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外電影工業的合作,從早期簡單機械地塞錢塞演員、到中方通過投資外國電影公司、簽約綁定海外導演來參與好萊塢大片的出品,逐漸發展到如今更多海外電影人主動擁抱中國市場,嘗試用好萊塢電影語言講述中國故事。同時這些製片人自己的公司也參與出品,有了利益上的聯結,就不會像早期中外合作時一樣,一些電影人來中國只是爲了圈錢,而會花更多時間放在內容創作上,以及瞭解中國電影市場。

哈利波特之父入華,海外製片人成中國片方的“神奇動物”?

作者/曹樂溪 謝維平 編輯/李忻融

本文首發:娛樂資本論(yulezibenlun)

本週末,繼《哈利波特》之後,又一個魔法系列《神奇動物在哪裏》在國內開畫,截止發稿前票房逼近3億。而該片的製片人大衛·海曼(David Jonathan Heyman)被中國資本盯上,已經開始了自己的入華之旅。

11月20日,在北京的英國大使館,阿里影業總裁張蔚宣佈與《哈利波特》、《神奇動物》系列的金牌製片人大衛·海曼(David Jonathan Heyman)合作,推出合拍片《貓武士》系列,其同名小說已被翻譯成35種語言,在全球售出已超過3000萬冊,在中國發行超過500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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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動物在哪裏》

據小娛瞭解,在接到阿里影業的橄欖枝後,海曼很謹慎,並沒有一開始就答應下來。張蔚透露,爲說服大衛海曼,他跟這個大自己十一歲的哈佛學長喫了好多次早餐,“這是來自英國的文學IP,理應找一個來自英國的製片人,”不難看出,阿里影業有把這個貓世界的成長故事,打造成像《哈利波特》系列那樣享譽全球的野心。

“所有人都想進入中國,而中國也希望能有文化輸出,這並不容易,因爲東西方的敘事手法有很大差異,”海曼認爲,“不過在電影主題上,會存在一些普世價值觀和情感共鳴,所以我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方式去詮釋一箇中國人和英國人都能接受的故事。”

海曼不是第一個這麼暢想的外國製片人。中外電影工業的合作,從早期簡單機械地塞錢塞演員、到中方通過投資外國電影公司、簽約綁定海外導演來參與好萊塢大片的出品,逐漸發展到如今更多海外電影人主動擁抱中國市場,嘗試用好萊塢電影語言講述中國故事。

娛樂資本論發現,相比於海外導演拍攝合拍片容易水土不服,啓用海外製片人成爲近年來更流行的方法,由外方提供創意與資源,中方進行實際落地與本土化,反而是更容易成功的合作模式。不過這裏面到底有多少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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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中國通又是製片公司老闆,

新一批海外電影人更懂中國市場

中外合拍早已有之,但合拍片啓用海外導演往往容易水土不服。分別斬獲8.8億票房的《絕地逃亡》和7億票房的《狼圖騰》,算是海外導演交出的最亮眼的成績單,除此之外成功者寥寥,今年馬蒂亞斯·霍恩(Matthias Hoene)的《勇士之門》、張太維的《夢想合夥人》、艾什·布蘭農(Ash Brannon)的《搖滾藏獒》等均不盡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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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地逃亡》

溝通成本大、對於中國文化和電影受衆需求缺乏瞭解、中外電影製作工業體系的差異,是幾乎所有海外導演入華所面臨的困境。目前有更多的公司在合作模式上作出調整,邀請外國的導演、編劇來中國做製片人或監製,而中方除了投入資金,也讓更多的中國導演、編劇參與到合拍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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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除了有豐富的製片經驗,這些人同時也都是電影製作公司的老闆:大衛·海曼的Heyday Films成立於1996年出品過《地心引力》、《帕丁頓熊》、《我是傳奇》以及哈利波特系列等40多部影片;斯蒂芬·哈梅爾(Stephen Hamel)與基努·裏維斯成立的公司Company Films,除了參與所有基努·裏維斯出演電影的出品,也製作諸如《她》、《太空旅客》等高概念科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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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

“過去有一些美國的電影人來中國,但只呆四五天,來去匆匆。”哈梅爾告訴小娛,“我們大本營在好萊塢,但最近一年半以來在中國有很多合作活動。今年我在中國呆了六七個月。當然,我也想要賺錢,但我更想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合作,這就必須和中國電影人在同一屋檐下工作與交流。”

這使得中外合作的範圍從合拍片擴展至國產影視。據哈梅爾介紹,目前自己正在參與制作5部中文電影和3部網劇,比如科幻題材的《新上海》,現實題材的真人秀《李小龍計劃》,以及一部關於中國飲食文化的喜劇。

“每週都有中國的製片方找上門來,我負責創作一個故事,提交給中國的編劇和導演,他們融入中國元素,我融入美國視角。執行製片人很多,但很少有人去思考如何講好一個故事,用好萊塢的經驗去創造更好的中國內容。”

通過這批製片人的接洽,一直難以出海的中國文化似乎找到了更理想的輸出途徑。比如近日美國影視雜誌Variety就報道,《權利的遊戲》製片人Christopher Newman將與劉曉慶一起,合作講述武則天曆史的美劇《女皇》,目前正與中國影視公司洽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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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追捧成爲香餑餑,

中國片方爲何青睞海外製片人?

