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俄罗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是一系列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其中包括西亚和中亚伊斯兰教的影响，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推波助澜和大国在俄罗斯周边地区的竞争，俄罗斯内部特殊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以及宗教间紧张关系等等。因此，包括俄罗斯、中国在内的国际反恐斗争将是长期和复杂的。削弱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消除其得以活动的社会根源有利于彻底打败国际恐怖势力。

【关键词】 俄罗斯 伊斯兰 恐怖主义

作者：刘再起

虽然伊斯兰教本身与恐怖主义没有必然联系，但宗教狂热和偏激却是促使许多伊斯兰教极端分子从事恐怖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伊斯兰教恐怖主义”这种提法，一方面把伊斯兰教的激进派或原教旨主义可能造成的危害揭露得人木三分；另一方面又在无形中给部分非伊斯兰教的人或宗教提供一个口实，把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划等号，而这种思维的危害性不亚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

关于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俄罗斯著名穆斯林法专家列昂尼德·休基艾林指出：“口头上把伊斯兰教和恐怖主义区别开来并不困难，然而事实上一切都要复杂得多。阳尤其是在俄罗斯这种环境中，这里居住着1800万一2000万穆斯林，大约占总人口的12％。绝大多数俄罗斯穆斯林为逊尼派，他们属于伊斯兰教最温和的教派——哈尼斐派。在北高加索杰尔宾特市及其以南地区居住着数以万名什叶派。总的来说，俄罗斯穆斯林的传统特点是对其他宗教的宽容。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伊斯兰教开始了迅猛复兴的进程。陆续开立了数千座清真寺(而在苏联改革前夕仅有92座)，伊斯兰教体系也正在建立。为数众多的传教士从波斯湾和中东各国拥人俄罗斯的穆斯林地区。“铁幕”不仅在俄罗斯的西部边界，而且在其南部边界被打破。过去那些陌生的，甚至闻所未闻的思想，包括激进派的思想，如潮水般从国外穆斯林世界涌了进来。伊斯兰激进主义思想，包括瓦哈比派的思想也正在向俄罗斯国内渗透。伊斯兰复兴的一个方面是穆斯林宗教正在日益政治化。一些伊斯兰政党和运动相继成立，其宗旨虽然是保护穆斯林的利益。但其中许多政党和运动逐渐变得更加激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穆斯林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属于世界穆斯林群体，即“乌姆玛”，这一点逐渐成为俄罗斯伊斯兰复兴的特点之一。对宗教认同的更为深刻的意识促使他们日益摈弃苏维埃时期广为存在的“小弟弟”情结，而这种变化正在成为俄罗斯穆斯林政治积极性增长的前提，成为他们通过宗教诉求来表达自己的“特殊”关切这种愿望增长的前提。

俄罗斯的穆斯林十分忌讳对伊斯兰教的任何负面的评价。俄罗斯欧亚党领袖、国家杜马代表阿卜杜勒一瓦赫德·尼亚佐夫援引据说是广大群众无法得知的信息说，仅有15％的国际恐怖组织“勉强能跟穆斯林地区挂上号”。而与此同时，世界上有一些恐怖集团用犹太教、印度教，甚至佛教教义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2]。这位穆斯林政治家也和其他穆斯林一样，因为越来越经常地有人把恐怖主义跟伊斯兰教派联系在一起而感到委屈。《时代》杂志断言：“穆斯林因为少数人的行径而整体受到谴责，而与此同时世界对他们在巴勒斯坦、克什米尔和车臣这些地区遭受的苦难却依旧无动于衷。

其实，中世纪什叶派中的伊斯玛仪派的一些行为完全可以归入恐怖活动，他们实施了许多政治谋杀，对象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教徒。在欧渊历史文献中伊斯玛仪派的武装人员被称为“阿萨辛派”(服用过大麻的人)或“暗杀派”。今天人们则把“舍希德”，即“为美好的事业”献身的人同他们联系在一起。俄罗斯研究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学者M·Ⅱ·多巴耶夫认为，中亚和中东的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正是把自己看成阿萨辛派的继承者。宗教暴力是中世纪固有的现象，当时借助于这种暴力确实解决了一些宗教本身的问题，而且往往也能解决一些世俗的政治问题，然而在今天，这种暴力只能起负面作用。

