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艾爾羅伊不喜歡別人說他的作品有預言性或影射性，但在他的洛杉磯四重奏和美國黑社會三部曲中，確實能發現與當今政局有明顯相似之處的情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天，艾爾羅伊走進紐約的懸疑小說書店“神祕書店”，對老闆奧托·彭茲勒（Otto Penzler）說：“我是下一個大作家。

"\u003Cp\u003E【歐洲時報湯林石編譯】當美國“最黑暗”的犯罪小說作家眼中出現光明時，會發生什麼？本文作者利奧·羅伯森（Leo Robson）來到詹姆斯·艾爾羅伊（James Ellroy）位於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家中，深入瞭解這位傳奇小說家。 \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Y3KNA0BByneOc\" img_width=\"800\" img_height=\"532\" alt=\"“黑色小說之王”的“罪惡”人生\" inline=\"0\"\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圖爲James Ellroy 2009年參加活動資料圖。（圖片來源：\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月一個昏暗的星期六下午，詹姆斯·艾爾羅伊——美國傑出的犯罪小說作家、邪惡事物的記錄者，發現自家的中央供暖系統出了問題。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裏很冷，對嗎？”他說。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表示同意。艾爾羅伊身材高大，禿頭，看起來就像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法國哲學家）和費斯特叔叔（Uncle Fester，虛構人物）的結合體。他站起身來，花了一會兒功夫觀察和擺弄溫度調節器。然後他決定打電話給他的朋友——同時也是他的前妻——海倫·克諾德（Helen Knode），她也是一位作家，住在科羅拉多州丹佛市聯合車站附近的公寓裏。當時，克諾德正在家裏做火雞辣醬湯。“她應該過來看看，”他說，“這不是我的專長。”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書店閱讀會和電視訪談節目中，艾爾羅伊經常自稱爲“美國小說界的惡魔之犬”，展現出一副滿口粗鄙閒話和下流笑話的自信形象。他說，這個形象與他本人的相似度其實只有7％左右。“我喜歡和別人亂開玩笑，”他解釋說，“爲什麼要裝腔作勢？”但當他在自己的公寓裏徘徊，試圖分辨某個微弱的聲音究竟是來自窗外的火車還是某條管道時，他看上去似乎笨拙又孩子氣，甚至很親切。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家裏的物件很少：幾件樸實的、20世紀中期的傢俱，一整面牆的精裝書，一些古典音樂CD，一套高保真音響，一個音箱和一套健身器材。除了真空包裝的香腸外，他的冰箱空空如也。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艾爾羅伊和克諾德曾經養過一隻名叫瑪格麗特的紅毛獵犬10年，狗的取名靈感來自他最喜歡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它從來沒喜歡過我——它只會跟着我，衝我吠叫，不斷給我壓力，彷彿我是工黨的黨鞭。”）如今，艾爾羅伊靠着狗的照片和一個實物大小的蜥蜴模型度日，時不時和模型說說話。他沒有電視或電腦，也沒有紙質賬單、文件或小擺件。家裏唯一新添的物件，是他今年夏天要出版的小說《風暴》的新書樣本。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是一種平靜的居家生活狀態，有點像阿米什人（基督新教中的一個分支，以拒絕汽車、電力等現代設施，過簡樸的生活而聞名），缺乏物質享受。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提出，作爲一個有好幾部作品被改編成電影的暢銷小說家，他看起來很節儉。他回答說，他喜歡買車（目前他有一輛車）。他的典型一天是這樣的：喫一碗純燕麥片，喝幾杯手衝黑咖啡，進行各種“祈禱和思考”活動（他是一個不去教堂的路德派教徒），通過傳真或固定電話和自己的助理聯繫，然後小睡一覺。