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伯頓的《憂鬱的解剖》初版時，“憂鬱”正是17世紀英國讀者的興趣所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人類學家、文學研究者、酷兒理論家都對憂鬱（症）感興趣，當然，在他們的敘事中，憂鬱症總是與躁鬱症、社交恐懼症等現代情緒病聯繫在一起。

"\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Y14p87IdTh1ii\" img_width=\"400\" img_height=\"486\" alt=\"憂鬱的美學與哲學(1)\" inline=\"0\"\u003E\u003Cp\u003E保羅·克利《新天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儘管憂傷和痛苦古已有之，是人類最普通不過的情緒，但作爲一種“現代情緒”的憂鬱\u002F抑鬱，卻日益成爲引人矚目、令人心情複雜的存在。儘管在病理症候上，憂鬱與抑鬱存在差異，但二者在日常生活中則時常被混用——作爲一種形容詞。假如回顧憂鬱的美學，我們會發現歷史上曾有風靡一時的憂鬱“文化”，而那些爲憂鬱\u002F抑鬱“正名”的書寫和理論，也試圖從這種看似負面的情感中發掘能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浪漫時代的憂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天才往往是憂鬱的，抑鬱症、自殺總是與文學家的形象聯繫在一起。在文學世界中，“憂鬱”時常是美好的修辭，人類學家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有“憂鬱的熱帶”，詩人夏爾·波德萊爾則有“憂鬱的巴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這些憂鬱的人還未到窮兇極惡的地步，也得歸功於那位名叫憂鬱的夫人管教有加——我們並不缺爲惡的心，只是沒有門徑罷了。”關於憂鬱，17世紀的英國有部文學經典《憂鬱的解剖》曾風靡一時。這本書的作者羅伯特·伯頓（Robert Burton）學識淵博，性情古怪，在牛津讀書時就一直重病纏身，深深體會了憂鬱的滋味。他從不旅行，從未結婚，只是博覽羣籍樂此不疲，還把有關“憂鬱”的奇談怪論與故事素材記在小本子裏，最終結集成了一冊暢銷書。1621年首版問世就受到讀者熱烈追捧，他生前就再版了四次。中國的梁實秋、錢鍾書（錢譯曾蒲頓《解愁論》）都是他的粉絲，此外，彌爾頓、濟慈、柯勒律治、博爾赫斯、貝克特等大牌讀者也受其影響不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伯頓的《憂鬱的解剖》初版時，“憂鬱”正是17世紀英國讀者的興趣所在。憂鬱與才智的謎之關聯，使人們對憂鬱的狀態心嚮往之。早在16世紀，英國旅行者便發現，憂鬱症在意大利文人圈中蔚然成風，於是將其欣然引入英國國內。實際上，自文藝復興以來，憂鬱的才華就有了理論基礎：作爲四大體液之一的憂鬱之液（即黑膽汁），會使人生出學術和藝術方面的非凡才能，人們似乎發現，政治家、學者、詩人及藝術家較普通人往往更易陷入憂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580年，憂鬱症在英國可謂病毒式蔓延，在倫敦，身染憂鬱之人還一度氾濫成災。伊麗莎白時代和斯圖亞特王朝早期的文學（尤其是戲劇）中，描摹了大量憂鬱的“不滿者”。至於生活在這兩個時期的文人，其中也不乏身患憂鬱症者，如錫德尼、格林、納什、查普曼、布萊頓、多恩以及布朗等等。憂鬱之人竟足以構成一個獨特的社會類別，後勁持續數十年之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伯頓大概是爲憂鬱的一代人寫了一部關於憂鬱的書，於是這部書才能一版再版。不過，譯者馮環也在“後記”中提到，這本書在進入共和政體與王政復辟時期後便不再走俏了；到了18世紀更是湮沒無聞——因爲，伯頓書中的科學知識已經顯得陳舊落後，冗雜綿長的行文也已經老套過時。直到19世紀浪漫主義時期，在蘭姆（Lamb）等文人的影響下，《憂鬱的解剖》才又掀起了新一輪的熱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作爲哲學、美學與疾病的憂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已故臺灣學者鄭聖勳論“憂鬱”時說，“能夠承載生命的詞彙也很少”，憂鬱大概是一種：或許有點像是柳宗元的自敘，“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哀過乎慟哭”，這是一個多麼令人沉痛並且驚恐的表情；輕鬆的笑語的詼諧，比兇狠地、瞪着裂開的眼睛的憤怒更需要力氣；優美的歌詠者的悲傷，比放聲大哭更爲淒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作爲一種難以言明、無法被總體化的心靈殘餘物，憂鬱總是與現代性纏繞在一起，也不乏有學者在哲學上論證其存在的合理性。披着才華“神話”的“憂鬱”，在現代社會經歷了一番美學化、哲學化和病理化，也被納入更寬闊的跨界視野之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最常被引述的憂鬱（症）說法，要溯及弗洛伊德的《憂鬱與哀悼》。在早期的精神分析中，哀悼是對失落的摯愛或對某種抽象體，所經歷的一種“成功”轉化的心理過程，而憂鬱症則是這種轉化的失敗——某種失敗性的病態。一個愛慕對象失落了，如果主體無法把愛慕轉移到另一對象之上，它便會轉化爲自戀，並將失去對象理解爲失去自我。但在晚近，我們已經不單隻在個人性或精神分析的脈絡裏討論憂鬱的問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人類學家、文學研究者、酷兒理論家都對憂鬱（症）感興趣，當然，在他們的敘事中，憂鬱症總是與躁鬱症、社交恐懼症等現代情緒病聯繫在一起。分別在中國臺灣和大陸出版的兩本書《憂鬱的文化政治》和《生產（第8輯）：憂鬱與哀悼》，都系統收集了外國學者對於“憂鬱的政治”的分析，包括了歷史梳理、理論評介，以及文本分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人類學家對於憂鬱\u002F躁鬱作爲疾病的關注，聚焦在具體的人與田野之中。愛密麗·馬汀的作品《雙極探險》中有一篇《躁鬱簡史》，將藝術品位、流行文化視爲分析對象，追溯了在一個躁狂歷史脈絡之中，憂鬱是如何被戴上花冠的。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熟悉的藝術家紀德、凡·高、馬勒等等，都因爲憂鬱與躁狂而被認證爲更“真誠”、更“真實”的藝術家。馬汀的語境是美國，但是對中國讀者而言，這種論調也相當熟悉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另一篇文章中，馬汀記錄了精神病院中的八個故事。她令人敬佩地寫下所謂的譫妄、躁狂、情緒週期、思考障礙等等“病症”是如何在醫院被宣稱，以及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權力關係是如何運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常常與抑鬱症並舉的社交恐懼症，在克里斯多夫·連恩的《害羞》一書中得到了梳理。《不能再靦腆了》這篇提到了幾個常被醫生與精神病學家判定爲社交焦慮的病症：害怕一個人在餐廳喫飯、緊張時手心發抖、避免上公共廁所……“害羞”、“靦腆”這些原本是形容人格特質的詞彙，在上世紀80年代也漸漸“演化”爲一種“疾病”。扭捏、內向、古怪、拘謹等等與害羞相關的氣質，成了需要被定義和治療的“社交恐懼症”、“逃避型人格障礙”等等。面對“社交焦慮”的疾病與威脅，我們只能學着“不再靦腆”。當一個人的孤單，從一種生活樣貌變成了一種“病”，我們只能再度刷新自己理解憂鬱的脈絡與定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撰文\u002F董牧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下轉B03版）\u003C\u002Fp\u003E"'.slice(6, -6), groupId: '672063944238356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