巨大的經濟虧空，後來，曹寅的孫子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假借小說人物之口說，曹寅五次接駕：\u003Cstrong\u003E“把銀子花得像淌海水似的。”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e51d700f4b1d497e94a6acabd950395d\" img_width=\"1025\" img_height=\"769\" alt=\"曾經號稱“揚一益二”，富可敵國，這座千古名城，爲什麼不行了？\"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一部《紅樓夢》，也滲透着曹雪芹的揚州夢\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而從康熙三十一年擔任江寧織造開始，曹寅和他的兒子曹顒、嗣子曹頫，相繼連任江寧織造近40年。但長期的皇家接待任務，也使得具體承辦接駕的曹寅以及曹顒、曹頫不得不挪用江寧織造府的經費進行騰挪，以致造成了巨大的財政虧空，1712年，曹寅最終以江寧織造兼理兩淮鹽政的身份在揚州去世。\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此前，康熙顧及曹寅父母以及曹寅本人的貢獻，因此對曹家照顧頗多，但到了曹寅一死，康熙對曹家明顯冷落，到了雍正上位後，關係與皇家日漸疏遠的曹家，最終因爲經濟虧空獲罪被抄家，而一度跟隨祖父曹寅和父母在南京江寧織造府以及揚州等地度過一段錦衣紈絝、富貴風流生活的曹雪芹，也跟隨着家人遷回了北京老宅。\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作爲對那段錦衣玉食生活的想念，後來，曹雪芹執着地將《紅樓夢》中的女主角林黛玉，安排爲一位雖然籍貫蘇州，但卻成長於竹西佳處的“揚州姑娘”。\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小說中寫到黛玉之死時，曹雪芹安排林黛玉在賈寶玉和薛寶釵成婚的那天死去，臨死前，黛玉身邊只有紫鵑一個親人，她緊攥着紫鵑的手說：\u003Cstrong\u003E“妹妹，我這裏並沒親人。我的身子是乾淨的，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揚州）。”\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曹雪芹對於黛玉之死的安排，也處處滲透着他對於揚州的回憶，並將他對於家族往事的感慨，熔鑄到小說《紅樓夢》裏，而正如曹家的隕落和黛玉之死一般，往事“生於繁華，終於淪落”，“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u003C\u002Fp\u003E\u003Ch1\u003E4\u003C\u002Fh1\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偉大的小說往往是現實的先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曹雪芹在貧寒潦倒中掙扎去世，而他的死亡，也成了揭示揚州城隕落的先聲。\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對於六下江南，每次都停駐揚州的乾隆皇帝來說，揚州以及揚州城內的鹽商，是帝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庫：以乾隆朝的著名鹽商鮑志道（1743-1801）爲例，僅僅他個人在世期間，就先後向清朝政府“捐納”了2000萬兩白銀、和12萬石糧食（約合1440萬斤）。\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對於揚州的鹽商和其他行商來說，通過積極“捐納”和依傍政治，揚州商人們獲得了壟斷兩淮地區鹽務運營的專權，併爲他們在鹽務、茶葉、布匹、典當等各種生意中獲得了各種關係深厚的政治資源庇護，這也是政商結合的高級典範，但政商結合的代價就是，鹽商們不僅需要滿足帝國政壇各級官員們各種貪得無厭、予取予求的暗中索求，而且還需要滿足明面上的各種“捐納”。\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以揚州的徽商鉅富\u003Cstrong\u003E江春\u003C\u002Fstrong\u003E（1720-1789）爲例，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都參與了迎送和接駕，其一生共向清廷“捐納”多達1120萬兩白銀，而乾隆則將江春賞賜爲“內務府奉宸苑卿布政使”，正一品“光祿大夫”，在歷史上，江春還因爲“一夜堆鹽造白塔，徽菜接駕乾隆帝”等事蹟，而被稱爲“以布衣結交天子”的“天下最牛徽商”。\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然而，乾隆多達六次下江南、清廷沒完沒了的政治接待，以及不停的政治“捐納”任務，也讓一度富可敵國的江春瀕於破產。 \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b34b48859c974ab280ff1165787558f6\" img_width=\"1080\" img_height=\"775\" alt=\"曾經號稱“揚一益二”，富可敵國，這座千古名城，爲什麼不行了？