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从白登回军,把之前劝谏他不能打的娄敬从监赋里放出来,封了侯这一点他比袁绍强

官渡之战前,田丰劝谏说宜守不宜战。袁绍说:“乱我军心,把你下狱,得胜回来再处置你!”袁绍战败。消息传来,狱吏向田丰说:“这回您没事了。田丰说:“你不了解主公,他若得胜,一高兴,就不跟我计较了。他若战败,必羞于见我,杀我便是不再面对我的办法。”袁绍果然诬田丰“幸灾乐祸”,杀了他

刘邦自然非袁绍可比。但是,刘邦斩杀了十几个告诉他匈奴可击的使者也没有承担决策责任,把责任推给了那十几个幕僚。

曾国藩专门说过领导者要独立承担决策责任的问题。因为成败无定,不光是定计的问题。他举了五个案例,前三个都是一个课题:削潜。汉朝晁错建议削藩,结果六国叛乱,要“诛晁错,清君侧”。景帝慌忙把晁错杀了。吴王照样反,但最后景帝胜利了,削藩成功。明朝齐泰、黄子澄建议建文帝削藩,燕王反,也是要求诛齐、黄,建文帝也是把齐、黄二人杀了。燕王当然也不会收兵,最后燕王成功,建文帝削潜失败。清朝米思翰建议康熙帝削藩。吴三桂反,康熙帝没有诛米思翰,最后平定了吴三桂,削藩成功。这三件事,背景、形势,都差不多,处理各有参差,结果也不同。所以处大事,决大疑,要熟思是非,不要拘于往事成败,不可迁就一时之利害,更不可归罪于谋臣

还有两个案例:唐朝末年,唐昭宗愤于皇室不尊,意图讨伐军阀李茂贞,要宰相杜能主兵杜能苦谏坚拒,说:“他日我受晁错之诛,也不能弭六国之祸!”昭宗不允结果战事一开,朝廷打不过李茂贞,李茂贞上表请诛杜能,杜能跟昭宗说:“我可是有言在先啊!”昭宗这时候没了英雄气概,只能哭鼻子,说:“与卿决矣!”先下诏贬杜能为相州刺史,接着就赐他自尽了。所以这杜能,比晁错、齐泰、黄子澄都冤!

曾国藩骂唐昭宗强迫杜能在前,又翻脸诛之于后,其作为正是一个亡国之君。他也检讨自己。他说:“我在军打仗的时候,有时听了幕僚一个定计,之后败挫。我或许并没有归咎于他。但是见面的时候,却难免露出脸色来,还是我自己不懂道理,修为不够。关于这“露出脸色”来的,他又讲了一个案例后唐末帝李从珂担心石敬璃谋反。李崧、吕琦进言说,石敬瑭若反,必需契丹之援,您若与契丹和亲,石敬瑭就没机会了。本来计议已定,薛文遇却说天子之尊,岂能侍奉夷狄,还引用了昭君诗“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来讽刺。李从珂改了主意,把李崧、吕琦骂了一顿,说你们要把我女儿往火坑里送!二人跪地谢罪。吕琦腿脚不好,跪拜得慢些,李从珂还骂:“你给我摆架子么?”吕琦说:“您晓得我腿脚不灵便啊。”李从珂不罢休,还是把他降职后来石敬瑭果然引契丹打破唐兵。这回李从珂晓得是不该听薛文遇的,又恨薛文遇,一见到薛文遇就骂:“我见此物肉颤!”几欲抽刀刺之。李从珂后来为石敬瑭所灭。

曾国藩总结说:“大抵失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成败不一定,过去的案例不等于可以照做,也不等于不可以照做。领导者要自己负决策责任。事情搞糟了,怪谁出的主意,那是“庸人之恒情也”,庸人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