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Y14oui3zfiMTw\" img_width=\"400\" img_height=\"505\" alt=\"憂鬱的美學與哲學(2)\" inline=\"0\"\u003E\u003Cp\u003E據說可以治療憂鬱的嚏根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上接B02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讓憂鬱重新解放\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如今，憂鬱似乎不再美好了，它不僅僅是病態，而成爲一種實實在在的“病”。現代精神病學對憂鬱有了“躁狂”（Mania）和“抑鬱”（Depression）的命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過，作爲一種心理結構的憂鬱，並未被病理化的語言所窮盡。如鄭聖勳所言：“我們希望將憂鬱看待成一種我們自身所經歷的生命，是歷史的，文化的，政治的，憂鬱具有它自己的意義。”書寫憂鬱，不僅僅是克服創傷，或者耽溺與消沉，也是再現文化歷史中被壓抑、掩蓋和轉換的空白處。鄭聖勳將其理解爲一種主體的情感投資，一種理解與實踐，可能具有積極的、創造性的能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精神分析理論從個人層面處理“主體的憂鬱”。在弗洛伊德之外，克萊恩（Melanie Klein）和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兩位女性理論家提供了不同的見解。克萊恩對“憂鬱”的研究，基於她對兒童心理形成的理解：成年人的哀悼和憂鬱，是對嬰孩時與母體分離經驗的回溯。而克里斯蒂娃則將憂鬱視爲人類心靈中的“符號性脆弱”，能使我們的心靈開展更大的柔韌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此外，還存在一種“歷史的憂鬱”。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歷史哲學綱論》中，借“新天使”的憂鬱形象，提出了一種歷史救贖觀：天使面朝過往的廢墟，卻被進步之風吹向了他所背對着的未來。在他看來，驅使男男女女起來反抗的動力，並不是夢想着被解放的後代，而是對於被壓迫的祖先的回憶——這是對於歷史的憂鬱與哀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哀悼失落之物，也是對未來的最大盼望。當代理論家茱蒂絲·巴特勒在《失去之後，然後怎樣？》一文中便回應了人置身“時間”與“歷史”的複雜性。她提出要鄭重地面對憂鬱，還哀悼以特殊位置。因爲在“失去”之中，銘刻了我們所承受的磨難、暴力、污名，而哀悼可以賦予主體戰鬥力和能動性。表面上看似個人化、向內的憂鬱，其實也可以是政治的，是肉身與政治的相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抑鬱症是如何成爲流行病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儘管我們在文學與哲學之中有許多關於憂鬱的美好理論，但無論如何，由社會及醫療體系判定爲抑鬱症的憂鬱情緒，如今已被貼上負面的標籤。曾經，抑鬱症只屬於少數精英，如今則被民主化爲一種平等的疾病。一方面，抑鬱症被診斷爲21世紀的時代病，另一方面，人們又奔走相告、急於澄清大衆對於抑鬱症的諸多誤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然，除了抑鬱症，我們還有各種精神困擾，比如注意力缺陷多動症、邊緣性人格障礙或疲勞綜合徵等，這些精神疾病主導了21世紀初的疾病形態。此外，還有大量難以命名的情緒困擾着焦慮時代的年輕人。這使得“販賣焦慮”也成爲不少商家的生財之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過，今天的焦慮不只是“營銷”話術催化的，也實在地困擾着心理學家。北京師範大學“影像中的生死學”的授課老師陸曉婭曾在演講中指出，這個時代有一種普遍的“生命無意義感”；北京大學心理學副教授徐凱文對於年輕一代“空心病”現象的分析，也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徐凱文認爲，“空心病”是近三四年在臨牀出現的、在年輕人身上突出的新型存在焦慮。以傳統的心理治療思路去解讀這種焦慮是無效的，因爲這一代年輕人沒有明顯創傷、看上去一切都很好、而且非常優秀，但他們卻“深感存在的困擾，找不到生命的價值，活不出真實的自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哲學家韓炳哲對於“精神暴力”的解釋，某種意義上回應了這種狀況。在他看來，21世紀的精神病理形態，已經不符合免疫學的邏輯：它們不是傳染病，而是梗阻症；不是由否定性的、免疫學上的他者導致，而是源於過量的肯定性。