今天，正是穆斯林激进派比其他教派的人更经常地凭借宗教教义，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包括那些列入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范围的活动进行辩解。这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伊斯兰教是对世俗生活最为关注的一种宗教。伊斯兰教的教义主张对穆斯林和穆斯林社会的生活方式作出严格规定。伊斯兰教跟其他宗教不同，它有自己的法典——伊斯兰教教法，它成为个人和社会群体行为规范的依据。伊斯兰教认为，以伊斯兰教教法为依据建立的伊斯兰国家是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所有的穆斯林均应努力争取建立这种社会组织，而从历史前景来看，全人类都“注定”要皈依伊斯兰教，都必须信奉这种社会组织。有鉴于此，俄罗斯某些激进的伊斯兰思想家的论断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认为只有全盘伊斯兰化才能拯救俄罗斯，他们还号召斯拉夫民族的居民皈依伊斯兰教。

在伊斯兰教中，世俗事务和宗教事务没有严格的区分——“凯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句格言(见《圣经·马太福音》22章21节)与伊斯兰教的逻辑相悖。伊斯兰教的因素是对穆斯林群体的生存，对他们和其他世界的关系产生持续影响的社会政治因素。按照这种逻辑便可逐渐理解：既然恐怖主义不是别的，而是政治延续的一种形式，那么小而言之，伊斯兰教可以成为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掩饰物；大而言之，则可以成为极端行为的一种动力，而在实施者看来，这些极端行为是为了促使穆斯林宗教的最高目的得以实现。就是在《古兰经》里，不仅有和睦友好、和平主义的主张，而且也包含着一些杀气腾腾的号召。宗教和政治极端派求教于这部经书的次数，也和那些爱好和平，准备跟非穆斯林进行对话的人一样频繁。

促使“伊斯兰恐怖主义”现象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穆斯林世界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以及它和基督教世界关系的性质。早在中世纪时穆斯林世界就开始落后于基督教“对手”，在经济“竞赛”中输给了对方，并在军事政治方面处于从属地位。所有这些造成了穆斯林世界改革滞后的结局(尽管并非最后的结局)。其结果是穆斯林世界始终未能形成有竞争力的发展模式。除几个石油开采国(在激进的伊斯兰神学家看来，石油是“真主的恩赐”，它不单单是让基督教徒的西方和穆斯林的东方机会均等，而且也给后者飞速前进提供了某种先机)以外，穆斯林国家均未能达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水平。

二

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动力，一方面是一部分极端贫困的穆斯林，他们仍然相信，只有遵循伊斯兰的道路才能克服一切困难，建立公正的社会和国家；另一方面则是一些沽名钓誉，往往是富裕的穆斯林政治家和冒险家，他们梦想满足自己的野心，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意图。属于第一股势力的有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尔伊斯兰拯救阵线的支持者，苏丹的激进派，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运动，达吉斯坦和车臣的穆斯林社团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归人此类的还有伊斯兰解放党，这个党实际上活动在整个中亚地区，它公开号召在这一地区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家。构成第二股势力的是某些国际组织，包括臭名昭著的“基地”组织，它们试图把“伊斯兰圣战”扩展到全球范围。如果说活动在国家范围，有时是地区范围的激进派尚能指望获得具体的，哪怕是临时和有限的成功，例如，在地方和全国选举中获胜，宣布一个或几个由他们控制的村镇为“伊斯兰地区”。俄罗斯达吉斯坦的卡达尔地区就是这样，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地的卡拉马希、恰班马希和卡达尔等村镇成立了所谓的“伊斯兰共和国”。至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胜利，目前看来显然是幻想。激进的伊斯兰全球主义分子的动机多半是渴望证明自己有生存权，是因自己站不住脚跟而产生的缺陷情结。后面这一点使他们更加感到绝望，从而促使他们采取极端行动。这两类激进派在政治、军事、财经等方面经常互相协同配合。

他们依靠共同的价值观，具有相似的、互相影响的行为目的。同一些个人、社会群体和政治组织可以同时参加这一派和那一派。他们追求的目标非常具体，即民族一国家的统一，希望成为世界伊斯兰圣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俄罗斯车臣分离主义分子则借助于伊斯兰团结一致的观念，企图在穆斯林社会持激进观点的人士心目中把自己装扮成不仅是争取自身独立的斗士，而且是抵抗俄罗斯新帝国主义的先锋。车臣的，尤其是达吉斯坦的某些瓦哈比派思想家有时用反西方主义来解释在车臣谋杀和绑架外国人的行为，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欧洲和美国面前把自己装扮成全人类价值观和人权的捍卫者。应当说，俄罗斯车臣恐怖主义组织感觉到包括来自北高加索瓦哈比派的同情，因而觉得更有信心。在这一方面，阿拉伯人、乌兹别克人、阿富汗人和其他穆斯林出现在北高加索便具有特殊意义。在伊斯兰激进派看来，他们参与当地冲突使伊斯兰的团结得以实现，而这种冲突本身便具有国际性质。