爲什麼海外製片人如今成爲了中國影視公司的香餑餑?娛樂資本論認爲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看重其名氣地位:一個典型的例子是90歲高齡的美國“B級片之王”羅傑·科曼(RogerCorman)受愛奇藝之邀,將參加在北京召開的“新電影主義”自制網絡電影戰略合作發佈會及一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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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傑·科曼(RogerCorman)

作爲科曼電影學校的“校長”,科曼的電影公司在上世紀70年代堪稱獨立電影的“黃埔軍校”,從這裏畢業的學生,如今很多成了好萊塢的名導演或製片人,比如馬丁·斯科塞斯、詹姆斯·卡梅隆等。

跟羅傑擔任製片人,拍攝的那些只需要幾萬美元、幾天拍完的“剝削電影”相比,國內的網絡電影在成本和拍攝週期上那麼相似,比如強調官能刺激,弱化影片故事性和藝術性等。

愛奇藝推出網絡大電影概念時,就號稱中國網絡院線會形成類似美國DVD市場一樣的大市場,網生導演中一定會出現斯皮爾伯格,所以這次特地尋根覓祖,拉“B級片之王”來華亮相,樹立自己在行業內的標杆地位。

據娛樂資本論瞭解,科曼將作爲愛奇藝“大師監製” 的首位大師,在中國監製一部叫《生死鬼蜮》的作品。娛樂資本論猜想,老爺子年事已高,在這部網絡電影中應該更多扮演的是掛名指導角色,提供建議,不會參與到具體創作中。

玩轉資本與內容:國內電影行業通常是出品人兼任製片人,基本上誰有錢誰說了算,而既懂商業運作,同時對內容創作有深刻了解的製片人十分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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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克·貝松

海外製片人可能彌補了這一塊兒的空缺。不難發現這些與中方合作的海外製片人,無論呂克·貝松還是羅素兄弟,絕大多數都有自己執導電影或者編劇的經驗,對於拍攝面向全球市場的合拍片,他們能夠從創意階段就參與進來,爲劇本提供更爲國際化的視角。

哈梅爾把自己定位爲creative producer(創意製片人),是一部戲作爲商業項目開始運作的最初發起者:“除了做製片人都要做的工作,比如籌集資金、尋找編劇導演之外,我也提供劇本的概念設想,我們公司90%的故事都是來自我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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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內容到資本的綁定,

能避免中外合拍的各種大坑麼?

在小娛看來,中國公司與海外製片人的結合,本質上其實是公司層面的合作,比起過去影業巨頭們競相追逐的好萊塢六大,如今這些規模相對較小的製片人公司更容易得手。

在已經公佈的合拍片項目中,羅素兄弟的Anthem Films,哈梅爾和基努裏維斯的Company Films,以及大衛海曼的Heyday Films,均會參與電影出品。哈梅爾表示,自己公司參與合拍片,會保有25%-50%的投資佔比,其他的開放給有資源的合作對象,“比如萬達,因爲他們不只有資金,也有上千家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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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俠》

就在今年,一系列海外電影人與中國影視公司成立新公司:《蜘蛛俠》導演山姆•雷米、《竊聽風暴》導演弗洛裏安·亨克爾·馮·多納斯馬(Florian Henckel-Donnersmarck),與耀萊影視成立AllegoryFilms,預計在未來5年內投拍製作8-10部影片,預算在3000-8000萬美元。

《絕地逃亡》的導演雷尼·哈林(Renny Harlin)近兩年都在北京工作與生活,其在中國成立的新公司Midnight Sun Pictures被嘉博文化投資,而他即將執導阿里影業的新片《古劍奇譚》。

目前沒有哪個電影市場比中國有更多的熱錢湧入,甚至包括好萊塢,想拿到電影投資也絕非易事,《地心引力》的導演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花了5年才找到拍攝資金;而爲了籌拍《馬尼拉之戰》,李安花了一年多時間也沒有找到錢,最終改拍《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還是找到了中方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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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

在小娛看來,中國影視公司與海外製片人的合作模式,會比直接收購海外公司,或者綁定某一位大牌導演性價比更高。前者需要的資金投入很大,而且目前中國資本出海往往面臨大公司買不到小公司又看不上的尷尬;後者雖然能夠一定程度藉助大導演名氣拓展國際市場,然而影響力終究有限,再加上中外溝通的問題,綁定導演的風險性很高。

相比於導演,其實中國電影市場更缺乏的是優秀的製片人。邀請海外資深製片人負責碼局或者提供IP創意,爲電影的製作流程把關。同時這些製片人自己的公司也參與出品,有了利益上的聯結,就不會像早期中外合作時一樣,一些電影人來中國只是爲了圈錢,而會花更多時間放在內容創作上,以及瞭解中國電影市場。

但海外製片人的入華征途也並非前途一片光明。根據“壹娛觀察”特約作者伊娃曹(Eva Cao)的文章,好萊塢的製片人分爲很多種類,其中只有被冠名爲“producer”的纔是真正負責提出項目創意、碼局、把控電影拍攝現場以及後期製作各個環節的製片人。

其他的頭銜諸如co-producer和line producer,是介於製片人和製片主任之間,以製作階段籌備拍攝爲主;executive producer的地位則較難界定,國內往往翻譯爲執行製片人,但實際上爲影片提供了資金、人員或者IP等資源,並不參與電影實際開發製作同樣可以被賦予這一職位。還有更隨意的比如associate producer,更是可以由製片人來決定“賞”給誰。

面對求賢若渴的中國資方,難免會有一些人頂着“製片人”的名義來中國斂財。近年來,中外合拍幾乎成爲人人叫喊的口號,然而多數項目要麼拍出來之後慘淡撲街,要麼只存於發佈會片單中被人遺忘,甚至還有的發生種種糾紛不歡而散,比如小娛曾經報道過的熙頤影業與Das Films之間的狗血戲【點擊藍字複習】。

如今這種從內容到資本的多重綁定模式,是否能爲中外電影合作找到一個良性模式,我們不得而知,只希望無論海內海外的電影從業者都能套路少一點,功夫多下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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