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婚礼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伟大的作品往往在小处见长，因为只有那些能够走进人们心里和生活的细节才能够让读者感同身受。流传下来的诗词亦是如此，似乎印证了所有浪漫的爱情都从擦肩而过开始，在蓦然回首中被找到。

1935年12月，北京寒冷的天气跟钱伟长的一腔爱国热情鲜明对比着。他跟同学一起参加了抗日的示威游行，很快，他们就不满足单纯在城市的街道上呼喊口号，组建了清华大学南下抗日自行车宣传队。车队于1935年12月25日，西方传统的圣诞节当天轧着北平清冷的朝阳沿津浦线南下。多年后钱老在接受采访时，记者好奇地问他选取圣诞节当天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没想到钱老淡淡地回答：“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大家当时只是想着爱国宣传，来不及选择什么良日吉辰。我不过西方的节日，我是个无神论者。我只信仰科学。”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游历，自行车宣传队回到北平，返回清华园之际，受到学生们夹道欢迎。他们一个个神采奕奕，如同打了胜仗一样激动。回来后的钱伟长立即投身其他几个抗日宣传组织，其中包括海燕歌咏团。在那里他认识了中文系二年级的小学妹孔祥瑛。

两个人从结识到结合仿佛水到渠成和顺理成章，以至于后来有人问孔祥瑛：“你们是不是一见钟情？”

孔祥瑛笑笑说：“并非如此。在我的第一印象中，他非常瘦弱，矮矮的，还没有我高，没什么特别的闪光点。之后随着接触加深，我发现他很机敏睿智，尤其是他强烈的爱国热忱感染了我，还有那种对事业和友谊的执着劲。这一切都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兄长。”

1939年8月1日，钱伟长和孔祥瑛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校园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由朱自清担任主婚人，吴有训担任证婚人。物理系和中文系的许多同学都赶来助兴。大家央求新郎即兴表演节目，钱伟长就深情款款地朗诵起辛弃疾那首经典的《青玉案》，读到最后一句话“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时候，特别用眼神去找到孔祥瑛，引得一片掌声。

就在大家都在祝贺这对新人的时候，空袭警报响彻昆明的上空。

钱伟长脸上的笑容凝结了，变得严肃而沉重。他站在椅子上，带头唱起了抗日救亡的歌曲：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大洋两岸的守望

离别使爱情热烈，相逢则使它牢固。

——托·富勒

一般来说，两个人喜结连理就意味着告别单身生活在一起，但钱伟长和孔祥瑛的婚姻生活却恰恰相反。结婚前，朝夕相处；结婚后，天各一方。原来钱伟长在结婚前一个月就参加了中英庚款基金委员会第七届英公费生考试。那一年招生名额有20个，然而报名的人数却超过了3000人，钱伟长所选择的弹性力学专业名额更是只有可怜的一个。因为钱伟长、林家翘和郭永怀三人的成绩基本相同，最终三人被同时录取。而录取通知书几乎是跟结婚证一起被他拿到了手里。但何去何从，在钱伟长看来却并不是个难题。

当时，钱伟长的四叔钱穆来看望他，得知出国事件，以为钱伟长会在家庭和学业之间做一些挣扎和徘徊，没想到他坚决地说：“我要出国。这绝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家庭，而是为了科学救国。祥瑛会理解我的，爱国是一个男人身上最有魅力的光彩，她正是看上我这点。”

同年12月底，钱伟长就跟众人去上海集合，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英庚款基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失误，他们于1940年8月初离开中国，赶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1940年8月，第七届留英公费生在俄国皇后号邮轮上。前排左起第一人为林家翘，第五人为钱伟长，后排右三为郭永怀。（资料图）

在多伦多大学完成了两年的学业后，他被“世界力学之父”冯·卡门召到美国，从事飞弹动力学的设计工作。一直到1946年5月，钱伟长才突破万般阻挠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清华园金色的秋天里见到了阔别六年的妻子，同时还有自己从未谋面的儿子。

六年的分别没有摧毁两个人感情的堡垒，孔祥瑛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这六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命途多舛的六年，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想想就让人觉得辛酸，然而孔祥瑛在谈到这段岁月时，却说：“我过得还好，起码有儿子陪伴，惨的是他，只有他一个人。”

后来二人又添了两个女儿，其中小女儿诞生在1948年12月24日的午夜，当时已经传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钱伟长便兴奋地给小女儿取名为“歌放”，寓意为歌唱北平的和平解放。

孔祥瑛是学中文的，想要给女儿起一个文雅或者带典故的名字。钱伟长看出来妻子对这个名字的不满，及时打消她另取的念头，说道：“爱国要从娃娃抓起嘛。”

解放后，钱伟长这些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受到国家的重视，钱伟长也一头扎进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工作中。那是他们最幸福的一段日子，妻儿相伴，被国家需要。但是好景不长，谁也不知道未来的道路是平坦的还是布满了陷坑，因为生活本身是不讲逻辑的，国家也会有个头疼脑热的时候。

1956年1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钱伟长（中）任副所长。

疯狂的中国和清醒的妻子

上帝，请赐给我们胸襟和胆量，让我们平心静气地去接受上帝赐给我们的勇气，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上帝，请赐给我们智慧，去区分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