除了偶爾寫電影劇本或雜誌文章外，艾爾羅伊會響應“上帝的召喚”，全身心地投入小說創作。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覺得自己是個偉大的美國犯罪作家。”他告訴我。他斟酌了幾秒，似乎正在腦中掂量他的對手：達希爾·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雷蒙德·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等。然後他說：“你可以下這樣的結論。”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憑《黑色大麗花》成名\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成功“預言”當今時局\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87年，艾爾羅伊憑藉其第七部小說《黑色大麗花》（The Black Dahlia）一舉成名。這部小說以真實發生過的謀殺案爲原型，也是他“洛城四部曲”中的第一部。這四部偵探小說勾勒了二戰後洛杉磯的城市形象。1997年，四部曲中的第三部——《洛城機密》（L.A. Confidential）被改編成由蓋伊·皮爾斯（Guy Pearce）和拉塞爾·克勞（Russell Crowe）主演的電影，獲得兩項奧斯卡獎。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艾爾羅伊筆下，犯罪小說成了集歷史事件、悲劇愛情、新聞和心理學案例研究於一體的結晶。他的行文以時代俚語爲特色，書中融合了真實和虛構的人物，通過這些人物，艾爾羅伊探索了犯罪乃至精神變態行爲的根源。美國小說家丹尼斯·萊恩（Dennis Lehane）曾告訴我，洛城四部曲是“美國犯罪小說的里程碑，就像一塊巨石投進文學界，其陰影籠罩着所有其它作品”。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完成這個系列之後，艾爾羅伊想要打造的下一個作品，是一種浸淫在惡習和犯罪中卻沒有“受到謀殺調查”的社會羣像。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95年，《美國小報》（American Tabloid）出版，這可能是他最偉大的小說，也成爲新系列的開始。“美國黑社會三部曲”講述了1958年至1972年間美國曆史上的主要事件——豬灣事件、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被暗殺、越南戰爭等，以各種虛構的職業殺手和幫派成員爲視角。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艾爾羅伊將自己的作品描述爲“道德藝術”的實踐。他告訴我，他發現“爲金錢或不確定的意識形態而殺戮，是非常可怕而冷酷的。給這些角色賦予人性，住進他們的大腦，並讓他們與約翰·肯尼迪這樣的名人聯繫起來，實在是不能錯過的經歷”。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艾爾羅伊不喜歡別人說他的作品有預言性或影射性，但在他的洛杉磯四重奏和美國黑社會三部曲中，確實能發現與當今政局有明顯相似之處的情節。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些小說將於今年夏天由Everyman‘s Library重新出版，描繪了一幅美國極端社會的多維畫像：政客和大企業之間的貪婪勾結、各種流氓行徑和不受約束的機構、種族仇恨、警察暴行、無處不在的聯邦調查局、腐敗的土地交易、好色又愛撒謊的總統、騷擾女演員的大亨、民粹主義的崛起。正如克諾德在某天晚餐時說的那樣：“這就是艾爾羅伊的世界。我們現在就生活在其中。”。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10歲時母親被姦殺\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年輕時被逮捕過40次\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48年，艾爾羅伊出生在洛杉磯，當時的名字是李·厄爾·艾爾羅伊（Lee Earle Ellroy）。他的母親是護士，縱情享樂、經常酗酒，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德式農場。父親比母親大17歲，是個很有能力卻非常懶的會計師，曾經當過好萊塢女星麗塔·海華絲（Rita Hayworth）的商務經紀人。