上文已经指出，极端主义情绪不仅仅是极度贫困、时乖运蹇的穆斯林特有的。领导恐怖组织并为其提供资金的是一些腰缠万贯的富翁，他们的财产数以亿万美元计。在伊斯兰激进派中有一些表面看来已完全融入现代社会，比如电脑程序编制员、电子技术专家等。一些留学欧美，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出现在伊斯兰恐怖分子的行列，这种现象不仅说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已经扩大，而且毫无疑问，给反恐斗争造成了困难。

恐怖活动频繁发生、范围扩大，最主要的条件之一是其社会成分的多元性。极端主义在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里都会得到响应，成为穆斯林各个派别之间相互理解和团结一致的轴心。比如，“9·1l”恐怖事件曾经被一部分穆斯林看成是上天对美国的惩罚，因为美国一心图谋霸权，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世界其他各国，还因为它对伊斯兰教实行敌对的方针。对于巴勒斯坦、车臣、巴基斯坦、也门、苏丹、菲律宾等穆斯林国家或地区，以及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许多虔诚的穆斯林而言，“9·11”事件成了他们举行庆祝的理由：在某些城市和乡镇的大街上摆设食物，分发糖果，在巴基斯坦、巴勒斯坦，更不用说在伊拉克，人们举着本·拉登的像上街游行。

上述现象的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是在莫斯科的穆斯林中进行的一次调查。当被问及“当代穆斯林活动家中间，谁最接近于穆斯林的理想?”时，调查结果显示，占第三位的是乌萨马·本·拉登，而获得“金牌”和“银牌”的分别是莫斯科伊玛目拉维尔·益努金和沙米尔·阿里亚乌季诺夫。但是，不管怎么说，穆斯林对打着安拉的旗号实施的极端主义行动的态度仍然是矛盾的。确实，有许多人真心实意地谴责美国“9·11”恐怖事件。总的说来，穆斯林坚决反对恐怖活动，不论这种活动打着什么旗号。他们对本·拉登也持批判态度，认为他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内奸，给穆斯林造成了巨大损害，促使人们增长了仇视伊斯兰教的心理。国际社会上所有执政的穆斯林精英对恐怖行动都深恶痛绝，从而再次提醒人们：他们本人就是伊斯兰恐怖活动的对象。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阿尔及利亚总统穆罕默德·布迪亚夫就遭到暗杀，还有人企图暗杀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等等。

照美国政治家兼学者格雷厄姆·E·富勒的说法，谴责恐怖主义的穆斯林是“伊斯兰世界中沉默的大多数”。但不能忽视极为重要的一点，即实施恐怖活动的人往往是宗教狂热分子，他们为了安拉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哪怕这样做会使成千上万的人丧命也在所不惜。宗教恐怖分子在为宗教狂热而献身时，主观上依然是个诚恳正直的人。这种人很难被贿买，要让他们供出自己的同伙就更不容易。他们牺牲自己的主要动因之一是为“正义事业”献身的人在天国保有一席之地。不能不承认，这样的论据在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地区也经常有效。

在描述恐怖主义现状及“9·11”事件后反恐斗争的现状时，俄罗斯“阿尔法”反恐分队老战士协会的首席专家叶戈尔·霍尔莫戈罗夫认为恐怖主义是“抗法的暴力，其目的是破坏法律制度”。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恐怖分子在实施这种暴力的同时，还要求遭受暴力的社会和国家承认暴徒的行动合法”。

在俄罗斯联邦，情况正是这样。他们的根据是：他们完成的任何行动都已得到真主的恩准。他们循着这种思路阐释“圣战”的概念，将其化为“小圣战”或“持剑圣战”，意思是在“战争地区”，亦即在反对伊斯兰教传播的异教徒居住的地方对异教徒和叛教者直接采取军事行动。在穆斯林神学中，“圣战”(“吉哈德”)表示穆斯林为伊斯兰教作出的任何努力。“大圣战”就是穆斯林在精神上的自我完善及其为社团利益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归入“吉哈德”这一概念的还有劳动和学习，还有教育小孩，以及其他许多活动。