這種源於肯定性的暴力來自同類，也源自系統內部——他把這個系統描述爲“功績社會”和“倦怠社會”。現代憂鬱症之所以發生，某種意義上是堅信“沒有什麼不能夠”的現代人在遭遇失敗後引發的自我攻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功績社會，製造抑鬱症患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什麼是功績社會？在一個功績至上的社會，人們以“過度的活動、歇斯底里的勞動和生產，來回應變得赤裸而極爲短暫易逝的生命”。整個世界都充溢着積極性，每個人都被告知要“積極生活”，只要努力就能自我實現，失敗是不被允許的——因爲那隻能是不夠積極、不夠努力造成的結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人們以高度的昂揚狀態去追尋“絕對可以實現”的夢想時，功績社會漸漸走向一種“興奮劑社會”，人類趨向演變爲一種“效能機器”。但問題在於，“生命活力”原本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現象，如今則日漸“被簡化爲生氣蓬勃的動作和繁茂的績效成果”。這種態度導致焦慮和歇斯底里，以及過度的倦怠和精疲力竭，卻無法抵達自己的彼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如果說福柯意義上的規訓社會由否定性主導，製造出瘋人和罪犯；那麼相反，韓炳哲所說的功績社會則製造出抑鬱症患者和厭世者。在今天的自由社會之中，人們陷入了新的精神規訓——追求功績的人同自我抗爭，他必須不斷地超越自己，從而陷入到一種毀滅性的壓力之中。這是一種自我剝削，它僞裝成自由的形式，更隱蔽也更有效率，因爲它來自於內在驅動，而非外在強制。剝削者同時也是被剝削者，“比起他人的剝削，自我剝削更加嚴重地導致了自我崩潰”，“這種剝削最終以死亡爲終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也因此，從自我管理的視角看待抑鬱症是不足夠的，人不僅是由於自身而導致了抑鬱症，此外，人際關係的匱乏也加重了抑鬱症的流行。韓炳哲以倦怠綜合徵（Burn－out－Syndrom）來描述這種筋疲力盡的自我，這更是一種疲憊的、燃盡的心靈——人們不僅沒能實現自由，反而喪失了沉思的幸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倦怠社會孤獨的疲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諸神累了，老鷹累了，傷口在倦怠中癒合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很多時候，倦怠具有治癒功能。一個慵懶倦怠的下午，“無爲”可能激發靈感的狂想。然而，疲勞綜合徵的倦怠，是一種過於積極的倦怠，自我在過度狂熱中燃盡了自身。過度活躍，既是精神衰竭的徵兆，也造成人的普遍渙散，它剝奪了我們做事的能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功績社會的倦怠感，同樣是一種孤獨的疲憊。作家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在《試論倦怠》中寫道：“兩個人不可避免地彼此分離，陷入高度個人的倦怠感之中，不是我們的倦怠感，而是我和你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種倦怠感是一種暴力，它耗盡了我們的語言能力和心靈。摧毀了共同體、集體和親密關係，甚至摧毀了語言本身。人們失去觀看的能力，陷入沉默，只有自我佔據着全部視野。對於“勞作動物”而言，“生命”的豐富性被降維成了“生存”，生存則導向對健康的狂熱崇拜，因爲我們已無暇顧及心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對我們來說，節日本應是一種休憩。然而正如很多理論家發現的那樣，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節慶的時代，因爲所有節日都已被消費與購物的狂歡所佔領。人的存在融入了商品關係編織的網絡，人與人的關係變成了商業關係——朋友圈、微博上存在的社交營銷與“帶貨”大V也是這個道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逃離百貨商店式的世界，重建真正的節慶，是找回生命真正節奏的法門。韓炳哲主張，要從面對世界的倦怠，迴歸到面向自我的倦怠。比如，將自我浸入具有連續性、創造性的“深度無聊”當中，享受真正專注的沉思生活，因爲“在沉思的狀態中，人能夠從自身出離，將自己沉浸於事物中”。此外，從“我和你的”迴歸到“我們的”，讓人們相互關注，重建親密的友鄰社會，也是消解憂鬱的一大關鍵。\u003C\u002Fp\u003E"'.slice(6, -6), groupId: '6720639438038237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