\"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乾隆六下江南，掏空了不少揚州鉅商的家底\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當時，不僅僅是在乾隆下江南時要接駕“奉獻”，在乾隆沒下江南的日子裏，乾隆三十六年，江春就爲乾隆的母親、當朝皇太后八十壽誕捐銀20萬兩；乾隆三十八年，清廷用兵金川，江春又捐銀400萬兩；乾隆四十七年，黃河築堤，江春捐銀200萬兩；乾隆五十三年，臺灣林爽文起義，江春又被迫“捐獻”軍費200萬兩，而這還只是明面上的政治捐款，私底下的賄賂和政治接待更是幾乎耗盡了江春的家底。\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到了江春晚年，江家日益敗落，江春在1789年死後，道光年間，財務日漸虧空的清廷隨後以整頓鹽務爲名，逼令江家必須再交出40萬兩銀子，而家底已經掏空的江家後代無力支付鉅額罰款，最終慘遭抄家。\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清廷則完全忘了，乾隆朝的第一紅頂商人江春，僅僅明面上的“捐納”就高達1120萬兩白銀的“政治奉獻”，對他們來說，已經被掏空家底的紅頂商人，已經不再具有利用價值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而江春家族的敗落，也揭開了揚州商人乃至整個揚州整體衰落的序幕。因爲在政治面前，揚州商人已經走入了惡性循環的死局。\u003C\u002Fp\u003E\u003Ch1\u003E5\u003C\u002Fh1\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就在曹雪芹家族和江春家族敗落後，道光十八年（1830年），53歲的湖南人陶澍升任兩江總督，統管帝國最重要的稅賦重地江蘇、安徽、江西三省。\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上任伊始，陶澍很快發現，作爲大清帝國的重要稅源，來自揚州地區的鹽稅竟然累積拖欠達幾千萬兩白銀之巨。而追究鹽稅拖欠的根源，就在於清廷的鹽稅繁重，不僅如此，清廷上上下下各種公開的私底下的勒索和“捐納”，使得鹽商們不得不通過大肆提高鹽價來分攤成本。\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羊毛出在羊身上，以康熙朝（1662-1722）爲例，當時江南的儀徵、通州等地由於距離兩淮等產鹽區較近，每斤鹽只賣二三文錢，但到了江西、湖廣等地，每斤鹽價則高漲到了二十文錢不等；隨着官府盤剝的日益加深，鹽價也不斷抬高，到了道光年間（1821-1850），湖北漢口的鹽價已經去到了每斤四五十文，而有的地方則高漲到了每斤八九十文，更有甚者部分偏遠地區，鹽價高達幾百文錢一斤。\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由於鹽商負擔越來越重，在此情況下，清朝的鹽價也不斷飆漲，幾乎成爲“奢侈品”一般的存在，以致到了普通老百姓無力承擔的地步，在此情況下，價格相對低廉的私鹽更加大規模氾濫，而喫不起官鹽的老百姓也只能偷偷購買私鹽來過日子。\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鹽商重負導致鹽價飆漲，鹽價飆漲又導致私鹽氾濫，而私鹽氾濫的結果，則是導致官鹽滯銷、越來越賣不出去，但不管官鹽如何滯銷，清廷和各級官員逼迫鹽商明裏暗裏繳納或上供的各種稅收和“捐納”卻一分錢也不能少，因爲帝國各級權力的運轉，一刻也不能少了“銀子”。\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這種惡性循環下，以徽商和晉商爲代表的揚州鹽商開始出現大規模破產：在康雍乾巔峯時期，當時揚州等兩淮地區有鹽商數百家，但到了道光時期（1782-1850），以江春家族的敗落爲代表，揚州等地的鹽商已經萎縮到只剩下數十家，且大多需要藉資來運營。 \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a268f36439234e63b783b9809b309c38\" img_width=\"401\" img_height=\"600\" alt=\"曾經號稱“揚一益二”，富可敵國，這座千古名城，爲什麼不行了？\"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陶澍的改革爲清廷財收解了圍，也加速了揚州鹽業的隕落\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鹽商的大規模破產，反過來又威脅到了清廷的國庫收入，在此情況下，出任兩江總督的陶澍新官上任三把火，直接將清廷開國近兩百年來的兩淮鹽制進行了大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年），陶澍革除了此前由鹽商壟斷兩淮地區鹽業經營的做法，並下令只要有銀子，都可以向官府購買鹽票進行販賣，這項改革史稱\u003Cstrong\u003E票鹽法\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票鹽法開始實施後，逐漸激活了兩淮地區的鹽業經營，不僅推動了鹽價的下降，而且使得兩江地區的財政收入增加了1000多萬兩白銀。儘管利好多方，但對於長期壟斷兩淮和兩湖地區，以及安徽、江西、河南等地鹽業專營的揚州商人來說，這種壟斷特權的喪失，無疑成了插在揚州鹽商心臟上的一把刀，因爲壟斷是他們的命根子，如今這道保命符被陶澍揭開了，因此，揚州鹽商的整體隕落已經不可避免。\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大清帝國的畸形體制運作下，揚州的鹽業運營，至此徹底走進了不改革是死，改革也是死的不歸路，而作爲揚州城市經濟的第一支柱，鹽業壟斷特權的喪失，也揭開了興盛千年的揚州城隕落的序幕。\u003C\u002Fp\u003E\u003Ch1\u003E6\u003C\u002Fh1\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850年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也敲響了揚州長期隕落的喪鐘。