绝大多数俄罗斯穆斯林宗教权威人士都持这种观点，他们对许多俄罗斯政治家和大众传媒几乎专门把“吉哈德”描述为“对异教徒开战”反应十分激烈。按照伊斯兰教教义世界分为“达尔·哈尔白”和“达尔·阿赫德”(即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签约”的地区)。而“纯伊斯兰教”的捍卫者——萨拉斐派(及其变种——原教旨主义派，瓦哈比派)则认为，穆斯林及其对手之间不存在“签约地区”，因此虔诚的穆斯林跟对方总是处于连续不断的对抗之中。而且真正的穆斯林有权利和义务，要消灭直接的敌人——迫害伊斯兰教的“格亚菲尔”(异教徒)，不仅要消灭背叛伊斯兰事业的当权者，而且要消灭生活在这些当权者统治下的居民，换句话说即普通公民，他们的全部罪过就在于支持了“错误的制度”，尽管是被动支持，但毕

竟是支持了。这样就可以为在恐怖活动中大规模消灭和平居民，杀死人质等等进行辩解。

按照这一逻辑，与反对伊斯兰教的制度有关的一切事务均可成为恐怖活动的目标。“抗法暴力”在车臣的事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车臣恐怖分子凭借的是伊斯兰教意识形态，要想至少在自己的支持者眼里达到合法化目的，就必须系统地破坏俄罗斯的法律制度。在瓦哈比派或那些只不过宣称自己忠于真正的伊斯兰教理想的人看来，一切处于伊斯兰法律范围的东西都不可能借助任何其他法律规范来加以解释。而按照他们的观点，伊斯兰恐怖分子是不受法律管辖的。有趣的是，俄罗斯车臣共和国“总统”阿斯兰·马斯哈多夫(2005年3月被俄罗斯反恐部队击毙)及其追随者，他们千方百计跟任何恐怖主义破坏活动保持距离，还许诺找到并惩罚恐怖分子。阿·马斯哈多夫及其同伙和其他伊斯兰恐怖分子不同，他们希望在国际法律范围内解决车臣冲突，而恐怖活动则大大妨碍达到这一目的。应该说，以俄罗斯为对象的这场圣战(具有讽刺意思的是，首先宣布发动圣战的是为莫斯科所接受的前车臣总统艾哈迈德·卡德罗夫)是一次宗教战争，在其过程中圣战者游击队员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自己的敌人。

任何一场圣战——车臣的也不例外——都不单单是一场解放战争，而且与其说是解放战争，不如说是拯救伊斯兰的斗争，是为伊斯兰教在该地区得到巩固并进而扩大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是要把“达尔·哈尔白”(非穆斯林居住区)变成“达尔·伊斯兰”(穆斯林居住区)。而且，俄罗斯的其余全部领土都被宣布为“达尔·哈尔白”，作战行动可能而且需要转向俄全境。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圣战很容易具有恐怖行动性质。这一方面可资佐证的是大规模的反对“叛教者”的斗争。例如，2001年车臣共和国最高伊斯兰教教法法庭作出决定，将艾哈迈德·卡德罗夫及其追随者“开除伊斯兰教”，这实际上注定了他们必遭消灭，因为这和真主的话对上了号：“假如你们有人脱离你们的宗教并且死去，那么他们在最近和将来所做的事都是枉然的!这些人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远居其中”。真主还重申，“假如悖逆者不回到伊斯兰的怀抱，那就杀死他”。“卡德罗夫·艾哈迈德和上列人员同俄罗斯占领当局合作——他们是悖逆者。他们所有的人都应忏悔罪过，否则将被执行死刑。责成各地区穆斯林长官和法官执行伊斯兰教教法法庭的决定⋯⋯”。这项决定开启了“猎杀”跟俄罗斯联邦中央政府合作的车臣人的行动，而且不仅是在车臣本土，还包括其境外——伊斯兰教教法的法律是跨境有效的。在针对地方人民代表、官员以及接近卡德罗夫的神职人员的恐怖行动中有数十人遭到杀害。俄罗斯车臣共和国总统卡德罗夫本人亦于2004年5月9日被暗杀。