艾爾羅伊6歲時，父母離婚了，他和母親住在一起，但他對母親的所作所爲感到羞恥。回憶起童年時期，他對母親的看法始終是“酒鬼、妓女”。1958年6月，母親的屍體在加利福尼亞州艾爾蒙特市一個學校運動場旁的樹叢中被發現，是被強姦後勒死的。案子至今未破。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艾爾羅伊和父親再也沒有談起過母親。“就好像在驗屍官檢查之後，裹屍布被丟掉了。”他說。犯罪小說成了艾爾羅伊的“避風港”。他的父親“毫不吝嗇”，每週至少會在拉奇蒙特大街的“騎士書店”給他買一本書。他估計，在母親去世後的那個夏天，他讀了至少25本《哈迪男孩》（Hardy Boys）系列小說。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段經歷是“我對喪母之痛的自我調解。當時我是這樣的孩子——個頭很高，看着很奇怪，有着反覆無常的好奇心，和爸爸住在一起。爸爸經常對着電視自言自語，不怎麼工作，所有人都以爲他是我爺爺，我們的狗因爲缺乏管教而在房子裏隨地大小便。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而在《哈迪男孩》裏，秩序總是能恢復，殺手被繩之以法，正義得以伸張，帥氣的主人公們都有漂亮的女朋友、可靠的夥伴，還有汽車和遊艇。他們的父親雖然也喪偶，但他是個警察，有着光明的前途，遲早會再婚”。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等到他過11歲生日時，仍然處於一種“模棱兩可的喪親之痛”中。艾爾羅伊的父親給他買了一本叫《警徽》（The Badge）的非虛構作品，講的是洛杉磯的犯罪情況和執法機構。書裏有一章講述了懷着明星夢的22歲女孩伊麗莎白·肖特（Elizabeth Short）被強姦並活體腰斬的慘案，即所謂的“黑色大麗花”懸案。艾爾羅伊將這個案件稱爲“純粹的厭女症患者的精神錯亂行爲”。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艾爾羅伊說，那一章的情節給了他極大震撼，“比我媽媽的死給我的震撼還大”。他說，自己與這一案件的相遇是“我生命中決定性的經歷”。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讀書的時候，艾爾羅伊的行爲非常失控。“我會做任何事來吸引關注。”他說。1962年，他入讀費爾法克斯高中，這所學校是富人區中罕見的“白色垃圾”（美國對貧窮白人的貶稱）聚集地。他很喜歡激怒他的猶太同學，甚至參加了美國納粹黨的集會。“你不會見過比他們更可憐的傻瓜了。”在一次模擬選舉中，他是唯一一個出於反天主教的原因投票支持尼克松而不是肯尼迪的孩子。有時，他會闖入富裕鄰居的家裏，去聞他們的內衣。但在這些糟糕行爲的背後，他感到被忽視，感到害怕、飢餓和孤獨。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事態在他的青春期後期達到了頂峯：“1965年對我來說非常充實。我被高中踢了出來，加入軍隊，飛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波爾克堡進行基礎軍事訓練。在那裏，我精神崩潰，被送回了家。我父親身體快不行了，但我還是回到了波爾克堡，然後又回到洛杉磯，因爲他已經病危了。”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父親對艾爾羅伊說的最後一句話是：“試着搭訕每一個爲你服務的女服務員。”他表示自己真的踐行了父親的遺言，“結果喜憂參半”。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被開除出軍隊後，艾爾羅伊搬回洛杉磯，把時間花在喝酒、入店行竊、“四處偷窺”和閱讀快餐文學上。他經常露宿在公園裏。爲了生存，他會去賣血。爲了追求刺激，他喝蘇格蘭威士忌、吸丙基己二胺噴霧、抽大麻，還喜歡惹惱嬉皮士（“我會對他們說‘炸掉越南’”）。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小羅伯特·肯尼迪（約翰·肯尼迪的弟弟）被暗殺的那天晚上，一個女人發現艾爾羅伊正在她的屋頂上自慰，而且因爲嗑了安非他命而神志不清。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曾被一個叫“桃子”的變裝皇后（指男扮女裝者）暴打。一天早上，他在舊金山醒來，卻想不起自己是怎麼到那兒的。因爲酒後駕車、在公共場合酗酒、入店行竊、非法入侵和入室盜竊等罪名，他被逮捕過大約40次。