\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攻破南京並將其定都改爲天京，當年，太平軍又攻破毗鄰天京的揚州城，不久太平軍退走，戰爭過後，揚州城內“屍堆積如山，不堪其臭。賊退，併入瓜州，官軍埋屍，有一二里路之長”。\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此後從1853至1864年的11年間，清軍爲了進逼天京，又多次在天京城外設置江南大營，並在揚州設置江北大營圍攻天京，爲了打破包圍圈，太平軍又先後在咸豐六年（1856年）和咸豐八年（1858年）兩次攻破揚州城和江北大營，而這場在揚州城內外爆發的長達11年之久的拉鋸戰，使得揚州不僅人口大量死亡，而且瘟疫爆發，“屍水灌井，疫氣滿空，受之者搖頭輒死”，對於這場持續多年的戰爭，一位傳教士寫道：\u003Cstrong\u003E“滅絕之神在這座不久前還非常富裕、安逸的城市上空盤旋，發起的攻擊似乎永無止盡。”\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長期的拉鋸戰中，不斷反撲入城的清軍，則在城內到處縱火劫掠，甚至經常因爲搶劫不成而殺傷人命，致使\u003Cstrong\u003E“兩淮精氣，（湘軍）楚炬一空”\u003C\u002Fstrong\u003E，當時，清軍甚至將搶來的財物就地在揚州城內外進行出售，有當時人形容場面“貨寶山積，交易沸騰”，而揚州城內的建築則大部分慘遭破壞，“大半皆無門窗板壁……地板挖開，磨磚揭去。”\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長期戰爭造成的破壞不止於此，當時，清軍爲了籌措軍餉，率先在揚州地區實行“厘金”之法，並對商人和百姓實行盤剝勒索，使得揚州商人“十有八九亦遭荼毒”，而即使僥倖脫身的商人，也是家資罄盡。\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但最爲致命的，則是揚州外部營商環境的破壞。\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太平軍興起後，毗鄰天京的揚州對外商路全部受到梗阻，\u003Cstrong\u003E“自江省軍興以來，江路梗阻，川楚江皖等省，商賈率皆裹足”，\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如果說因爲戰爭導致的城市凋殘和商業環境破壞，隨着1864年太平天國的平定還有可能恢復的話，那麼京杭大運河的斷裂和漕運的斷絕，則對揚州造成了致命的打擊。\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作爲溝通南北的要道，京杭大運河到了清代時，河牀泥沙淤積越發嚴重，就在揚州城被太平軍第一次攻佔後兩年，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河南蘭考銅瓦廂決口，奪大清河由山東利津入渤海，並在東平縣境腰斬會通河，致使京杭大運河航運被攔腰截斷。\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運河斷裂，此後一直到1864年太平軍被平定前，清廷根本無法進行疏浚，運河被廢，等於掐斷了揚州賴以生存的咽喉和血脈，而跟隨着揚州一起的京杭大運河沿線的城市，例如山東臨清、江蘇淮安等城市，也因爲這場太平軍之亂以及大運河的斷裂，迅速陷入了商業斷裂、人口銳減、百業凋零的隕落深淵。 \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e559726088224c269b46d8bc3862206a\" img_width=\"900\" img_height=\"383\" alt=\"曾經號稱“揚一益二”，富可敵國，這座千古名城，爲什麼不行了？\"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太平軍之亂後，揚州城的繁華徹底淪爲回憶\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但揚州的生命線斷了，帝國的生命線卻不能斷。\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爲了繼續向北京輸送江南地區的財賦支撐戰爭和帝國運轉，爲了，清廷不得不做出了\u003Cstrong\u003E廢河運、行海運\u003C\u002Fstrong\u003E的決定，對此，（同治）《續纂揚州府志》詳細記載道：\u003Cstrong\u003E“道梗阻，江浙全漕改由海運，其時江北各邑漕米統歸上海，兌交海船運赴天津。”\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當時，由於太平軍席捲了整個華中和東南地區，因此包括揚州商人在內的兩淮、兩湖地區和江浙、安徽、江西等地富商紛紛雲集上海，致使周邊大量人口和商業資本改而云集上海，隨着京杭大運河漕運斷裂，擁有海運便利和洋人保護的上海因此一躍而起。\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至此，在太平天國戰爭的催化作用下，整個江南地區的商業網絡格局，由以運河爲主轉爲以海運爲主，而依託海運的上海，則成爲了中國轉口貿易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從此，依託京杭大運河興盛千年的揚州，最終被上海取而代之。 \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54c91a2b2eb64093a1e2fab5b7e00e62\" img_width=\"860\" img_height=\"227\" alt=\"曾經號稱“揚一益二”，富可敵國，這座千古名城，爲什麼不行了？\"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漕運中心的轉移，加速了上海的崛起\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儘管海洋文明的勝利是遲早之事，但揚州等內河文明城市，則因爲太平天國之亂，提前衰落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864年太平天國平定後，清政府一度試圖恢復漕運，但疏通運河需要鉅額資費，並且相對於海運的便捷和超大運量，河運與之對比已經沒有優勢，最終，清廷徹底放棄了依託京杭大運河重新進行漕運的計劃，到了光緒年間，大運河漕運徹底停止。\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至此，京杭大運河的千年運輸史也被徹底改寫，而原本作爲連接長江和京杭大運河的南北交通樞紐，揚州作爲長江中下游經濟中心的交通優勢也徹底喪失，不再具有貫通南北的功能。\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此後，揚州陷入了長期的衰落。\u003C\u002Fp\u003E\u003Ch1\u003E7\u003C\u002Fh1\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而在喪失賴以生存的河運優勢後，揚州又再次錯過了發展鐵路的黃金機遇。\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898年，中國留學生之父、江蘇補用道\u003Cstrong\u003E容閎\u003C\u002Fstrong\u003E提出，中國應該構建一條從北京到上海之間的南北交通要道，這就是最早的“津鎮鐵路”計劃，這條鐵路原計劃是從天津鋪設至江蘇鎮江，中途經過揚州，而它的終點是延伸至上海。但由於各方爭執的原因，津鎮鐵路一直未能施工。\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就在津鎮鐵路久拖不決的時候，1908年，先行施工四年之久的滬寧鐵路率先全線通車，由於滬寧鐵路從上海直達南京，爲了讓鐵路能夠順利連接，同時也考慮到皖北的軍事地位和兩淮煤礦的開發，最終清廷決定將“津鎮鐵路”計劃改爲“津浦鐵路”，即線路從天津南下後，放棄原來途經揚州和鎮江的設想，改爲將終點設在南京浦口，以方便對接滬寧鐵路。\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1908年，津浦鐵路正式動工，僅用四年時間，1912年，全長1009公里的津浦鐵路就全線通車，並在南京浦口與滬寧鐵路隔江相望，1968年，隨着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通車，津浦鐵路最終與滬寧鐵路合併，更名爲京滬鐵路。\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而晚清民國之初，這段錯失鐵路大發展的機遇，最終使得揚州在失去運河的優勢扶持後，又徹底失去了鐵路的加持，至此，揚州也從隋唐至晚清時期延續千年的南北交通樞紐，徹底淪落成爲一個交通附庸，失去了東山再起的機會。\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隨着津浦鐵路的通車，就像京漢鐵路帶動石家莊和鄭州的發展，而被鐵路繞道的歷史名城保定和開封則因此衰落一樣；津浦鐵路的通車，也讓揚州徹底失去了東山再起的機會，轉而帶動了徐州、濟南、蚌埠等城市的發展，其中蚌埠在鐵路開通之前，還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津浦鐵路通車後，由於地處津浦線和淮河交匯之處，蚌埠迅速發展成爲皖北重鎮。\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接連失去運河加持和鐵路機遇後，揚州最終在1864年平定太平天國後逐步隕落，並在1912年津浦鐵路通車後，徹底淪落成爲國內的三四線城市，而在穩坐國內一線城市一千多年後，不到半個世紀時間，揚州就被時代，遠遠地甩在了一邊。 \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2f43c4b791c64a1da8b759d21f8d8915\" img_width=\"640\" img_height=\"351\" alt=\"曾經號稱“揚一益二”，富可敵國，這座千古名城，爲什麼不行了？\"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錯過晚清民初的鐵路發展大潮，使得揚州徹底隕落\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就在7月份（2019年），最愛君特地去了一趟揚州，沒想到臨出發前最愛君才發現，無論是鄰近的上海，還是蘇州、杭州、嘉興等地，都沒有直達揚州的高鐵，而航線少得可憐的揚州泰州國際機場，與長三角各個重要城市的航班城市也少得掐指可算，最終無奈之下，最愛君只得選擇了最原始的汽運方式，從蘇州乘坐汽車前往揚州。\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而追究揚州這種交通落後的局面，其實從100多年前的晚清時期，就已經開始埋下了伏筆。\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就在天平天國後逐步衰落的過程中，隨着揚州經濟的日益凋敝，此前號稱揚州一絕的揚州妓女，也逐漸走出揚州，前往上海、南京、重慶、漢口等地謀生，“揚幫”妓女一時成爲晚清民國時期，各個通商口岸的靚麗身影。