宗教恐怖活动还有一个方面，即绑架人质，瓦哈比派权威人士对此曾颁发相应的宗教批准令，称为“费特瓦”(即依据伊斯兰教经典作出的决定)。这种“费特瓦”中有几个是由瓦哈比派首席宗教领袖、全苏(俄)伊斯兰复兴党的创始人之一、从达吉斯坦移居车臣的巴高金·穆罕默多夫颁发的。耐人寻味的是，在决定绑架人质时，瓦哈比派的神学家们，或者至少是他们中间那些自以为通晓伊斯兰神学的人援引先知穆罕默德的经验，说先知也是把自己的敌人抓为人质，以便随后获取赎金。援引7世纪的先例来为20—21世纪的罪行进行辩解，看上去未必可信。然而这种论证还是在萨拉斐派(“纯伊斯兰教”教派)的追随者中造成了认为这种行动合法的错觉。它促使绑架人质的活动变成一种商业活动的倾向。有可靠消息说，到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前在车臣已有一千余人被抓作人质。参加绑架的达到60多个犯罪团伙，非法武装分子的总人数达3000，而以某种形式被卷入这种犯罪勾当的车臣人达到1．5万人。

关于恐怖主义对俄罗斯的危害和影响问题，虽然我们难以作一个具体的量化论述。然而，假如不偏不倚地观察一下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局势，就会发现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俄罗斯现实生活中经常起作用的一种因素。对俄罗斯南方地区而言，恐怖活动已经变成某种噩梦般的日常惯例。对千百万俄罗斯公民而言它正在成为惯例。俄罗斯人对有关死人的报道已经习以为常，对他们来说，来自爆炸地点的报道有时会引起侦探小说情节所引起的那种强烈的感情。人们对恐怖活动的习以为常促使社会上冷酷心理的增长，并且混淆了善恶的界限。遗憾的是，俄罗斯国内仍然存在着很大一部分造成社会紧张局势的社会和政治原因，车臣的冲突仍在继续，有时还会加剧。好些地区民族之间和宗教之间的关系依旧不单纯，而且近年来常常导致政治局势尖锐化。车臣战争这些年内，北高加索正在形成(有人说已经形成)一代年轻人，他们手握自动步枪要比手持建筑用的泥刀习惯得多。这些人是招募恐怖分子最合适的人群。他们已经跨越了危险的心理门槛，愿意实施任何残酷行动。尽管遭到禁止，一些与当地激进派有联系的国际伊斯兰组织仍在俄罗斯继续开展活动。“9·11”事件，一方面激发了国际社会和恐怖活动作斗争的决心，而另一方面也使一部分狂热分子坚信，他们有能力对最强大的国家实施打击。由此看来，“9·11”事件的回声仍将久久回荡在俄罗斯境内。

毫无疑问，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而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又是人数最多、威胁最大的一个政治群体。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是较早进行武装反恐怖斗争的国家之一，也是较早进行反恐怖活动立法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反恐斗争的政治法律措施，并且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反恐成果。其反恐斗争已经成为国际反恐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反恐怖斗争的战略与策略及其反恐斗争的成效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的。整个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应该放弃狭隘的民族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坚持团结合作，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打持久的正义战争、人民战争。为此，需要进一步削弱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消除其得以活动的社会根源。

参考文献

[1][俄]列昂尼德·休基艾宁．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是盟友还是敌人?[J]．莫斯科．宪法：东欧述评．2000．4．

[2]阿卜杜勒一瓦赫德·尼亚佐夫．克里姆林宫身边的穆斯林[J]．版本．43(2001．11)．

[3]时代旅行者。海湾概况[J]．经济学家．2002．3．23．

[4][俄]n·rI·多巴耶夫．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激进主义[M]。顿河一罗斯托夫。2000．

[5]莫斯科的穆斯林在想什么。在莫斯科市三处清真寺进行的社会学调查得出的轰动性数据[J]．伊斯兰万象．

2002．3(1)．

[6]格雷厄姆·E-富勒．涉足政治的伊斯兰教的未来[J]．对外事务．2002．3—4．

[7][俄]叶戈尔·霍尔戈罗夫．恐怖活动[J]．祖国纪事．莫斯科．2002．2．

[8]最高伊斯兰教教法法庭、最高军事长官决定．第41312号，日期：1．03．01——俄罗斯档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