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30歲開始寫作\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自信會是“下一個大作家”\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到了1970年代中期，艾爾羅伊意識到，濫用藥物已經妨礙到他的其它慾望。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想笑，想看書，想要女孩，想滿足好奇心，想去看電影。我喜歡藝術，喜歡很棒的音樂，喜歡歷史，喜歡看雜誌上的照片。”他也對小說有了想法。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77年，艾爾羅伊加入匿名戒酒互助會，徹底戒掉酒癮。之後，他在高爾夫球俱樂部找到一份球童的工作，並在30歲時開始寫作。他的處女作《布朗的安魂曲》（Brown's Requiem）於1981年出版，是一部沒激起什麼水花的平裝書。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天，艾爾羅伊走進紐約的懸疑小說書店“神祕書店”，對老闆奧托·彭茲勒（Otto Penzler）說：“我是下一個大作家。”彭茲勒回答：“如果我對此持保留意見，你不會介意吧？”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憑藉《黑色大麗花》印證自己的“大作家預言”之前，艾爾羅伊寫了一系列正統的偵探小說。當時，另一位作家已經出版了一部關於伊麗莎白·肖特謀殺案的小說，而且已經被改編成電影。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艾爾羅伊意識到，獨特的經歷和感受，令他具備了獨特的視角。“我在那種男性過剩的環境裏生活過，到處是酒精、毒品、女孩、雄心壯志的廢話。”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他也是參加過戒酒互助會的老兵，一個基督徒、保守派、道德家，一個離異家庭的子女，自己的母親被謀殺了。他比大多數小說家更接近罪惡行爲，也更願意用道德和宗教審判的語言來表達。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艾爾羅伊並不害怕把自己的生活和作品連接在一起。他說，個人的痛苦經歷“困擾着我，也提供了素材。被派去解決疑難案件的警察，政府密探，跳樑小醜，或者爲了探究自己身份之謎而不得不對外國事務施加影響的專制人物——我能夠很好地闡述這些傢伙孤獨的心”。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作品常出自片刻靈感\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文風走“極簡主義”\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月的一個晚上，艾爾羅伊罕見地走出家門，和朋友傑裏·阿克曼（Jerry Ackerman）共進晚餐。阿克曼是聯邦調查局（FBI）特工，同時也是小說家。40多歲的他矮小健壯，和艾爾羅伊一樣也是禿頂。兩個人在很多方面品位相似：法律與秩序、20世紀中期的洛杉磯、傳統禮儀、疊層平頂帽和牛肉。晚餐在艾爾羅伊公寓附近的一家餐廳進行，有各種牛排和彬彬有禮的侍者。出發時，克諾德低聲對我說：“這並不是人們常說的那種丹佛美食。”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晚餐時，我們聊到了艾爾羅伊正在讀的書——丹尼爾·席爾瓦（Daniel Silva）的驚悚小說，講了一個藝術品修復師給以色列摩薩德（Mossad）當特工的故事。“真是一種不同尋常的職業組合。”艾爾羅伊說。在這部小說裏，很多歷史事件輪番登場——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前納粹高官）的被捕，“黑色九月”（巴勒斯坦激進組織，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期間潛入奧運村，綁架並殺死11名以色列運動員）引發的衝突等。艾爾羅伊說：“這簡直像一箇中東版的‘艾爾羅伊’故事，一個精簡版。”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所以你在推薦這本書嗎？”阿克曼問。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是的，丹尼爾·席爾瓦的書銷量大概是我的40倍，他很需要我的推薦（此處爲自嘲）。