\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對此，鍾天石等在 《西南遊行雜寫》 中寫道:\u003Cstrong\u003E“重慶有娼妓約三千人，本地最多，江浙次之，湖北又次之。江浙以蘇、 揚二州佔多數，然冒牌者亦不少；因川中軍官對蘇揚二州的娼妓特別寵愛，一擲百金甚至數千金，在所不惜，故任何娼妓一加上蘇揚二字，身份即高抬十倍。”\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另外在十里洋場上海，來自揚州和蘇州的名妓也傾動全城，對此雲間逸士在《洋場竹枝詞》 中寫道：\u003Cstrong\u003E“富貴榮華四字精，蘇揚名妓色傾城。”\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就在揚州隕落多年後，1928年，久居上海的郁達夫，特地啓程前往揚州尋訪歷史上的江南，就在滿懷期待跨過長江、奔赴揚州時，郁達夫還滿腦子迴盪着千古文人對於揚州的稱頌和讚美，然而進入揚州後，郁達夫才發現，揚州城裏\u003Cstrong\u003E“平坦蕭殺，沒有一點令人可以留戀的地方。”\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在回憶起1928年的這次揚州之旅時，1935年，就在朋友林語堂的信中，郁達夫說：\u003Cstrong\u003E“你既不敢遊杭，我勸你也不必遊揚，還是在上海，夢裏想象歐陽公的平山堂，王院亭的紅橋，《桃花扇》裏的史閣部，《紅樓夢》裏的林如海，以及鹽商的別墅，鄉宦的妖姬，倒來得好些。”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679b63bd042b4a689d7079fddd6ff754\" img_width=\"267\" img_height=\"191\" alt=\"曾經號稱“揚一益二”，富可敵國，這座千古名城，爲什麼不行了？\"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煙花三月下揚州，成爲一場遺落千古的回憶\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作家朱自清則在一篇文章《我是揚州人》中，闡述了自己對於揚州衰落的傷感，以及被新進崛起的上海人“地域黑”的辛酸：\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揚州真像有些人說的，不折不扣是個有名的地方。不用遠說，李鬥《揚州畫舫錄》裏的揚州就夠羨慕的。可是現在衰落了，經濟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只看那些沒精打采的鹽商家就知道。揚州人在上海被稱爲江北老，這名字總而言之表示低等的人。江北老在上海是受欺負的，他們於是學些不三不四的上海話來冒充上海人。\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到了這地步他們可竟會忘其所以的欺負起那些新來的江北老了。這就養成了揚州人的自卑心理。抗戰以來許多揚州人來到西南，大半都自稱爲上海人，就靠着那一點不三不四的上海話；甚至連這一點都沒有，也還自稱爲上海人。”\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對於從小在揚州長大的朱自清來說，再沒有什麼，比這座千古名城的隕落，更讓他傷心的了，以致於連小老弟上海，都可以來肆無忌憚地調侃揚州人，以致於民國時期部分揚州人，甚至還需要通過冒充上海人來擡高身價。\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這何曾不是揚州的失落？所謂“生於繁華，終於淪落”，在海洋文明和鐵路時代興起的風雨下，城市的交替興衰在歷史長河中，千年繁華，終究歸於一夢。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參考文獻：\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葉美蘭：《近代揚州城市現代化緩慢原因分析》，《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7月刊\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薛冠愚：《太平天國運動對揚州衰落的影響》，《淮陰工學院學報》2012年8月刊\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蔡雲輝：《中國近代戰爭作用下的衰落城市》，《浙江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楊效明：《太平天國對揚州衰落的影響》\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劉惠敏：《大運河對城市文明興起與經濟發展的作用》\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陳肖靜 侯兵：《運河的變遷及其對揚州社會與文化的影響》\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朱雲瑛：《隋煬帝與揚州》\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薛翔：《作爲藝術保護人的清代揚州鹽商》\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20788200782037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