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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书界奥斯卡”

十年里，喜欢或许已经不再是“消费文学”的一种方式。但《文字传奇》再版之际，尽量将当初的认识、立场和心境保留了下来，尽管有些认识现在看来虽然很幼稚，有些情绪也已经成了成熟的伤痕。但毕竟是现在的我的一部分，抹不去的。

——袁筱一

输12

2008年，翻译家、作家袁筱一用了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现代”，精选了二十世纪以后的九位法国作家，在高校里开了一门“法国现代文学”公选课，以“私人选择”的角度跟同学们讲述萨特、波伏瓦、加缪、杜拉斯、罗兰·巴特、萨冈，罗布-格里耶、勒·克莱齐奥，还有米兰·昆德拉，这一批出生于二十世纪的作家，他们是如何开启法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时代，在这个时代，文字显示出它炫目的力量，从而延续了法兰西文学的神话。

后来课程的讲稿整理出版，便有了《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十年后，这本书得以再版。7月20日，袁筱一携再版新书《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来到作家书店，与作家孙甘露、主持人叶沙一起，与读者共谈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经典与私人传奇。

《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

作者: 袁筱一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袁筱一在《再版序》中写道：“十年里，喜欢或许已经不再是‘消费文学’的一种方式。”但《文字传奇》再版之际，她“害怕把文字中流露出的当年的情绪改没”，于是尽量将当初的认识、立场和心境保留了下来，尽管有些认识现在看来虽然很幼稚，有些情绪也已经成了成熟的伤痕。

“这种情绪是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是在文学当中读到人的存在和自己存在时可能有的一种欣喜或悲伤，年轻而鲜活。放到现在是不会有的，它是一种很毛糙但很真实的状态。”袁筱一谈及十年后再版时的心境时说道。新书中修改最大的是萨特和加缪两章，前者修改了初版关于萨特生平的那段文字，后者则因为喜欢反复阅读后，“无法容忍十年前的某些过于截然的判断”。

之所以选择这九位作家，除却私人喜好的因素，授课的时间、解读作家的难度、文体等因素也是选择的标准。在袁筱一看来，“他们或许不能代表20世纪的法国文学，且只能呈现20世纪法国文学的一小部分。选择他们首先出于一条稍显‘愚蠢’的标准：都出生于二十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被认为是萨特时代。从萨特开始，其他作家或多或少受到了他的影响或站在他的对立面。因此，这本书的选择集中于在二十世纪已经成为‘经典’的一些作家。”

她认为经典化本身是一个过程，是反复阅读、批评构成的，经典远非一成不变的定论。她在现场坦言书中涉及的几乎都是小说家，没有戏剧和诗歌的位置。因对这两个领域了解不深，如果要涉及，对于当时自己的授课，将会非常艰难。这一点正好回应了有读者提问为何普鲁斯特等大文豪未能入选的原因，毕竟“一个学期一门课完全讲普鲁斯特，可能也讲不完”。

“男作家和女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男作家总是在他的虚构中不留痕迹地推出自己，而女作家却是在关于自己的描述中不留痕迹地进行虚构。”

这句话被叶沙单独挑出来，她认为该书中对于男女作家的书写重点是有偏向的。在《文字传奇》中的9位作家里，有3位是女性，分别是杜拉斯、萨冈、波伏瓦。对于这一话题，孙甘露表示：“法国文学是特别能谈到性别的文学。”他以杜拉斯和萨特为例，杜拉斯是传奇女作家，她的创作是基于人生经历之上的虚构，她一生的写作都含有早年经历，《广场》《卡车》都是如此。

正如袁筱一在书中从杜拉斯的一份作者说明谈起，“没有上帝一般的母亲、没有老师、没有分寸，没有限度，无论是痛苦——她到处都觉着痛苦——还是对这个世界的爱情。”她认为杜拉斯不仅要向命运提出问题，还要书写自己的命运。因此她的一生，是她通过写作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在这一层面上，袁筱一认为对杜拉斯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她只是一个写爱情故事的女性写作者。

玛格丽特·杜拉斯

“其实杜拉斯不是，杜拉斯不仅带来了语言上的革命，也带来了所谓文学语言的革命，她的文字生涯是一幅有关生命的文字游戏的壮观场景。”