‘我比他寫得好。’——此話出自艾爾羅伊。”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阿克曼又說起了艾爾羅伊下一部小說的題材——一部關於美國財政部的書。他的書總是出自片刻的靈感，1988年的小說《絕命之鄉》（The Big Nowhere）就是這樣。這部小說是洛城四部曲之一，涉及同性戀、共產主義、洛杉磯道奇隊、反墨西哥人的暴力行徑和大屠殺後遺症。1986年冬天一個孤獨的星期六晚上，故事靈感一瞬間出現在艾爾羅伊腦中。之後的《洛城機密》也是如此。捕捉靈感之後，便是艱辛的寫作。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助理的幫助下，艾爾羅伊對題材進行研究，然後編寫一份詳細的概要，篇幅通常與書本身一樣長。沒有概要，他就沒法“寫出一本值得一讀的書”。然後，他飛往紐約與出版社的編輯討論大綱。最終，“我會進行大篇幅、精確的調整”。他可以在凌晨1時45分開始工作。“我會把大綱定稿放在桌面上。起牀後，先祈禱，然後喝一杯頭天晚上做的冷咖啡，儘快進入狀態。”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艾爾羅伊用“非常精確”來形容自己的語言，任何小瑕疵在他眼中都“非常明顯”。他避免使用分號，也避免寫着寫着就轉成現在時態——“這會讓編輯發瘋的”。“如果你想寫得非常好，”他說，“就要時刻有這種意識。我是否在重複這個主題？這看起來有道理嗎？是否符合邏輯？這一段在正確的位置嗎？這些信息是否出現得過早？這個男人應該什麼時候遇見這個女人？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如果一個人天生就有我的寫作水平，那肯定也有這樣的意識。”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難走出母親被殺陰影\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一度精神崩潰\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談起克諾德，艾爾羅伊說：“除了她，我沒法跟別人在一起。”兩人在1990年相識，一年後結婚：“我認識的所有其他女人加起來，也無法與海倫的靈魂、魅力和聰慧相媲美。”兩人都很獨立，都有很高的道德標準。不過，艾爾羅伊連高中都沒有讀完，克諾德則取得了康奈爾大學的碩士學位，併爲《洛杉磯週刊》工作。該雜誌起源於反主流文化運動，這是艾爾羅伊所厭惡的。他沉默寡言，高大健壯，喜歡“宅”在家裏，總是大吼大叫；克諾德則喜歡大笑，有點大驚小怪。當她穿着剪裁得體的大衣穿行在這座城市裏時，散發着一種精明而忙碌的氣場。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艾爾羅伊遇見克諾德時，他剛剛進入一種有意識的自我約束、甚至自我懲罰時期。當時，他正在改《洛城機密》的稿子，摒棄華麗的辭藻、隱喻和場景設置，形成一種“不斷刪減詞彙”的習慣，這也導致他寫下的筆記總是斷斷續續。他越來越孤僻。克諾德告訴我，當時他的行爲特徵是“煩躁、衝動、難以接近，總是冒出一個接一個的瘋狂想法，是個從未有過平靜時刻的人”。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93年，艾爾羅伊創作《美國小報》時，克諾德採取了行動。她覺得他需要更直接地面對母親被謀殺的事實。那年聖誕節，她送給艾爾羅伊一張舊報紙上的照片，照片捕捉的瞬間是他被告知母親被殺後的那一刻。不久之後，一位加利福尼亞州的記者找到了他母親的警方調查檔案，並與他取得聯繫。艾爾羅伊的反應與克諾德期望的不同——他試圖在30多年後解決這個案子，並寫下他的發現。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96年，艾爾羅伊出版了《我的黑暗之地》（My Dark Places），這本回憶錄探討了母親去世帶來的直接後果和更長遠的影響。但艾爾羅伊認識到，這本書充其量只是對他個人創傷的部分清算。在家裏，情況仍然像以前一樣。艾爾羅伊說，自己當時的行爲粗野、漫不經心、幼稚、粗心、孤僻，是個“荒唐的男人”。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01年，艾爾羅伊飽受失眠和憂鬱症之苦，並最終導致神經衰弱。他開始對鎮靜劑和安眠藥上癮。當我問他，是什麼讓他免於精神崩潰時，他說：“與衆不同的頭腦，與衆不同的靈魂。我生命中被壓抑的一切。”他說，美國黑社會三部曲中最暢銷的一部——《冷戰六千元》（The Cold Six Thousand）代表了他最極端的“刪減文字”衝動。