——尼布尔

钱伟长深深地爱着祖国，可是有时候，仅仅是有些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国家会发生些什么意外。

1957年伊始，一股政治的寒流取代复苏万物的春风率先吹遍了中华大地，冻结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热忱，掀起一阵批判狂潮。紧接着，“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便开始在全国的单位和高校蔓延开来。原本宁静和求知的清华大学校园里，开始笼罩在一团聒噪的政治迷雾中，让人们看不清现实。

钱伟长抵挡住了各种诱惑回到了祖国贡献着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但是他却抵挡不住政治的风暴。这让他感到一阵迷失，甚至怀疑起自己的选择。这时候，妻子孔祥瑛充当了他的倾听者，使他胸中块垒得以宣泄，又不必担心被无处不在的耳朵偷听，再被耳朵的主人举报。

1957年，钱伟长在工作中。

孔祥瑛最常对钱伟长说的是：“不是所有的跋涉者都能抵达胜利的彼岸，不是所有的人生都有完美的结局。做人最重要的不是选择，而是放弃。只有学会放弃，面对挫败时，才能找到平衡点，完成人生旅途中一种全新的超越。”

妻子的悉心照料和频频劝解让钱伟长感到了冷漠的社会中近乎灭绝的温暖，在钱老45岁生日当天，孔祥瑛献给他的生日礼物就是该小节引用的题记。当时，钱伟长已经被错划为“右派”，心中抑郁难当，孔祥瑛一有机会，就讲马寅初教授的经历鼓舞丈夫。马寅初面对各种批判和污蔑都置之一笑和不以为然的态度对钱伟长尤其是种精神鼓励。孔祥瑛在最后一定要说马寅初对自己的遭遇所说的一段话。

“马老说：‘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你要以马老作为榜样啊。”

孔祥瑛不仅在语言上安慰钱伟长，在行动上更是坚决。孔祥瑛当时是附中校长，学校要求他跟钱伟长划清界限。她说：“他是我的丈夫，我们天天一起吃饭睡觉，怎么划清界限。除非我们离婚，但我想，不管是我还是他都不会起这方面的念头。那就只能是我们其中一个离世了，这个也许你们可以期待一下。”

后来，孔祥瑛便因为不能划清界限这件事而遭到贬职，校方让她去担任地理老师。钱伟长觉得连累了妻子，心里更加过意不去，孔祥瑛却说：“我很喜欢地理呢。你知道我对历史有些研究，那是一个国家的时间线，而地理则是一个国家的空间线，这样更能使我全方位地了解我们的祖国。”

愿这个世界有天堂，愿你在那里安歇

返魂无术恨悠悠，一点灵犀竟此休。

——钱伟长

头疼脑热总会痊愈，又是一片大好河山。

人生就像是不断地重复轮回，“文革”结束之后，钱伟长再次得到国家重视，开始了多项科研工作，四处授课讲座，生活被学术塞得满满当当的他还抽空治理了发脾气的马尾港和黄河，捎带手还发明了“钱码”，被邓小平总理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的终身校长。这一切使得他根本抽不出时间来陪家人。

时光如白驹过隙，几蹿几跳，人这一生就不觉走到尽头。

一直到钱老八十岁的时候，他还坚持在科研和教学的前线，我们常说岁月不饶人，他是不饶岁月。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学校也尽量少给他添置工作，但他把多出来的时间都用在了另外一件事上。

他开始回忆和总结自己的人生。

孔祥瑛发现钱伟长开始写自传的时候，他已经写了四五万字的手稿，孔祥瑛本身是中文系出身，就主动请缨，要协助丈夫完成这本沉淀了他人生风雨的传记。钱伟长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写作，但已经退休的孔祥瑛却把全部时间都奉献在这上面，戴着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校对。自传完成之际恰逢钱老八十岁寿辰，孔祥瑛回忆起自己曾经读过四叔钱穆写的《八十忆双亲》，便建议丈夫把自传的名字改成了现在读者普遍熟知的《八十自述》。

1993年，钱伟长、孔祥瑛夫妇合影。（新华社）

孔祥瑛在九十多岁的时候患病住进上海一家医院。从此，每天下午三点半，就成了钱伟长去医院探望妻子的专用时间。两只枯萎的老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有一种说不出的浪漫。

有一次，钱伟长在北京开会时不慎中风，住进北京医院。可钱老坚决要求回上海治疗，院方考虑到他的身份和病情，无法答应他的请求。钱老只好说：“你们医院的医疗不民主，我钱伟长死也要死个明白。”医院无奈，只得设法把他送回上海。回到上海华东医院后，钱老稍作休整，就赶去看已经病重的孔祥瑛。他放心不见妻子，一个声音在他心里不住地嘀咕着，仿佛每一眼都可能成为最后一眼。当时孔祥瑛的病情已经加重。

2001年，孔祥瑛没能和病魔达成协议，离开了这个世界。

钱老总说：“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不信鬼神。”但当他在回忆起妻子时却声音颤抖地说：“我现在多希望这个世界有天堂的存在，在那里，祥瑛还活着。”

笔者也深深地期望，真有那么一个天堂所在，在那里，已经逝世的钱老还跟老伴孔祥瑛在一起，再也没有什么能将他们拆散。

上海奉贤滨海古园中钱伟长夫妇的铜像相依相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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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授权转载自蝌蚪五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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