对于“男作家总是在他的虚构中不留痕迹地推出自己”的观点，孙甘露笑言袁筱一可能是在对比阅读中写下的这句话，它严格的表述应是“写作既是在虚构中推出自己，也是退出自己，两者兼而有之”。比如对比杜拉斯，萨特的小说中生活经验肯定是存在的，但读者很难看到他个人经历的影子。“像《恶心》这部作品，即使他写的是个人经验，但经过高度抽象化后，呈现的时候个人经验并不会凸显在最重要的部分。”孙甘露说。虚构是作家写作的重要要素之一，但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对虚构这种写作方式的本质理解仍然存在差异。

让-保罗·萨特

袁筱一回应道：“不同的虚构方式暴露了作家们的性别差异。以波伏瓦的《名士风流》为例，这部作品描绘了二十世纪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群像，这幅画像非常真实，因为过于真实，而产生了‘代入问题’，使得这部作品受到加缪严厉的指责和质疑。”袁筱一微笑着点出自己在写作时的些许立场：“男作家里，我对加缪或者对罗兰·巴特有微微仰视，讲到萨特，不自觉流露出的立场会有一点小小的调侃和微词，可能暴露了我的一点性别意识。”

萨特和波伏瓦

在她眼中，萨特自幼出身望族，在亨利四世高中上学，大学就读巴黎高师，文字传递出来的是学院的气息，“作为知识介入社会的代表，他渴望以自己的主张影响别人，他的想象很难超越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边界。”而加缪的书写跨度更大，“比萨特沉默一百倍，却也热情一百倍”。

阿尔贝·加缪

虽然在书中，她围绕爱情解读几位女作家，但袁筱一也认为除爱情之外，在女作家身上，或许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值得研究与书写。通过大量的比较阅读，她发觉女性写作者的不同在于：个人经验只是她们的起点。从个人经验出发，她们的眼光放置到社会和世界之上。换言之，女性作家从个人经验出发，抵达普遍。男性作家正相反，从普遍出发，抵达自我。

第五课 杜拉斯和《情人》 选读

我十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杜拉斯，一见钟情，毫不犹豫地跳入她绝望的爱情。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在她的绝望中辗转，和她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正相反，我在她的文字里看到的竟然是自己，我曾经用第一人称来称呼她。

走到现在的人生阶段来回望她，我仍然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一见钟情，那种双手潮热，心怦怦直跳的感觉。看完剪得乱七八糟的电影之后，那个小女孩在汽车玻璃上留下的吻成了我日后用来定义爱情的标准：少女的无知和罪恶的欲望之间的浑然天成；向对方走去时那种不可企及的绝望。

无知、罪恶和绝望也许真的是爱中最动人、最难以让人忘怀的成分。它表示我们总想凭借爱突破一些什么。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呢？是物质世界对我们的种种规定吧。是界限带给我们的疼痛。我想，在没有足够的辨析能力时，我们会认为，“欲仙欲死”的绝对可能让我们忘记物质和精神的对立。爱可以达到物质精神彼此不再对立的境界。

当然，还有杜拉斯用来成就这份爱和欲望的热带殖民地的气息，热带的灿烂，豪华别墅，刺眼的阳光和湿润的空气。夜晚，在浓密的树影之中的——无边的黑暗。

但是突然有一天，我不能够再爱她了。有一天，她的一生像电影一样掠过我脑海的时候，她的孤独、絮叨、破碎、谎言、斗争、酒精和绝望成了我避之不及的东西。和对她的一见钟情一样，这一次，摆脱她的决心也突如其来。因为无法再承受她不堪的一生，隐隐约约地觉得，在青春的时候，选错了人生的标签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

我好像将她的书整整搁置了五年——自我译完那本杜拉斯传之后，五十万字的杜拉斯，五十万字构建起来的她的模糊、挣扎而黑暗的人生令我疲惫不堪。直到最近，我才又能将她的书放在床头，可是这一次完全不同，我不再在她的书中读到自己，我也终于能够和她一样，用第三人称称呼她，且不像称呼自己时那样带有一种夸张的语调。