《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編輯斯蒂格·阿貝爾（Stig Abell）說，這本書是他最喜歡的艾爾羅伊小說，但同時“在邏輯上達到了極致，絲毫不給讀者喘息的時間，有一種強迫症般的特質”。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艾爾羅伊用“混亂”來形容這部小說的風格：“皮特回國了。韋恩回國了。皮特在國內活動，洛朗在國內。弗拉什也在。他們在國內各處遊蕩。斯坦頓留在國內，梅斯普萊德也是。老虎坎普暗中監視一切。戰爭升級，更多部隊被派遣。骨幹部隊匆忙地襲擊了西貢。”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對於克諾德來說，這部小說反映了艾爾羅伊身心俱疲的狀態。她還記得自己當時想：“我們不需要任何文學評論，只需要一名醫生！”事實證明，有很多醫生幫助他們——還有一個演員。當艾爾羅伊處於精神上自閉的狀態時，一個朋友爲克諾德引薦了凱麗·費雪（Carrie Fisher，《星球大戰》中萊婭公主的扮演者，很小就開始吸毒）。“她給了我們很大幫助，”克諾德說，“她什麼都知道。兩年的時間裏，在詹姆斯精神崩潰的時候，是她讓我更好地明白了現代醫學的願景與實際治療之間的差距。”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艾爾羅伊說，直到2016年去世時，費雪的體內仍有毒品。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她從未說過自己戒掉了毒品，”克諾德說，“她只是瞭解關於毒品的一切。”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艾爾羅伊戒掉了毒品，但仍繼續顯示出崩潰的跡象。在2010年出版的自傳《希利克詛咒》（The Hilliker Curse）中，他再一次更坦率地試圖解決母親帶給他的後遺症。書中，他引用克諾德的一封信回憶說，在那段時間裏，他會超速開車、流口水、穿髒褲子，在克諾德的家人來訪時一邊自慰一邊發出聲音。克諾德厭倦了等他改變，提出了開放式婚姻的想法。不過最終是艾爾羅伊找到了另一個人——一個叫瓊（Joan）的左翼學者。艾爾羅伊和克諾德於2006年4月離婚，但他們仍然幾乎每天都打電話。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與妻子重新走到一起\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新作品更“柔軟”\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艾爾羅伊與瓊的關係很短暫。和瓊分開後，他搬到了洛杉磯——這是他25年來第一次住在洛杉磯。“所以，我又獨身了——我很高興，很嚮往。”一次，他站在窗前向南邊的街道看時，再次靈感迸發：看上去很孤獨的日本人，冬天坐在巴士上，在暴風雪中盤上山路，被送到高山裏的曼扎那拘留營（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美國曾強制將約12萬名日裔美國人拘禁在收容所）。“我立刻知道：要寫四部小說，寫第二次世界大戰。”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和克諾德在2015年重新走到一起，當時他正宣傳新洛城四部曲中的第一部——《背叛》（Perfidia）。克諾德住在丹佛，所以艾爾羅伊也在那裏買了一套公寓。克諾德的生活比他更接近常規：她的公寓裏有廚房餐桌、壁紙和舒適的沙發。牆上掛的藝術品也並不都是以狗或犯罪爲主題。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天晚上，艾爾羅伊和我在克諾德家共進晚餐。那是一個星期六晚上，是拳擊之夜。艾爾羅伊因爲拳擊比賽而感到興奮，但仍然被“該死的暖氣”問題分散了注意力。我們走進家門時，他轉向我說：“海倫希望你脫掉鞋子。不過我從來不管這個。”門廳的桌上放着一本《風暴》，還有一張貼着“馬上讀我”的便條紙。克諾德和艾爾羅伊一般在兩個頻道上觀看拳擊，Show time和TheZ one，均由拳擊發起人艾迪·赫恩（Eddie Hearn）經營。克諾德說，赫恩徹底改變了他們的生活，但是當The Zone的畫面在她的Apple TV上發生卡頓時，赫恩又成了毀掉美好夜晚的“元兇”，“去你的艾迪·赫恩”很快成了兩人的口頭禪。在艾爾羅伊對着電視大喊大叫的間隙，克諾德遞給他一杯養生茶，但他拒絕了：“我不要這個狗屎。”他想要黑咖啡，克諾德皺起了眉頭。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只想喝那個（黑咖啡），寶貝，”他說，“只喝一杯。”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不會同意的。”她回答道。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知道，因爲已經很晚了。”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克諾德告訴我，雖然艾爾羅伊仍然很喜歡重複講某些笑話和段子，但在其他方面，他成長了。他能夠“以一種他過去做不到的方式傾聽。他戒掉了很多糟糕的東西。”她提到了和傑裏·阿克曼的晚餐——與朋友定期聚會。艾爾羅伊與“黑色大麗花”案件的關係也更加健康。而在多年只看自己的書之後，他也開始重新閱讀別人的作品。他現在的生活方式，雖然總是喫燕麥片、也沒有寵物，但精神上更放鬆了。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也開始在作品中加入更多的詞彙。像艾爾羅伊早期的作品一樣，《風暴》裏有短段落、單句和有時令人厭倦的重複句子。艾爾羅伊承認，與他這部作品相比，連那些以“乾淨和直接”著稱的作家如達希爾·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和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都顯得“格外華麗”。但是在克諾德和編輯的幫助下，他現在也相信，如果他希望這些書引起“情感共鳴”，就需要放開一些東西，哪怕只是一點點。他稱之爲“新風格”——精確和抒情的“完美平衡”。在過去10年中，他似乎意識到需要擁抱自己的兩面性——野性和控制力，正直和浪漫主義，“情緒化”和一塵不染的餐邊櫃。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丹佛停留的最後一個早上，我來到艾爾羅伊的公寓拜訪他，克諾德也來了。她問我們是否已經厭倦了“談論艾爾羅伊”，艾爾羅伊說沒有。談到目前的狀態，艾爾羅伊說，他覺得自己現在“對別人有着非比尋常的善意”，不過他承認自己“仍然脾氣暴躁，如果別人碰到我的逆鱗，或者過於隨意地對待我，我可能還是會充滿敵意”。例如，當侍者問候說“嗨，夥計們”的時候。說到這裏他停了下來，似乎在蒐羅合適的詞：“我只是從來沒這麼快樂過。”他的新作品也反映了這一點。《風暴》並沒有提供傳統的“艾爾羅伊式”的閱讀樂趣，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希望和慰藉。艾爾羅伊早期作品的粉絲可能覺得他變“柔軟”了：不再是邪惡或唯利是圖的暴力，也不再是《冷戰六千元》中構建的“瘋狂、仇恨和歷史混亂的畫面”。《風暴》關注的是“友誼、勇敢、人和人之間彌合差異和侷限性並真誠面對自己的能力”。即便主人公是“一個可怕的精神病患者，一個法西斯主義者，一個種族主義者”，他也有脆弱的一面，能夠對日本男人產生手足之情。艾爾羅伊說，《風暴》提供了“看到一個人如何轉變的震撼”。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你這一次放鬆了很多，”克諾德告訴他，“這本書更加容易理解，少了很多內心的折磨。我能感受到其中透出的人性。”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艾爾羅伊含情脈脈地看着她：“我很榮幸。”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你應該感到榮幸，”她說，“你做到了。”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艾爾羅伊發出贊同的吼聲。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本文作者Leo Robsonis是爲《紐約客》和《新政治家》撰稿的自由撰稿人。）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843》授權《歐洲時報》專版；原文來自經濟學人副刊《1843》；作者：Leo Robson，譯者：湯林石，授權發佈。英文原文請見《1843》官網www.1843magazine.com）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編輯：秋憶） \u003C\u002Fp\u003E"'.slice(6, -6), groupId: '6720782278147965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