或许，这也是我想在我们的课上所做的事情，把她当成法国二十世纪重要的作家来看待，仅此而已。带一点怜惜地看她，看上帝呈现给一个和常人稍稍有所不同——但是她夸大了这张拉康所谓的“面具”，我想——的作家的黑暗命运，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一起来解读这命运，目的是不让这命运成为自己的命运。

真的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懂得不要把爱铸就成一个错误的道理。包括对男人女人的爱，包括对写作的爱。

我讲到怜惜。真的。那个十五岁半的小女孩现在能给我的只是怜惜的感觉。这是一个怎样的女孩啊。在杜拉斯前期作品中，一直都有这样一份简洁的作者说明：

没有上帝一般的母亲。

没有老师。

没有分寸。没有限度，不论是痛苦——她到处都觉着痛苦——还是对这个世界的爱情。

事情真的要从“没有上帝一般的母亲”开始说起。

很多女作家的痛苦，也许首先是从母女的矛盾开始的。

今天我们能从杜拉斯留下来的家庭相簿里看到她的母亲：这张脸上同样有疯狂的痕迹。但是，一丝不苟的发髻又让我们能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在用怎样的理智控制自己的疯狂。杜拉斯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着母亲，宿命地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摆脱这个人的影响。

绝望的确首先是母亲带来的，在《情人》里，杜拉斯说：

有一个绝望的母亲，真可说是我的幸运，绝望是那么彻底，向往生活的幸福尽管那么强烈，也不可能完全分散她的这种绝望。使她这样日甚一日和我们越来越疏远的具体事实究竟属于哪一类，我不明白，始终不知道。

《情人》的电影里，除了汽车玻璃窗上那令人无法企及的吻之外，母亲欢笑着，带着三个孩子冲刷地板的场景也是让人忘不掉的。这个母亲在情绪好的时候的确令人振奋，情绪激昂。但是更多的时候，她的运气没有这么好。关于家庭生活，关于这绝望的爱的根本，关于孤独的疯狂，《抵挡太平洋潮水的堤坝》做了很好的解释。

我自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能够完整地去读这本书，不忍卒读，就是这么几个字。对于绝望，也许再也没有一本书能够诠释得如此完美、丰盈，因而也是如此得让人无法忍受。是的，绝望无处不在，从书一开始的那匹老马开始，到美人蕉，再到每年都会被太平洋潮水冲垮的堤坝，到那一双等着被其他男人和女人带走的儿女。一年的努力，甚至一生的努力，换来的是在瞬间的灰飞烟灭和一片废墟。

但是——母亲还要继续。

这本书的法文本，我记得自己是在巴黎老的国立图书馆看的。那是一座很老的建筑，走进去，就基本与世隔绝，只在属于自己的一角天地里，在那盏小小的绿色台灯的照耀下快乐和悲伤。我正是坐在那样的座位上，想象着自己如何被无边的黑暗一次次地吞没——那个时候，我真的还在用第一人称读她。只有每次抬起头，看到那盏小小的灯发出的光，我才回到我的现实之中。

然而，或许绝望来自于某种注定要幻灭的信仰，来自于抗争。杜拉斯的悲其实来自于她的抗争。毛主席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但是杜拉斯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悲无穷。这是男人和女人的差别。

男人——好像加缪，好像萨特——一边斗争一边完成崇高化的旅程，他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放在西西弗斯的位置，哪怕他一口一声地说着荒诞。男人面临人生荒诞结局的时候，宁可用粉身碎骨来成就自己的崇高，像西西弗斯的巨石，在滚落的时候也一定要发出那一声巨响，这是他们眼里的英雄主义啊。

而女人大抵摆脱不了她的世俗化本性，托着她腔子里的那口气的，是对物质生活，对尘世温暖的无限眷恋，为此，她必须拿出超越自己的百倍勇气来面对灾难。面对毁灭，她会再次让她的世俗本质出场，挽救她的生命，让她再次投入可悲的抗争之中。

这就是杜拉斯的母亲，也是杜拉斯早已看清楚的自己的命运。

今日新媒体编辑：袁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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